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的视阈以观全球经济一体化、科技互联化、网络联通化、地球村落化，在这种新形式、新观念、新价值、新话语、新风气下，人们关切反思未来世界向何处去的课题。从检讨和反思当前化解各种冲突、危机模式的弊病中，人们逐渐觉悟而认同和平、合作、以他平他、和而不同等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原则及其化解冲突危机的模式，以达天和地和人和、天乐地乐人乐、天美地美人美价值理想的和合世界。
中国哲学必须自己讲
哲学是时代的精华，精华在什么地方？人们很多时候不追究这个问题。其实，哲学是什么？从古到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义，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没有定论的。正如胡适说：“哲学的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1931年出版的上下两卷本绪论中也曾讲：“哲学一名词在西洋有甚久的历史，各哲学家对于哲学所下之定义，亦不相同。
中国有没有哲学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一些人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例如黑格尔和德里达都讲中国没有哲学。他们之所以这样讲，因为中国哲学没有逻辑、没有概念。我在《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的《天道篇》和《人道篇》这两本书中，对中国哲学范畴以及这些范畴为什么成为中国的哲学概念和逻辑结构做了系统的梳理。1949年以后，在中国哲学界，哲学史都讲唯心论、唯物论两个阵营的斗争。1984年我受金耀基、刘述先教授的邀请，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哲学系讲学时，不讲唯心论和唯物论，那么讲什么？我提出一个新的方法论，就讲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以这个方法来代替讲唯心论、唯物论。后来一些人就说这犹如黑格尔的《小逻辑》。现在一般写中国哲学史基本上按这个方法来写。
中国哲学要获得自身的合法性，成为独立的哲学，并区别于西方哲学，就必须对自身下个定义。我曾提出一个界定：中国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生的“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中国哲学讲“体贴”，“体贴”实际上是-种体验、体会、体悟的意思。如何理解自然、社会、人生的道的道？前一个道，如我们说桌子有桌子的道，扇子有扇子的道，朱熹讲扇子能纳凉，椅子能坐，这就是它的功能之道。但这道的背后是什么？就是道的道，它是功能、现象之道的超越，是所以然之道，是事物的根源，它的本体是道的道。再说名字体系。其实中国的名，如名家，名就是概念。孔子“正名”，就是讲名称应该符合它的实际。“字”就是对“名”这个概念的解释。所以中国古代有《北溪字义》、戴震的〈〈孟子正义疏证》，“字”是对“名”的一种意义、含义的解释。现在看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是对字的解释，属于概念意义的体系。这是对中国哲学的界说。如果讲中国没有哲学，是值得商榷的。
西方每个哲学家都有他自己对哲学的定义。例如罗素《西方哲学史》、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等，他们对哲学的理解和定义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何必按照西方的宇宙论、认识论、伦理学这样的概念和框架来定义中国哲学，这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应该有自己对中国哲学的定义，才能够在自己的哲学架构中体现中华民族的哲学特点，一种理论思维的特设。
由于中国哲学“照着”西方哲学讲，以西方哲学为正宗的哲学，于是便产生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假如超越西方哲学之谓哲学，中国哲学“自己讲”、“讲自己”，那么，就无所谓合法性问题，因为它合中国哲学自身之法。中国哲学必须自己讲、讲自己，讲自己的定义、说自己的特点，才能在世界哲学之林中有自己一定的地位。这个定义说明，哲学是对自然、社会、人生的一种关怀。我们知道，西方哲学着力于对自然的关怀，中国哲学着力于对人生的关怀，这是有区别的。2012年，我去希腊参加公共文明对话会议。旅馆面对爱琴海，大概有100多米吧。早上去看日出，海里突然跳出来一个红彤彤的太阳，我体会到赫拉克利特为什么讲“世界的本源是一团火”。你在爱琴海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世界是一团火的海洋。爱琴海的水很清澈，游泳时鱼就在旁边游，触碰你的身体。所以泰勒斯讲，世界的本源是水，大地浮在水上，就像木头浮在海水上。西方大多数哲学家都在追求现象背后的哪个“一”，巴门尼德讲存在就是“一”，从古希腊的泰勒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费尔巴哈都认为世界本源就是一。西方哲学，看似那么的玄奥，其实都是追求一个“一”。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讲“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为什么讲“和实生物”，《国语•郑语》解释，“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五行中，水火是对立的，《周易•系辞传》：“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五行杂合而生万物。天地、男女就是阴阳两极，男女结婚，诞生新生儿，推而天地融合，万物化生，这是我们生活中浅显的道理。有冲突才有融合。天地、男女是两极、矛盾体，然后融合、结婚、孕育，最后产生新的事物。这不是简单的对立统一，中国哲学讲这是一种新事物的产生。
中国哲学既讲世界根源问题，又讲人生问题。如果想在中国哲学上有所建构、有所创新，创造一个新体系，必须符合三个规则：一是核心话题的转换；二是诠释文本的新选择；三是人文语境的转变。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应是中西文化的融突和合，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怎么结合，得有一个切入点，可借鉴佛教中国化。佛教在8世纪的时候，在印度被边缘化，到14世纪时佛教在印度基本上没有了。佛教真正发展在中国，由中国传到朝鲜、日本，日本佛教主要都是来自中国，日本佛教寺庙很多，例如奈良、京都。佛教之所以中国化，是和中国心性论相结合的结果。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在魏晋时和玄学相结合，最后佛教又同儒家的心性论结合起来。
佛教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中，面临佛在哪里的探索过程。如果说玄奘的法相唯识宗，基本上是照搬印度的佛教思想，到了天台宗和华严宗就逐渐中国化了。佛教的彻底中国化是禅宗，佛就在我们心中。我们可以看到宋明理学是继承吸收了佛教和道教思想的。朱熹的理，格物穷理，理在心外。王阳明昵？理在心中。我们从中看出，佛教中国化是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硕果。
哲学之所以是时代的精华，就是要解决时代所面临的冲突、矛盾，升华为化解矛盾冲突的理论思维。如何是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可借鉴《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天人三策”。汉武帝给当时的文学贤良之士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三代王朝能延长这么长，为什么要改制，如何大一统，如何长治久安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当时所面临的冲突和危机，要博士们回答。当时博士是分经的，例如书博士、诗博士，但他们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没有化解汉武帝所提出的时代的冲突和危机。董仲舒按照《春秋公羊传》来回答这些问题，提出大一统等天人感应思想，为汉武帝所接受，成为当时的哲学思潮。
今天中国人应有全球的视野，才能准确掌握当代社会的冲突和危机。我概括出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提出了化解五大冲突和危机的和合学及其五大原理。唯有准确体认、掌握当代的冲突，然后提出化解的理论，这才是哲学创新。科学的创新、技术的创新不会涉及意识形态问题，比较容易被接受；但是理论的创新、人文社科类的创新，如履薄冰。哲学应该关心社会、关心人生、关心自然、关心生活、关心人类的未来。
化解社会与国家冲突的传统模式
当今世界怎么样来处理冲突？比如地区的冲突、国家与国家的冲突、国内不同派别的冲突、宗教与宗教的冲突。西方一些国家仍然以其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为主导，坚持冷战思维，他们化解冲突大概有五种模式：
第一种是直接军事干涉模式。2014年8月29日，基辛格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亨利•基辛格谈建立世界新秩序》中讲：“利比亚陷于内战，原教旨主义团体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一个自封的伊斯兰国，而阿富汗这个年轻的民主国家处在瘫痪的边缘。”121我们可以看到世界范围内处理这些冲突的模式。对伊拉克、阿富汗是直接采取军事干涉的方式，出兵直接推翻一个政府，建立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国家。西方一些报道称，伊拉克当地的选民骄傲地展示他们参加过投票，其结果却给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我们反对这种专制统治，然而，伊拉克尽管在世俗主义的专制统治下，人民没有民主和自由，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现在几乎每天都有爆炸，无辜百姓死伤很多，人民的生活很不稳定，也造成人道主义的灾难，给人民带来的是痛苦和不幸。利比亚卡扎菲专制统治，名义上是搞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产石油，非常富有，上学不要钱，住房都可以无偿分到。美国的军事干涉，使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卡扎菲被杀，利比亚陷入部族动乱。美国支持反对派推翻卡扎菲，建立民主国家，结果是美国驻利比亚的大使被反对派杀害了。利比亚同美国、欧洲不一样，是部族社会，部族的观念超过国家的概念，所以现在部族总打仗。美国想在国际上推行它的民主价值观，其实与这些国家水土不服，造成很多灾难。
第二种是支持反对派模式。叙利亚动乱问题，美国及其同伙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反对派当中的一些基地组织的壮大和发展，培养了“伊斯兰国”。“伊斯兰国”要直接发动对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恐怖活动等。叙利亚本来是比较稳定的，现在难民几百万，到土耳其就有100多万。这种模式，其初衷可能是为推行民主价值观，但结果是给人民带来灾难。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为在难民营里的难民想想，难民们背井离乡，到处逃难，苦不堪言，生命没有保障。他们想什么?他们想和平，不要战争；要安定，不要动乱。我是浙江温州人，温州被日本三次占领。占领以后，我们只得逃难，我的姐姐抱着我的妹妹爬山，结果爬山时候摔倒了，把我的妹妹骨头摔断了，当时也不知道，也不可能医治，结果成了驼背。逃难的滋味是很难受的，没有吃没有喝，所以我们希望和平而不希望战争。
第三种是经济制裁的模式。我国近代以来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我国向日本赔付库平银2.315亿两，等于我们国家当时几年的国民收入。日本借发甲午战争财而变本加厉地侵略中国。现在一些发达国家，过去都侵略过不发达国家，在侵略中他们发达了，有天理良心的政治家应该对其侵略过的国家有所补偿，可是一些政治家仍做其侵略的军国主义的美梦。他们不是帮助过去被他们侵略、殖民的国家发展经济，而是在经济上限制、制裁、阻碍其发展。
第四种是宣扬民主价值观的模式。现在美国在世界上推行其民主价值观，掀起“阿拉伯之春”，使一些阿拉伯国家陷入动乱。安倍晋三也到东南亚走了一圈，宣扬“我们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西方以民主价值观来推行他们的意识形态，不顾一些国家依据实际情况而选择其发展道路。发展中国家不能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否则就会水土不服。就拿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来说，他讲软实力有三个维度，一是文化背景，二是政治价值观，三是外交政策。他说“中国和俄罗斯不了解软实力”。就像中国哲学史的境遇，100多年来，我们写了很多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但西方从黑格尔到德里达说你们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一句话给否定了。我们讲了那么多软实力，他一句话说你们不了解软实力，就否定掉了。为什么说中国、俄罗斯不了解软实力，因为软实力的政治价值观是西方的民主，软实力为推行民主政治价值观服务。中国人是有思想的，年轻人应该有中华民族的自觉观，要有自尊、自信、自律的思想。中国人过去做奴隶做惯了，就像清代一样，上面皇帝讲一句话，下面就“喳”、“喳”，当奴隶当惯了。我们不能当西方理论的奴隶，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是有智慧、有思想、有哲学的民族。
我们不反对民主，也不反对自由，中华民族是追求民主、追求自由的民族。西方以个体为本位，中国以集体为本位。西方过去因为是一个个城堡、领地，所以他认同这个城堡比认同一个国家要强。苏联一瓦解，东欧一垮台，很多国家都分裂了，比如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为什么？他们对个体的认同、宗教的认同是比较强烈，但对国家的认同就比较淡化。中国是大一统国家。我在国外访学的时候，一些学者问我，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为什么不分裂？从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根本，我们“慎终追远”，“认祖归宗”，在国外有唐人街、中华街等，在异域文化的包围中，他们基本上保持中华的一些习惯、礼仪、思想，中国人在异域文化中长期保持自己文化的特色，文化的认同，其他国家的人很难想象。
第五种是挑起地区和国家之间的斗争或争端模式。中国老一辈政治家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已达成“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协议，搁置争议就是不要争了，实际上就是和平。然后共同开发，就是合作。我们推崇用和平合作的方法来处理政治争端问题，但是美国从伊拉克、阿富汗抽身，在战略向亚太转移的背景下，支持一些国家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挑起争端、制造动乱，以坐收渔人之利，在亚太谋取霸权。
上述五种模式，其后果不是给人民带来民主和幸福，而是给人民带来家破人亡的严重人道主义灾难；不是给国家带来安定团结，而是给一些国家带来战争、动乱和恐怖；不是给世界带来和平发展，而是给世界带来不断的冲突、对抗和灾难。
用中国哲学建构和合世界新秩序
鉴于上述五种模式对世界秩序所造成的危害和危机，如何建构世界新秩序，我提出“和合”世界新秩序的构想。第尊重“以他平他谓之和”的理念。韦昭解：“谓阴阳相生，异味相和也”[3]，阴与阳、他与他相反而相成，相差异而和合。“以他平他”，可释为他与他之间平等、公平，才能和，也就是说解决一个地区、国家之间的争端，不是靠外在的军事、力量，而应该依靠互相之间平等的、互相尊重的谈判、对话。吴思科先生2000年到2003年任中国驻沙特大使，曾经访问叙利亚的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民主变革力量民族协调机构”的一个总协调员阿卜杜拉•阿济姆。他曾经这样说，“我们反对外来军事干涉，因为这不符合叙利亚人民的利益。外来的军事干涉，地上来的是什么样子我们看到了，天上来的是什么样子我们也看到了”。人民解放阵线的领导人格德里•贾米勒说：“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变革，可能需要的时间长一些，甚至要十年二十年，但却能避免社会的撕裂，对人民、国家造成的损害会少很多，后遗症也会少很多。
民族和民族之间，尽管有强弱大小、贫富贵贱的区别，但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宗教和宗教之间应该平等、互相尊重地互相对话，以通达和平，不能以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来制造动乱、战争。当代西方的思维定势仍然是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是非此即彼的思维，也就是我们过去讲的斗争哲学，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以他平他”，他与他之间不是平等的，不是互相尊重的，而是不是我打倒你，就是你打倒我，乌克兰问题就是这种思维的结果。
第二，遵守和而不同的原则，也就是和合学五大原理中和处的原理。每个宗教，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世界是多重世界。人们讲多极世界，讲“极”可能不太妥帖，因为它没有构成相对的多极。美国可以说是一极，但是中国是个极么？构不成一个相对立的极，欧盟、东盟、非盟其实也构成不了一个与美国相对的极，极就是极端。我讲是多重世界，因为多重，一重一重，这排除与其他多重的对立，极的话就将其推向互相对立，多重可构成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命运共同体。
和而不同，多重世界的一重一重各不相同，各种各样风俗习惯、民族文化、信仰宗教之间都不一样，但是可以和平共处。中国儒释道三教的教主孔子、释迦牟尼、老子可以在一个寺庙里受人祭拜，这在其他宗教的庙宇、寺院里是绝对不可以的。北京有许多礼拜堂，如西什库、王府井有宏大的教堂，其中没有老子，没有孔子，没有释迦牟尼在那里。中国不一样，一个家里，祖母信佛，初一、十五要念经、吃素，年轻人信基督教，一个家庭可以有不同信仰，尽管一个家庭里宗教信仰不同，但可以和和气气地一起生活，这就是中国和合思维，包容性、宽容性，没有排他性。西方是冷战的思维，就具有排他性。
中国和西方的思维从源头上就是两个路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国文化和而不同，西方文化同而不和，这是其本质特性。现在处理国际问题，如果不采取和而不同的方法，当今很多国家、地区、民族的冲突、对抗、动乱、战争等都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化解，而给世界带来灾难和毁灭。唯有采取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化异为和，才能为世界人民造福。
第三，建立对话的机制。有效的对话机制，可以增强互信、互谅、互解、互惠，消除不信、不谅、不解、不惠。当今世界充满各种各样的对抗、冲突。不同的国家、民族、宗教，对和他对立一方的思想、特点、追求的目标不了解、不知道。缺乏对对方的了解，就不会产生理解和谅解。所以要有一个平台，经常来对话，可以把自己的一些观点，一些核心利益摆在谈判桌上，以取得互相之间的了解，这样才能消除误解和猜疑，才能真正做到互信。任何谈判如果没有互信，是谈不成的，即使谈了，签订了条约，也不会遵守。就像巴以当前冲突一样，谈判、停战，结果还是打。所以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对话机制的平台，互相真正地取得互信，这样才能达到和而不同的目标。
第四，善于互相妥协。谈判的过程，就是互相妥协的过程。妥协是由对抗、冲突转化为和平、合作的过程。中国讲经权关系，“经”就是讲原则性、经常性；“权”就是讲灵活性、变通性。孟子讲经与权关系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中国古代规定“男女授受不亲”，这是原则性的经。但是他的嫂子溺水了，伸不伸手去救她？有两个选择，一是坚持“男女授受不亲”的原则，不伸手去救她；另一种是伸手去救她。作为经来说，男女授受不亲，但在这么一个特殊情况下，就需要权变的灵活性，伸手去救嫂子，即原则性的灵活性处理。比方说，钓鱼岛是我国的领土，这个我们不能妥协退让，这是原则性问题，“主权归我”，这是“经”；但这个问题是不是马上解决、怎么解决？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式，这就是“权”的灵活性处理方法，可以由我们子孙去处理。在任何的谈判过程中，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灵活性。谈判如果互相不妥协、不让步，肯定是谈不拢的。为了能够取得谈判的成功，必须采取经与权相结合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融突而和合的方法。
第五，韬光养晦与奋发有为。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我国需要一种内外和平、合作、稳定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提出了韬光养晦的主张。国外有人说“韬光养晦”是一种阴谋，不对。这是为了能够取得一种稳定的、安定的建设经济发展的机遇期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当时“四小龙”起飞，而我们一穷二白，什么东西都要票，布票、粮票、油票、肉票、自行车票，各种各样的票。粮食定量的粮票在北京，大米多少斤、面粉多少斤，还有玉米多少斤，都是配给的。面临这样形式，怎么样获得一个好的发展经济的环境，就需要韬光养晦。究竟是韬光养晦还是奋发有为，两者都应选择“中和”之方，即“无过、（无不及”，以达和的目标，“中和”也是一种“度”。韬光养晦不能不达到这个度，也就是说，我们既坚持原则，又在一些问题上不要过头。这就是和平、合作的方法，即和合的方法。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这样的处理比较合适。换言之，在国际问题上如何处理进退问题，我们应有“哲人王”的战略目标，这样我们既不会丧失原则，又不会给后人留下不好的后果。比如，抗日战争曰本是战败国，我们不要曰本赔款，这就留下了不好的后遗症，以致现在日本右派就不承认侵略中国。你不要他赔款，为什么？我们甲午战争赔了那么多钱，抗战死了3000万人，中国人付出了血的代价，为什么不要日本的赔款？这既不符合韬光养晦，也不符合奋发有为。
第六，“满招损，谦受益”。在国际交往、对话、谈判中，自满会招来损害，谦逊会得到益处。谦逊对个人来说，表现人高尚的道德修养；对国家来说，表现了一个国家的自信、自尊和君子之国风度、文明礼仪。过去中国是礼仪之邦、君子之国，有君子的风范。在各种形式谈判中，说话也好，论争也好，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温和的、谦虚的，不是盛气凌人、骄傲自大、以强凌弱的。在谈判对话过程中，态度、话语的艺术也是很重要的。谦虚并不是丧失原则，相反是从另一层面坚持原则。即使和对方发脾气，我们在话语上恰当、适宜，这往往能够促成对话的良好氛围，促成谈判的成功。因为你比较诚恳，比较谦虚，有大国的风度，有大国的气魄，人家对你就比较信任、比较服气。如果你骄傲自满、自大，即使在同学之间，关系也搞不好。所以做人应该谦逊，谦逊并不埋没你的才能，相反是你才能、修养高的表现。谚语说半桶水晃荡，是说一些人只有半桶水的学问，却总觉得自己学问很大、了不起。真正的大学问家，都是比较谦虚的。比如苏格拉底，他是大学问家、大哲学家，德尔菲神庙中传神渝女祭司庇西亚告诉苏格拉底的朋友海洛丰说，苏格拉底是人中间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为了证明自己究竟是不是有智慧，他就去问很多人，问工匠，问那些有技术的人，也问学者，最后苏格拉底得出结论，认识到自己的智慧真正说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人，才是有大智慧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与人，国家与国家的谈判、对话应该有一个谦虚的态度。怎么样取得谈判对话的成功，平和的谦逊态度，是取得成功的一种方法。
中国哲学与世界的未来发展
既明如何建构世界新秩序，未来世界向何处去？
第一，建立超越各个国家、民族、宗教的伦理道德机制。化解精神、信仰道德问题，使每个人能够像《大学》里讲的，“知止然后有定，定然后能静，静然后能安，安然后能虑，虑然后能得”。这个机构能够让人的思想能有定向，然后能寂静，然后所处而安，安然后能精详考虑问题，最后能得到智慧。这一至善智慧，应成为人类的主心骨，或道德心灵的主导意识。当今世界，一方面跨国家、民族、宗教命运共同体的公共利益相互交错，越来越强烈地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从而相应地需要建立新的机构去从事协调、组织、解决公共事务；另一方面，人类共同面临着严峻的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之间的冲突，而造成生态、人文社会、道德、精神信仰、价值危机。单靠一个国家、民族、地区、宗教已不可能去化解，必须有一个跨国家、地区、宗教的新的国际机构来担当。鉴于这种情况，各国家、民族、地区的人和宗教教徒必须在思想、心灵上树立全球理念和人类共同利益为主导的道德意识，树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者爱人的观念。对于当前只顾各自国家、民族、宗教利益的思想观念，国际道德心灵咨询机构应着力予以开导、教化、解惑等工作，使人人都凝聚到为国际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而奋斗的大旗下。为达此目标，可设立国际道德裁决、和合的伦理法制体系。
第二，建立与全球化相适应的新的信仰体系。二战后各宗教之间及宗教内部的冲突产生新的更为复杂的张力，然而“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尽管殊途百虑，亦有同归一致的层面。1993年世界宗教会议上指出“世界诸宗教在伦理方面现在已有的最低限度的共同之处”，为此通过了《全球伦理普世宣言》，提出四条各宗教认同的金规则：要尊重生命，不要杀人；要诚实公平，不要偷盗；言行应该诚实，不要撒谎；要彼此尊重，不要奸淫。这四条金规则是得民心的。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也就是说，怎么样得世界人的人心，这是政治家、未来学者或者谋略家应该看到的、想到的。世界人民向往的究竟是什么？要掌握人类未来的命运，首先要掌握人的愿望。我在《和合学》中讲三个世界：一是和合生存世界，要求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伦理道德环境、自然生态环境、文化艺术环境等优美、宜居。二是和合意义世界，人追求真善美意义，追求自己价值的实现。三是和合可能世界，这是最高境界，可能世界只是一种可能。任何的宗教，基督教的天国，伊斯兰教的天堂，道教的神仙世界，儒家的大同世界，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实际上就是-种价值理想的世界。任何宗教的价值理想世界都是虚拟世界，在和合学中就叫做可能世界。可能世界就是价值理想世界。这个价值理想世界我们怎么样达到？过去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譬如说柏拉图的《理想国》、〈〈礼记-礼运》的大同世界，康有为的《大同书》等，《大同书》要去国、级、种、形、家、产、乱、类、苦九界，这都是价值理想世界。任何宗教的终极世界实际上就是-个价值理想世界，莫尔的乌托邦，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也是价值理想世界，亦是其信仰世界。
第三，建构人民自我管理体系。反思中国自古以来人民自我管理模式，有与宗法社会相适应的宗族管理系统、宗教管理系统、乡校管理系统、国家管理系统和现代社区管理系统。这些管理系统在历史上都曾在社会管理中相互渗透、互补互济，使社会保持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当代世界仍可借鉴这些人民自我管理模式，而加以创新；化宗族管理模式为社区管理模式，以民主方式替代族长方式；化宗教管理模式为价值理想信仰模式；化乡校管理模式为自由议政、议事及各种活动模式；化国家管理模式为共议机制管理模式；化社区管理模式为代表民意、权益沟通各方面关系模式。使人民自我管理的各层面得以实现，以淡化国家、民族、宗教、种族的界限，健全人民自我管理体系，使世界成为人民自我的世界，人人对世界都能自觉实行自我管理自我的责任与义务，未来人类是以自我管理为主体的世界。
第四，建设新的安保体系。未来和合可能世界最高限度是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安居乐业，和平幸福，快乐生活；最低限度是保障人生、食品、药品、医疗、生产、网络、信息安全。新的安保体系与人民自我管理体系互补互济，人民自我管理体系的完善，民事民议、民管、民办、民决、民保、民安，这不仅是新的安保体系根本保障，也是安保体系最终落实的关键。未来和合可能世界不需要军队，只有保安员。保安员的职责是保护世界人民的安全，使人人都生活在安定、安静、安乐、安宁、安闲、安康之中，而不受任何骚扰、凶险、恐怖、谎言的威胁。因为和合可能世界已没有战争杀人，没有恐怖活动，没有贫富不均，没有贵贱差分，没有国界区别，没有你抢我夺，天下一家，民胞物与。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5]朱熹说：“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王守仁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既如此，天下万物不分形骸你我，万物一体，天下犹一人，安保天下，即安保我一人，安保我一人犹安保天下。这就超越了国家、民族、种族、宗教等之间分形骸尔我的界限。
第五，建构新的国际体系。检讨现有国际组织机构，无论是联合国、国际货币组织，还是各类联盟组织，其普遍的缺陷就在于建立在民族国家利益基础之上，其规则的制定是为满足发起国与其伙伴国的利益，而罔顾世界人民的普遍利益。换言之，现有国际组织体系均没有建立在超民族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因而世界正义性和公平性，就成为其致命的缺陷。在民族国家利益与超民族国家的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这些国际组织就不能坚持以超民族国家的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利益为本位，而丧失世界正义性和公平性。新的国际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应有全世界的情怀，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放在首位，不仅“重义轻利”，而且以“舍生取义”的精神来应对。
建构国际新秩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在当下各种冲突不断的情境下，首要是不搞冲突、对抗、战争、动乱，通过对话、谈判、理解，达到和平、合作、共赢。其次，“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原则，各民族国家、各宗教团体、各种族组织相互平等、尊重，达到相互诚信。孔子在回答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时认为，在粮食、军备、人民信任的三者中，去掉什么昵？孔子认为可以去掉粮食和军备，但不可去掉诚信。诚信能使各民族国家、各宗教团体、各种族组织消除误解、猜忌，而能照顾对方利益，为解决各国家、宗教、种族利益与超越的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的冲突，开辟道路，打下基础。再次，在“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基础上，逐渐树立以超越的全球共同利益为本位的信心和自觉，淡化民族国家、各宗教团体、各种族组织的狭隘的利益，以至放弃这种狭隘的利益，这虽是艰苦复杂的过程，但必须奋发有为、坚持不懈地去实现。又次，各方面、各层次在达致超越的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为本位、为主导的共识基础上，共议国际新秩序建设，可设立各具体的共议机构，并提出方案，由整合共议机构审查通过，交由全民民主共决通过后生效。最后，由此建立新的国际体系，统摄各国际事务机构，其任务是使天和地和人和、天乐地乐人乐、天美地美人美，天地人共和乐、和美的和合世界，这个和合世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和期盼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