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关于文艺创造与社会生产不平衡的论述，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两者的关系是辨证的，不是简单的决定论。一个时期的社会生产在根本上决定了该时期文学艺术的形式和内容，但是由于文艺创造具有本身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它又不完全依赖于社会生产，所以社会生产不发达的时代反而会产生伟大的文艺作品，导致这种不平衡的原因较为复杂，需要我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关键词：社会生产; 文艺创作; 不平衡; 辨证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决定其生产关系，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又决定了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笼统地说就是笔杆子和枪杆子，具体来说，包括政治制度、法律、政权机构等国家机器方面以及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然而马克思并不是机械地理解这种决定关系，而是辩证的，即他认为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特别是文学艺术的影响在某种情况下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上层建筑会滞后于经济基础的变化甚至超前，而且上层建筑会对经济基础起很大的反作用力。这就意味着一个生产力很落后的时代可能会产生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而一个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时代却只能产生蹩脚的文学劣品。1
可以说在这个层面上马克思绝对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自己也坚决否认这一点，辩证的唯物论才是马克思的真意。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说的很清楚，他在该文的结尾部分专门讨论了文艺创作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的基本观点是：从根本上来讲，社会发展在总体上决定了文艺创造的形式、内容，但是在相当大的范围或领域内，社会发展与文艺创作呈现不平衡的关系。导言的多半部分都是在探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消费与交换、分配之间的关系等政治经济学内容，而在结尾以希腊神话为例探讨文艺创造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有其深意的。他是想以此说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决定论，而是辩证的相互作用的一对关系。这说明马克思的文艺理论是放在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框架下去探讨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关于艺术……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2“……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不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3某些艺术形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神话和史诗。马克思内心肯定很欣赏希腊神话，认为它是希腊艺术的武库和土壤，他也肯定很钟爱古希腊史诗。我们都知道，神话和史诗的繁盛期是在艺术生产不发达的古希腊时期，而艺术生产已经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却产生不出来。这是最典型的社会发展与文艺创作不平衡的例子。
这是为什么呢？马克思接下来就探讨了古希腊产生神话的原因。两千多年前的希腊社会其生产力状况与现代相比是十分落后的，然而它却孕育了如此伟大的神话和史诗，而现代人则似乎丧失了创造神话的想象力。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希腊神话产生的基础是希腊人“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是人的大脑对客观世界反映后形成的主观意识，然而其归根结底还是由当时生产力状况决定。正是因为希腊人没有现代的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和先进工具，无法科学地解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无法征服自然更不能支配自然，所以就发挥想象力把自然现象解释为神力的作用，创造出神话来使自然形象化。所以马克思说神话的本质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而到了现代社会，人类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征服了自然，并按照人类的意愿来改造自然，自然被“祛魔化”，物理学、天文学、声光学等科学和印刷术、避雷针、机械制造术等技术发明帮助人类支配了自然力，人类对自然的理解发生了改变，自然成为供人类发展的资源宝库和生存空间，因而神话产生的土壤不复存在，那么神话也就随之消失。与神话相似，史诗也只能产生于古代，这是与当时生产力决定下的人们的观念相应的。所以马克思才说阿基里斯不能同火药和铅弹并存，《伊利亚特》也不能同印刷术并存，印刷机的出现会导致传说、神话和诗神缪斯的灭绝。到了现代社会，人们写不出史诗，也不需要史诗，只需要快餐式的通俗读物（人们乐于通过《明朝那些事》来了解历史）。
因而古希腊繁盛的神话及史诗文学恰恰是由当时落后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恰恰是由这种生产力所决定的当时人们对自然与社会关系的观点的一种反映。所以尽管在神话及史诗这些独特的艺术形式上，社会发展与文学创造呈现出不平衡性，但在文艺与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关系上，依然是社会生产力决定文艺创作，这与马克思的唯物论是不矛盾的。也就是说这种不平衡性恰恰反证了社会发展对文学创作的决定性。所以马克思才再三地强调现代的科学技术下神话的不可能性，他才在文章结尾断定希腊的神话艺术与产生它的不发达的社会阶段是不矛盾的，“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4。
纵观人类的文学艺术史，在自然科学与技术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产生了神话、传说、史诗、悲喜剧、壁画、雕塑等艺术形式的繁盛，这是跟当时人们借助想象来认识自然的水平相应的。而到了近现代，这些古老的艺术形式衰落，代之以市民阶层的通俗文化和普遍流行的大众文化，小说、歌剧、音乐剧、话剧、电影、流行音乐会、电视、广告等艺术形式出现了大繁荣。这是由近现代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导致的。就以小说的产生为例，首先，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为小说的诞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由于当时的农民失去土地而成为城市市民，有了闲暇时间，需要阅读通俗易懂的小说来消遣；再次，由于欣赏戏剧必须去剧院给人们带来一些不便，所以人们便希望足不出户就能享受闲暇。基于这些时代背景和条件，至16世纪，小说便应运而生。具体到中国语境下来看，宋、元两代是民间文学大为繁荣的时期，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话本小说，这是后世历史小说的雏形。主要是因为，随着宋朝商品
经济的繁荣，城市人口的剧增，在市民阶层进行娱乐的地方——“瓦肆”，产生了这种以通行的白话来口说故事的文艺形式，满足了广大市民阶层休闲娱乐的需要。鲁迅先生曾指出，宋元话本的出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5。确实，宋代话本小说与长期以文言文为语言的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完全不同，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将白话作为小说的语言进行创作，这是一个突出的进步。再拿文学流派的发展来说。为什么后现代主义没有出现在古希腊而是出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是因为古希腊时代缺乏后现代的土壤——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思想上的迷茫。这恰恰说明了每个时代都会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文学创作的样式与内容还是由一个时代的社会发展情况决定的。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认为神话和史诗在现代社会的不发达是艺术领域的一种特殊情况，而且他也刻意强调这种不平衡只存在于某些艺术形式中。艺术领域中某些艺术形式的特殊性能否推导出整个艺术领域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关系的普遍性，马克思似乎认为可以自然而然地成立，但他并未给出详细的论证，他只是泛泛地说，“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6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神话创造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性恰恰反证了社会生产与文学创造的相应性，那马克思在这里为什么还如此强调这种不平衡性呢？马克思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如何看待这个不平衡性的问题，以及如何看待文学创造及艺术生产，以及以以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评判文艺。首先，笔者认为文学艺术同一般的人类劳动产品不一样，文艺创造也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生产，这是因为文艺作品除了具有社会生产的物质性外，更重要的是它本身独有的审美性与美学价值。人类社会历史为文艺创作提供了背景和材料，然而文艺作品的生产绝大部分还是作家、诗人个体性的创作，创作者个人的才情、德性、修养及阅历等个性特征必然会影响作品的质量，因而这必然会涉及到其本身审美价值和美学价值的高低贵贱的评价。如果你认为神话、史诗就比小说、诗歌好，那么这种不平衡性就是成立的。如果你认为小说、诗歌就是比神话、史诗要好，那么不平衡性就不成立。这是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可能马克思就在价值判断上倾向于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史诗。
除上诉价值判断的因素外，还要对这种不平衡性产生的原因进行更具体的分析。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不平衡，首要是因为文学艺术自身的“特殊性”和相对的独立性，它有自身特殊的规律，它跟社会发展的之间的关系是辨证的，它并不完全依赖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发达的程度不能决定文学艺术的内容和成就，艺术的表现形式、形式与内容的结合方式等都是有一定的内在规律的。恩格斯曾言：“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7这是因为，一方面，艺术的创造需要有一定的内容(思想、素材等)，而这种内容除了来自于当时所处的时代，还包括世代传承下来的各种思想材料。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对文艺的作用毕竟要通过人来起作用的，而人是处于一定社会环境中的，还会受到上层建筑的其它方面诸如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的影响。因此，物质生产程度的提高并不一定意味着艺术生产的成就越大，质量就越高，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由此我们不难解释希求神力的古代产生了古代神话，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年代产生了陶渊明、谢灵运的山水田园诗，农民贫苦的年代出现了《牛郎织女》，中世纪黑暗统治之后出现了文艺复兴，中国长期禁欲后出现了性文学热。
除了上述文艺创造自身的原因外，还有一层经济社会原因，那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类的文化工业的大发展，将文学艺术的生产纳入到以价值规律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中，以一种资本化、市场化的方式操纵整个文化工业体系。这最终导致现当代的文学艺术作品自身的美学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丧失，而沦为一种大众消遣和消费的文化产品。
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批判”的观点。法兰克福学派强调，“文化工业”的出现是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产物。现代科学技术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现代化的载体。一系列新的科技成果，使大众文化对时空获得更强的占有性，使得大规模的复制、传播文化产品从而实现文化的产业化成为可能。具体说，文化工业通过——电影院、商场、画刊、无线电、电视、各种文学形式、畅销书和畅销唱片——加以实现。文化工业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大规模地生产各种复制品，如电影拷贝、唱片、照片、录音带等，再通过铺天盖地的大众传媒、宣传和市场化运作，将之售卖给大众。广播事业依赖于发电工业，电影事业依赖于银行，电视依赖于观众收视率，出版、唱片依赖于资本等等，文艺作品与资本、市场之间密切的联系，导致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为价值规律所左右，具有了商品形式和特性。从而，一切艺术退化成宣传的大众文艺或商业性的大众文化，“所以艺术本身就更加具有商品的性质，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8
这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就是统治集团可通过文化工业实现对大众的意识形态操控，从而培养忠顺的奴才意识。此外，大众文化的标准化、齐一化，扼杀了艺术创作的个性、自主性与创造性和欣赏的自主性与想像力。由于“现代大众文化”的制造者不再像弥尔顿创作《失乐园》那样是本性的流露，更多的是为了消费而进行生产，从而使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呈现出伪个性和非个性化倾向，独立的文学和艺术精神丧失殆尽。
同时，文化工业需要运用广告等传媒把市场制造出来的商品需求潜移默化地转化为大众的个人欲求。为了最有效地吸引大众，文化工业就迎合大众最低级的趣味和本能的需求，于是，轻松的主题成为主流，报纸有“休闲版”，电台有“轻松调频”，商店悬挂“休闲服”，消遣、娱乐和休闲成为普遍趋势。打开电视到处都是偶像剧、娱乐、选秀、相亲、厨艺节目、旅游推介，要不就是官方电视台的意识形态说教与灌输，不是娱乐就是政治，长期潜移默化，观众的心灵就被塑造，沦为丧失否定和批判
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批判强有力地解释了现当代社会不能产生伟大文艺作品的原因，这也映照了马克思的观点：“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不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9，文化工厂生产出来的作品无法与古代伟大的神话、史诗相媲美。
上文提到马克思对古希腊神话、史诗的赞赏，表明他在价值判断上倾向于这些文艺成就。人类的艺术史也有童年，就像成年人看待自己的童年一样，人们总会对逝去的辉煌艺术成绩表达无比向往和倾慕之情。马克思认为希腊的艺术是“人类高不可及的一个范本”，他之所说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是为了解释到现在人们还沉醉于希腊艺术的魅力的原因。首先，就像成年人回想起自己的童年会感到愉悦一样，我们对于希腊的艺术就像看待自己的童年一样。虽然希腊是艺术生产很不发达的时代，但正是这种不发达的社会物质条件才使希腊人创造出如此伟大的神话、史诗，所以我们应该感到愉快，为它的魅力折服。然而马克思说有早熟的儿童，也有粗野的儿童，而希腊是正常的儿童，这是在强调：有些文明在童年时期就产生了与它的生产力状况不相适应的文学艺术，表现为早熟；有些文明在童年时期很粗野，这说明其文学艺术还停留在原始部落文化的阶段；而只有希腊是正常的，这说明，希腊的文学艺术与其社会生产状况是相映相成的，是非常适宜的。希腊的文学艺术正常而又十分恰当地表现了那个时代“固有的性格”，它们的繁盛与那时不发达的社会生产是不矛盾的。
所以单就从古代和现代不同的艺术形式来看，每个时代相应于其生产力状况会出现不同的艺术形式及其繁盛，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精神生活对文学作品提出的需要，文学艺术创造必然会呈现爆炸式井喷，形式会花样繁多、体系会庞大、技术会更加先进，甚而形成庞大的文化工业，艺术产业。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就是社会历史价值的角度来看，文艺创作是与社会生产的发展成比例的。但是如果单从文学的审美价值来看，文艺创造倒不见得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有多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某些特殊的历史阶段和特殊的艺术领域里，文艺创作与社会的发展会呈现不平衡的关系。这再一次说明了文艺创作的独特性。从而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强调这种不平衡性就是要提醒我们要辩证地看待问题，不能简单地用决定论来说明物质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德】恩格斯著：《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2]【德】霍克海姆著，曹卫东译：《启蒙辨证法：哲学断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3]【美】马尔库塞著，刘继译：《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
[4]张玉能著：《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