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了翁继承朱熹，兼重象数义理，以辞、变、象、占为《易》之纲领，力图融会程、邵易学。他深研邵雍易学，提出“性善之义具于《易》”，并对河图洛书、先后天易学源流及有关分歧作了进一步考证，得出图书相通的结论。魏了翁重世教，学术以济世为旨。
关键词：魏了翁； 易学； 图书； 象数
on wei liao-weng’s yi learning
abstract: succeeding zhu xi’s thought, wei liao-weng takes both image-number theory and its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of yi into consideration, and regards the remarks (affiliated to the hexagrams and lines), transformations (between the hexagrams), images and divination as the main aspects of yi, attempting to fuse cheng yi and shao yong’s yi learning into one. he deeply studied shao yong’s yi learning, setting forth “the connotations of that human is innately good-hearted dwell in yi”, and made further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e tu and luo shu, prenatal and postnatal yi learning, as well as on some related divergences. then he reached the conclusion that he tu and luo shu were interlinked. wei liao-weng paid attentions to moral edification and aimed at benefiting the world by academic researches.
key words: wei liao-weng; yi learning; tu shu; image-number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人。WWW.133229.cOM庆元五年（1199）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卒谥文靖。魏了翁是继“东南三贤”之后，南宋最为重要的理学派人物。黄百家称：“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1］（卷81）他私淑朱熹、张栻，又与陆九渊之子陆持之成为益友，吸取了心学以心为万事万化本原的思想，同时又“兼有永嘉经制之粹而去其驳”［1］（卷首《序录》）。他兼融众家，促进不同思想的融会与发展，洛蜀之争“遂合其统”［１］（卷71）。魏了翁在易学上同样如此。
一、承朱熹之绪余，象数与义理并重
魏了翁私淑朱熹，早年又受程颐《易传》熏陶，主张自得之余，亦承朱熹融会众家之法，力图集成出新。他认为：“辞、变、象、占，《易》之纲领，而繇、彖、象、爻之辞；画、爻、位、虚之别；互、反、飞、伏之说；乘、承、比、应之例，有不知则义理阙焉。”［2］（《中篇》）［3］（卷33）《周易·系辞》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所以，辞、变、象、占为易道根本，舍其一即有阙失。“《易》书广大包天地，辞、变、象、占都一致。世儒造入各不同，有一于此均为功。”［４］（卷6《四川茶马牛宝章大季修杨子墨池以书索题咏》）繇辞即卦辞，与彖传、象传、爻辞一样是认识、了解《易》的基础，舍其一不得《易经》之全；卦画、爻画、画位及爻之变是认识卦爻象、理解卦爻义的桥梁（按“画爻位虚”，魏了翁于《广平李氏观画所见序》中解释说：“《易》言六画、六爻、六位、六虚，是四者相近而不同。盖爻者动也，专指九六，则父母之策也。画者卦也，兼七八九六，则包男女之策也。总而言之，画即为爻；析而言之，爻与画异。画之见者又为位，爻之变者又为虚，故曰‘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位从爻而为虚也。曰六画成卦，六位成章，虚从画而为位也。然其实皆自奇偶之画始，奇偶则太极之分者也。”载《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５４），舍其一而《易》画不全，《易》象难明。互体、反对、现于外之飞与藏于内之伏是汉人常用的解《易》方法，不明其义，汉代象数易学不可通晓；阳乘阴、柔承刚、相近两爻相比、内外卦相对之爻相应，是王弼等解《易》的基本条例，不知其理，魏晋隋唐义理易学难明。正因为这样，魏了翁审查《周易》经传及前人解《易》之法，得出象数义理必须并重的结论，并将之作为理解研究《周易》的一条基本原则。四库馆臣据此说：“盖其大旨主于以象数求义理，折衷汉学、宋学之间。”［５］（卷3《周易要义提要》）
将这一原则比况于本朝的情况，魏了翁又得出：“易学则义理、象数俱当留意，合程、邵而贯之，乃为尽善。”［４］（卷36《答杨次房少张》）程颐著《伊川易传》，以理学解《易》，为当代义理易学典范。“程《易》明白正大，切于治身，切于用世。”［４］（卷36《答丁大监黼》）邵雍发伏羲之秘，提出先天后天之说，著《皇极经世》等书，为当代象数易学的榜样。“先天之学，秦汉而后惟魏伯阳窥见此意，至华山陈处士图南始发其秘。一再传而为邵子，建图著书以示人曰：‘先天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皆生于心。’呜呼！众人以《易》观《易》而滞于《易》，邵子以《易》观心而得乎心。滞于《易》则象数、文字然耳，得乎心则天地万物与我一本也。”［４］（卷62《书潼川柳彦养墓碑阴》）合二者而一，则融象数义理于一，当代易学亦可得而一之。
正因为如此，魏了翁认为程、邵，乃至朱熹均有所偏，指出：
程《易》明白正大，切于治身，切于用世，未易轻议。第其间有当用象数、变、互，不容脱略者。如《履》之眇、跛，《屯》之马，《大壮》之羊，此类分明是互体；如三年、十年、三百户之类分明有数，只作义理说固可，若更推明变、互，尤为详密。想老先生非不知此，特欲以遏其流弊耳。朱氏《易》则大概本诸邵子，《启蒙》明述先天图，而赞《易》之词谓“邵明羲《易》，程演周经”，此意可见。曾亲闻辅汉卿广之说，《易》须是识得辞、变、象、占四字，如“初九潜龙”云云，此辞也；有九则有六，此变也；“潜龙”即象；“勿用”即占。人谓《本义》专主占筮者，此未识先生之意。某每以此看《本义》，诚是精密。邵子无《易》解，不过《观物》、《经世》、《先天图》诸书，《击壤》诗中亦多有发明先天处。参以汉上《易》，则程、邵之说尤明。第汉上太烦，人多倦看，却是不可废耳。［４］(卷36《答丁大监黼》)
魏了翁对《系辞》之说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以明确《易》之纲领的辞、变、象、占的涵义。他对象数易学的弊端十分清楚，认为程颐不谈象数，就是为了“遏其流弊”。朱震著《汉上易传》，进一步发挥汉代象数易学，又兼邵《易》而有之，颇具影响，但其内容繁杂，穿凿附会，人多倦看。魏了翁承认这一事实，但仍肯定其价值，再次显示出他对象数学的偏爱。
牧之谓文王重卦，虽不为无据，而余以为是自伏羲；以卦变皆自《乾》《坤》，虽本诸先儒，余谓其于六画卦之义有所未尽。牧之于先天之《易》咸无取焉，而余谓《系辞》之说为先天而发者非一。牧之于中爻、互体、象数、占筮说或未有取，余谓此恶可尽废。不然，则《易》中如观山、困绂、壮羊、屯马，此类甚广，皆无所取象。［4］(卷53《四明胡谦易说序》)［3］(卷34)
除了在义理学上有分歧外，魏了翁认为邵雍先天易学本于《周易·系辞》，不可废弃。他特别强调汉代象数学如中爻、互体、象数、占筮诸说均不可废，并以《易》中诸例为证，以为非此不可说明。所有这些均反映出他兼象数义理而一之的思想。
魏了翁力图兼融程《传》、邵《易》，他就必须回答为什么要象数义理并重？这样做有何依据？魏了翁从《周易》经传本身作了回答。他说：“三《易》所以明三代正朔之殊，上下经所以言天道人事之异。义理、象数则学者之自异也，刚柔往来则卦之涉于变者也。”［4］(卷102《问六经疑》)据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论三代易名》，“《连山》、《归藏》代号，《周易》亦取岐阳名”［6］(卷首《序》)，这就是三代正朔之殊。而孔颖达称：“先儒皆以上经明天道，下经明人事。”［7］(卷4《咸卦》)（按：《周易要义》卷4上有《上经天道下经人道恐不可分》，又《上下经序卦系辞已分》、《天地各卦夫妇共卦明人物始于相感》均采自《正义》，卷10《易备三才谓上下经分天道人事者非》采自王弼《略例》。结合该文，魏了翁意当仍以上经明天道，下经明人事，不赞同韩康伯上下经均言天道人事之说。）既然《周易》本身如此，则义理象数本非经典所限，而是后代学者的分属判定。所谓“刚柔往来则卦之涉于变者也”，是说《周易》中所言“刚柔往来”就是谈论卦变的，亦即象数本含于《周易》本身。另一方面，《周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8］（第1704页），既有伏羲《易》，又有文王、周公之《易》，还有孔子之《易》，魏了翁称朱熹言“邵明羲画，程演周经”（按：此语源出朱熹《易五赞·原象》，赞文中历述伏羲画卦，文王系《彖》，周公系《爻》，孔子传《十翼》。其后称：“遭秦弗烬，及宋而明。邵传羲画，程演周经。象陈数列，言尽理得。”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卷85，页4379-4380，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既然他们各得其一，理解《周易》就当合伏羲《易》与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为一体。他特别强调不明邵《易》，就不可理解《易学启蒙》与《周易本义》之作，其用意正在于此。魏了翁还专门就《系辞》、《彖传》本身为程、邵之《易》找根据。他说：
《乾》是四德，诸卦大亨而利于正，此非伊川臆说也，《彖辞》固已如此。《左传》以《随》为四德者，盖占筮者释辞类如此，《彖》固云大亨贞云云。先天之卦，《系辞》固有之，《参同》亦有此象。自希夷、康节始尽发其秘，必潜心玩索之久，乃可得之，非信笔脱口数可言也。伊川与濂溪指意元不同，濂溪盖通字对文耳。［４］（卷35《答周晦叔应辰》）
如此，合程、邵而一，其实就是就《周易》本身作解释，并非外加于经典。
魏了翁又从理、气、象数的关系论证象数义理并重的易学观，并将其作为判定论《易》者是否可取的标准。他说：“阴阳五行有是理而后有是气，及其生物，气聚而有形，则象与数所由出。先贤谓理者太虚之实义，数者太虚之定分，然则治乱安能逃乎数？予所取于张君者，正以其论数而不遗理耳。”［４］（卷86《故知辰州大夫张君墓志铭》）魏了翁坚持理先气后，象数由气而出，在数、理上虽偏爱象数，但绝不遗弃义理。
在具体操作上，魏了翁主张做扎实的工夫，即认真疏理、寻绎诸家易学著作，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义理、象数乃至名物度数一一都不放过，字字均须钻求。他指导士子读易学诸书说：“每卦分作两三日看，先从王《注》、程《传》读起，且令文义分明，如游、杨、吕、谢诸儒所以辅程者，固不可废，而横渠之奥涩、康节之图数、汉上之伏互、晦翁之兼论象占，皆字字钻求。”［４］（卷36《答真侍郎》）魏了翁曾在谪居靖州期间编纂《周易要义》、《周易集义》两书。前者摘录孔颖达《周易正义》，王弼、韩康伯《周易注》，王弼《周易略例》及陆德明《经典释文》而成，每卦注以八宫世数，流传至今。后者摘录宋代十七家《易》著而成。这十七家包括：“周子、邵子、二程子、横渠张子，程门诸大儒吕蓝田、谢上蔡、杨龟山、尹和靖、胡五峰、游广平、朱汉上、刘屏山，至朱子、张宣公、吕成公，凡十七家。内一家少李隆山子秀岩心传。”［２］（《中篇》）《周易集义》一书现已罕见，北京图书馆藏有《大易集义》宋刻清抄配本六十四卷，即此本（《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经部易类：“《大易集义》六十四卷，宋魏了翁辑。宋刻本（卷六至十、二十四至三十六配清抄本），三十二册。十行三十字。白口，左右双边。”页２２，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易类还著有：“《周易集义》六十四卷，宋魏了翁辑，明刻本，存三十六卷（十至二十八，三十一至五十，六十四）。”藏于中共北京市委图书馆。页５７，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中国丛书综录》未收录《周易集义》一书。〖ｚｗ）〗。可以看出，《周易要义》、《周易集义》两书真实地反映出魏了翁象数义理兼重的治《易》特色。
二、性善之义具于《易》
魏了翁认为：“大抵性善之义具于《易》。”［４］（卷33《答滕景重处厚》）周敦颐在《通书》中首先认识到这一点，略启其端，邵雍先后天易说又进一步“发明事心践形之义”。魏了翁潜心研究先天图说，于此亦有所发明。他谦虚地对真德秀说：“先天图说，旧虽留意，……所谓长子代父，长女代母，有邵氏、张氏行成、朱氏诸儒之说，纵某言之，亦不过剿说，未敢容易言之。少顷自见得一二，方以禀布。比赵立夫来求《率性堂记》，亦以《易》为性善之证，谩录呈。”［４］（卷36《答真侍郎德秀》）无所发明者，魏了翁自以先儒之说为是，不加剿说，而于己所发明者录呈以供探讨。他对袁申儒也如是说：“惟明有内外之说，即是先儒旧传，特少有人拈出。”［４］（卷35《答袁提刑申儒》）
三、图可为书，书可为图
魏了翁认为“河图与洛书，发挥道数无遗余”［４］（卷6《四川茶马牛宝章大季修杨子墨池以书索题咏》）。他肯定河图洛书的存在，坚信先天图古已有之，绝非邵雍私意，说：“先天一图亭亭当当，愈玩愈有味，此决是古来曾有此说，特不知何为汉、唐千余年间更无一人说有。《参同》中虽略有此意，而方圆图之妙，则未知古人曾见之否？”［４］（卷36《答真侍郎》）“窃意先天一图自古有之。”［４］（卷65《题冯仰之因重论后》）
臣尝读《易》，至“天地定位”，则乾与坤对；“山泽通气”，则艮与兑对；“雷风相薄”，则震与巽对；“水火不相射”，则离与坎对。此为先天八卦之序也。然而语其用，则地天而为《泰》，泽山而为《咸》，风雷而为《益》，水火而为《既济》。盖天道不下济，则地气不上跻；山体不内虚，则泽气不上通；雷不倡则风不和也；火不降则水不升也。于是而为《否》为《损》，为《恒》为《未济》。又即其大体而言，则水雷山皆乾也，火风泽皆坤也，其要则乾坤坎离。故先天之卦乾南坤北，而其用则乾上而坤下也。后天之卦离南坎北，而其用则离降而坎升也。大率居上者必以下济为用，在下者必以上跻为功。天地万物之理，凡莫不然，况乾天也，离日也，皆为君之象。坤地也，坎月也，皆为臣之象。其理顾不晓，然未有乾坤不交而能位天地，坎离不交而能育万物，君臣不交而能跻斯世于泰和也。［４］（卷17《封事奏体八卦往来之用玩上下交济之理以尽下情七月二日》）
先天八卦乾坤、艮兑、震巽、离坎相对，其用正则《泰》、《咸》、《益》、《既济》，反则《否》、《损》、《恒》、《未济》。先天八卦乾南坤北为体，乾上坤下为用；后天八卦离南坎北为体，离降坎升为用。魏了翁还运用这一原则说明人伦世教，除了君尊臣卑是必然的之外，君臣相交也是效法自然，跻斯世于泰和的必要条件。
魏了翁又考察河图、洛书之数的源流，对此不无疑问。
河图、洛书之数古无明文，汉儒以后始谓羲卦本之图，禹畴本之书。本朝诸儒始有九为图，十为书；九为书，十为图之说。二者并行，莫之能正。至朱文公始以九图十书为刘长民托之陈图南，辞而辟之，而引邵子为证。然邵子不过曰：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第言圆方，不言九十。［４］（卷33《答蒋得之山》）
河图、洛书之数的来源并不明确，直到汉儒以后才有伏羲八卦本之河图，大禹九畴本之洛书之说，而宋朝更出现九图十书和十图九书两种说法。朱熹以十图九书为是，并以邵雍之说为据，在《易学启蒙》中反复辨析。不过，在魏了翁看来，此说也并不可靠。其最大的弱点就在于邵雍本身的说法并不明确，朱熹的证据不可靠。邵雍说：“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９］（第207页）邵雍只言方圆，不言九十之数，这不能说明河图洛书孰九孰十。从二图表象来看，“戴九履一之图其象圆，五行生成之图其象方，是九圆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为图，十为书乎”［４］（卷63《跋司马子巳先后天诸图》）？不但如此，朱熹本人也颇有疑问。他说：“《易》、《范》之数，诚相表里，为可疑耳。”又说：“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４］（卷63《跋司马子巳先后天诸图》）而近世大儒朱震、张行成都以九为图十为书。朱震以《列子》作证据，张行成则据依邵子之说为主。二者实难定取舍。
为定其是非，魏了翁又从头作了一些考察：
〖ｚｋ（〗〖ｈｔｋ〗〓〓予尝以《乾凿度》及《张平子传》所载太一下行九宫法考之，即所谓戴九履一者，则是图相传已久，安知非河图也？［４］（卷63《跋司马子巳先后天诸图》）
仆尝观魏伯阳《参同》所载月法，乾、坤，坎、离，震、巽，艮、兑二位相对，即非所谓先天图也？又云“土王四季，罗络始终，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禀中宫，戊己之功”，又云“太一乃君，移居中州”，则又似九宫图矣。又云“长子继父体，因母立兆基”，又云“上弦兑数八，下弦亦如之”，则不惟九宫图，亦是后天图也。伯阳所取盖非一图，故其后又云“上察河图文，下察地形流，中稽于人情，《参同》考三才”，则《参同》者虽云参合三才，而其意若取河图数为天（《书》又尝以河图为天图），五行数为地，后天卦为人。虽不明言，而一书之中，八卦与甲乙兼举错用。虽然《参同》之末云“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则道家步斗法也；“九还七反，八归六居”，则论道家还丹法也；“步斗与还丹”，则亦太一下行九宫法也。乃知古来不特九一图与生成数元有之，虽天图亦有之，终不知邵子以前何为更无人明辩，是致有许纷纷耳。大抵三图二法起数虽异，其论则一，故朱子谓安知图不为书，书不为图。［４］（卷33《答蒋得之山》）〖ｚｋ）〗〖ｈｔ〗
《参同契》所载月法中乾与坤对，坎与离对，震与巽对，艮与兑对，与先天图相通。其中太一之君下行九宫，其法正似河图。此外还有类似后天图的叙述，甚至有道家步斗法、还丹法等等。于是，魏了翁认为戴九履一图与生成数乃至天图古已有之，只是邵雍以前无人明辩而已。他更进一步认为三图二法其实是一致的，图与书相通，无须强行分辨。可以说，这就是魏了翁自己考察所得出的新结论。
〖ｂｔ２〗
四、小 〓结
魏了翁在易学上继承朱熹推陈出新的思想，力图在朱熹的道路上更向前迈进一步。他一直致力于融会程《传》、邵《易》，力图著成合二为一的一部易学新著，但终未完成。魏了翁兼重象数、义理，以辞、变、象、占为《易》之纲领，既不废弃汉儒解《易》体例，也重视王弼等人的解《易》方法。他尤其重视对邵雍易学的研究，探赜索隐，颇有心得，提出了“性善之义具于《易》”，进一步从先后天易说论证性善之义。
魏了翁对河图、洛书、先后天易说深信不疑，但又颇富独立思考的精神，在考察其源流、辨析诸儒异同中用功较深，得出图书相通，以图消除九图十书与十图九书两派的争论，成为学术合流的主谋人。
〖ｈｔ５”ｈ〗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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