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报告对与时俱进的内涵作出了明确规定：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1](P12)这里强调了时代性、规律性和创造性。如果把这一规定转化为学术问题，从学术上加以研究，既需要解释和说明，又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发挥。由此我们认为:所谓与时俱进，就是我们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符合人性发展要求，富于创造性。
体现时代性，也就是反映时代精神。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所谓体现时代精神，就是要抓住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且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普遍性的问题从空间上体现时代精神，长期性的问题从时间上体现时代精神，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从认识主体方面体现时代精神。一般来讲，凡是具有普遍性和长期性且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大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当今，我国各地都普遍意识到提高国民素质、开发人力资源、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的重要性。这实际上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的精神。
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马克思着重强调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方式、社会物质生活以及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相对比较“唯物”。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社会历史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唯心史观，创立唯物史观的任务就落到了马克思的肩上。要创立唯物史观，首先必须揭露唯心史观的实质要害及其理论局限，清除唯心史观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消极影响。在马克思看来，唯心史观的最大缺陷就是没有揭示和发现社会历史发展“动因背后的更深层的物质动因”，没有揭示和发现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的、根本的决定因素和力量。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力图深入到社会历史内部。
寻求和揭示‘动因背后的动因”，揭示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的和根本的力量，最终马克思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最终的决定力量。由于这一发现，马克思更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法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取得的初步理论成果是认识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市民社会就是物质的生活关系;在批判鲍威尔唯心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在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过程中，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在批判施蒂纳唯心史观的过程中，马克思强调要注重人所处的物质生活世界对现实的个人的影响。
但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马克思则坚持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的同时，着重强调“反作用论”、“合力论”和“相对独立性论”，相对比较“辩证”。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特别注重运用国家机器的手段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镇压，对此，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斗争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上层建筑、尤其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家机器的作用;与之相应，资产阶级思想家也从理论上攻击唯物史观，其手段首先是把唯物史观庸俗化，将其歪曲成机械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认为唯物史观只承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否认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然后再指责其片面性。这在社会上以及德国党内造成了恶劣影响。为澄清事实的本来面目反驳一些人对唯物史观的误解和歪曲，消除资产阶级思想家在理论上造成的混乱和不良影响，指引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马克思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现实理论斗争的需要，与恩格斯一起，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历史发展的合力推动等历史辩证法的思想。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明确强调立法所具有的重大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资本论》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马克思鲜明地强调政治权力的作用。马克思之所以强调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就是因为看到了政治权力对经济的重要作用。马克思甚至认为，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阶段，其研究和理论的视野主要是西欧社会，或者说主要是以西欧社会为背景而建立唯物史观的。之后，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发展的规律，最后预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然而，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敲响丧钟，反而经受住了经济危机的考验，呈现出増长的势头，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危机被新的发展代替了;与此同时，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内部出现了分化，革命运动走入低潮;而当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处于低潮之时，东方俄国却正在酝酿新的革命形势。
这种巨大的历史反差，迫使马克思去反思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为此，马克思力图扩大研究的视野，着手从历史时间的角度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原始社会，从空间上去研究东方社会的历史，以此来检验、修正、补充、丰富和完善唯物史观。首先是受人类学研究和摩尔根对古代社会研究的成果的影响，对原始社会进行研究。19世纪后期，人类学取得了重要进展，人们对原始社会的组织结构及其历史发展的特点有了科学的认识，也对社会历史的基础、发展途径和社会生产的特点有了全新的说明。马克思吸取了人类学研究的科学成果，并通过对原始社会的进一步研究，明确提出以下四种观点：()支配社会历史发展的双重法则。生产社会受生产劳动法则支配，而原始社会演变的支配法则不是建立在人的劳动之上的，它具有独立的演变基础，即是以自然选择和以人为目的的劳动为基础，社会历史发展受血缘关系支配，因而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只适用于生产社会，并不完全适用于原始社会;(2)劳动的双重性质。在生产社会，人的劳动受交换支配，以生产交换价值为目的，而在原始社会，人的劳动是受血缘共同体和血缘关系支配、以共同体和人自身的发展为目的的;(3)交往发展的辩证性。交往具有历史的独立性和非独立性，在原始社会，交往决定着劳动，劳动的性质是受交往关系决定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交往又受劳动决定;只有在自由人联合的基础上才能占有和支配社会生产力的成果，这时，交往才能成为个人全面发展的财富和根本力量。因而，交往经历了以血缘共同体关系为主导的原始阶段、以劳动交换为主导的棚阶段和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基础的阶段:⑷农村公社的臟越性。作为古代制度的农
唯物史观的创立，为马克思理解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野，使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成为科学。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使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有了新的理解。根据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必须寻求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寻求到了生产力发展的新的形式，但对人的发展的限制并没有真正改变。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作了新的理解：(1)共产主义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共产主义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资本主义现存的条件变成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主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条件一笔者注)，为此就必须消灭私有制;(2)共产主义具有“为人”的性质。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切生产和交往的条件都是为个人而存在的，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3)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这就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且有个性的个人才能真正确立起来。这就是说，共产主义既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在相关，它是社会对生产力总和以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占有，而这种占有也就是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也与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具有内在本质的联系。
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实践性当然是最主要的。然而，自我超越与自我批判也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本质特征之一，而且是马克思哲学具有生命力的关键所在。马克思强调实践，实践既是改变客体的活动，同时也是改造主体的活动;马克思哲学就是在不断批判和超越中确立的，也是在批判和超越中发展的。他经常对自己提出的哲学观点作自我批判，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清算自己曾经具有的哲学信仰和错误认识，而且反对别人把自己的观点当作标签和套语加以教条化，以及当作完美无缺的绝对真理加以固守。教条主义往往把马克思哲学的某些结论加以教条化，看似捍卫马克思哲学，实质在损害马克思哲学的形象。
一些人存在着固守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倾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么只是辩证唯物主义，要么只是历史唯物主义，要么只是实践唯物主义。这些哲学形态依然要继承和坚持，但也要随着时代、时间和科学的发展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马克思哲学就是由直观唯物主义走向实践唯物主义，由机械唯物主义走向辩证唯物主义，由历史唯心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当今处在知识经济时代和经济曰趋全球化的时代，也处在日趋走向以人为本的时代，人的主体在社会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求建立一种新的哲学形态。至于这种新的哲学形态究竟是什么，需要经过探索和研究来确定，但建构哲学的当代形态己成为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哲学，目的之一就是运用其科学有效的方法论来分析和解决当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这里就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认为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区别方法、问题和结论。马克思哲学包括方法、问题和结论三个基本层次，我们更需要的是马克思哲学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而不是某些具体的结论。一些人往往重马克思哲学中的某些具体结论，而轻视其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有害的。1917年十月革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强调阶级斗争，这就是重结论轻方法的表现。二要解决原则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目前，我国学术界存在着“回到马克思”与“强调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人”这两种观点和倾向。这种倾向的动机以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好的，目的在于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然而，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意义更要从中国实践出发。根据中国“原则到位而实践不到位”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解决好中国的问题，还应从中国的实践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许多好的原则之所以在中国实践中难以实现，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社会运作机制中的“官本位”，对此，我们应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在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寻求具体的解决方法，如果一些好的原则只停留在空中，那是无济于事的。三是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现形式问题。也就是要研究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在这种研究中，正确处理理论继承与理论创新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既不能丢掉其基本思想和核心思想，也不能“唯马是马”，一定要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