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知青家长与知青的关系最为直接最为密切，他们的态度势必影响到上山下乡运动的广泛性与持久性，本文基于知青家长的视角，考量运动中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心态，揭示上山下乡运动走向低潮的必然性。
关键词：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运动 文革 心态 家长
一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尽管家长无法决定子女的去留以及下乡去向，但他们的态度将直接感染子女的思想与行动，乃至于影响到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顺利进行。那么，知青家长的真实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
1971年，上海的上山下乡办公室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知青家长有两种类型：第一类是“要我送”的家长，对待上山下乡运动持着“不得不照办”的被动态度，他们人数不少，希望子女能留在身边，如果不行，就希望子女能被送到距离较近或条件较好的乡村。第二类是“我要送”的家长，这类家长主动将子女送到农村去，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起到了带头作用。[1]实际上，由于区域、家庭背景及个人经历等诸多差异，家长不相一致的心理需求层次决定了他们对待运动的态度有复杂多样的一面。同时，在“文革”时期的那种压制个性、极力强调服从党和国家需要的氛围中，作为同一政策下的特定群体，知青家长的心理和行为都带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其心态又具有了许多共同之处。
二
“文化大革命”既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层面的社会政治运动，又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理想化的道德运动，所有社会行动都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相一致的，甚至一体化的。[2]176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恰恰如此。知青家长大多饱受了旧社会的苦难，属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大众；他们亲身经历解放战争与新中国的建立，成为新社会的主人翁。因此，在上山下乡运动初期，有人真心拥护伟大领袖并遵照的“最高指示”，主动送子女下乡锻炼，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添砖加瓦。如：1968年12月毛泽东发表“最新指示”后，仅福州一中就有一百多个家长来信来访，要求让自己的子女首批上山下乡。有个毕业生的老祖母激动地说：“请毛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听您老人家的话，把我大衣改棉衣给孙儿穿，让他安心到农村去。”[3]24-35这些怀有“我要送”心态的家长以“红五类”家长为主。“红五类”家长在革命战争期间就拥护或参加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觉悟高，是新中国最可靠的奠基石，他们深知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愿意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奋斗。因此，当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下达之后，“红五类”家长把“动不动员自己子女到农村去”看做是“革命家长能否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考验”，纷纷动员子女投身上山下乡运动，甚至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子女树立榜样，同自己的子女一起到农村去，向贫下中农学习，在广阔的农村，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我们的力量。”[4]
在文革时期，成长于“红五类”家庭的青少年是共和国“根正苗红”的接班人，作为革命家属，不仅要跟上形势，更应该在知青家长群体中起带头作用。福州的革命干部陈天滨说：“我是社革委会副主任，又是共产党员，应该听毛主席的话，在动员子女上山下乡方面带个头。”[5]厦门市郊区灌口医院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在动员职工和医护人员送子女上山下乡的同时，积极带头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在他的带动下，这个医院革命职工和医护人员应上山下乡的子女中，已有百分之八十下乡、回乡”。[6]
积极带头送子女下乡，甚至“同自己的子女一起到农村去”的家长，都是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在运动中能以身作则的革命家属。诚然，部分家长是自觉自愿的，但有的则是迫于压力，或者按照宣传需要被粉饰过了，今天我们已无从得知真相了。但家长的“我要送”心态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况且，在运动中主动送子女下乡的行为是当时官方新闻媒体所乐于报道的，并以此树立榜样，用以带动、说服更多的人支持上山下乡运动。1968至1969年间，《福建日报》等官方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有关家长送子女上山下乡的事迹，就是最好的例证。
三
怀有“要我送”心态的家长们普遍表现出种种担心忧虑的情绪：
第一，担心子女年龄小，自理能力差，不能适应农村的艰苦环境。对于城镇家长而言，一是农村“苦”的观念根深蒂固，二是对知青在下乡后遇到的各种困难也有所耳闻，加之官方也宣称要将知青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强调越艰苦越能把知青“再教育”好。因此，家长们怎能不产生种种顾虑呢？泉州烟丝厂女工卒雪卿坦言：自己很溺爱独生女儿，“怕她冷，怕她热，给她干点活，又怕累了她。”[7]另一个知青的母亲也担忧道：“孩子，你这样瘦弱多病，下乡劳动吃得消吗？母亲心里真舍不得女儿离家远去”。[8]知青陈兰金的母亲总是流着泪叮咛两件事：一怕女儿乱交男朋友，受骗上当；二怕女儿生病，特别是月经期劳动回来用冷水冲凉。[9]87福州丝绸厂老工人朱锦洪也担心“儿女从小生活在城市里，是在甜水里泡大，在红旗下成长，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现在一下子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和贫下中农一样参加农业生产，吃得消吗？”[10]当子女要到农村落户时，家长所表现出的这种“爱子之心”及由此引发的种种忧虑在所难免的，也是人之常情。
第二，担心今后家庭生产生活出现困难。青年子女的离家下乡，必然使家庭的劳动力缺失，从而在照顾生病或孱弱的家庭成员方面产生了困难，这是在上山下乡动员工作中被常常提到的问题。如：平和县的林瑞禄想送子下乡，他的爱人“舍不得”，既“怕儿女上山下乡生活不习惯”，也担心“家务事又少了帮手”。[11]云霄县的宋让生要送小儿子下乡，他的老伴却反对，理由是“我们的两个女孩子早几年都到农村去安家落户了，大儿子还在部队里，身边就留这么个小子，他再走了，往后我们谁来照顾啊？”[12]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面对这样一些具体问题时，官方报纸大力提倡“养儿防修”的“新风尚”，但部分家长甚至经过说服教育仍存有“养儿防老”的旧观念。
第三，担心子女今后的前途和发展受影响。由上山下乡运动所引发的身份地位及职业方面的问题也是众多家长所关心的。几千年来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等官本位思想的影响，部分家长担心子女在农村很难有前途或根本就没有前途，甚至认为下乡种地“丢人”、“没出息”。有家长就曾坦言：“送子女上学读书，总希望子女将来当干部或
是技术人员，赚钱养活父母”。[13]
知青家属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态度相左而引发家庭矛盾，如平和县林瑞禄和云霄县宋让生的两个案例，就是一些家庭成员拥护，一些却持消极态度或反对态度，经过家庭内部的激烈讨论和说服教育才使得反对者最后改变了态度和认识。[14]123而福州朱锦洪则主要通过个人的思想斗争，提高觉悟，由踯躅矛盾的心态转而“坚决”支持上山下乡运动。[15]可见，在官方新闻媒体报道中，知青家长对上山下乡运动持有不赞成态度的，时常以家庭内部矛盾、说服教育以及个人的思想斗争等形式表现出来。部分家长或个体确实存在消极抵制上山下乡运动的情况，但如果不是存在某些特殊困难，将会背上“破坏上山下乡政策”的罪名。因此，在街道、单位等各种宣传小组的多次耐心动员和说服教育下，尽管部分家长可能仍心存不满、不愿意，但这个家庭最终还是会做出送子女下乡的艰难抉择。如上文曾提及的福州知青陈兰金，她的父亲为女儿的前途着想不敢多加阻止，让本可以“就地接受再教育”的陈兰金，踏上了知青的路程。[16]87
四
综上所述，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动员对象之一、与知青有着最亲血缘关系的家长，他们中的多数人并非如官方媒体所报道的那样积极响应号召。运动发起之初，“红五类”家长的积极态度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促成“一哄而起”、“轰轰烈烈”的运动热潮，并掩盖了多数人心中真实的意愿和想法。1973年李庆霖事件的曝光，知青在社队的困难自下而上逐渐公开化，主动上山下乡者与积极支持上山下乡者都急剧减少，反衬出运动中的多数人是迫于政策压力而被迫参与或支持上山下乡的。显而易见，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纷繁复杂的社会心态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不断营造和强化全社会积极响应领袖号召的热烈氛围，并使运动在短时间内就掀起高潮；另一方面，它在运动发起之初就带来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它所促成“一哄而起”的群聚效应也给各级政府的知青安置工作带来诸多困难。这些不确定因素与诸多困难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推动上山下乡运动走到了低潮。并推动运动最终走向终结。
参考文献：
[1]光明日报[N].1971-1-16.
[2]程晋宽.“教育革命”的历史考察：1966——1976[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3]关于春耕前动员组织知识青年、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意见[B].福州：福州市档案馆（103—2—98）.
[4]同子女一起到农村安家落户[N].福建日报，1968-12-28(3).
[5]革命干部教子下乡干革命[N].福建日报，1969-8-6(3).
[6]厦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掀起高潮[N].福建日报，1969-10-15(5).
[7]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建设社会注意新农村[N].福建日报，1968-12-23(1).
[8]母女谈心[N].福建日报，1969-2-7(3).
[9][14]唐希，施晓宇编著.永远的脚印——福州知青文档[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2年.
[10][15]教儿务农是对子女的真正爱护[N].福建日报，1969-1-25(3).
[11]教育子女立志务农[N].福建日报，1969-1-20(3).
[12]老夫妻为革命送子下农村，小青年立壮志接受再教育[N].福建日报，1969-1-25(3).
[13]送女下乡闹革命[N].福建日报，1969-1-16(3) .
[16]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