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中国现代文学革新之路思想教学新思路
从中国文化历史发展进程来说，我国历史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等四个主要时期，现代处于整个中国社会的中期阶段，前面继承了古近代文明的主要成就，后期对当代历史文明给予了借鉴性的指导。
一、文学教育的重要性
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国教育事业也将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变化，精神文明在社会变革中是具备巨大影响力的文化产物。高等教育是我国培养高端人才的主要机构，借助高等教育有助于培养全面性的文化知识人才，向社会供应诸多优秀的专业型人才。与单一性的专业课程教学相比，文学课程对大学生会产生许多非专业性的知识教育，使学生个人综合素质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一）丰富知识
我国高等教育正朝着开放式教学方向发展，为大学生搭建广阔的学习平台，为其创造自由学习空间是当代教育的先进模式。高校是培养专业人才的重点阶段，努力提高大学生们的文化知识水平，对其个人潜能发挥是大有帮助的。文学作为一门艺术性学科，在满足学生专业知识学习之外，能够丰富学生们的文化知识面，接触到不同类别的知识内涵。
（二）提升涵养
历史是无法被取代的，中国是一个悠久历史的文明过度，更需要融合许多文学历史精神，才能不断地提升个人文化涵养，陶冶情操，感受文学艺术熏陶下的内涵之美。大学生对现代文学进行多方面的学习，有助于提升当代青年们的艺术涵养，积累深厚的文化知识层次，体会到我国悠久的文明历史，在文学作品中领悟现代文学的创作思路。
二、回顾中国现代文学革新之路
最近几年，随着高校专业人才培养理念的快速发展，文化素质教育成为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部分，受到了广大高校的普遍关注。文学课程在高校语文类课程教学中受到了广泛应用，借助语文教学可以实现高等教育的改革创新，帮助大学生积累丰富的文化知识内容，提炼个人的人文素养与价值理念。为了全面提升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质量水平，语文教师应当带领学生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的革新之路，从中体会现代文学的创新思想，为现代文学教学工作给予科学的指导。
（一）20世纪30年代初
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进一步传入及其与中国文艺运动实践结合的结果，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同时，苏联及西方左翼文学思潮和文学作品，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日益明显的影响，使中国左翼文学成为世界“红色的三十年代”文学的组成部分。这一阶段，中国文学还处于近代阶段，之所以将其认定为现代文学的革新之路，主要是近代文学对现代文学起到了指导性作用。正是由于早期积累的近代文学思想，现代文学才会积极效仿西方文学家进行创作改革，并且取得了优异的成就。
（二）20世纪50年代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现实突出了新文学运动与普通工农兵群众生活仍然存在着距离的矛盾，更为迫切地提出了文学民族化与群众化的历史要求。毛泽东在理论上首先明确提出必须“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由此展开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国现代文学多数围绕着新中国、新思想等角度去创作，广泛地歌颂了美好祖国的意愿，这些都是现代文学创作的主要素材，并且也流露着文学者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三）20世纪60年代
新中国文学创作起着重大影响的仍然是俄罗斯、苏联和西方进步文学。由于作家贯彻党的文艺方向，长期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从理论到创作实践上都努力追求文学的民族化与群众化。批判地吸收与借鉴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精华，反映中国人民的历史与现实生活，成为许多作家艺术探索的中心，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这一阶段，中国文学对于本国民族文化有了深刻的认知，文学创作者们开始懂得如何选择性地利用本土文化，对现代文学进行深入地探讨，并正确地选择与文学作品相关的素材，促进了现代文学革新之路的快速发展。
（四）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
在摆脱了思想与文化的10年禁锢之后，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和深入：不仅包括西方现代派在内的各种创作方法、流派、风格的作品广泛地介绍到中国，中国现代文学艺术也越来越为世界文坛和各国人民所关注。随着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活动的日趋频繁，我国开始对现代文学实施全方位的比较，特别是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差异，成为文学领域革新改造的常见现象。这是由于中西方文学家彼此相互吸引，又彼此借鉴各自的文化优势，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形成了新型的创作派别。
三、新时期文学教学的新思路探讨
基于对中国现代文学革新之路的深入探讨，高校开展文学课程教学有了明确的指导方向，不仅要结合文学知识的变革历程，还要对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行科学地借鉴。新时期国家对高等人才培养计划给予了高度关注，注重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是教师们值得思考的问题。回顾我国现代文学思想的革新历程，当代文学教学工作也要坚持新思路、新方法、新模式等原则，推动高校文学知识教学质量水平的全面提升。
（一）中外结合
受到地域条件的限制，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同时又有很多方面的可借鉴性，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新思路之一。坚持“中外结合”原则，引导大学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中国文学发展，领悟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特色，有助于丰富大学生们的文学知识内涵。例如，在现代文学面向世界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中一切好的内容和形式，溶化到本民族文艺的血液之中，以丰富和提高本民族的文艺，成为新时期作家艺术探索的重要课题。
（二）联系实际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积极的思想斗争中向前发展的现代中国面临一个动荡的大变革的时代，处于这样历史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多变性的，但其课堂教学是要以现实生活为基准的。现实生活是一切文学创作灵感的来源，即便是虚幻性的文学创作形式，也要有现实事物作为参考才能发挥其作用。针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革新之路，教师要懂得把文学课堂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民众生活、社会文化、百姓思想、历史遗产等等，这些都是文学教学联系实际的重要内容。
（三）大胆创新
现代文学呈现出不同阶级、不同趋向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潮纷繁杂陈、彼此冲突而又互相影响与吸收的复杂面貌。创新是推动一切事物变革的有效动力，即便是在高校文学教学活动中，教师坚持创新思想往往会取得更大的突破性成果。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革新背景下，教师要改变传统课堂教学的思路模式，为大学生提供广泛的文学学习平台，使其在现代文学思想基础上，不断地调整个人学习思路，体会到中国文学独特的思想内涵。
四、结论
中国文学领域变革与历史阶段划分是密切相关的，现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些都是高校文学课程教学需要斟酌的内容。为了避免当代大学生对早期文学产生的误解，教师必须从宏观局势判断中国文学的革新之路，还要依据各阶段文学思想提出科学的教学思路与方法。
作者：赵晓菲
第2篇：中国现代作家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意识探讨
中国现代文学意识是指在现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外界和内在的演变与转化，体现文学认知思想，不论是在现代文学的逻辑方面还是在感性方面，批评因素一直处于比较活跃的位置。现代作家批评中，隐含了不同层次的文学意识，体现文学意识的层次变化，中国现代作家批评的存在，为现代文学的发展以及意识的形成指明发展方向。
一、作家批评与文学意识的关系
中国现代作家批评具备两方面的理解，首先是狭义的理解，主要存在于文学理论的对立方，涉及较小范围的学术语言；第二是广义的理解，也是作家批评通用的理解，主要是对现代文学的本质、影响进行各种思想的讨论，例如：既可以对现代作家的文学作品进行书评和对话，又可对其实行短评和专论，围绕作家批评展开最广泛的学术性讨论[1]。作家批评是现代文学中的一种形态，其中包含对文学作品独特的见解，作家在进行批评时，即可无形的为文学意识发展制定标准，现代作家在批评活动的过程中，可利用自身独特的理解，指导现代文学意识的发展，凸显在某一特定时期应该具备的文学意识，通过批评的方式主要将此类型的文学意识培养为主流的发展形态，可见：中国现代作家批评与现代文学意识的发展具备表面关系和内在关联，同时作家批评对文学意识的发展形成特殊的体系。
二、作家批评中现代文学意识的塑造
在中国现代文学意识的塑造过程中，作家批评具备较大的推进作用，主要对重点现代作家批评与现代文学意识进行探讨，具体分析如下：
1、批评史与文学史的发展
在批评史的发展中，我国现代作家基本都存在或多或少文学批评行为，其不同的思想形成现代作家批评体系，现代作家本身具备作家的特点，其在对其他文学作品进行批评时，可摒弃原本作品的思想，帮助其梳理和发现更新颖的观点，提出文学作品的独特见解，例如：沈从文，现代著名作家，其在扮演作家角色的同时，同样扮演着作家批评的角色，沈从文对文学作品独特的思想和视角，相比专业的批评家更加细腻，所以在批评史中，作家批评更具备代表性的文学意识[2]。在批评史发展的过程中，引导文学史的进步，站在旁观的角度，批评史与文学史同为现代文学的内在因素，实质上，批评史在主流地位上，推进、指引文学史，文学史的发展具备不确定性和不规则性，时刻处于推陈出新的动态变化中，作家批评在文学史中给予极大程度的评价，同时预测文学史的发展。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意识的塑造中，现代作家批评正面诠释文学意识的价值，将自身置于文学活动中，利用批评推动文学的创新，文学意识在文学史中并不是实质存在的实物，而是具备理论性、指导性和活动性的内在影响，利用现代文学史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讲解意识的形成，因此文学意识发展中，利用作家批评挖掘实质的文学意识，展示文学意识的拓展性和发散性。
2、作家批评在文学意识塑造中的典型代表
文学意识塑造中，作家批评的典型代表人物有胡适和茅盾[3]。胡适在现在文学中提出的批评，是指引文学意识发展的主流，胡适认为在文学面前人人平等，大力提倡白话文，否定文学是贵族阶级的物品，其不满当时落后、束缚的文学意识，通过批评反击当时的文学现实，胡适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想，批评当时的文学意识，主张文学改革，胡适的作家批评势必引起当时文学史的内部斗争，但事实证明，批评具备实际价值，指引文学意识发展的新方向，因此当人们提及胡适批评时，将其作为文学意识改革的核心转折点，推进文学意识的转型；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唯美文学方面，虽然其在大范围唯美主义的否定中确实存在过分的偏激行为，但是其部分批评态度仍旧对现代文学意识的塑造存在积极的推进作用，茅盾在大力批评唯美主义的文学作品时，实质也可理解为对唯美作品的解说，例如：茅盾在对唯美文学批评时，其认为唯美派过多存在个人、享受的因素，阐述空虚的状态。
结束语：
利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批评，展示现代文学意识的另一种看待观点，进而体现文学意识在现代文学中的重要性。中国现代文学意识的形成是一项系统、长久的过程，在旧文学的基础上萌发出现，在不同的思想和意识冲击下，逐渐衍生新型的文学思想，其中作家批评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可见：现代作家批评在文学意识形成中的推动作用。
作者：符秋雨
第3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儿童视角问题分析
儿童视角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叙事策略之一，它的出现绝非偶然，是各方面作用的结果。从文化因素来讲，我国伦理观受西方儿童观念的影响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促使儿童有了观察的权利；从叙述形式上来说，在西方小说的影响下，中国现代小说完成了对传统视角的突破，这也为儿童视角小说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由于受儿童的思维特点及审美意识等影响，儿童视角具有直观性、细节性和始发性等特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儿童视角有两大角度：一种偏向于现实世界，另一种则偏向于梦想世界。这主要归因于作者在创作时的认识理念，作者的认同感和写作理念不同，会通过儿童视角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有可能是现实世界的悲苦与黑暗，也有可能是一把纯净的乐土。因此，儿童视角以自身不可逾越的特点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现代文学，推进了我国现代小说的叙事艺术。当然，儿童视角也有其局限性。
一、儿童视角的产生及发展
儿童视角是指作者在文学作品中以儿童为中心人物，借助儿童的眼光和口吻来观察和讲述事物，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特征。其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以儿童为中心人物来展开叙述的作品十分罕见。而在五四运动期间，由于中西文化的冲击交汇，涌现出一系列运用儿童视角来叙述的小说。如：鲁迅的《故乡》《怀旧》，冰心的《分》以及京派作家的童年回忆小说（如：沈从文的《边城》）等，进入新时期、新阶段以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儿童视角小说越来越多，特别是近年来，作家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及苏童的作品中，儿童成为了小说故事中重要的叙述主体。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你能发现的关键在于你的发现方式”。对于身边熟悉的东西，一旦观察视角发生改变，就会有新的感触和体会，小说同样如此。而且小说叙事视角的改变，会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变化。目前，我国文学研究的热点在于视角问题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叙事视角能够决定文学作品的魅力与意义。当然，儿童视角是首选的叙事视角，儿童视角赋予作者以生命与体验，同时也赋予文学作品特殊的表达方式。作者在文学作品中借助儿童视角可以呈现出独特的叙述语调和写作风格，也可以体现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能力。基于此，儿童视角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得到广泛运用和发展。
二、现代文学中儿童视角的主要特点
1.第一人称的童年回忆性叙述
童年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美好阶段。提到童年，总会令人向往和回忆，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亦或悲哀，人们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想念这一生中最为美好的时期，人的气质、很多习惯等都是在童年时养成的，并将影响一生。因此，对于作家来说，童年时期（一个人从幼年到少年时期）所凝结成的复杂情愫会形成作者独特的写作风格，也会引起作家内心强烈的冲动，促使他们有创作童年时期作品的欲望。所以，作者童年生活的回忆性叙述是很普遍的儿童视角叙述方式。
以莫言为例：1955年，莫言出生在山东省高密市，当时的极左路线造成了50年代末期我国农村的普遍贫困，而他家是上中农分子，因此，他家连领救济粮的资格都没有，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歧视给他的少年生活留下了惨痛记忆，而父亲过于严厉的约束也使他备受压抑，这种童年生活直接影响了莫言后来的小说创作。在他1986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红高粱》中，那片广袤狂野的高粱地曾是他梦想的天堂；在散文集《会唱歌的墙》中，莫言详细地诉说了自己的“饿”和“吃”，“我的馋在村子里是有名的，只要家里有点好吃的，无论藏在什么地方，我总要变着法子偷点吃”，在莫言的其他作品中，也经常会看到关于饥饿和食物的描写，这是莫言童年饥饿对他的影响和阴影。莫言也曾这样自述：“每个作家都有他成为作家的理由，我自然也不例外。但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作家，而没有成为像海明威、福克纳那样的作家，我想这与我独特的童年经历有关，我认为这是我的幸运。”
2.第三人称的童年描写性叙述
作者们通常在作品中以儿童的形象来呈现文本浓厚的儿童色彩，作者运用第三人称的儿童视角来创作时，往往容易表现出梦一样的画面，并希望获得梦的效果。在第三人称的儿童视角描述中，作者思维向儿童靠拢，并利用儿童视角的独特性将生活的混沌状态转化成浪漫的、完整的艺术。以第三人称的儿童视角描述具有别样的美感，儿童的思维方式比较简单，其推理能力较弱，但想象力较强。从这一角度来看，儿童本身就具有诗人非凡的气质和才能，所以第三人称儿童视角的运用可以给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带来天真、质朴、感伤、忧郁等效果。
例如：台湾著名作家林海英的代表作《惠安馆传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我把鼻子顶着金鱼缸向里看，金鱼一边游一边嘴巴一张一张的在喝水，我的嘴巴也不由得一张一张地学鱼喝水。有时候金鱼游到我的面前，隔着一层玻璃，我和鱼鼻子顶牛啦！我就这么看着，两腿跪在炕沿上，都麻了，秀贞还不来……”这里的“学鱼喝水”及“和鱼鼻子顶牛”都是儿童的动作和情趣，这样形象的描写透露出了儿童特有的兴趣和纯真。
又如：凌叔华在其代表作《小哥儿俩》中，通过“大乖”和“二乖”这两个天真善良的孩童形象，展现了儿童无法掩饰的纯真可爱。在得知八哥遇难后，作者对小哥俩的反应作了如下描述：“忽然，大乖收了声，跳起来四面找棍子，口里嚷道：‘打死那野猫，我要打死那野猫！’二乖爬到妈的膝头上，呜呜地抽咽。大乖忽然找到一根拦门的长棍子，提在手里，拉起二乖就跑。妈叫住他，他嚷道：‘报仇去，不报仇不算好汉！’二乖也学着哥哥喊道：‘不报仇不算好看！’”作者将“大乖”和“二乖”作为自己的寄托对象，将他们天真可爱的童趣刻画得自然传神。
三、中国现代文学中儿童视角的局限性
众所周知，与儿童形象相伴而来的描述会呈现出浓厚的儿童色彩，主要表现为儿童思维的简单、有趣及创造性。儿童思维作为非理性的始发性思维，往往会淡化对结果的多层次、多角度的考虑，只是在事物单一的表面进行关联。事实上，与其说这是儿童视角的局限性，倒不如说是儿童视角的优势，因为作者在选择小说内容时，可以选择一些被成人视角所摒弃的内容来进行叙述。因此，文学作品的内容也会具有碎片化与直白化的特点。
儿童视角以其独特的特点，获得了现代文学叙事策略的重要地位。同时，儿童视角也深深地影响了作者文学创作时的想象、构思、描写以及叙述的口吻，儿童的想象看似虚无缥缈，但却代表了他们最为纯真的感情和愿望。况且，在文学作品中，采用儿童视角来进行叙述并没有真正地脱离现实世界，因为作者虽然可以用儿童的视角去发现和体验生活，但是他们并不能完全不受现有经验的影响，相反，成人视角还是隐藏在儿童视角所塑造的小主人公形象的背后。
因此，在这个拥挤且嘈杂的世界里，我们需要用纯真、善良、真挚的眼光来透视和认识世界，需要通过弥足珍贵的童真和童趣来揭示成人视野所难以观察到的现实世界。当然，作家在现代文学创作中能够熟练地运用儿童视角这一叙述策略是对童心、童真和童趣的守望，是对文学创作的充分尊重。
作者：赖云芳
第4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作者简介：韩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