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894年甲午战争中，“天朝上国”的大清国竟然败在“东夷小国”日本手下。笔者认为，甲午战前，中国国内自上而下充满一片轻视藐视日本的风气，在这种情况下，对日的认识产生了严重的错误知觉，而这种错误的认知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走向战争的失败。
关键词：清政府日本观；错误知觉；甲午战败
引 言：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乃至远东近代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这次战争不仅对中日两国和两国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使远东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关于甲午战争失败原因问题，有研究深度已经深入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的某些深层次原因，即认知层面上的问题。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认知这个角度对甲午战败的成因作一探讨性研究。
一、甲午战争前日本的变化
日本位于亚洲东北部，是西太平洋中的一个岛国。其领土同我国大陆最近处仅相隔 400 余海里，同台湾岛更仅相隔 100 多海里，因而被称作我国的“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仅有4000万多的人口，37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因此不管从人口还是国土面积来说，日本都是一个面积小且资源困乏的小岛国。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成为日本发展历史上由弱小向强大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的二十年，是日本政治、经济、文化进步最快的20年，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逐步成为强大的新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同时，日本也明确地制定了侵华战略，并把侵略中国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为此，日本全力备战，一旦时机成熟就要付诸行动。
而此时，面对日本发展的重大变化以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和决心，当时的清政府是怎样认识的呢？他们是否真正认识到了日本的变化呢？
二、 甲午战前清政府的日本观
中国是最早认识日本的国家，《山海经 ·海内北经》中有“南倭北倭属燕”之语，此为中国称日本为倭的开始。《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段关于日本的历史记载： “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成书于三世纪的《魏书·倭人传》对日本列岛作了将近两千字的描述。以后中国官修正史中都专门列有日本传。在中国古籍中日本往往被描写成虚无缥缈的仙岛神州，任意涂抹神秘色彩。正史中的日本传也是因袭陈说，很少有对日本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也不愿意为此花费力气。
到清代中后期，中国对日本的了解仍然甚少，对于日本的地理都没有正确认识。福建巡抚徐继畲在自己1848年所编的《瀛环志略》中把日本说成由对马、长崎、萨摩三岛组成，实际上长崎、萨摩同在九州岛，而对马则是朝鲜海峡的一小岛。魏源名著《海国图志》60卷中也无日本的记载。
1．传统看法：日本为“蕞尔小国”，挑战中国“不自量力” ，不值得在乎
在中国官僚士大夫传统的思想中，国土面积的大小一向被看作国家强大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小瞧日本的观点在清朝官僚士大夫中比较流行。他们一直认为日本国小民贫，完全不可与中国比拟，举不足恃。
两江总督刘坤一曾说：“以日本手掌之地，而又土瘠民贫，如欲与中国为难，多见其不知量矣！” 福建道监察御史臣安维峻在1883年日本侵略台湾期间，他曾对日本有如此评价：“倭夷之在外洋，国小而俗贪。其地，曾不能当中国一二行省之大”。
另有御史庞鸿书在奏折中也称：“日本蕞尔小国，近年以来，诸事张皇，国弩久虚，必不能于倭日久征战。” 工部尚书怀塔布等同样认为：“日本弹丸，狡焉思启，皇上挟中国人全力取矢，零以加遗，鼯鼠、螳螂自救不暇。”
晚清名臣张之洞指出：“我不能庇累朝臣仆之琉球,复不敢抗蕞尔暴兴之日本，日本甚穷,华市一绝,商贾立窘,严修海防静以待之,中国之兵力财力,纵不能胜俄,何至不能御倭哉?相持一年,日本穷矣。”
可见，当时清朝官僚士大夫们大都形成轻视“蕞尔小国”日本的观念，这种成见实际上妨碍了他们对日本的正确认识。
2．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对日看法：日本“外强中干”，变法“难持久远”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对日本的变化，国内官僚士大夫们要不然不知道，要不然对此也是一知半解。日本国力的迅速发展,并未引起清政府及整个中国社会的关注。
直到1874年，日本公然派军队侵略台湾，中国的官僚士大夫们才开始睁眼看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最早评价的是1874年浙江海宁人陈其元所写的《日本近事记》。他把明治维新看成是一次篡权夺位的改朝换代。 对于明治维新，王韬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一般官僚士大夫们的看法。他认为:日本“维新以来,崇尚西学,仿效西法,一变其积习,而焕然一新，甚至于改正朔,易服色,几与欧洲诸国无异。盖其意以为非此不足与之抗衡也，然日本自此财用益绌,帑藏益虚,国债积至巨万,外强中槁,难持久远。”“其实所学西法,亦徒袭皮毛,未得其精,而已嚣然自足矣。”
3.甲午战争前10年：轻日思想根深蒂固
19世纪70年代中国与日本建交之后，清政府中，驻日和驻朝公使、南北洋大臣、总理衙门、礼部、军机处的官员大都在与日本交往过程中逐渐加深了对日本的认识。在甲午中日战争前10年，作为对日主要决策者李鸿章和清朝其他高层官员虽然已在防日，但他们的轻日思想根深蒂固。早期在防日的同时，对日本极其轻视。“为我患者，日本其小小耳”然“以中国之力，拒泰西中国则不足，拒日本一国则有余”李鸿章虽然看到日本的严重威胁，但认为“韩虽可虑，有俄在旁，日断不遽生异心，我当一意联络俄国，使俄不侵占韩地，则日必缩手”。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日本地狭财匮，今虽倔强东海之中，其力量亦断不能多购铁甲也”同治十二年（1873年），李鸿章在《覆孙竹堂观察》函中说“鄙意当时彼即出京，拙不在我，何至起衅，衅既由彼，何至动兵，即使兴兵，有何畏此小国……其遽能强压我国耶？”李鸿章后来也曾经说过“方倭事初起，中外论者皆轻视东洋小国，以为不足深忧。”
中日战争爆发之初，西方列强也都普遍认为中国海防力量强于日本，对最终获胜的希望为“中国七，日本三”。中国通赫德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败小日本。”
在甲午中日战争初期,国民轻视日本之心膨胀到极点。国内报刊认为日本不堪一击的论调铺天盖地。1894年7月20日，在中国城市颇有影响的上海《申报》
评论道：“日人本短小若侏儒,从无高至四尺以上者,不似华人之身体高大体态昂藏。一经开仗,我华兵以大压小,其不致糜烂者几希,日人其奈之何哉?” 7月28日《申报》再次评论曰:“以我堂堂天朝,幅顺之广大,人民之多,财赋之厚,兵卒之精,十倍于尔,尔乃不自量力,轻启兵端是不明乎大小之势矣。”这些评论充分暴露了评论者对日本变化的一无所知以及陈腐的旧观念。而可悲的是，这种自大轻日的成见在整个中国社会的国民意识中占据绝对主流的地位。
三、清政府对日本的错误知觉
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甲午战前清政府对日本的情况认识不足，又由于认识不足，清政府内部从上而下存在对日轻视、藐视之风。清政府官员对日本的看法存在着很大的错误知觉：
一是藐视日本，称日本是蕞尔小国。在清政府眼中，把国土面积大小当作评价国家强大与否的标准，对日本有很强的历史成见,日本历史上就是师从中国，跟在中国后面。这一错误认知表现明显，从官僚士大夫们到清政府高官对日本基本上都是持如此观念，不管是守旧派的还是后来对日有所了解的，对日本的评价都是从日本小国无作为的想法先入为主。
二是鄙视日本明治维新。晚清官僚士大夫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情况，或是一点都不知道，或是一知半解。清政府对日本明治维新也不大关注，更不用说专门去了解与研究，即使后来有一些游日学者以及后来清政府派到日本的考察团对日本明治维新情况有所介绍，这些介绍也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日本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巨大变化。清政府对日本的看法已形成一个定势，虽然看到日本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但是认识上没有根据日本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从而导致认识僵化。
三是看轻日本意图，认为日本不敢发动侵华战争。当时清政府内都有日本潜在威胁的认识，但是因为局限于对日本的轻视态度，所以当时陷入了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知道对方有这个野心，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对方不具有这个实力和决心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他们的决策也就出现了很大的矛盾性，即一方面对日本有防范措施，在日本侵略台湾之后的大兴海军，各地加强防备；但是另一方面没有真正重视防御日本，更没有全力以赴的去做好抵御日本的物质上准备，导致海军军费挪用，不再购买新舰的事件的发生。
四是小看日本国力和军力，过高估计本国的国力和军事海军力量，未能对双方军事力量有一个正确的、确切的认识。七八十年代清政府自以为中国海军和陆军力量足够强大，日本不是中国的对手。
正是由于清政府从上到下这种轻视日本之风的存在，战前清政府没有做好完善的准备来加强国防；战争前夕没有紧急筹措兵力全力作战，一心借助调停；而到了战争后期，局势一再恶化的情况下，仍然自欺欺人认为可以扭转战局；这一系列的行为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失败。
结语：
甲午战争前的三十年，是日本国力发生变化侵略战略开始制定的三十年，但是清政府大部分人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的变化，仍然用蔑视的眼光看待日本的国力、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侵略备战，最终导致了没有积极对日防范。清政府对日本认识不足导致对日本的轻视和多方面的错误认知，进而导致对日预防不足和决策的失误，是战争失败的认知方面的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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