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 关键词]儒家，道家，禅宗，后 现代 价值
[论文摘要]
一、偏家致思主题的后现代价值
原始人类的存在状态是一个天、地、人、神不分的整体，就社会而言， 政治 、 经济 、文化也是未加区分、互相涵容的，人类的文化生命是大同和谐的。诗、书、礼、乐共同交织成人类存在的状态。传说中的三代盛世就是一个“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的大同世界，没有分裂，没有剥削，没有私欲，没有异化，有的是和谐，有的是诗意，有的是神性，有的是痴醉与酣畅。
然而，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 打破了原始的宇宙和谐，人类从圆融之家走向武力纷争的世界。春秋战国时“天命”动摇，“周礼”崩溃，整个社会处在动荡无序状态，金钱、权势、富贵与虚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自然界失去了诗意和神性的光辉，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圣爱与亲情，功利价值成为判断一切行为取向的标准。冷酷、偏私、邪念、奸诈、计较、虚伪……成为现实人性的合理本质。人与自然分离了，人与人分离了，从而人心唯危，焦燥与疯狂塑造着作为流浪汉的人类。
人类存在之家的丧失，必然引起人们的优患，引起人们对家的思慕与重建。孔子创立儒学，以复兴周之礼乐为己任，依乎天地，开发人心。wwW.133229.cOm他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绳，“知其不可而为之”，致力于天人合德、宇宙圆融、家园的重建。据《左传》记载，孔子在与人们讨论何为礼时强调:“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在他看来，人心皆有仁，所以人人皆高贵，是故“礼不下庶人”的阶级歧视就应当抛弃，由此他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政令刑施，而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化礼治。
孔子之后，孟子说性善，重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当客观秩序已全面解体之时，孟子把天下事定在每一个人的良知本心上，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荀子说性恶，当礼坏乐崩之世，主张通过“化性起伪”，把邪迷的人们带回到“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的礼义道德中去。
宋明新儒家一方面面临物欲横流、私心泛滥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面临佛道“空”“无”说的挑战。所以他们一方面要反对“人心唯危”，另一方面要拯救“道心唯微”，从而确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 历史 使命。在他们看来，人类迷失了“家”，并不是“无家可归”，而是“有家难归”，关键是要找到回家的“路”。朱熹讲“依于理”，陆王(陆象山、王守仁)道“致良知”，都是为“迷路人”寻找回家之路所作的探索。
历史进人近代社会，西方在“理智主义”和“ 科学 主义”的推动下，物质文明取得突进，“科学万能”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然而接踵而至的战争，打破了人们的美梦，一时间人们陷人迷茫之中，正如梁启超所指出:“宗教和旧哲学，既已被科学打得个旗靡辙乱，这位‘科学先生’便自当仁不让起来……今日之真理，明日已成谬见，新权威到树立不来，旧权威却是不可恢复了。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人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象失去罗针的海船遇着雾，不知前途总生是好。”对此，现代新儒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在整个西方文化中，只有平铺的物，没有立体的人;只知物，不知人;只说死的事实，不说活的理想。梁启超感叹到:“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却不惟没有得到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因此他们主张复兴儒家文化，以东方精神文明拯救西方物质文明的堕落，为“精神饥荒”的欧洲人提供指路明灯。熊十力曾明确道出此意:“今日人类，渐人自毁之途，此为科学文明一意向外追逐，不知自适天性所必有之结果，吾意欲救人类，非昌东方学术不可。”这就是说，在新儒家看来，只有东方文明尤其是儒家文化，才是救治现代人分裂和堕落的良方。
二、道家致思主题的后现代价值
文明之初，天人分裂，芸芸众生上下浮沉、悲欢离合、辛酸苦楚、迷迷惘惘，流荡于愚昧与黯慧、妄念与真理、表相与本体之间而不能自拔，最终难以体会到人生的真趣，日益离家失己，背井离乡。他们偏于一役，片面僵执，“恃”、“宰”、“有”、“居”……，栓身于“仁义”、“孝慈”、“忠贤”、“巧利”……。总之，落入了有限的器物世界，永远体会不到无限的自由。
老子是忧患“道废”、“朴散”的第一人。《道德经》一书尽展执于两端的分裂现象，强调渊渊无形的圆足本体。执于两端，则“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贞而贵高，将恐撅。这是大道废、“一”分裂的结果，“朴散则为器”，器的世界是一个有限的功利世界，而存在之家、存在之根是“道”—消除对峙、涵孕一切的道，即“无为而无不为”，“为而不恃”，“以无事取天下”，“长而不宰”，“行而不有”，“功成而弗居”。
如果说老子的《道德经》目的在于消弥有限，其手段是两端的辩证双向往反(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 ”)，因此仍含执着，偏重生成。那么在庄子那里则彻底消弥了这一切牵强与执着，归至精神于无始，神游无何有之乡，弃小知，绝形累。在庄子看来，闻道之人，能“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无古今”、“人于不死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总之，要忘我、忘物、忘适，以致忘“忘”，由此可见，庄子的独特之处在于超越时空的有限性而人无何有之乡，从而神游于无待的逍遥境界。人对时空的超越就是对有限的超越，因而就消除了“人为物役”的异化境地，既不为仁义所拘，也不为技术所制，财富、权势、野心、贪欲等统治人的异己力量就自得消解，还人与天地以神游的至德之境，摆脱了一切“物役”从而获取了绝对自由:无意志、无愿欲、无人格，无所作为，而又无所不为，从而实现了人的本体存在与宇宙自然的同一。老庄 哲学 的致思主题因而就是对“朴散”、“道废”的拯救，使失落于“有限”、“有待”之荒原的人生复归于“无限”、“无待”之故乡。
三、禅宗致思主题的后 现代 价值
禅宗的致思主题在于，人类一切不幸的根源皆出于把一个真实而绝对完整的东西分裂为两半。人们忙碌于现实世界的事功争斗，用心于对人与自然的逻辑抽象;人类作茧自缚、自设牢笼，执着于自我中心，沉迷于营苟偷生，这是人类原罪的先天状态:“业”与“惑”。宗教的使命就是对这种原罪性分裂的弥合，是一种终极的眷注，指向人类精神生活中终极的、无限的、圆足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