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的转型，市场化深刻影响到了文学、艺术等精神消费形式。寻求市场化与理想精神的契合点，是文学发展的一种趋势。《亮剑》作为一部极具理想精神的作品能走上畅销榜单，与其文本的传奇性、语言的狂欢化和英雄的时代性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思路。
关键词：市场化；理想精神；亮剑
从二十世纪初兴盛的鸳鸯蝴蝶派，到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都市小说，市场化写作从面世之初就一直受到新文学作家们的诟病。沈从文曾用“名士才情”与“商业竞买”相结合，指责三十年代上海文坛的风尚。而今天，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的转型，市场化不仅成为了国家的经济趋势，也深刻地影响到了文学、艺术等精神消费形式。人们把经济利益的获取当作成功的标准，作家也被裹挟流入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的大潮。一些人为追逐商业利润而丧失了必要的内敛与自律，一些人则在迷惘与困惑中失去了对美和诗意的追求和向往，甚而对俗世欲望的满足保持高度的认同和推崇。没有了独立自由的思想建构，没有了批判精神的反思与逼问，理想精神退位了，文学的力度消失了。
其实，市场化与理想主义在某种层面上说并非水火不容。市场化虽然无情地瓦解了当代历史建构起的情操、道德、信仰等文化观念，但也把文学从政治的意识形态下解放出来，给了作家空前的创作自由，它本身只是一个中性词。而理想主义也并非意味着作家必须与现实生活完全对立，“而是要求作家恪守人类孜孜以求的人道立场，满怀悲悯之心和高尚的情怀，书写生存的伤痛和不幸，重塑人之为人的尊严与骄傲，体现文学应有的精神力度。”[1]
回顾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将这二者奇妙地结合在一起的作品并非没有。《亮剑》就是极为典型的一例。《亮剑》是一部高扬起英雄主义旗帜，焕发别样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品。其英雄形象在不可战胜的强大政治力量和完全失去理智的社会激情前，保持独立的思想，张扬起生命的高贵与尊严，在毁灭中升华了超乎一切的英雄气质。这部作品在问世之初的头三个月里，以都梁一个完全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家的身份，即销售一万七千册，不可谓不是一个奇迹。此后借助同名电视剧的热播，《亮剑》更是迅速窜红，迄今销售已逾70万册。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并非以作家牺牲自身的独特思考和伦理情怀为代价，相反，更得益于此。那么，在这个消费兴盛的时代，作家是如何找到与社会对话崇高和理想的合适途径的呢，本文拟做如下分析。
一、 文本的传奇性
《亮剑》是一部英雄的传奇。新时期以来，书写平凡人生、反映真实人性人情成为文艺作品描绘和表现的侧重点，英雄形象大多褪去了十七年文学中超凡的特质，还原为普通人的面貌。而《亮剑》则沿袭了十七年文艺作品中传奇英雄形象的传统，主人公被塑造为身负“异禀”特质的英雄。他身手矫健、武艺高强，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战场上即使被炸得血肉模糊，也能九死一生逃脱劫难并迅速投入到新的战争中去。他长于作战，善于逆向思维，无论是与兵力数倍于己的日军作战还是单刀赴会，都无往而不胜。他被塑造成“中国的战神”、“中国的巴顿”。
叙事上作者吸收和利用了民间文化中有关传统游侠的传奇性叙述方式。将偶然性与浪漫色彩注入到英雄形象的塑造中，穿越了以往政治形态、阶级观念、历史必然等政治哲学理念的束缚。小说围绕李云龙超常复杂曲折的传奇人生展开叙述。从“李家坡战役”到“大闹聚仙楼”，再到“野狼峪伏击战”、“攻打平安城”……情节推进速度极快，一环紧扣一环，过程中充满了机遇与陡转，可谓兔起鹘落、腾挪有致。节奏把握也张弛有序，在紧张的战争描写和严酷的政治斗争中穿插进主人公的感情生活，可谓“山摇地撼之后，忽又柳丝花朵”。[2]这种写法使人物形象具有了强大的人格魅力，充满了携带着悬念、玄机、与无限可能性的叙事势能。加之对战争的描写打破了以往已成定势的惯性思维模式，写出了战争发展过程中的不为人控制、设计的偶然性、复杂性，故此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与趣味性。难怪小说责任校对说：“这本书很可怕。按照职业习惯，校对是不注意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的。校对这本书时，我却被深深地吸引了，甚至忘记了自己是校对。”[3]
传奇是中国小说的核心叙事模式和传统。在长期“传奇叙事”影响下，中国读者最传统的审美趣味和阅读习惯就是，“只善于鉴赏情节而不是心理描写或氛围渲染”[4]。所以，这种带有浓厚民间色彩的传奇叙事无疑既从客观上强化了英雄的理想色彩，又满足了读者“猎奇”的阅读心态。
二、语言的狂欢化
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学艺术，因“享乐主义效益”的原则，多采取“狂欢化”的形式。巴赫金指出狂欢化写作有四个相互联系的特点：亲昵、插科打诨、俯就和粗鄙。多以幽默、戏谑、夸张、亵玩等艺术形式，通过对某些神圣严肃、经典庄严的人事现象的“戏仿”，发挥其情感宣泄和智性快感的艺术功能。
《亮剑》中英雄人物多为草根出身，“粗鄙”、“插科打诨”、冒渎不敬、戏谑权力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如军事院校求学期间扰乱课堂，1955年授衔之后寻衅滋事等。他们即使身居高位仍降低格调以“粗人”自居，这使他们往往可以变得内在的轻松自如和外在的蛮不讲理，这种情况下，即便是任何激进或极端的反常举动都可能被认为具有合理性，也就更有了嘲弄虚假、反叛权力的味道。例如李云龙和有“生活作风问题”的参谋的对话：“首长，我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辜负了党和首长们对我多年的培养，犯了作风错误……”“废话！你用不着深挖思想根源，别跟我扯那么远，什么党的培养呀，资产阶级思想呀，跟这没关系。干脆说你就是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那玩艺儿，是不是？”“……你自己没管住，关人家资产阶级什么事，……以后能不能管住？”“好，……以后再管不住，我要把你那玩艺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种错误，听见没有？”[5]这种化政治批评为儿戏的戏谑，讽刺了当时僵硬援引党的理论进行政治批判的“党八股”的现象，以带痞气的反叛，把政治的、哲理的、道德的严肃话题与俚语粗话混合在一起达到了强烈的反讽效果。以狂欢化通用的降低格调、转向平实的做法，在文本中建立起一种亲昵的氛围，从而揭示了出一种民主精神，是平等也是正义的丰收。
汪曾祺说：“语言不只是技巧，不只是形式……语言和内容是同时存在的，不可剥离的。”[6]狂欢化语言一方面符合了民众的口味要求，消解了传统英雄传奇小说已趋僵化的语言范式；另一方面以俗戏雅，嘲弄了旧有的“唯政治化意识”，使英雄形象跳出了意识形态的怪圈，更具人性色彩。
三、 英雄的时代性
英雄传奇小说中，英雄形象往往是全文的气韵所在。含纳着作者对文化内涵具有时代意味的体认，折射着读者特殊的审美心理期待。《亮剑》中的英雄形象塑造除了承袭传统英雄舍生取义、生死置之度外的“勇”的层面，更因具有时代特色的思想命题的切入而显示出不同以往的新质特点。
这种新质特点首先表现在张扬的野性精神上。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先生就曾讽刺和批判过国人精神的奴化与柔弱。但建国后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改造运动和“革命大批判”，使这种奴性仍然得到了延伸。八十年代新思想启蒙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曾高扬起生命哲学，赞颂生命的强力，赞美自由自在、无所畏惧的生活方式。力图用强悍野性的生命力重塑民族灵魂。《亮剑》也从民间文化中吸收了粗野、活泼，洋溢着原始生命力的艺术营养，主人公身上始终带着来自民间的粗犷气息，蓬勃着汪洋恣肆的原始生命力，充满血性与胆气，是具有某种“狼性”的人。他不仅具有在面临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时，明知是个死，也要宝剑出鞘的“亮剑”精神。而且绝不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在他充满波折的军旅生涯中，就曾多次因违规受到降级处分。抢藏民的粮食、杀俘虏、给魏和尚报仇等。无独有偶，文中同类的英雄们（如丁伟、段鹏）似乎也都有“违规”的“恶习”。小说甚至把违规当作一种有生力量来表达。竭力表现李云龙们常常抗命行事却又能出奇制胜屡建奇功。最典型的莫过于“攻打平安城”。新婚妻子被抓，老乡们被杀害，政委受伤，李云龙复仇心切，未经请示，即迅速收拢队伍，以万人的孤弱之旅，突袭日军守备坚固的平安县城。战斗打响后各种抗战力量在没有也无法沟通的情况下，自发地加入到战斗中来，奇迹般地形成了一条齐心协力的统一战线。整个晋西北引爆连锁反应，出现了全面歼敌的抗战局面。战斗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无序中产生出井然的秩序，违规力量成为了被肯定的对象。“违规”的写法突现了人物身上桀骜不驯的特点，独有的民间价值观，和对名利的淡然。也使得文本更为传奇化。经典正面英雄形象，他们的正确与不凡往往是体现在对自身情感冲动的压抑上，体现在理智与理性上。而此处拔刀相见快意恩仇的民间激情代替了按部就班的战略程序，民间标准冲决了官方规则。这种打破常规的写法使得文本洋溢着一种激情澎湃的欢乐，读者的感情得到了痛快淋漓地宣泄，英雄形象比以往更夸张、更理想、同时又更真实。可见，《亮剑》与之前的《红高粱家族》能获得大众的热烈欢迎与开放的时代背景和读者群对野性精神的精神需要及隐蔽的心理补偿意向是相契合的。
新质特点之二——泛政治化意识。随着政治语境的淡化和商业语境的强化，人们对以往英雄传奇小说中人物革命道德品质极端夸张的写作手法已然厌弃。《亮剑》几乎是用民间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来指导主人公的行动。文章的前半部分，作者淡化了英雄们身上的革命道德品质，对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只字未提。甚至用民间的侠义精神消解掉政治意识。例如，杀收编的土匪为和尚报仇，带着部队去救老婆，以武侠精神中的血债血偿、快意恩仇冲决了革命军队的规范条令。以江湖侠客狭路相逢的亮剑精神去阐释军魂，把一个征战的世界变成了浪漫的江湖。有人说：“民间隐形结构之下的武侠文化传统是此类小说能有经久魅力的相当重要的原因”。[7]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侠文化充分体现了个体在精神上超越社会现实规范束缚，实现自己主体意识的浪漫想象。在日益功利刻板的当下现实生活中，“作为集体记忆中一种最高形式的浪漫文化之一的侠文化，极大地满足了个体超越社会现实的浪漫理想与愿望。”[8]
后半部分，从1958年的“反右”运动到1968年的文革，是主人公思想发生裂变的时期，他开始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之上反省当初革命理想与现实结果之间的发差，在理想破灭的痛苦中迷茫与顿悟。有趣的是，文章临近末尾，作者还塑造了一位极具革命政治色彩的人物——马天生。他理论水平很高，自律精神很强，没有个人嗜好，对上级的指示坚决执行，助民劳动中累得昏倒在田头，调来时间不长，就几乎走遍了所有的基层连队。和战士们促膝谈心，给病号亲自送饭，给困难的战士家里汇款。他简直就是一现实版的“高大全英雄”。是按照完美的政治标准生活的人，离了组织就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虽然生活却没有为人的欲望和激情。作者揶揄他，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这是马天生最为推崇并身体力行去做的。问题是，这年月，同志和敌人的概念是很模糊的，角色也经常发生错位，经常有这种现象：上午还是同志，下午就成了敌人。解决起这类问题，马天生是毫不含糊的，上午给他‘春天的温暖’，下午就给他‘冬天的冷酷’。”[9]在作者的揶揄调侃下，这极具时代特点的人物形象，因人性的缺席而具有了荒诞的小丑色彩，无形中与满身缺陷却充满人情味与烟火气的主人公形成了对比。这种写法无疑是对二十世纪末的人道主义思潮致力于解除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将人们从强权政治下解放出来，重获思想自由的应和。
在这个市场化的时代，文学日益处于边缘化的处境，文学阅读越来越成为私人化或者是娱乐化的事情。面对正在发生发展的现实，《亮剑》或许能给我们一点有益的提示：作家如何在保持自己精神向度的同时，寻找文艺创作的个体语码与消费时代的艺术社会编码的契合点。正像麦家所说：“文学性和可读性之间，虽然没有阳光大道，但是有羊肠小道。”[10]读者的阅读趣味与作品的深度和文学性并不相悖。适应读者的需求，创作能提高读者期待视野的作品，同时追求有意蕴、有美感的文学是未来的一种趋势，也是文学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 洪治纲．俗世生活的张扬与理想主义的衰微[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2)．
[2]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100
[3] [5][9] 都梁．亮剑［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217．446．
[4]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36．
[6] 王一川．语言神话的终结[J]．学习与探索，1999，(3)．
[7] 李静．革命历史传奇小说的承继与重构[J]．山东文学，2007，(2)．
[8] 张远波．新时期革命英雄传奇与“侠”文化传统[J]．宁夏大学学报，2008，(1)．
[10] 孔会侠．论新世纪以来市场化文学的特征与发展趋势[J]．兰州大学学报，200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