"中国哲学史"百年回顾
从现代知识谱系来看，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科。1914年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开始进人人们的视野。中国哲学史真正确立起现代学科的身份，大概要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算起。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界出版了几部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1931年，下册1934年）和《中国哲学史新编》（7卷）、劳思光的《新编中国哲学史》（3卷）、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3册）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等,这些哲学史著作从不同的角度诠释和定义了中国哲学史的内涵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性质。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全书只写到先秦部分，并不是完整意义的中国哲学史。余英时认为,这本书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具有新典范的意义。劳思光认为，这是一本“开新纪元”的书。它大致确立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书写的一些基本规范。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以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来给中国哲学史分期,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陈寅恪在审査报告中评价此书对于中国古代学说具“了解之同情”。冯友兰在1949年以后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做了两次尝试,也出版过两册《中国哲学史新编》，他后来都不满意。到80年代以后，冯友兰开始重新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在1990年完成7卷本的巨著。
冯契区分中国古代哲学传统和近代哲学传统，认为两者虽然有连续性，但重要的是有断裂性。对于古代哲学家，需要注重把握各个哲学体系中包含的认识环节，把它们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揭示其中的逻辑线索。中国近代哲学家所处的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他们的思想常常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来不及形成哲学体系,这样,对近代哲学史的研究就需要考察每个哲学家的独特贡献。
上面列举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各有特点，也各有所长。中国哲学史著作是百年来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的一个侧影，不同时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大致体现了不同时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水平。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出现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涉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中国哲学的内涵、特性等话题。在这些学术争论中，关键词之一是“中国哲学史”概念。我们不禁要问:人们在哪些意义上使用“中国哲学史”概念？不同的概念用法将给中国哲学史学科和中国哲学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已经有不少学者在试图重新理解中国哲学史概念和把握中国哲学史研究趋势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以推进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例如，有学者在研究方法论上提出反向格义说,提醒人们警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机械地、错误地套用西方哲学概念、理论的危险性。有学者使用“哲学思想史”概念，一方面肯定中国人处理人生道德问题的做法是哲学的，另一方面努力把哲学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与此思路相类似的是，有学者就19-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提出“以哲学史为重心的思想史研究”。有学者指出80~90年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呈现出从“认识史”到关注形上智慧和生活世界的趋向。本文试图回到金岳霖对“中国哲学史”概念的界定，并尝试对此概念提出新的解说。
两种中国哲学史概念
金岳霖在给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审査报告时提出两种中国哲学史概念,一是“中国哲学的史”，二是“在中国的哲学史”。他的原话是:“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均与普遍哲学的实质与形式相同，那种思想当然是哲学。如果一种思想的实质与形式都异于普遍哲学,那种思想是否是一种哲学颇是一问题。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或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思想，都给哲学史家一种困难。‘中国哲学’，这名称就有这个困难。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陈卫平把这个问题称作“金岳霖问题”。在金岳霖的时代，很多人把西方哲学当做普遍的哲学看待，中国有没有类似西方的哲学？我们能不能写出一部类似西方哲学史的中国哲学史？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就引出金岳霖的两种中国哲学史概念。“中国哲学的史”是指讲出中国哲学特性的哲学史。“在中国的哲学史”是指用西方哲学的观念、理论、方法来解释中国的哲学观念、文本的哲学史。
从上述两种概念出发，引出两种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态度：“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按照金岳霖的看法,照第一种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难度很大,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他给出的理由有两个:第一，现在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西学的影响,学者在写哲学史的时候不免夹杂着西方哲学的因素。第二，即使我们原原本本把中国人的思想写出来,不夹杂着现代人的评价和西方哲学的印记，这种思想史是不是可以称为中国哲学史仍然是一个问题。
照第二种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写出来的是“在中国的哲学史”，这种书写方式是可行的，而且是现实的，学术界已经有现成的例子，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两个例子。金岳霖继续对第二种书写态度做出区分，认为书写“在中国的哲学史”可以有两种书写进路,一是可以根据某一种哲学观点、某一个哲学流派来写中国哲学史，二是可以根据普遍哲学的形式或方法来写中国哲学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前者的例子，他大致是用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观点来写的。金岳霖说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他接着说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哲学既离不了成见,若再以一种哲学主张去写哲学史，等于以一种成见去形容其他的成见，写出来的书无论从别的观点看起来价值如何，总不会是一本好的哲学史。”⑧金岳霖认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不是一部好的哲学史，用某种哲学流派来写中国哲学史，难免产生用该种哲学或主义去套用、裁剪中国哲学的情况，容易异化为“主义的宣传”。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大体上是后者的例子。冯友兰说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他用西方哲学的框架来整理中国的学问。他梳理出的西方哲学框架由三部分组成，即宇宙论（包括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包括心理学、伦理学、政治社会哲学等）和知识论（包括认识论和论理学），这成为他书写中国义理之学的基本思路，这个框架和张岱年关于中国哲学区分的思路稍有不同，张岱年认为,中国哲学中与西方哲学相当的部分为宇宙论或天道论、人生论或人道论和致知论或方法论，中国哲学家讲的修养论与政治论则属于中国的特殊哲学，非西方哲学所能涵盖。®金岳霖认为，冯友兰此书“确是一本哲学史”，但是他没有进一步说这是一部好的哲学史。
劳思光也对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提出批评，认为胡适的哲学史著作没有哲学的成分，有史的成分,书中内容大部分是材料的考证和常识性的评论。冯友兰的哲学史著作与之不同，有哲学的成分，但是没有“中国哲学”，没有接触到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他的书中的哲学的成分“主要只是新实在论的观点与早期柏拉图的形上学观念”®。劳思光自己书写中国哲学史著作不仅要写出哲学,而且要写出中国哲学的特性。他主张运用“基源问题研究法”来找出每一家哲学的基源问题，将与之有关的哲学理论做一个重新的展示和叙述,进而发现哲学史的演变历程和哲学发展的趋势。劳思光的观点大致相当于金岳霖所说的第一种书写态度，即书写“中国哲学的史”。
金岳霖提出了两种中国哲学史概念（或两种中国哲学概念），但他自己没有去写中国哲学史，却写出了《论道》、《知识论》、《逻辑》等哲学著作。晚年冯友兰用金岳霖的两种中国哲学概念来评论金岳霖的著作论道的体系确切是‘中国哲学’，并不是‘哲学在中国’。……金岳霖的《知识论》和《逻辑》，都是体大思精的著作’但它们都是知识论、逻辑在中国，而不是中国知识论和逻辑。”®冯友兰对金岳霖的哲学著作的评价是否恰当是另外一个问题，他的评价标准是两种中国哲学概念，这使我们看到“金岳霖问题”的深邃性。晚年冯友兰在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绪论时还使用金岳霖的两种中国哲学史概念，他说‘中国哲学史’讲的是‘中国’的哲学的历史，或‘中国的’哲学的历史，不是‘哲学在中国’。我们可以写一部‘中国数学史’。这个史实际上是‘数学在中国’或‘数学在中国的发展’，因为‘数学就是数学’，没有‘中国的’数学。但哲学、文学则不同。”尽管金岳霖先前已经挑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的是“在中国的哲学史”，但是冯友兰在写《中国哲学史新编》时用中国数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作比较，点出书写中国哲学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写出“中国哲学的史”，而不是“在中国的哲学史”。照金岳霖的思路,《中国哲学史新编》虽然提出书写“中国哲学的史”的目标，但是最终呈现给读者的仍然是“在中国的哲学史”。
第三种中国哲学史概念
在金岳霖关于两种中国哲学史概念的论说背后，隐含着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即把哲学视作理论和概念体系，哲学史的书写是叙述不同哲学流派的基本概念、理论的演化和发展历史。无论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都以书写哲学理论为主旨,不同之处在于对哲学理论的界定不同，前者把中国自身的义理之学视为哲学理论,后者把用西方哲学诠释中国思想的结果视为哲学理论。劳思光说哲学史的主要任务原在于展示已往的哲学书写。”“哲学史既是一种‘史’，又是以理论为其记载内容的，而整个哲学史的功能,则在于描述人类智能之发展。”冯友兰说:“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一个任务，就是从过去的哲学家们的没有形式上的系统的资料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找出他的思想体系，用所能看见的一鳞半爪,恢复一条龙出来。”劳思光和冯友兰对哲学史的理解大体一致，书写哲学史就是要关注哲学理论或思想体系。金岳霖的两种中国哲学史概念也立足于此种理解。
如果回到哲学概念的内涵，发现哲学不仅表现为概念系统和理论体系，而且还意味着哲学活动或哲学实践。罗素说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舒斯特曼（RichardShusterman)在当代美国哲学界试图复兴哲学实践的传统，他说通过将哲学描绘为具体的生活实践而不仅仅是抽象的理论，哲学可以变得与更多人更有关系、在社会上更有影响、且自身更为丰富和更有活力。”这些说法表明哲学不能等同于哲学文本中的概念和命题的集合，哲学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时代精神紧相关联。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既可以是对已有的哲学理论和概念系统的书写，也可以是对以往哲学活动的书写，笔者把后者称为“做中国哲学的史”。这里的“做中国哲学”至少包括两个含义:第一，指中国哲学教授或哲学家从事中国哲学的学习、教学、研究、创作活动，组织专业学会、参加学术会议、编辑哲学刊物等，他们在做中国哲学的过程中,诠释巳有的哲学理论或创作自己的哲学;第二，指中国哲学家或普通人或者后学在行动中实践他或她信奉的或创作的某种中国哲学理论或主张，化哲学理论为实践，做到知行合一。如果将来的中国哲学史能把这两层哲学活动书写出来,那么中国哲学史研究将呈现出更丰富、更生动、更立体的面貌。
金岳霖所说的“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讲的是哲学概念、哲学理论展开的历史，看到的是哲学流派的更替、哲学问题意识的转换等。“做中国哲学的史”讲的是哲学活动、哲学实践的历史，注重哲学家的生活背景和时代背景，考察他们的学术交往,考察哲学理论的实践转化等等，对这类哲学史的研究更多带有历史研究的特点。笔者把它看做第三种中国哲学史概念，作为对金岳霖所说的两种中国哲学史概念的补充。从第三种中国哲学史看，“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这句话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加以诠释,第一，“哲学史是哲学理论的展开，哲学理论是哲学史的总结”，这句话侧重于诠释哲学理论的创作与哲学史的关系;第二,“哲学史是哲学实践的展开，哲学实践是哲学史的总结”，这句话侧重于诠释哲学实践与哲学史的关系。
“做中国哲学的史”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有何意义？笔者认为，这种哲学史更契合中国哲学的传统。中国的哲学家很少是书斋里的哲学家，大多是生活中的哲学家。他们注重在日常生活、伦理生活、政治生活中呈现和实践他们的哲学，通过讲学、教授学徒、推行礼俗等方式来和普通民众沟通。他们进行一些理论性的思考，创造一些哲学术语,说出一番哲理或人生体悟,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运用哲学,洞察人事，与人分享智慧。“做中国哲学的史”就是要描写这样一种哲学活动的历史,呈现中国哲学的实践性。韦政通说，我们现在把先秦诸子称作哲学家,“但他们主要的任务并不是想建立一个哲学系统,且以学问传世的。支持他们生活最强烈的因素是用世，是直接参与政治并影响社会，他们对政治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能遇明主采纳他们的意见、实现他们的抱负,才是人生最大的愿望”。中国哲学的实践品格与西方哲学的思辨品格有很大的差异，“做中国哲学的史”也许更能传达出中国哲学的智慧。
现代的学科体制把哲学家局限在大学讲堂上，隔离了哲学与日常生活和普通民众的联系，中国哲学史成为学院内知识分子的学术话语,在大学讲堂上和教材中演化为一套知识谱系。对于许多人来说，学习中国哲学史，不再是享用中国哲学的智慧，而是掌握中国哲学史知识。用金岳霖的话说他懂哲学,却不用哲学。”“做中国哲学的史”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这种困境，给人呈现如何做哲学、如何用哲学的历史。《通向哲学的后楼梯》的作者威廉•魏施德指出，人们拜访哲学家，学习哲学，可以走哲学家的前门，使用前楼梯，也可以走哲学家的后门,使用后楼梯。有的时候，走前门是有危险的拜访者可能会意外地停留在用来装饰大门、前庭和楼道的吊灯下,停留在地图前和雕刻着神像的柱子旁边,而未能登堂人室。”走哲学家的后楼梯的好处是：“后楼梯没有装饰，没有任何可能分散拜访者注意力的东西。因此,有时它倒能更直接地把我们带到哲学家的家里。”“做中国哲学的史”有点类似这里所说的“后楼梯”，有的时候，它比其他的偏重理论叙述的中国哲学史更容易触摸到中国哲学的精神。
在近年来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争论中，固然有学者质疑中国哲学概念的正当性，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要正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哲学界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哲学？应该如何做出原创性的中国哲学？“做中国哲学”的问题巳经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如果我们能够写出一部“做中国哲学的史”，那么，它将改变人们对于哲学史的认识，便于人们真切了解中国哲学的特性。
笔者在此举一个贺麟的例子,说明哲学史书写中注重哲学活动的重要性。贺麟的新心学有新黑格尔主义的印记,也有宋明新儒学的成分,几方面的思想资源结合在一起。笔者通过哈佛大学所藏的霍金（WilliamErnestHocking)与贺麟的通信档案发现,贺麟在创作新心学的过程中，得到了他的哈佛老师霍金的支持和鼓励。贺麟在1945年9'月25日致信霍金,谈到他担任中国哲学会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主席一职，正在主持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工作。他说这些已经出版和正在出版的译著目前在中国激起一股富有活力的黑格尔哲学运动，这多少受到您的哈佛教导的启发。这个黑格尔哲学运动和宋代的新儒学结合在一起，将成为主导性的哲学趋势，成为新中国的精神指导。”霍金在1945年10月24日回复贺麟的信里谈到,他最近在《哈佛亚洲学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朱熹哲学的论文即《朱熹的知识论》，“意识到富有活力的唯心论植根于新儒学传统，你的来信确认了这一点：唯心论的根基已经长出新的果实。我对此非常满意”。霍金所说的唯心论指新黑格尔主义的唯心论，这个唯心论和儒家的传统享有一些基本的共识，两者可以互相吸收和借鉴’儒学在新黑格尔主义的刺激和帮助下，将会开展出新的局面,在这方面，贺麟的看法得到了霍金的肯定。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离开霍金的新黑格尔主义哲学来理解贺麟的新心学。从中国哲学史书写来看，“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在书写贺麟的新心学时可以不用讨论霍金与贺麟之间的书信内容和思想交往，但是，对于“做中国哲学的史”的书写者来说，霍金与贺麟之间的往来书信将是展示贺麟新心学思想来源的一个极好的文档，是对贺麟哲学的一个生动注解。
“做中国哲学的史”的例子
如前所述，“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主要叙述的是哲学概念、理论的展开过程，所以,那些没有哲学理论体系的哲学家和没有结出理论成果的哲学探索是很难进人这样的哲学史的。在“做中国哲学的史”中,任何有意义的哲学探索和努力都将得到再现。笔者这里举一位美国汉学家博晨光（LuciusC.Porter,1880~1958)作为例子,说明西方汉学家如何参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建，如何在与中外学者的交流中推进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哲学的认识的。
博晨光曾担任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首任总干事,与胡适、顾颉刚、冯友兰等中国学者的交往十分密切,例如，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与博晨光相识，当时博晨光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讲座教授(DeanLungProfes¬sorofChinese,1922~1924年），冯友兰回国以后接受博晨光的邀请，到燕京大学任教两年多。他们有一些合作翻译中国哲学史资料的计划,但是后来只完成了《庄子•天下篇》的翻译。®博晨光的哲学著述较少，包括AidstotheStudyofChinesePhilosophy(《中国哲学研究手册》,YenchingUni¬versity,1934)，TaointheLunyu(《论语》中的道，YenchingUniversity,1939),AConversationwithConfucius(《对话孔子》，PhilosophyEastandWest,Vol.1,No.2July1951)等，但是他参与很多哲学活动。遗憾的是，1949年以来，中国哲学界忽视了他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贡献。笔者在此通过他与友人的书信来说明他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对中国哲学史的贡献。
博晨光认为，在中国大学的哲学系里,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应该成为主要任务。他在1936年7月20日致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霍金的信里提到,他寄给霍金1935年燕京大学哲学系的课程目录，此目录和美国大学的哲学系的课程目录较为类似，他说燕京大学正在重组课程，希望霍金提供关于哲学课程设计的修改建议。“重组的目的是希望中国哲学成为该哲学系的主要工作。我们想把西方思想和在中国思想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本土思想嫁接起来。为达到此目的，我希望我们能把西方思想史上的材料和在早期中国人那里显现出来的不同的哲学问题联系起来。”他在此信里问霍金:“你认为在西方哲学中，哪些哲学家或哲学观点对中国学生来说是有价值的?”博晨光想介绍西方哲学史上的主要理论到中国,选择一些哲学家或哲学流派，他们对中国学生来说是最需要了解的。@博晨光在1936年6月17日致霍金的信里，也提出类似的问题多大程度上的西方思想史对于具有现代头脑的中国学生来说是必需的?”®在博晨光眼里，中国哲学而不是西方哲学应成为哲学系的重心，西方哲学应是在参考的意义上被介绍给中国学生。
在致霍金的信里，博晨光批评说，没有西方人会很谦虚地称他们的哲学为“西方哲学”，因为他们假设在西方之外,没有哲学史。®他显然不同意“没有中国哲学”的看法，认为中国哲学有其特殊内涵，不能因为西方哲学家的偏见而遮蔽中国哲学的成就。他多次回到美国大学的课堂，向美国学生介绍中国哲学。他曾两次受邀到哈佛大学开课。他于1928~1929年访问哈佛时开设的课程为两门：中国思想概论（surveyofChineseThought)、孟子人性论和政治哲学（MenciusonHumanNatureandPoliticalPhilosophy)0®1931〜1932年，他又受邀到哈佛讲课，开设的课程有三门：中国思想概论、孟子人性论和政治理论、1600年以来远东思想史（中国和日本）。®他还是陈荣捷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的三位评阅人之一。
当博晨光在中国的时候，向美国哲学教授去信讨教哪些西方哲学流派是中国学生必须了解的;当他在美国的时候，跟美国学生和民众宣讲中国哲学。当然，他不满足于哲学的教学，而期望一个更高的目标，即创造新中国哲学：“我们感觉到，在燕京,如果我们可以创造一种哲学,把逻辑的推理、科学的方法和对道德、精神价值的欣赏融为一体,那么我们对中国做出了有效的贡献。”®尽管博晨光最终没有建构出一套中国哲学理论，但是他对中国哲学的教学、研究和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中国哲学的史”或“在中国的哲学史”中，博晨光是没有地位的，但是，在“做中国哲学的史”中,博晨光的哲学探索是值得一书的。把博晨光的贡献写进“做中国哲学的史”可以打破人们的一个偏见，即以为只有中国人在做中国哲学史研究。在通常的中国哲学史中,只看见中国哲学家的名字，外国哲学家的贡献似乎不值一提。博晨光的例子将大大改变人们对中国哲学史的认识。
简短的结论
第一，从现代学科的角度提出第三种中国哲学史概念，即“做中国哲学的史”。金岳霖对“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的区分，一方面凸显了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困境,另一方面预设了视哲学为哲学理论的看法,尽管他在别的著述中提出哲学的受用话题，凸显了哲学的实践性品格。从哲学理论和哲学活动的区分来看，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注重考察哲学活动的中国哲学史概念，即“做中国哲学的史”，这个话题扩展了“中国哲学史”概念的含义。
第二，从民族智慧的角度看，“做中国哲学的史”概念更贴近中国哲学的特性。从中国哲学的视域看，中国哲学家注重哲学的实践,注重知与行的合一，注重知识与智慧的统一,中国哲学史的书写在注意哲学理_的逻辑发展时，更要注意哲学实践的现实展开：哲学的实践不仅包括哲学家之间、哲学家与非哲学家之间的论辩和交往、哲学家的讲学活动、哲学家对自身哲学的践履等等。把这些哲学实践纳人中国哲学史，更能体现中国哲学史的不同于西方哲学史的特色。通过对“做中国哲学的史”的书写，可以唤醒人们过一种哲学生活的兴趣，开启人们实践哲学、体察智慧的情趣，从而赋予我们一种新的眼光审视哲学的意义和中国哲学的当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