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鸦片战争后,清廷的闭关观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廷在对外交往中仍被“天朝”观念所支配,闭关观念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二是在洋务运动期间,对外交往使闭关观念有所松动;三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清廷主动选择开放国门,广开各口,并认可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清廷的闭关观念宣告终结。
【关键词】清廷;闭关观念;对外交往
一、1840—1860年间清廷闭关观念的停滞
鸦片战争后,清廷同英法等列强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屈辱。按照“穷则思变”的古训,清廷应该逐渐转变对外观念以应付时局。但封建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对军事失败进行反省,依旧以闭关理念处理一切涉外事务。这种封闭态度在对外交往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用于取譬的例证是“广州反入城斗争事件”。
广州反入城斗争是鸦片战争后中外交往方面的一大突出事件,这一事件根据广州主事者不同可分为三个阶段。负责第一阶段交涉的是钦差大臣耆英。1843年,英使璞鼎查第一次提出入城谒见,耆英以宴会名义表示允许,由于绅民反对作罢。1845年,英国继任驻华公使德庇时重提入城,并以继续占领舟山为要挟。耆英一面请旨,一面贴出告示,劝告绅民“务破除畛域,蠲释猜疑,勿仍前阻挠,以敦和好”。广州绅民的反应是痛斥耆英等卖国,并扬言杀之。耆英见众怒难犯,以“民情未协”相拒。德庇时率英军攻占虎门,迫使耆英屈服,许以两年后入城。耆英也因此在广州难以立足,请求内调。1848年道光派徐广缙替代耆英,第一阶段交涉结束。徐广缙就任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后,在道光的支持下态度强硬,多次以“民情不许”相拒,至于新任英国公使文翰交涉毫无进展,加上又没有得到本国强有力的武力支持,只得照会徐广缙“现时本大臣与贵大臣不得辩论此事矣”。徐广缙认为英人就此放弃了入城,于是上奏道光,身在深宫的道光皇帝大喜过望,批示道:“所办可嘉之至,朕心甚慰”。从道光皇帝的表现可以看出:徐广缙奏报的“好消息”不仅给道光心理上安慰和平衡,而且使其恢复了对“天朝上国”的信心。1852年5月,徐广缙奉命前往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第二阶段交涉结束,咸丰任命叶名琛为钦差大臣,交涉进入了第三阶段。与叶名琛交涉的是新任英国公使包令,他身上肩负着前几任公使没有的“修约”使命。当他偕同美法两国公使向叶名琛发出入城“修约”照会,叶名琛回复到:“无论何处,皆可允准,惟置在城内,断难允准”。其后,叶名琛多次强硬拒绝英法美三国入城“修约”,英方遂不再与叶名琛交涉,他们认为战争是才最有效的交涉。1856年10月的“亚罗号事件”为英国发动战争找到了借口,战争中,英方又提出了入城要求,广州领事巴夏礼宣称:“总督不许我进城,不与我相见,我定破此城”。叶名琛在英军攻破广州城时,也没与其相见。从广州入城事件中可以看出,清廷依旧坚持“天朝”理念来处理鸦片战争后的中外交涉。而英方如此不懈的要求入城,却“更侧重心理因素一面而非为实际利益的一面,……企图用入城的手段来击垮清政府力图保持的“天朝”颜面”,可惜他们失败了。
二、洋务运动时期清廷闭关观念的松动
洋务运动时期,清廷开始实行“走出去”战略,主要表现在:其一、遣使出国。洋务运动的兴起为封闭的中国了解世界打开了一个缺口,洋务派作为这一时期学习西方的先行者可谓功不可没。在办理洋务事业时,奕?等人深感对外部世界的无知,以至于“中外交涉,不无为难之处”。于是1866年2月奏请派员出国“游历”,了解夷情。并让他们“沿途留心,将该国的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记”。这是清廷第一次派人出国考察。次年11月,奕?又奏派以蒲安臣为首的外交使团访问欧美诸国。两次遣使说明了清廷已然放下了“天朝上国”的架子,主动与世界其他国家交往,可谓闭关观念的一大转变。其二、派遣留学生。学生出国留洋是清廷开放国门的重大举措。为了迅速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清廷向英法美等国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留学生,其中派往美国的最多,共一百二十人。然而,留美学生的“良好表现”引起了国内守旧势力的不安,他们不断上言阻挠,清廷最终下令中途撤回留美学生。派遣留学生出国是清廷由闭关向开放的转变,但中途夭折说明这种转变并不彻底。
三、甲午战后的门户开放
甲午战后,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其中的巨额赔款使得清廷不堪其累,总理衙门上奏说:“惟是筹还洋款等项,支用愈繁,筹揆恒苦不继。”面对财政拮据的现实,清廷打算通过广开各口来解决这一难题。1898年4月,总理衙门奏请开放湖南岳州府、福建三都澳两处为通商口岸,以“振兴商务,扩充利源”。他们这些想法在百日维新期间得以实施。1898年8月,光绪皇帝公布上谕:“欲图商务流通,……,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将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皇岛开作口岸。”光绪皇帝这个决定具有重大意义,它标志着清廷在对外交往上突破了闭关观念的束缚,选择了对世界主动开放。戊戌变法以前,清廷都是在列強的“坚船利炮”的威逼下,被迫开放口岸,但其背后的闭关观念并未随之抛弃。而在百日维新期间,清廷采取了主动开放各口的政策,态度为之一变。一方面说明清廷认识到开放口岸并非想象的那么可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鸦片战争后,在半个世纪左右的中外交往中,清廷的闭关观念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庚子事变中,清廷寄希望于美国调停,公开承认了“门户开放”政策。1900年,光绪皇帝在致美国总统国书中说:“中国与贵国交好已久,深知贵国专意通商,彼此毫无顾忌,……,今中国为实势所逼,几致干犯众怒,排忧解纷,惟贵国是赖,……,惟望大伯理尔天德设法圆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急切翘企之至。”从中可以看出,清廷承认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并希望美国“执牛耳”以劝阻八国联军,再造和局。如前所述,清廷广开各口已是百日维新时期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在庚子事变中再次得到了承认,清廷的闭关观念至此终结。
结语
清廷闭关观念的变化过程,即是清廷从传统闭关心态向近代开放意识嬗变的历程。简而言之,就是清廷观念近代化的过程。史学界一般将中国近代文化的演进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即器物到制度再到观念的演化形式,三者之间相互渗透。清廷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促进了观念的近代化,但结局都失败了。这使得清廷在观念近代化这条路上走得异常艰辛,始终落后于世界大势发展之后,晚清政府的近代化努力遂成徒劳。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作者:赵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