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关键词：
在世界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思想文明也在沿着一个独特的优美轨迹发展着．在这里程中魏晋时期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文明花园中的一朵奇葩．那是继先秦以来最具有哲学意味，最具有美学意味的时期。
魏晋时期的人们特别是文士们,以他们独特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给后世人们带来了一个艺术化的生命形式,成为后世艺术美学追慕向往的精神伊甸园。魏晋时期的思想,一般说来大致是指东汉末三国以曹魏政权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包括早期的“建安文人集团”和曹魏晚期的“竹林七贤”为中心的玄学思想的文人集团，以及一直延续到西晋东晋的名士集团。魏晋时期思想总体上是对汉代正统儒家思想的颠覆。取而代之是对《老子》《庄子》《易经》的三玄思想的痴迷。他们崇尚清虚高旷的境界，人性自然的生活。这个时期的文士们史无前例的开始更加关注自身生命存在的价值，甚至曾经把它升格为至高无上的地位。与其相对的就是对皇权以及为国为民的三不朽的功名追逐的抛弃。甚至世俗礼法规则在他们的生命生活形式面前变得微不足道。他们所珍视的唯独是他们生命自然状态的完满。他们着眼于每一个独立的生命，反对传统儒家对生命等级格局的规划。在他们眼中山间一抹云和天子重器有着等同的生命价值。他们体现着在离乱的生命环境中弱势文士群体在精神上的顽强生命力。这也就是后世称作的“晋人风度”。在一千八百年前的古老东方就存在过这样一个放诞高旷的人群，而西方直到十二世纪左右随着我们称作“文艺复兴”的运动，才有人尝试走出神的光环，窥探人类自身生命的美丽。
那么我们不由追问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会有这样的思想、这样的人呢？汉代是中国第一个以儒学思想建立庞大帝国的朝代。经历了先秦的战乱纷争以及先秦诸子对天地国家的思想论辩，汉代实现了第一次长期稳定的在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整和统一，还有社会规则制度的拨乱反正，一个强大稳定欣欣向荣的帝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继周天子开国分封诸侯方国、吐抚四海以来又一次社会的条理化。摆脱战国割据的人们必然在精神上找到归宿，同时对儒学思想产生依赖和深信不移。然而到了东汉末年朝纲倾颓，董卓篡逆专权，残害忠臣，海内军阀割据，皆欲称孤，曹操挟天子令不臣，窥望国器。蜀吴依天险鼎足三分，文士颠沛流离，朝不保夕。对于那个秩序化条理化的儒家帝国、儒家思想有颖悟的文士此刻势必从失望到怀疑，从怀疑到唾弃。那么首先提出叛逆的就是曹操本人，他提出的“唯才是举”一反汉代以孝为先、以礼定国的思维，曹操以法家的现实主义思想说出“士有所短，庸可废乎？”（《敕有司取士勿费偏短令》）甚至说即使“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亦予重用（《举贤勿拘品行令》）。这样的做法也确实在短期内使曹魏政权势力扩大，得到了短期安定，然而到曹魏政权的晚期，曹爽和司马懿以及他的后世的权利角逐，打乱了这个稳定的格局。朝内臣子朝外文士牵涉政治者皆如履薄冰。于是打铁的稽康走进了竹林，放荡的阮籍走进了竹林，酗酒的刘伶走进了竹林，七子们不约而同的走进了竹林。他们更愿意相信庄子说的蝼蚁和泰山之间的等同。他们酒醉的脸上洋溢着对庄子《齐物论》的信服。这里不得不提到他们追慕的思想渊源，那就是老子，庄子还有《易经》。这个道家思想体系所阐述的就是回归自然，一切以道为原因。特别是庄子对生命与天地关系的理论，成为了曹魏末期名士的信仰。所以这时人们热衷对玄学的研究。一方面是这些玄奥的话题远离政治远离现实，另一方面这些古老玄奥的精神能使士人们从这个危机重重的现实世界中解脱出来，填补对儒学怀疑的精神空白。因此文士们在一起常常的主要话题就是畅谈玄理，也就是“清谈”。魏晋人对“清谈”的热衷，甚至达到不舍昼夜的程度。他们不大热衷于现实世俗的事情和话题，而是以超然的姿态关注自身的风姿气质以及生活的雅意。
这个时期也产生了大量关于老庄等经典的著述。著名的玄学理论家有何晏、王弼、郭象等，仅仅活了25岁的王弼却是魏晋时期玄学哲学理论的巨擎。他论证强调了“无”的核心意义，把世界的本原追溯到“无”。史称“贵无派”。这也同时为两晋佛教在中土茁壮成长提供了合适的精神土壤。郭象则强调每个生命乃至事物在本源上有其独立性，强调事物的独立性。这都是当时文士们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思想体现。因此从曹操开始一直蔓延到整个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常常弥漫着一种对时光流失的无奈和对生命短促的感伤。这是以前的时代所少有的情节。曹操的征战之余也发出“神龟虽寿，猷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的感慨。如曹丕“秋风动兮天气凉，居常不快兮中心伤。出北国兮彷徨，望众墓兮成行”的感慨。
总体说来魏晋时期的思想面貌是社会秩序被打破，价值标准被颠覆后，人们对世界的重新追问。于是哲学自然成为解答这些疑问的唯一工具。这些自问自答的名士们在不舍昼夜的清谈中抚慰着不安的心灵。他们有意无意的逃避着现实，摆脱着束缚。他们的精神在“老庄”中得到解答，他们在重新诠释着“老庄”。在那个时代的思想中他们把“孔子”“老子”化，把“老子”“庄子”化。特别到了东晋时期发展到极至，这些名士们连清谈以外的文学诗歌这等牵涉现实的载体也无多涉及。于是就有了王羲之的书法，谢安携姬归隐东山、超然来往，王子猷雪夜架舟访友，经夜而至却不入其家，随即回返，只留一句“乘兴而来兴尽而归”的不滞于俗物俗礼的言语洒脱而去了。另外在先秦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老子和庄子，他们更多的是在思想上抒发了“无为”、“自然”，包括庄子的“心斋”、“坐忘”等道家思想，而其事实往往是关注国家的。在“老子”的文中多处提到“治国”，甚至极度超乎功利的“庄子”也常常提到圣人的治国。这说明他们的思想着陆点在国家在天下。“无为”也是作为一种治国之方法。也许是在那个古老时代人们的自我本体意识还不如后来魏晋人那么发达，也许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精神的最深处还没有完全抛弃神的存在。对于神权的影子——国家和王权的神圣性，还有着崇高的信仰。于是他们的自我本体生命意识就没有得到自由的伸展。只要神还存在，人本的意识就不会受到关注。因此在先秦的“荆柯”，未必在行刺时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顾虑，也就有着后人无法企及、面对死亡的坦然，这无异于是把自己当作祭品献
给国家。而到了西汉以帝王为首，就有着寻求长生不老的神话，对神仙深信不移。然而到了后期，随着一次次长生不老的愿望破灭，使人不得不去怀疑这个很容易被证伪的信念，再加上东汉末年直至三国近乎百年的大混战，使得一些智慧的文士们彻底摆脱了对儒家对王权的“神圣”束缚、下民对上帝的依靠。于是在这些精神束缚被一层层剥去时，他们自然看到了他们本真身体生命的价值和美丽。于是他们不再把老子和庄子的“无为”和“回归自然”仅仅作为精神理论上的论辩和治理国家的良方，而是第一次的付诸行动，落实在自己生命的精神和肉体之上，不再过多顾及外在的社会和国家。
客观的说，弥漫着这样风气的社会是不利于国家的强盛和繁荣的。两晋事实上的政治命运也自然是显而易见的。在“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之后，飘逸的晋人只能偏安割据在中国的南方。虽然这种品质对于国家是荒唐的、没有建设性的，是不符合社会发展原则的，但是却恰恰符合艺术的创作原则。举国上下的文士、贵族都散发着这种洒脱、出世、旷放、恣肆的气质。难以想象一个街头巷尾充斥着艺术家的国度会是一个多么没有保障的国家，后来的历史也验证了这一切。艺术家气质的南唐后主李煜拱手把江山送给了北宋皇帝，艺术家的宋徽宗也终究给北宋王朝划上了句号。然而作为艺术创作，这种人生境界恰恰是成就超凡脱俗作品的重要条件。因此在这个时代产生了书法史上神话般的奇迹、神话般的艺术人群，以至于气吞九州、荡平四海的唐太宗、乾隆等帝王都要把晋人的墨迹甚至只言片语的随手纸条，供奉起来。作为今天的人，自然是要分别、理智的继承魏晋精神。他们对生命特别是自身精神上的尊重，是今天艺术家乃至所有人值得关注和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