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族概念来自中国近代社会的剧烈转型和变化。经历了一个引入、使用过程，“民族”被赋予了特定含义，是一个中国化了的概念。而“族群”概念作为一个产生于西方的词汇，是基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民族状况的，进入中国的时间较短，也不适合中国的现实。
关键词：民族，族群，中国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提高，许多新的外来概念开始冲击人们的思想，“族群”作为一个西方新兴的民族学人类学概念，首先被西方学者和台湾学者运用在对大陆民族状况的研究中。大陆一部分学者认为“族群”概念代表的一整套族群理论更加符合我国历史上的民族状况，同时也更加符合西方的话语体系，便于中外学术交流。随着对族群研究的深入，某些学者进一步提出用族群概念替代民族概念和族群“去政治化”的主张。笔者认为，在我国，“民族”作为在社会大震荡时期进入国人视野并被广泛接受的概念，已深入人心。而我国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也决定了，民族不能仅仅从文化的层面上来理解，作为国家体系的重要构成，是无法“去政治化”的。
一、民族与族群各自的含义及其出现的背景是不同的
（一）民族的含义
民族用来表示人类共同体的用法，在中国出现于近代，范可教授认为，“‘民族’一词由梁启超一代的知识分子引自日语，实为西文nation”。 范可，《中西文语境的“族群”与“民族”》]20世纪初，国内的一些民族学者运用“民族”这一概念来泛指具有不同文化特点的群体。而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传入中国，立刻成为了国内民族研究的核心概念。其“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的表述成为之后国内学者界定民族概念的基础。党和国家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政策的制定，也基本上是以这一表述为指导的。
虽然我国使用的“民族”概念主要是由西方、日本以及苏联传入，但是我国独特的历史与现实状况，赋予了民族这一概念更加中国化的内涵。而作为其中代表的斯大林民族定义，由于主要是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的表述，也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一些灵活运用的现象。在建国后进行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工作原则就已经是理论指导与主观意愿相结合。可以说，由民族识别工作划分的、并且由国家承认的民族，是传统观念、历史情况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以及国家的政治设计安排相结合的产物，具有了独特的、适应中国的含义。汉语目前的“民族”概念是伴随着中国所经历的剧烈的社会动荡与变迁形成的，“它的出现与演变也见证了中国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艰难而复杂的历程……是多元、动态的，具有广泛的含义，在不同的使用场景表达的内涵和外延也不同” 何菊，《关于民族和族群概念的反思》]。是具有了中国内涵的中国化概念，适合中国民族的现实。
（二）族群的含义
在西方学术语境里，“族群”一词是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使用的。西方学者对于族群的定义多种多样，据国内学者研究，英文文献中关于族群的定义不少于20种。20世纪50年代，韦伯把族群定义为“某种群体由于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由于迁徙中的共同记忆，而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相当重要，这个群体就被称为族群”。20世纪60年代以来，族群概念被西方学者广泛接受和应用。继韦伯之后，巴斯对族群的定义也具有代表意义。“文化孕育”和“组织类型”是巴斯定义族群的两个关键词。这一定义与“族群具有人们之间有组织的互动这一特征”结合之后，形成了此后西方学术界定义族群的主要取向。 同上]
值得注意的是，“族群概念的使用和意义变化，和美国的移民历史密不可分” 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是一个适应美国社会的概念。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移民国家，在如何处理主体民族和原有土著民族的关系、主体民族与新移民民族的关系，如何制定使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民族政策等方面具有自身独特的要求，而相应产生的文化多元主义更是推动了族群理论的发展。应该说，美国是族群理论的发源地，也是研究最为深入的国家。族群理论是一整套适应美国社会的理论体系。
在民主政治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即使是由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族群，也总是会通过政治手段争取自身利益。在后现代主义之下，社会呈现多元状态，族群是一个认同群体，而认同总是以排他为基础的。在族群为自身利益而与其他族群竞争时，政治作为一个基本的工具必然会被利用，而族群的完全去政治化就是难以实现的了。
（三）族群与民族概念的区别
在我国，民族和族群是两个有所区分的概念。
1．二者的层次不同。在汉语语境下，民族可以表示多个层次的含义，既可以表示中华民族，又可以单独指称某一民族，这一用法已经约定俗成，在日常使用中并无歧义。而族群概念的内涵要小于民族概念。
2．二者的内涵不同。民族在我国是一个混合了历史形成的实体和国家承认两层含义的概念。国家把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特征的共同体识别为民族并加以承认。而族群仅仅来自于文化历史族裔等方面的相互认同。
3．二者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民族概念的产生、使用和发展完善经历了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具有了适应中国现实的内涵。而族群概念主要是在美国的移民浪潮和民族同化中产生与发展的，更加适应美国移民社会的现实。
二、民族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概念
（一）中国古代的民族状况和民族观，更加贴近现代“民族”概念的内涵
华夏大地是最早出现民族的地方。综合来看，中国古代的民族具有以下的几个特点。
1．原生性较强，普遍具有鲜明的地缘特征。中国幅员广阔，地理环境多种多样，这就造成了虽然境内民族数量众多，但是移民民族少，多为原生民族的现象。中国历史上的几大主要民族，如汉族、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等，都经历过一个从产生最初的原生形态民族，到逐步发展壮大形成稳定的民族族体的过程。而不仅是主要民族，绝大多数民族的特点，都与其所处区域的地缘特征相关联。地理环境对一个民族所带来的影响，包括经济的内部联系性和特点、语言的使用和方言的分化、政治上的割据而治和民族政权、文化上的地域特点，等等，不只是
一个“文化群体”所能概括的。
2．民族政权较为普遍。中国历史上民族建立的政权较多。不仅是中原的汉族建立了多个统一王朝，各地的少数民族也普遍建立过自己的政权，从北部的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政权，到西南部的南诏国、大理国政权，从东北的渤海国等政权，到西北的龟兹、楼兰等政权。证明了古代民族普遍是具有政治属性的独立实体。
3．民族关系较为融洽，民族思想较为开放。不同于西方始于殖民主义和移民政治的民族关系观，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观更加温和。虽然经历过许多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但是总体来看，主流的趋势依然是民族之间的交流、往来和学习同化。
（二）中国近代化的历程，赋予了民族以政治属性
民族概念是伴随着中国近代化的历程而逐步使用开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民族人民普遍遭受了外国侵略者和本国本族统治者的阶级压迫剥削和民族压迫剥削。各族人民反对压迫剥削的过程，也就是民族意识觉醒的过程。这里的民族意识，既指在反对民族压迫剥削时所激发的单独民族的民族意识，也指作为中华民族整体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意识。而反对三座大山的斗争，最终大大加速了各民族的近代化现代化，激发了各民族人民的政治热情与政治意识，使得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民族身份，也赋予了中国现代的各民族以普遍的政治属性。这一点，是难以用仅仅从文化角度阐释人们共同体的族群理论加以解释分析的。
（三）党和国家的民族识别工作、民族政策要求使用民族概念
1．民族识别工作要求使用民族概念。民族识别是本身就带有政治设计和政治安排色彩的工作。我国目前的五十六个民族是由国家识别并承认的，这本身就带有政治属性。而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也是以这个识别的结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且人们在使用民族称谓的实践中已经约定俗成，能够自如地分辨代表单个民族的“民族”和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并无歧义。如果使用“族群”代替民族，则必然会带来政策的失位和人们的无所适从，会造成混乱。
2．我国的民族政策要求使用民族概念。我国的民族政策是一个包括总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的综合的体系，也是被实践证明切实有效的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基本立足点，也就是民族总政策，是民族的平等和团结。在我国，民族的平等团结，不仅包括经济文化上的平等团结，更是包括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团结。如果把民族的政治属性去掉，那么一方面会动摇民族政策，尤其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民族干部政策等，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权利就难以在整体层面上得到保障，而经济文化权利也会由于政治权利的缺失而受到威胁；另一方面，考虑到各民族之间真实存在的经济文化发展差距，必须采取在政治经济上给予少数民族特别优惠的政策，以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族群和去政治化会导致事实上的鼓励自由竞争，会使得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人民处于落后竞争的境地，这显然是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稳定的。
三、族群概念不适合我国的情况
（一）西方主要国家的民族结构和主要民族问题与我国不同
不同于东方式的多民族国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了以单一民族为主导的民族国家。在这些国家，普遍存在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占全面主导地位的民族，而面临的主要民族问题，是移民民族问题和原住民民族问题。随着国家的发展变迁，这些民族不可避免地同主体民族产生冲突和矛盾，而族群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冲突而产生的。
我国的情况与这些国家具有较大的差异。我国虽然具有一个人数较多的汉族，但是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主体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在我国，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是相互平等团结的关系。一方面各民族具有相互友好往来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政府与国家也有目的地进行政治设计与引导，使得各民族在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基础上，相互团结合作，很少存在尖锐的冲突和矛盾，充分体现了“和而不同”的思想。这样，适合西方社会的族群理论，在中国并没有市场。
（二）使用族群概念会导致观念混淆错乱
在我国，“民族”概念的用法已经形成了上位的整体的“中华民族”和下位的个体的单独民族如“少数民族”的两个层次。如果用“族群”取代个体的民族概念，且不论在内涵方面能否代换，在使用方面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即使在西方的学术语言中，族群也是一个具有泛化内涵的概念。大部分学者认为族群是一个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伸缩性的概念。族群与认同密不可分，任何认同群体均可以被称为族群，如打工者族群，外来人口族群等说法屡见不鲜。这样，如果滥用族群这一标签，用来指称具有明确的内涵和实体的国内民族，就会产生概念混乱的问题。而民族用法鲜明准确，具有特指性，不需要被更换。
而在对外交流方面，也没有必要为了适应西方语境而生硬的改变我国的习惯用法。我国的民族定义和西方的民族定义存在不同，那么在翻译上就没有必要追求一一对应。美国学者郝瑞也指出，“欧美的学者在指责中国人在识别ethnic group时犯错误，这实际上是在他们自己从来没有从事过的事业上去指责别人” 郝瑞，《论一些人类学专门术语的历史和翻译》]。在对外翻译时，使用Minzu拼音，而在学术著作中加以更加详细的解释，是一种可取的解决方式。
（三）追求“变民族为族群”和“去政治化”并不能真正去除民族的政治属性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是实体论的民族观，认为民族是一个实体。作为一个实体，民族就必然具有各种属性。这些属性会随着民族的发展进步而变化，却不会因为一个名称的改变而变化。不管一个实体叫做民族还是族群，它所具有的客观属性依然存在。随着民主化的进程，一些国家希望通过族群去政治化来实现公民意识的建立和民族融合，但是某些时候会适得其反。族群文化的强调同政治民主化的结合，有时反而会加剧民族之间的分化。即使在族群理论最为发达并予以实践的美国，少数民族群体如黑人或华人群体，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作为一个整体去争取政治利益，那么仅仅通过更换一个名称并宣称一个民族不成其为民族，是无法阻止这个民族的人们去追求自己的或自己认为的民族利益的。只有对这种追求加以正确的引导，在民族平等团结的基础上实现民族互助合作和共同繁荣进步，才能真正实现民族间的和谐稳定。
四、结论
民族与族群之争，不可以仅看做是东西方话语体系不同造成的一种冲突，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观与东方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观的一种碰撞。我们使用“民族”这一概念，是与其内涵同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契合密不可分的，也是与其在中国的发展与涵义中国化密不可分的。族群概念作为外来的学术概念，具有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意义。但是要看到这个概念是产生于西方社会、同西方社会的现实情况联系在一起的，是不适合在我国的民族政策层面实际运用的。中国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不允许在中国“变民族为族群”和“族群去政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