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概念经常混用，学术界、学术管理部门与各级政府部门仍在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哲学社会科学”是学术管理部门使用的概念，在当时体现了建国后的50年代向苏联学习的特征，而“人文社会科学”概念是现代科学共同体使用的学术概念，是科学共同体的内部学科分类意识的体现。这两个概念指称的对象基本相同，于是不同场域的概念双轨现象就产生了。这种概念双轨现象是不同场域内部不同逻辑运作的结果。特定概念只在自身场域中才具有合理性，擅自越出自身场域实现他场域的异地统治会产生概念的场域危机，从而引发学术管理部门与学术共同体的紧张关系，但学术管理部门以及许多学者不加区别地混用这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这种概念生态混乱的情形是到了历史反思的时候了。概念生态的混乱的一个主要表现就是没有注意到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概念双轨现象，也没有概念意识。
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所使用的概念没有明确的概念意识。所谓概念意识，就是对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与概念基本内涵进行分析，并注意其适用的范围与概念自身的变化及其与社会的互动。长期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概念意识是不强烈的。早在二三十年代，胡适和鲁迅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胡适在1920年的《提高与普及》的演讲中说：“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你，这叫做‘普及’。”[1]胡适对这种低层次的概念普及十分反对，主张对新名词进行深入研究。www.lw881.com1935年，胡适在《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一文中也说：“名词是思想的一个重要工具。要使这个工具确当，用的有效，我们必须严格的戒约自己：第一、切不可乱用一个意义不曾分析清楚的抽象名词……”[2]
而鲁迅在1928年的《扁》一文中的开头就说：“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函义。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3]鲁迅说的虽然是文艺界的情况，但对于学术界来说，概念意识同样重要。邓正来也曾指出，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知识界对“建构者与被建构者”的关系表现出了某种集体不意识，也就是中国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4]学术概念的集体不意识或者前反思性接受现象，实际上是学术缺少自主性的表现。而“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抽象名词也存在着邓正来所说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因此需要进行胡适所说的“分析清楚”的历史梳理工作。
“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学科概念在1955年提出，并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体制化方式存在。这个学科概念的产生受到了苏联学者30年代学科分类模式的直接影响，在中国语境中具有学科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双重属性。196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取消后，这个概念仍继续使用。1973年，这个学科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得到空前强化，其学科性则被遗忘。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自发形成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概念逐渐被遗忘，从而呈现出意识形态化的概念生态现象。对“哲学社会科学”概念演变的历史分析为重建科学共同体的学术自主性提供了一个当代概念的分析个案，也有助于建构科学共同体的概念认同意识与概念自主意识。
一、1955年学部制与“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体制化
“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新概念在1955年以前的中国文献里是找不到的。据蔡元培先生在《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之进步》一文中的介绍，国立北京大学在民国十年（1921年）决议成立四门研究所，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外国文学四门”。[5]蔡元培在1927年的《提请变更教育行政制度之文件》的第二个附件中，也是将“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文学院”、“教育学院”、“哲学院”等作为并列的机构。[6]在50年代以前，中国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并没有合并在一起。为什么在1955年突然就出现了“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新名词？通过部分材料的分析，我们发现这个新名词的产生与建国后文化教育方面的苏联化倾向有着直接的内在因果关系。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处长的黎澍在《认真清理我们的理论思想》一文中说到建国后许多词语都是由于俄语翻译而产生的，如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82年被译成《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而“资产阶级法权”、“爱国主义”等这些名词，也都是翻译未定，已经用滥了的词语。[7]黎澍的意思是说对这些名词应重新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主性。和黎澍揭示的情况相类似的是，“哲学社会科学”这个词语也是因俄语翻译而产生并接受下来的。
从学术意义上说，学术共同体自身是不可能出现“哲学社会科学”这样不符合学术习惯的概念的。哲学运用其哲学方法展开具体的学科研究时，有“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科学哲学”等学科，这些哲学分支学科主要是从哲学角度分别研究政治、文化、经济、历史、艺术、科学。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在世界学术中从来没有倒过来称呼的，如“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科学”等，这些名词作为一个学科的概念是不可能成立的。同时，从学术自身的逻辑来说，也只可能出现“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人文科学哲学”这些更大的哲学学科的分类，也就是说分别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中国“自然科学哲学”作为一个学科主要是指“自然辩证法”。而“社会科学哲学”、“人文科学哲学”这样的概念在世界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可，但在中国却很少提起，因为1955年有了“哲学社会科学”这个因俄语翻译而产生的概念后，“社会科学哲学”这个真正学科性质的概念反而很难产生了。[8]于是一个独特的概念生态现象就出现了。
从现有出版材料来看，“哲学社会科学”这一固定概念最早是在1955年提出来的。“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的产生和1940年“民族形式”概念的产生情况十分类似，都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据郭沫若介绍：“‘民族形式’的提起，断然是由苏联方面得到的示唆。苏联有过‘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号召。”[9]“哲学社会科学”这一固定概念同样也是受到了苏联的启发而产生的。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6年后，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学部，正式成立学部也是受到苏联的影响。竺可桢在1955年3月15日的日记中说：“从1953年2月去苏联学习科学院的组织后，才决定成立学部，分为数理化、生物地学、技术科学及社会科学4部门。筹委会共73人，成立以后就要建立集体领导机构。”[10]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宣告成立四个学部：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并选出了四个学部的常务委员会。[11]6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了《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报告中说：“解放以来，我们一直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着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特别在1952年与1953年之交，中国科学家和整个文化教育工作者一道更集中地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12]细读郭沫若工作报告，可以感受到当时学术的政治色彩，而“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以“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一体制化的形式出现了。
“哲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两个概念略有差异，前者是学科概念，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文科，而后者是一个文科规划与管理的机构，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执行部门。“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一出现就体制化了，从而具有与生俱来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中国科学院学部是当时国家在科技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负责国家的科技规划，而之所以成立中国科学院学部而不建立院士制，据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宣传部副部长的龚育之的介绍，是因为1953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回国后，想学习苏联的院士制，但是当时中国有些学科水平不行，于是就有了一个先不搞院士，先搞一个学部委员的想法。另外，传统的院士制有一个特点，叫“院士自治”，这样就可能发生科学自治与国家领导之间的矛盾。苏联建国初期就发生过这个问题，后来花了好大力气才逐渐解决。同时也不打算承袭国民党时期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制，而是另起炉灶，成立学部。搞了这么一个学部委员的制度，并不是说不搞院士制，而是搞院士制的条件还不成熟。[13]
因此从表面上看，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的直接起因是想要借鉴苏联从事科学规划与管理的经验，同时又根据自己的实际科学水平作了一个折衷的处理，先成立学部，等科学水平上去后再实行院士制。但实际上根据李真真的研究，暂不设立院士制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的院士权力太大；中国与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的科学家中党员少，科学家的思想体系还是旧的，还没有完成观念上的根本转变，这样很难保证党的领导，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甚至有人认为提出设院士是向党夺权，而设学部，其委员的条件及权力自然均可降低。而科学界内部的需求与党的政治目标的互动首先体现在学部制还是院士制的选择上，而这种选择本身既是这种互动的结果又蕴含了对学部的权利的限制。[14]在学部制与院士制的制度选择上，谢泳的研究也揭示了1948年的院士选举是学术超越政治，而1955年的学部则是政治干预学术，体现了对科学家的不信任，其学部委员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当时负责意识形态部门的主要官员都是学部委员，而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过程中往往比高层更左倾。所以从1948年的院士制到1955年的学部制标志着中国科学体制由落后代替先进。[15]
由于1955年的苏联科学院实行国际通行的院士制，并不是中国的学部制，所以“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个概念主要受到了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学者的学科分类模式的影响。只是这个学科模式在30年代的苏联也只是停留于文件的表述，而在中国一直没有将这个学科模式体制化，到1955年成立学部时才具有可能性。不过这个概念与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的制度模仿并没有直接的体制继承关系。
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哲学社会科学部”被陈伯达等人取消，而其他学部得以保留。后来物理学、数学、化学部以及生物学、地学部两个学部分成了四个学部即数学物理学部、化学部、生物学部、地学部。由于“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十年“文革”中被取消，但中国的文科总得有一个规划与管理的机构，所以在“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就是原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由于中国科学院是以自然科学为主的，当文科被取消后，1977年新成立的机构不再叫“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院”，而是直接叫“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体现了对“文革”中以教条化的哲学统治科学的一个反思与批评，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也说明当时执政部门决心改正错误，逐步实现学术管理的科学化。1993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不过这个时候，因为“哲学社会科学部”早就被取消了，所以也就只有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方面的院士，没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院士，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没有设立院士。“哲学社会科学部”作为一个体制机构虽然在1966年被取消了，但“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概念不但没有取消，反而得到更为广泛的使用。从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也可以看出体制与体制概念的不同社会意义。
从时间上说，为什么偏偏不迟也不早，要在1955年提出这个概念？这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第一，1955年文化教育界的政治形势。第二，建国后学习苏联的历史背景。
1955年正好是国内无产阶级大力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一年，特别加强对哲学思想的控制，也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继续大力开展的时期。
其次，“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产生在当时还有学习苏联的国际历史背景。这个历史背景就是建国后中国在一段时期中的苏联化倾向。1949年10月，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召开成立大会，总会长刘少奇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16]所以在50年代初期，中国全方位向苏联学习，这在当时缺少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历史情境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自然是十分必要同时也是必须的。
在当时向苏联学习对文化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中国学术教育体制的影响。特别是科学院的设立与1952年的高校院系大调整。张应强先生指出，中国科学院的模式是学习20世纪50年代苏联科学院模式的产物。科学院设立了一大批实体研究所，拥有一个完整庞大的管理层，科层化特征非常明显，实际上成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委。[17]在50年代初期，在中国工作的苏联顾问近10000名。在苏联顾问的影响下，苏联式的机构和管理方法也被引进来。这种机构变化尤其影响了教育和科研的进行。1952年，中国高等教育进行大规模改组，就是按照苏联的模式，而学者只好放弃以前熟悉的英语，中途改学俄语。[18]在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中，许多学科被取消，如撤销了大学里所有的社会学系。其理由有两条：一是认为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学科，无产阶级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社会学；二是认为社会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不存在社会问题……辩证唯物主义者只承认有社会科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承认有什么“社会学”。[19]吴国盛也指出，50年代院系大调整，将文科理科工科严格分开，大力发展理工科，轻视文科。正是从50年代开始，社会上出现明显的重理轻文思潮。[20]这样就摈弃了欧美的综合性大学模式，采用前苏联单科性的高校模式。就连许多自然科学学术刊物也要受到哲学思想的控制。如1952年龚育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批评《科学通报》忽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竺可桢于是与郭沫若商议从三卷开始，改变办刊方针，将已付印之稿收回，为此损失了数千元。[21]
第二、建国后在学术界用马列理论改造资产阶级思想，这也是直接学习苏联的经验。苏联十月革命后改革资产阶级思想，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也不例外，只是在方式上操之过急，让知识分子难以适应。对此，潘光旦在一篇文章中说到当时实际上是只能读马列的书，其他哲学的书不鼓励阅读。潘光旦说：“在我们中间，有些朋友可能对原有的大学还是不够放心，特别是在思想与理论的传授上担心教授们学习不够，怕他们在理论上出漏子，贻误了下一代的青年。所以在这次课程改革的时候，一遇到和理论有关涉的课程，这些朋友所反映的意见便特别审慎。如果有所主张，也好像是在暗示，马列的理论而外，其他的理论最好能尽量避免。教授们于学习马列的理论以后，当然会对它们有所批判。”[22]
第三、苏联的学科建设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直接影响。在苏联，社会学和心理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科学。中国当时也仿效苏联，阻止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自1953年苏联的几个心理学家到北大之后，所有西方的心理学说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只有苏联的学说才可以讲授。[23]
因此，在50年代的中国，存在着对苏联的科学管理体制与意识形态宣传全盘接受的现象，对苏联的理论在当时并没有进行细致的分析就被接受下来，而且没有很好地与中国的本土经验相结合，因而理论的教条主义现象十分明显。
二、1955年“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双重属性
从内容与性质上说，“哲学社会科学”在1955年产生的时候，这个概念就具有双重属性，即学科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学科概念。首先，我们来分析这个概念的直接来历和政治意识形态性。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对为什么叫做“哲学社会科学”作了一点说明。胡绳说：
“科学，一般说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把哲学和社会科学放在一起讲，但哲学并不属于社会科学，它既和社会科学有联系，又和自然科学有联系。”[24]
把“哲学”和“社会科学”放在一起讲，就成了“哲学社会科学”。表面上看，“哲学”和“社会科学”放在一起讲，似乎是两个并列的概念，但又不完全是并列的，而是基于并列但又具有从属性质。胡绳的这段话是典型的苏联的科学管理观念。胡绳说哲学并不属于社会科学，在学术上确实如此，不过胡绳也没有说出后半句话。也就是说，从学科上说，哲学当然不属于社会科学，哲学是属于人文科学的，但是倒过来，在当时50年代中国的特定历史情景中，社会科学却是属于哲学并由哲学来领导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受到哲学的引导和控制。当然，50年代的哲学是特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实际上是教条化僵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任院长的经济学家马洪对为什么叫做“哲学社会科学”也作了一点说明。马洪说：
“因为哲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科学，所以我们叫‘哲学社会科学’。”[25]
马洪的表述也是典型的前苏联的科学管理观念。照马洪的说法，其实还应该有“哲学自然科学”的概念。马洪实际上点明了在50年代，在中国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要受哲学的引导和改造，这种做法明显是受到了苏联的直接影响。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时并没有给“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下一个定义，当时就是把“哲学社会科学”当作文科来看待的，但却不使用传统的“文科”[26]概念而使用“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这主要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1955年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时，在现在看来，当时实际上有五个可供选择的概念，即“文科学部”、“人文社会科学学部”、“社会科学学部”、“人文科学学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但在这五个概念中我们选择了一个受苏联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如同院士制与学部制的制度选择一样，概念选择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问题，从概念选择中也可以看出建国后中国学术在走向体制化过程中没有很好地继承中国现代学术传统，反而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把自己的现代学术传统遗忘了。
胡绳和马洪的解释只是一个字面上的解释，实际上“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是从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一个文件中移植过来的。黎澍说苏联理论界在30至50年代曾经为中国理论界所推崇，这是历史事实。“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概念主要取自于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一个文件，但作了一点变动。据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龚育之介绍说，在1930年，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在一个《关于自然科学战线的决议》的文件中说：
“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对所有一切反马克思主义以及从而反对列宁主义的观点予以无情的批评，无论它们是怎样伪装起来的。”[27]
在1930年12月，红色教授学院的哲学和自然科学支部通过了一个决议，决议中说：“自然科学战线的状况同哲学战线的状况密切联系着。”[28]这实际上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自然科学。而“共产主义科学院把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任务同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任务，看成是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区别的”。[29]其实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这些论断在当时苏联国内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正因为共产主义科学院的主要缺点之一是脱离了苏联广大的科学界，过于封闭狭隘，过于强调哲学轻视科学，后来在1936年2月，共产主义科学院被并入苏联科学院。[30]丹尼尔•贝尔也注意到了苏联在30年代在学术领域中的冷战意识形态。贝尔说：“马克思没有说过自然科学是意识形态。不过，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声称存在着‘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无产阶级的科学’。因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作为‘唯心主义的东西’而受到了攻击。”[31]苏联在30年代以来的一个学科政策就是实行教条化简单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绝对控制。当时世界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这种冷战历史情景中，苏联的这个政策不可避免地为建国后的中国所效仿。但在这个效仿过程中，哲学被政治化了。
对此，在1980年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在一次会议上对我们长期以来的学术政策作了反思与自我批评。
胡乔木批评长期以来哲学书都是“照一个格式”[32]写出来的，这就是哲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表现。由于“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也使得这个概念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同时作为管理机构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在1955年6月成立后也相应地展开了许多意识形态领域改造与批判的工作。如1955年夏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连续召开“座谈会”，对梁漱溟的反动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是潘梓年。[33]正是因为这个概念的意识形态性强，所以龚育之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说自己有一个想不明白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自然科学十四条，文艺十条，高教六十条，都制定了，就是没有制定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条例，甚至都不记得有要制定这样条例的动议。大概是哲学社会科学同党的理论建设、理论斗争关系密切，情况复杂，很难把它当作一个业务部门的工作来制定条例吧”。[34]
另外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955年“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产生后，虽然它具有学科性特征，但是自然科学学者与人文社会学者对这个新概念的接受程度是不同的。以竺可桢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学者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仍然理解为传统学术界自身的“社会科学”概念，在内心深处并没有采用这个新概念。在1955年之后的竺可桢日记中见不到“哲学社会科学”这一概念，一直是用“社会科学”概念来代替“哲学社会科学”。因为在竺可桢看来，“哲学社会科学”其实就是原来学术界认可的“社会科学”。如1955年6月1日，科学院正式成立学部大会，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学部委员代表讲话，生物地学部秉农山，社会科学部陈援庵，数理化学部陈建功及技术科学部代表侯德榜讲了话。”[35]其实不是“社会科学部”，而是“哲学社会科学部”。而人文学者就接受了这个概念，并成为自觉的理论思维，如蔡尚思在一篇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应当是革命者》一文中说：“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要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首先必须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者。”[36]而且在1955年前后，当时中国科学院内部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这两个概念使用的主体是不一样的。
据谢泳的研究材料揭示，1953年7月21日，张稼夫在科学院第23次常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建立学部的完整设想，当时的想法是：“成立学部，以改善学术领导工作，扩大学术领导机构。拟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四部。”[37]1953年7月张稼夫在报告中使用的概念是“社会科学部”而不是“哲学社会科学部”。而在1953年的3月，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已经考察过当时苏联的科学院体制，“社会科学部”在科学院的内部会议中是在1953年7月首次被提出，但是后来在提交中央时就发生了变化，即由“社会科学部”变成了“哲学社会科学部”，这相当于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审查机制。据李真真研究揭示的材料，1953年11月1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就主张设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而1954年4月8日，科学院召开第一次学部主任会议，并宣告学术秘书秘成立，并设立了社会科学部。[38]由此可以看出科学院党组与学术共同体两者在概念使用上是不同的。中国科学院党组使用的是“哲学社会科学”，这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而科学院的学部主任会议与学术秘书处作为科学共同体并没有采用“哲学社会科学部”这个意识形态化的概念，而使用的是学术意义上的“社会科学部”。中国科学院在使用“社会社会部”还是“哲学社会科学部”上，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异，在不同场合下有交叉使用的情况存在。当然，1955年6月，科学院学部正式成立后，意识形态化的“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就逐渐代替了学术共同体的“社会科学”概念。
其次，“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也具有学科性特征，学科性是其第二重属性。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在1930年的《关于自然科学战线的决议》的文件中说：“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这是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学者在30年代的三类学科分类模式。后来，1944年，潘梓年在《学术自由的思想问题》一文中就明显沿用这一说法，文章说：“苏联的人民向来保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等等的民主权利……学术思想的自由，不能只是指自然科学来讲，是要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至哲学等一切学术思想来说的……同样的自然科学，在有些先进国家就发展得迟慢以至于停滞，在苏联等民主国家就发展得非常之快。”[39]潘梓年盛赞苏联是民主国家，而且可以看出潘梓年对苏联的政策十分了解，所以行文中有明显的苏联词汇。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这一学科分类模式在40年代被毛泽东采纳。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毛泽东在成立会上讲话说：“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导下去改造自然界，这里的‘社会科学’当然首先是指马克思主义。”[40]实际上在建国前已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者联系在一起了，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关系。建国后中国政府机关也一直沿用前苏联30年代的表述方式，如在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的文件，文件中说：“在自然科学方面，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等领域中都有新的创见……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所表现的飞跃的进展。”[41]再如当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在1956年5月26日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报告中说：“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领域里，阶级斗争也是比较明显的。胡适的哲学观点，历史学观点，教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大家都批判过了。批判胡适，这是阶级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反映。……在自然科学领域里，虽然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自然科学工作者却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从前，在一部分自然科学家中间，有过盲目崇拜美国的思想。在一部分自然科学家中也有所谓“非政治化”的倾向。批判这些错误的东西也是完全应该的。”[42]这些学科表述方式与30年代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的学科表述方式相同。俞伟超先生晚年在病床上回忆学科分类说：
“关于‘人文科学’，这个说法是最近变得突出起来的。过去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中没有‘人文科学’的分法，过去我们称‘社会科学’，也就是科学体系中区别于自然科学的部分，都归作是‘社会科学’。这是根据苏联的科学分类而来的。这个词在苏联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43]
俞伟超先生的晚年回忆基本正确，但不太确切。“社会科学”这个概念在1871年的俄国，在由恩•弗列罗夫斯基撰写的《社会科学入门》一书中也已经出现了，[44]并不是在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联出现的是将“哲学”与“社会科学”并列的情况。
因此可以看出在前苏联的表述中“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者之间既是并列的学科概念，但同时把“哲学”放在最前面，是实现哲学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控制。到了中国以后，只是把“哲学”与“社会科学”合在一起讲了，也就是胡绳说的我们是“放在一起讲”的，而苏联是并列分开的，但实际上概念的分开还是并列并无实质的区别。这里的“哲学”用学术的视角来分析，实际上是“人文科学”的代名词。不用“人文科学”这一概念而使用“哲学”实际上完全背离了中国学术界自身的现代传统，完全受到了苏联的影响。一个完全依照学术逻辑的学科分类的表述方式一般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而不是“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这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学科分类模式在中国现代学术界早就得到普遍的认同。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1941年的《大学一解》一文中说：“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分。”[45]潘光旦在1946年出版的《自由之路》一书中也提到大学教育应增加共同必修的科目，此种科目应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基本课程，尤其重要的是人文科学。[46]在三大学科中，潘光旦最重视的是人文科学。胡适也是如此，胡适在三大学科中，最注意的也是人文科学。唐德刚说胡适，“胡先生谈话时总是用‘人文科学’这一名词。我就很少听到他提起‘社会科学’，更未听到他提起过‘行为科学’这一名词。‘社会科学’是个什么东西，他不太了了。”[47]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情景中这三个学科变成了前苏联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或者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这些学科概念表述中，“人文科学”这个概念都被政治意识形态化教条化的“哲学”代替了。
其实中国学术界早在20年代就使用“人文科学”的概念，如1922年，在上海私立大同大学的《大同大学章程》中规定，大学理科第一年所读，须有国学1学程，英文1学程，德文或法文1学程，及人文科学1学程。[48]梁启超在1923年的一部书中也谈到了自己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类的观念。梁启超说：“清儒颇能用科学精神以治学，此无论何人所不能否认也。虽然，其精力什九费于考证古典，勉誉之亦只能谓所研究者为人文科学中之一小部分，其去全体之人文科学已甚远。若自然科学之部，则欲勉举一人一书，且觉困难。”[49]梁启超在20年代就具有了“人文科学”的学科观念，说明其学术视野的宏阔。所以朱红文说：“完全用社会科学取代人文科学，否定“人文科学”这一概念存在的必要性，这种反人文科学的观点是我国和前苏联学术界的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这种观点的产生和盛行是唯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它坚持一种狭隘的科学观，一种直线的、机械决定论的社会观，幻想或总想建构一个简单明了、便于计划和操纵的社会世界。[50]不过更确切地说，在50年代的中国和前苏联是用“哲学”来代替“人文科学”，而不是用“社会科学”来代替“人文科学”，于是“人文科学”概念被逐渐遗忘。概念的选择也是一种学术支配权的争夺。邓正来认为，学科的制度化进程也关涉到中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边界划定以及隐含于其间的支配争夺问题。[51]因此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建构过程中，除了对建构者的被建构状况需要进行反思以外，对于学科之间的权力争夺与概念的使用也需要关注。
虽然“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学科与政治意识形态混合的概念，而且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但是当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立后，作为一个文科的学术规划与管理的机构，还是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了不少贡献。
由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是当时文科最高管理与规划的机构，为国家的总体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但当时的一些政治野心家为了实现政治阴谋，想要取消“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如黎澍说：“陈伯达在1965年先后两次向科学院正式提出取消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各研究所，遣散全体研究人员……1966年，‘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大搞现代迷信，最怕社会科学。他们全盘否定解放以来社会科学的成绩，采取各种野蛮手段，砸烂研究机关，取缔学术团体，毁弃大量科研资料，禁止写作和发表学术著作。”[52]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作为一个机构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被取消了，不过“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仍然继续使用并且在1973年沦为一个单一化的意识形态概念。
1955年提出“哲学社会科学”概念以后，其学科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双重属性是共存的。学科性的发展时好时坏。在有些年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得到较好的贯彻实行，如1956年4月“双百”方针提出后，在1956年8月由中国科学院与高等教育部联合组织在青岛开学术座谈会，于光远在会上强调“哲学应该更多地向自然科学学习，不应该站在自然科学之上向自然科学发号施令。哲学家一定要向自然科学家学习。哲学只有向科学学习才能指导科学。”[53]于光远实际上是纠正以往哲学对科学盲目发号施令的不合理现象。
但随着政治左倾现象的加剧，“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越来越得到强化，而概念内在的学科性就被遗忘了。关于“哲学社会科学”概念，在1973年终于完全沦为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概念的内容。
三、“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场域性启示
“哲学社会科学”概念的产生与存在有其历史原因，这个概念主要是受到苏联学科分类模式的影响，在当时没有经过分析就接受下来了。在1955年的中国语境中，这个苏联式的概念一进入中国就被体制化了，而人文社会科学在其体制化进程中特别需要继承自身的现代学术传统，包括自身的现代学术概念，从而逐渐形成良好的概念生态与学术自主性。在中国语境中这个概念的学科性与政治意识形态性的双重属性将会长期共存，这个概念与“人文社会科学”概念在不同场域也将长期共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迅速，但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管理还停留在1955年的水平。当前中国学术的混乱现象与学术管理体制的落后有其内在联系。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许多管理人员并没有相应的概念意识。当然，不是说“哲学社会科学”这个概念不能使用，实际上，我们应该继续使用这个概念，但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应有明确的概念意识，要明白这个概念不是一个学术概念，它只是政府部门使用的用于学科管理的专有概念，而学术界内部，则应使用“人文社会科学”这一学术共同体认同的概念，而一个求真的学者整天念叨“哲学社会科学”，无疑也是缺乏概念意识。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不同的场合也得说不同的话，这也是“哲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不同场域的概念对学术管理部门与学术界的当代启示。
[1]胡适《胡适全集》第二十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2]胡适《胡适全集》第二十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页。
[3]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4]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6—47页。
[5]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13页。
[6] 同上，第420页。
[7] 黎澍《黎澍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另见1988年5月6日《人民日报》。
[8] “社会科学哲学”这样的学科概念在中国一直到80年代以后才产生，后来才逐渐被学术界意识到还有这么一个学科的存在。如[美]r•s•鲁德纳，《社会科学哲学》曲跃厚、林金城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另外参见欧阳康主编的《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原文题为《“民族形式”商兑》。苏联的这个号召是出自《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10]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三册，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2页。
[11] 王亚夫、章恒忠主编《中国学术界大事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269页。
[13] 龚育之、王志强《科学的力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5—88页。
[14] 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4期。
[15] 谢泳《1949年后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从院士到学部委员》，《开放时代》，2005年第6期。
[16] 同上，第4页。
[17] 杨东平主编《大学之道》，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18] [澳大利亚]约翰•默逊编著， 庄锡昌 、冒景珮译《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109页。
[19] 邓伟志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社会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20] 吴国盛《让科学回归人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7页。
[21]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三册，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页。
[22]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原载《光明日报》1950年6月1日。
[23] [澳大利亚]约翰•默逊编著， 庄锡昌 、冒景珮译《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114页。
[24] 胡绳《胡绳全书》，第三卷，（下），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5页。这是胡绳于1986年在中宣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举行的报告会上的讲话。
[25] 马洪《开创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局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这是马洪在1982年11月，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座谈会上的讲话。
[26] 如在《江苏教育总会上学部请改南菁学堂为文科高等学校书》（1907年）中说：“今学政已改设提学使，分驻宁苏两省垣，江阴僻在一隅，交通亦不甚便，似不如去高等廓落之名，而存文科优美之实，彬彬文学之风。”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98—599页。不过，1907年的文科主要是指传统的文史经学。
[27] 龚育之《科学•哲学•社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104页。 另见《龚育之文存》，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4—1527页。
[28] 龚育之，《科学•哲学•社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29] 同上，第105页。
[30] 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9—1533页。
[31]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6页。
[32] 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1—132页。这是胡乔木于1980年5月2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上的报告。这次党代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会。原文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根本任务》。
[33]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页。梁漱溟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批判会上提交的发言草稿题为《准备向潘梓年先生谈的话》，文中一开头就说：“所有现在对我的批判是说给广大群众的，还是说给我的？是要肃清我和我的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还是要使我得到改造？我想二者兼有，而主要是在前者。后者虽亦在要求之中，却不能不居于次要，因为那显然不是马上可得的事。”
[34] 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1页。原文题为《几番风雨忆周扬》。
[35]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5页。在另外的日记中，如1955年6月22日记载，4个学部在北京向苏联代表团提意见，竺可桢代表生物地学部，潘梓年代表社会科学部。见页572。其实潘梓年代表的是哲学社会科学部。在以后的日记中竺可桢都将哲学社会科学理解成社会科学。见第574页，第594页，第641页，第679页，第686页等。
[36] 蔡尚思《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37] 转引自谢泳《1949年后知识精英与国家的关系——从院士到学部委员》，《开放时代》，2005年第6期，原文出处见《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3年）》，第95页。
[38] 李真真《中国科学院学部的筹备与建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4期。
[39] 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225页。原文发表于1944年3月26日的《新华日报》。
[40] 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3页。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271页。
[42] 陆定一《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1页。原载《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1956年草拟了自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十二年发展规划也在拟定。（第508页）但官方没有人文科学的提法。如这个报告的主要报告对象是中国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没有提到人文科学家。
[43] 刘文锁《渐中语类——俞伟超先生晚年思想随录》，《东南文化》，2005年第4期。
[44]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
[45] 刘琅、桂苓主编《大学的精神》，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38页。
[46] 潘光旦《潘光旦文集》，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另外在第355页，潘光旦也说：“文法的学生应多习些自然科学，理工的学生应多习些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
[47]唐德刚《胡适杂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120页。在该书第47页，胡适自嘲说：“你看我们学人文科学的，我学了一辈子，现在还不知道在搞些什么呢？”
[48]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页。大同大学的人文科学课程主要是公民要义、哲理学、欧州学，可见以西方的学科为主。
[49]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页。1928年何炳松出版的《通史新义》的自序中就说明自己写这本书采用了最新的人文科学研究成果，持的也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学科的学科分类方法。
[50] 朱红文《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120页。
[51] 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7页。
[52] 黎澍《黎澍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53] 龚育之、王志强《科学的力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