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现代化建设中的“三农问题”
本文正是从我国当前“三农”现状出发，通过分析“三农”问题的原因，强调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来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与方法。
关键词：“三农问题”；重要性；解决办法
我国要想实现现代化，促进经济的发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三农问题。由此可见，解决三农问题是至关重要，农村的经济落后没有得到发展，就意味着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是十分缓慢的，“三农”问题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显得尤为突出。
一、“三农”问题的现状
从总体上来说，广大农村的现代文化程度十分低，发展严重滞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这就是如今“三农”问题的现状，主要表现为：
（一）农村收入下滑，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扩大。近些年来农民的收入很不稳定，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农民的收入很不稳定，因为农民的收入主要依靠于土地，而近些年来地震，旱涝灾害的频繁发生，使粮食的产量大幅度下降，这就造成了农民的收入较低，而城镇的经济水平较高是因为城镇居民收入不受自然的影响，城镇居民的收入比较稳定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就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二）农村的劳动力问题十分严峻。一方面由于我国如今从国外进口的农副产品价格低，质量好，这就给我国农民的生产活动带来了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大部分年轻农民选择进城打工，导致农村实际有效劳动力大幅减少。此外，农村的经济水平低，对教育不够重视，致使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低素质较低，而城市的现代水平提高后，工业生产对技术的含量要求提高，对工人素质要求相应提高，以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很难在城市中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三）农村的社会秩序较乱。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对国家的一些方针政策认识不足，在加上经济水平较低，很容易产生一些不满的情绪，他们用一些消极的方法进行抵抗，有些地区出现了暴力反抗等事件，而且农民对法律认识不够，遇到侵犯人身利益的情况不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知道用暴力或者有一些其他不正当的方式解决，这些严重影响了农村秩序的稳定。
（四）农业资源短缺基础设施落后。长期以来我国农业道路的不正确性给我国的农业带来了严峻的问题，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这就使我国的农业失去了赖以发展的基础，而且水土流失，水污染等问题的出现使我国的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在加上农业基本设施的落后，这都是我国的农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问题。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必要性
解决“三农”问题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我国农村人口比例较大，而我们衣食都与农民有关。所以解决“三农”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我国想要实现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要解决“三农”问题，在当今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收入问题。这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这一目标有着直接的联系，我国进行全面的改革要想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加快城镇化的步伐，就必须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让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满足城市化发展的需求。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农村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并没有真正的受益，我国的农村还是原始农耕劳作，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而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生产，农业的科技含量并没有提高，现代化进程依然十分遥远。如果这种现象一直持续下去，农村的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的现象，容易造成农村社会的不稳定，中国改革也会因此失去动力，现代化的发展也将会受到阻碍，对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会起到阻碍的作用。我国是人口大国，俗话说的好“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因此，为了确保我们国家粮食的安全，满足十几亿人口的需要，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可以保证国家的稳定团结，实现国家的长治之安，可以使我国更好的推进改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使国民经济向持续健康发展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
三、解决“三农”问题，应采取的对策
（一）调整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改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就必须要调整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现在我国对国民收入的分配仍然不公平，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仍然倾向于城镇，而忽视了对农村的投入。使农民不能同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平等的就业、受教育的机会。这是造成我国农村居民文化程度较低，素质相对较差的根本原因，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将会造成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不仅影响着我国农村居民的生活，农村的经济发展，长此以往将会对我们国家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如今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得到了基本的完善，而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十分落后，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还是不够完善。农村对养老保险的认识不足，大多数的农民都片面地认为土地是他们生活的保障，必须改变农民的这一错误认识，而我们国家政府也应该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范围，使农民和城镇居民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2]。
（二）改革我国的户籍制度
我国实行的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由于我国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在城市中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我国应该取消这种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制度，这也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必要手段。只有取消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才可能和城镇居民享有平等的待遇，可以在城镇中找到一份较理想的工作，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减轻生活给农民带来的压力。
（三）增加国家投入
我国的土地面积辽阔，自然灾害频发，而农村对于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比较弱，所以我国家必须加大对农村的救济力度，完善这一救济体系，保障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自然灾害对农村人民的影响，使农村人口可以稳定的生活。此外，要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农业是一个国家不可缺少的产业，因此国家必须加大力度对农业进行保护。一些发达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十分的重视，我们也应该向发达国家学习重视我国农业的发展，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工业的发展上，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从而减轻农民的负担，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村容村貌。
（四）支持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
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不仅可以解决一部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农村的经济，更有效的增加农民的收入。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三农”问题解决的基础和前提。要想进一步增加农民的收入，就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向城镇进发，以此来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力。这样可以更好的提高农民的素质，增加农民的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可以使我国的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三农”问题是我国长期以来必须要解决的一项重要问题，而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解决“三农”问题可以有效的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提高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进而促进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繁荣发展，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更好的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者：赵宏燕
第2篇：金融机构服务“三农”问题研究
一、绪论
在当代社会，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目共睹。而我国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大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宏伟目标，离不开金融机构对三农的服务与支持。尽管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三农一直高度关注，金融改革也逐步深化，但金融机构在三农服务中的定位一直不明确。因此，在深化金融改革的过程中，关键是要让金融机构更为全面贴切的服务三农，强化金融机构服务职责，这是建设新农村的必然选择。在金融机构服务三农越来越被重视的今天，我们从中发现正在面临的严峻挑战和重重挑战。为了促使金融更好地为农村经济建设创造条件、为人民的高质量生活服务，强化金融机构服务三农职责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金融机构服务中的主要问题
（一）金融机构服务职能不明确。当前，由于金融机构的定位不明晰，导致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仍未理顺。由于涉农信贷资金需求量小、频率高，导致金融机构从事此类业务的成本高、业务范围发展很有限，于是近年来政策性金融机构服务于三农的数量逐渐减少，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为例，其提供政策性贷款的提供，目前也主要是针对重要农副产品（粮、棉、油等）的收购。虽然基层农村发展银行近年来也开始扩展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主的信贷业务，但其所占比例相当有限；至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融资主要是以盈利为主，农业之所以很难成为其融资对象跟农业收入的不稳定、收益低、投资长等特点分不开。广大农村、农业和农民也并不是股份制商业银行信贷服务的重点；而农村信用社自身力量不足，无法对三农提供有效支持；于是非正规金融逐渐活跃，但依然无法满足需求的空缺，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阻碍。
（二）农村金融服务产品单一，金融产品仍然缺乏创新。农业银行以传统产品为主，难以适应县域经济的高速发展，涉及农业产业化企业、涉农中小企业的贷款，不仅难以设置抵押物、手续繁多、办理周期过长，并且具有较高的准入门槛，大多数农村企业都无法达到要求。这些制度上的不完善都制约了农村和县域三农资产业务的展开。
（三）金融服务网点覆盖率低。广大的农村区域中，金融网点的分布显然不足，农民普遍存在存贷款困难现象。从表面上看，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在组织形式上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在农村金融机构的构成比较齐全，主要有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等正规金融机构，但是正规金融机构的网点覆盖率比较低。
（四）农村信用担保机制欠佳。由于农村信用体系及担保机构不建全，对农村金融环境的建设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一是抵押难、担保难。由于农业的不稳定，以及广大农村地区相对贫穷，农民无法提供质押抵押的资产；且农业信用担保机构数量少，专业化服务水平较低，无法为需要资金支持的农村企业及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二是风险补偿机制不完善。由于三农固有的特点，金融机构的营销成本较高，对农贷款风险较大，也没有相关政策提供补偿或者担保，贷款产生的风险全部由相关金融机构承担，导致风险过大而收益甚微，对涉农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积极性产生了严重影响。三是农村信用环境差。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且大多数农民贷款被限制。从而导致农户小额贷款不良占比不断上升。因此不良贷款控制的难度和压力将也不断增加，经营成本随之增高。
（五）金融监督管理体制缺位。金融体系之所以能够良好运转需，与相配套的金融监管分不开。我国金融监管至今采取一行三会的模式。尽管县级以下分布着不少涉农金融机构覆，但不能得到大多设立在县市一级的监管机构的有效监管。由于金融机构所在地缺乏相应的监管部门，从而加大了现场监管以及实地调查的开展难度。因此，很难防控金融活动中产生的各种风险，在出现问题之后也无法做出及时的补救措施。于此同时，相关的法律建设也不健全，并没有完备的法律对金融机构的活动是否合理进行界定。这些监管体制的缺位都是金融机构服务三农过程中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强化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对策建议
（一）发展农村普惠金融。要优化布局处于广大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网点，从而加大金融机构为广大农村提供基础性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同时增设网点，为农户提供自助银行服务，加大金融扶贫力度。要充分发挥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信用社等各类金融之间的互补优势，全面优化金融服务，为三农发展尽职尽责，早日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目标。
（二）推动金融产品服务创新。在金融机构推动三农的过程中，金融产品和服务是不可缺少的。在为三农提供产品服务时，必须要从实际出发，找准定位，把握好市场需求。在传统农区发展金融就必须立足三农，引导金融机构在做好基础金融服务的同时有所提升和创新。比如推广手机银行等适合偏远地区使用的手段、增加金融机构的服务网点、为农区安装自助设备并及时教会农户使用相关业务等，开发适合农区生活实际的理财产品、为农户贷款设置简化手续等，以切实方便农区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水准。
（三）健全金融机构服务体系。应当培育拥有适度竞争机制的农村金融市场，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新型农村金融体系以适应三农特点，更好的服务三农。众所周知，垄断对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效率有害无利，因此必须要加快完善市场准人退出制度，健全建立拥有适度竞争机制的农村金融市场。要以坚持产权关系清晰、组织形式多样化原则为前提，同时大力发展小额信贷组织、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构建高效的农村金融竞争体系。
（四）健全三农业务风险防范意识。要健全三农业务风险防范体系。首先应当给农户们树立保险意识。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要定期安排相关金融专场，普及基础性的金融知识，从而让农民了解认识金融，提高自身的风险意识；同时要加强对保险的宣传力度，尽可能的增加农业保险的普及率。除此之外，要强化金融机构的责任意识。充分发挥监管部门的作用，落实责任到位，从而规范管理经营行为，充分借助财政部门部门，担保公司以及司法部门为金融机构对三农服务提供有力保障；与此同时要完善问责机制，对各项岗位的绩效进行考察。另外要健全风险管理机制。落实风险管控的责任，明确制定各类业务的风险容忍度及免责条款。最后要落实三农信贷业务调查。通过采取实地调查的方式，借助相关民政部门和组织对贷款农户进行推荐和评级，从而对风险进行掌控。
（五）完善金融体制加强监管力度。在广大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相对较高至于担保方式的问题，尤为明显。由于农村无法提供足够的财产用来抵押担保，对放贷的规模和质量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时不能忽视民间金融的存在，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其金融行为，出台相关财政政策为民间金融发展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从而引导民间金融向有利于三农发展的方向发展，使之尽快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竞争主体。国家要鼓励金融机构对三农提供服务，引导信贷资金支持三农发展。在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前提下，相关监管部门应正视民间融资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重要性，尽快通过立法确定其法律地位，规范融资运作，降低民间融资的相对高风险性，充分发挥民间融资对当前市场经济的辅助作用，更好的为三农发展服务。
务鑫（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第3篇：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中财政政策的作用研究
一、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
（一）农业增长问题
农业增长问题分产业职能、产业素质、产业开放三个层面。产业职能层面的农业问题表现是农产品的供给问题。从1997年开始，我国成为了农产品的纯出口国，每年的贸易顺差达50亿美元左右。由此可以得出，产业职能层面的中国农业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产业素质层面的农业问题集中表现为农业的现代化转型问题。目前我国整体的农业产业素质仍然偏低，主要表现为家庭经营难以实现规模化、有限的成功的农业产业化模式不能得到推广、农产品市场体系还不健全，购销体制不够畅通；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表现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问题。在国际市场上，我国农产品在价格、品质和信誉方面都有很大压力，面对国外集约型农业的挑战，我国产业开放层面的农业问题任重而道远。
（二）农村发展问题
（1）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存在的问题。据统计可以得出，我国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相对不足。改革开放初期1981年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绝对额是29.2亿元，2008年增加到5064.5亿元，虽然绝对额增加了172倍多，但是其占全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比重却一直较低，直到2008年也没有突破3%。
（2）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目前看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农村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情况，如表1所示。
（3）农村医疗卫生存在的主要问题。按照IMF的统计，2007年人均GDP为3000-6000美元的国家的社会保障（包括医疗卫生和住房）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平均为41.4%，而我国的只有25.1%，我国的医疗卫生财政投入占GDP的比重与同等收入国家相比低了55%。据统计我国1997年农村卫生费用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44.59%，2000年占42.79%，到2004年降为34.93%，到2008年只占22.57%，这就导致了农村医疗卫生缺乏发展的支持动力。
（三）农民问题
（1）农民增收问题。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城乡差距的问题仍然不容小觑，如表2所示：
从表可以看出，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917元，比2009年增加了2763.8元，年均增长率为17.88%，2009-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略微缩小阶段。但是这一阶段，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0：1，绝对收入差距由12021.5元拉大至16648元。
（2）农民素质问题。首先，我国农民文化素质偏低，如表3所示。其次，据统计，2006年末我国农业从业人员34874万人，其中技术人员207万人，所占比例仅为0.6%；每个农村家庭仅有0.09人有专业技术职称，受过职业教育培训的人数为每户0.12人。2008年，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只占3.4%，接受过中等技术教育的仅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农民的科技素质偏低。
二、财政支农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财政支农的政策
据统计2004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从2003年的1200亿增为1500亿；从2008年到2012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支出累计达4.47万亿元，年均增长23.5%。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具体为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增收扶贫方面。2004年起，国家开始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并实行“多予、少取、放活、两减免、三补贴”政策。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中显示，2011年农民人均收入6977元，到2012年达到7917元比2002年增长2倍，年均实际增长10%。此外统计数据显示，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实行以来，我国农村的贫苦人口数目从9422万消减到2688万，贫困率从10.2%下降到2.8%，政府累计投入扶贫财政资金达2039亿元。
（2）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据有关资料显示，党和政府用于乡村道路建设、农村电网改造以及人畜饮水等农业基本建设改善的投资己从2002年的56.4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267.86亿元，占中央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的比例从3.1%上涨到了7%。
（3）农村基础教育方面。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无偿提供教材和补贴寄宿生生活费”。2007年，学杂费在全国农村范围内得到免除，并对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免费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4）农村医疗卫生方面。2003年，我国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到2005年06月，新农合医疗试点在全国共有641个县（市、区），覆盖近2.25亿农民，参合率为72.6%。2008年至2009年底，全国2003个县（县级市）共设有县级医院9238所、县级妇幼保健机构1987所、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243所、县级卫生监督所1821所。全国3.42万个乡镇共设3.8万个乡镇卫生院，床位93.3万张。全国59.9万个行政村共设63.3万个村卫生室，村卫生室覆盖率达90.4%。2012年国家财政对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升到240元/每人每年。
（二）财政支农存在的问题
（1）财政支农投入不足。整体来看，我国的财政支农投入规模不足，如表4所示：
从该表可以看出，美国的农业财政投入是我国的三倍左右；就人均来看，我国的农业人口是欧盟的70倍，美国的142倍，日本的206倍，可是中国农业人口人均财政投入量约为美国的1/472。
（2）财政支农的结构不尽合理。与发达国家农业科技贡献率的70-80%相比，我国的科技贡献率仅有40%，农业基本建设投入、农村扶贫资金额度都比较低。如表5：
（3）财政支农支出重点不突出，方式缺乏灵活性。财政支农的项目较多导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比较分散，支持的重点不够突出，致使资源得不到充分使用。第二，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方式是由中央和省制定。这种缺少灵活性、单一死板的支出方式不能根据各地域的实际情况作出反应，同时也影响社会资本对农业进行投资的积极性。
（4）财政支农的体制有待完善。我国的涉农部门比较多，如林业局、国土资源局、农业委员会、农业机械服务中心等，国家财政支农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要经过很多的中间环节，导致资源使用分散效率不高。我国的财政农业支出实行分级管理，中央、地方的职责划分不清，出现“多头管理”的现象，影响财政支农资金效用。
三、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的建议
（1）加大财政支农的投入，建立稳定增长机制。国家应该继续加大对农业投入的支持强度，扩大支农财政的覆盖范围，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及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我国的农业综合支持率为3.3%，而按照WTO的《农业协议》中的“黄箱政策”，其可以达到我国农业生产总值的8.5%。“绿箱”政策12项支出内容（包括10项是农业补贴）中我国有六项没有涉及。由此可以得出，我国财政支农投入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2）优化支农结构。由上一章可以得出，我国的农林水气部门事业费支出所占比重偏高，占总的财政支农支出的60%以上，而对农业科技进步的投入、农村扶贫救济资金额度相当低。为合理分配财政支农资金，我国应该逐步增加这些比重偏低领域的投入，尤其应该提高农业科技进步的经费比重。
（3）丰富支农方式。应该注意财政支农方式的灵活性、多样性，拓宽渠道，完善惠农补贴方式。政府应该对农业的补贴手段进行改革，改变单一刻板的方式，充分调动地方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刺激社会资本对农业进行投资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4）完善财政支农体制。党和政府应该不断对财政支农体制进行创新，全面推行“乡财县管乡用”，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的绩效评估系统，对财政支农资金加强监管，充分发挥财政支农政策的效用。首先应该确定评估责任者，赋予其明确的“责权利”；其次应该对支农资金项目立项进行绝对把关，并对资金的分配使用、运行以及使用结果进行严格管理。
作者：王宝玲等
第4篇：三农问题叙事的两种路径与效果
三农问题作为中国跨世纪的一个主流话语，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21世纪以来，中国作家以满腔忧患创作出了一系列反映三农问题的报告文学，比如，2002年初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2002年年中的何建明的《根本利益》，2003年陈桂棣和春桃合著的《中国农民调查》，2010年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等。面对三农问题，报告文学作家如何以艺术形式既真实全面呈现中国的三农问题，又热情传播主流正能量，书写引领“中国梦”？本文以《根本利益》与《中国农民调查》为例，试图探讨三农问题中国化叙事的可能路径与效果问题。
两部三农问题报告文学的传播简史
何建明报告文学《根本利益》首载于《中国作家》杂志2002年第7期，作家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单行本。全书由序和六章及“结束语生活没有尾声”组成，书后附何建明《创作手记：寻找灵魂与信仰之强者的痛苦和愉悦》以及何西来的评论文章《为“百姓书记”立传——评何建明报告文学新作〈根本利益〉》。为了向作品主人公梁雨润学习，《正气》杂志根据何建明原著缩写为《梁雨润的故事》在该杂志2002年第11、12期和2003年第1、2、3、4、5、6期连载。2003年《廉政瞭望》杂志第1、2、3、4、5、7、8、9、10期连载《根本利益》全书。2004年5月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根本利益丛书·何建明获奖报告文学集”，将《根本利益》作为首部收入出版。2005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根本利益》作为“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精品书系”出版，印书五千册，6月重印五千册。200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根本利益》增订本，将《根本利益》与其姊妹篇《为了弱者的尊严》分为上、下两部合订出版。
长篇报告文学《根本利益》面世后不仅反复出版，而且获得巨大社会反响。该书2003年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并被改编成电影《信天游》。在笔者看来，《根本利益》的影响力源于作家对三农问题现象隐含的执政危机的透视与机智表达。
《中国农民调查》由安徽文联作家陈桂棣和春桃合著。最初作为重头文章以节略版形式刊于2003年第6期《当代》杂志，其翔实的一手调查资料、直面现实的严谨态度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关注，当期杂志迅速脱销。2004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单行本，月销量几近十万册，成为该年初的畅销书。2004年的初期，《中国农民调查》成为整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关注热点。网络上，各大门户网站均有此书的评论文章。1月13日陈桂棣和春桃受中央电视台邀请赴京，参加春节特别节目的录制。然而在2004年3月后，出版界传出《中国农民调查》停止再版的消息。①
2006年，《中国农民调查》在德国柏林获得世界报告文学尤利西斯奖一等奖，其德文版在德国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主办单位在声明中表示，由中国作家陈桂棣与吴春桃夫妇所合著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第一次全面性地调查了西方人几乎一无所知的中国九亿农民，有关他们在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的现况。
2011年4月，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返回其母校清华大学，到他曾任职院长的经济管理学院出席活动，向学生赠送《中国农民调查》。他指此书引致很多对他的攻击，指税改政策让农民陷于贫穷。“这本书受到很多国外异见分子的追捧。”送书的目的是让同学们有批判意识。②
三农问题与警世主题
何建明2002年推出报告文学《根本利益》，是应时而生的，其主题是外显的、双重的，也是引人深思、饶有兴味的。有心人从2002年7月作家出版社出版该书封面设计，可见一斑。该书正封面红色背景右边竖排着“根本利益”四个正楷大字，“根本”两字为黑体加粗字，“利益”两字为白色加粗字。正封面左下边竖排着三行小字：“事关国家今天的生死命运和十三亿人的明天。”而在扉页背面深绿色背景上又再次横排着“事关国家今天的生死命运和十三亿人的明天”白色正楷字体。这些文字，虽然不免带有书籍促销广告意味，然而，确实道出了本书主题意义的重大。接着，在版权页之后的内封二正面书写着摘自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如果长期执政以后，我们的干部丧失了当年夺取政权和建设初期那样一种蓬勃朝气，那样一种昂扬锐气，那样一种浩然正气，而变得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以至乱用权力，使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那么最后必然失去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这是历史兴亡的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而在同一内封二的背面书写着：
这世上，什么人最低微，也最善良？
是农民。是中国农民。
可这些年，中国的农民怎么啦？
为一块宅基地，她从风韵少妇一直告到白发苍苍，上访时间长达32年！
儿子冤死，13年不能入土为安！漫漫申诉路，丈夫又猝死，两具装尸的棺材伴着一个活人苦熬至今。
靠政策致富，却横遭镣铐棍棒，顷刻间一贫如洗，全村人哭天不应，叫地不灵……
村霸、地霸，加官霸，实乃罪不可赦！
但一次次的领导“批示”，一叠叠的“红头文件”，终在半空飘荡，难以落地……
农民们在干裂的田野里呼唤春风吹拂，雨露滋润，更呼唤今天的党员和干部们改变作风，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办实事、办真事！
本文主人公的所作所为给了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
这内封二的正面与背面的文字是颇耐人寻味的，它对于文学批评家和文化研究学者来说，是一则可以进行文学政治意识形态分析的典型文本。对于先进文化建设工作者来说，它是文化意识形态正能量完美建构的典范。而对于党务工作者来说，它所宣传的《根本利益》，对于八千余万共产党员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
报告文学《根本利益》从话语层面来看，是一个典型的为农民代言的文本。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历史悠久的国家，农民自古就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处于社会的底层，史称老百姓。在中国文化史上不乏为农民利益和命运代言的人和事及其文本。然而，正如有学者研究后指出的一个现象：为农民代言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新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大人物，如知名学者梁漱溟、革命元帅彭德怀先后为农民代言，不是都付出了代价吗？2000年春天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一个叫李昌平的乡镇党委书记含泪给朱镕基总理上书：“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然引起高层从上而下的高度重视三农问题③。李昌平本人因此而成为《南方周末》评选的2000年“感动中国的十大新闻人物”，而现实生活中的李昌平却不得不辞职离乡，外出打工。2002年7月，中国作协的何建明推出为农民利益代言的长篇报告文学《根本利益》，却打破了“为农民代言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一预言现象，相反，何建明和他的《根本利益》受到了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和中纪委、中国作协领导以及首都文学界批评界的一致肯定和赞扬。是何建明胜利了，还是为农民利益代言胜利了？历史在追问，文本在追问。
学理性介入与建构性介入
为身处社会底层的农民利益鼓与呼是新时期以来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一个自觉的文化使命。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坛兴起的底层写作及其讨论就是这一文化自觉的表征。尽管以关注三农问题为话语核心的底层写作成为跨世纪的新中国文坛的一大文化潮流，唤起了知识分子和国人对于农村现状和农民处境有了更多的关注和关怀，然而，我们的文学对于身处急剧变革中的社会的介入与影响的力度和现实效果，似乎没有1980年代那样的“轰动效应”了。新世纪以来，一些作家以高度的党性和人民性立场，关注底层，关注民生，出现了一批深受党和人民重视，产生巨大社会反响的力作，如山西作家张平的《抉择》和何建明的《根本利益》等。有趣的是，两位有影响力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把创作的聚焦点投向山西这块热土生存的人民大众，都从山西这块贫瘠而又富饶的热土上获取创作的素材和灵感；与张平选择小说虚构叙事不同，何建明选择了他擅长的报告文学这一纪实性非虚构文体，来表达他对中国农民利益的关注和关怀，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介入。
然而，何建明对于中国三农问题的文学介入，不同于以往报告文学知识分子立场的批判性介入，他选择了一条与之相反的具有自我特色的建构性的介入。那么，何为批判性的介入？何为建构性的介入？两者的区别何在？让我们以新世纪以来同是关注三农问题的报告文学的两个经典文本《中国农民调查》和《根本利益》为例，比较说明之。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2004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首印三万册。其作者是安徽合肥市文联的作家陈桂棣和春桃。他们带着对中国九亿农民生存现状的忧虑，从2000年10月1日开始对安徽五十多个县市的农村进行地毯式的调查，同时走访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从事三农工作研究和实践的专家及政要，历时两年的艰苦调查，历时两年三易其稿的艰苦写作，于2003年10月杀青付印。可见，《中国农民调查》是一部自发的写作。
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却是一部组织写作。2001年何建明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天，中纪委的有关部门同志找到何建明，希望他把山西纪委战线的一名先进典型写成报告文学。经过2002年春夏的采访、写作，《根本利益》于2002年7月面世。值得注意的是，两书付印前都请当代资深评论家年逾花甲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长者何西来审读。何西来对两书都做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推介。在《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何西来的评论作为“序”放在书首。在《根本利益》，何西来的评论作为跋，置于书尾。现从学术史角度，将何西来对两本同主题的书的评价做一番梳理比较。
何西来对两书的评论是建立在对两书的阅读感受基础上的社会学批评和政治批评。关于《根本利益》，何西来的总体评价是“选材好，立意好，人物事迹好，也写得好”。“是何建明创作中的上好之作，也是当前报告文学创作中难得的好作品。”接着何西来用了三个小标题来分别论述。一是“直面黑恶势力之下的苦难”，二是“何建明笔下梁雨润的执法如山和爱民如父”，三是“何建明报告文学的创作方向”。何西来的第一感点是从文本内容层面来评价作品的社会学价值，饱蘸评论者个人的社会阶级出身感情和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这是一个生于农村，未忘根本的农裔评论家心与心的交流。第二感点是从文本的主人公形象入手来评价作品的政治价值，认为《根本利益》“写活了”一个纪检干部作为“百姓书记”的高尚品质和精神境界。第三感点是从文本的价值取向来评价作品的重大现实意义，指出《根本利益》体现了何建明创作方向的战略性的转移。
关于《中国农民调查》，何西来的总体评价是“精心结撰”之作，是一部“大书、好书、及时的书”。对于“精心结撰”之评，何西来是从《中国农民调查》的叙述风格和叙事结构上讲的。就叙述风格来看，何西来指出，该书两位作者拥有当今中国作家少有的“热情与冷静”，“热情”说的是两位作者作为来自农村的农民的后代，对农村的眷念、关切和深爱；“冷静”说的是作者持有的科学态度和理想精神。前者保证了作者“以平民的感同身受的心态，目睹并体验中国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后者使作者“保持清醒的理性，从而不为各种表象所阻滞，并进而探究到事物的内在联系及其本质（（参阅何西来《中国农民调查·序》第1页）。进而，何西来指出了《中国农民调查》书名标示“调查”的“深意”和“寓意”，是与中国古代“秉笔直书”的史书传统，与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直面社会热点问题的现实精神相一致的，是对毛泽东主席早年大兴调查之风的实事求是精神的传承和发扬。
就叙事结构来看，何西来将该书分为三大部分来看。第一章至第四章为第一部分，由“殉道者”“恶人治村”“抗税案件始末”“漫漫上访路”等四章组成，以一系列恶性案件的发生为中心，具体展开农民在税费重负的压制下生存的窘迫，“村官”乡霸的暴行，农民的上访与抗争。第五章至第八章为第二部分，由“古老而沉重的话题”“天平是怎样倾斜的”“达标，形象工程及其他”和“弄虚作假之种种”等四章组成，对农民税费过重问题进行多方面的调查、探寻和分析，让读者看到了三农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和严峻性。第九至十二章为第三部分，由“寻找出路”“天降大任”“破题”“敢问路在何方”等四章组成，是作者叙述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和出路，寄托着作者的济世情怀。
总之，就《中国农民调查》叙述的主题、文本的结构和作者的主体情怀，以及出版面世的时代语境来看，何西来说的“是一部大书、好书和及时的书”，这一评价是非常恰当的。
上述评论对比表明，《根本利益》和《中国农民调查》都受到了主流评论界的肯定和赞扬；而且都由主流文学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但随后一个细微的丛书出版传播信息值得关注，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在2004年1月出版《中国农民调查》的，在2005年5月推出“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精品书系”十一部时，最后两部分别选择了何建明的《根本利益》，没有选《中国农民调查》，倒是选了陈桂棣的另一部偏重环保主题的《淮河的警告》。这是否在主流认可的“精品”天平上，《中国农民调查》与《根本利益》不能等同视之呢？笔者在此试图寻找决定两书“精品”认定的细微差异。
第一，“两书”作者采写动机不同。笔者注意到，何建明撰写《根本利益》是带着“为了寻找灵魂和信仰的强者”这一政治信仰动机去深入农村调查，采访农民的，寻找政治上坚定的信仰者是何建明调查、采写的显性动机④。陈桂棣和春桃撰写《中国农民调查》是带着作家面对严峻三农问题不该缺席的创作信念，坚守“文学应该时刻保持与现实生活对话”的创作动机，深入农村，展开调查采写的⑤。尽管“两书”客观上都为农民利益问题代言了，但是由于采写动机的不同，决定了两书在立意、叙述角度和叙述效应上的差异。何西来称赞《根本利益》是一部及时的“为‘百姓书记’立传”的书，就一语道破了该书立意上的政治性建构旨归。而《中国农民调查》履行的是纯正的学者性的采访、学理性的调查进程和学术性的叙述，因而显现的是一种学术性的调查报告建构。这正如何西来指出的，这不是一本“报喜”的书，更不是一本粉饰太平的书、贴金的书，而是一本把严酷的真实情况推向读者，推向公众的书，是一本无所隐讳地把三农问题的全部复杂性、迫切性、严酷性和危险性和盘托出的书。⑥
第二，“两书”叙述立脚点不同。《根本利益》叙述三农问题，何建明选择了一个解决三农问题的共产党的纪检干部梁雨润作为贯穿叙事的主人公。作家作为叙述报告者，站在所叙事件之中，一边采访，一边热情参与叙事，建构叙事，为事件的解决鼓与呼。《中国农民调查》叙述三农问题，作者是站在事外，追寻事实真相，探寻原因，寻求解决办法。虽然作家本人“热情”地参与调查，但叙述风格是“冷静”的学理性叙述。正如何西来评论《中国农民调查》，作者“以总体把握中国的‘三农’问题为目的，按照问题本身的逻辑关系，渐次展开他们的叙述和描写”，也即“问题是经，是纲纪，而人物命运、性格、心理的展示，细节的选用，事件的梳理等，则是纬，在总体上服从于‘三农’问题的深入把握和揭示”⑦。尽管《中国农民调查》在结尾，以“并非尾声大幕正在拉开”展现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维、新战略、新举措，显示了两位作者并非是悲观主义者，给读者指出了三农问题解决的希望，但是，文本主体部分正面叙述暴露的黑暗面客观上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两书”介入三农问题显现的文化效应不同。《根本利益》出版后，被看作是向党的十六大献礼的书，是忠实地体现了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思想的文化创造。《根本利益》揭露三农问题，为农民利益代言，是在讴歌中揭露问题，揭露问题是旨在解决问题，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去揭露问题，因而，《根本利益》展现的三农问题越严重，党的书记梁雨润的形象也越高大，因为，《根本利益》给读者显现的报告理念是维护农民利益就是维护党的利益，就是维护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与何建明为农民代言叙事重在解决农民具体问题，由具体问题的解决来显示农民的具体问题就是党的根本问题这一接受理念不同，《中国农民调查》显现的为农民代言叙事重在学理性的解决三农问题。其暴露的三农问题之严峻，与之相关的原因之复杂，解决之路之艰难，对习惯了报喜不报忧的主流阅读神经，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而，《中国农民调查》显现的作者声音无异于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衣》中的傻孩子的“真音”，是不会得到某些当权者的喜欢的。
《中国农民调查》真实呈现了三农问题的严峻性，同时，其传播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可忽视的。曾经含泪上书总理反映三农问题的李昌平，在接受媒体对《中国农民调查》专题采访时说：“说实话，《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我看起来很艰难，说艰难，是因为每看一部分我负面情绪就增加一部分，以至于我只能在充分消化这种负面情绪后才有勇气继续翻看。”⑧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体引入中国就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中国当代作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以满腔忧患之心真实呈现现实问题时，如何处理好报告文学作品传播的文化“正能量”与“负能量”的关系，不仅是一个创作原则的问题，也是一个创作技巧的问题。这方面，何建明的《根本利益》与陈桂棣和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给予读者鲜明的启示。
作者：何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