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发展哲学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更加注重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式的合理调整，习近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点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们的一致认可。那么发展哲学经历了怎样的困境和磨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阶段才得以走向成熟，它的发展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下文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发展哲学的产生及其内涵
发展哲学是二十一世纪的主题，也是未来社会进步的主要形式，人类已经逐渐认识到了发展的理论含义和发展理论带来的丰硕成果。人类将会有意识的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许多当下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着眼于发展或者长远计划，就会迎刃而解，人类作为有意识的动物，主体意识的真实体现就是理性，人类运用理智可以到达许多动物到不了的地方，也完成了许多别的生物完成不了的工作，然而，如果人类没有发展理论作为导向，只顾眼前利益，那么就不可能实现人类社会的进步，还有可能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既然发展哲学贯穿于人类发展始终，那么作为一种思维理论，人们是如何得到一致认可的，并在日常的交往过程中加以运用的呢？发展哲学是关于发展观的学问。发展哲学涵义丰富：从发展哲学与发展观的关系看，发展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发展观；从发展哲学与具体发展学科的關系看，发展哲学是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人的发展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从发展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看，发展哲学是以最一般的概念、逻辑形式反映社会发展存在的意识形态。我们从哲学意义上寻求发展的含义不难看出，它是思维过程中所体现的交往关系以及未来交往形式的范畴。我们通常说要用发展的理念主导社会生活，这个发展的理念就是由哲学当中的发展思维衍生出的产品。当然，这种思维的产生和历史发展以及当下的社会状况也是分不开的。
二、发展哲学在中国的发展
不可否认的是发展哲学是从西方哲学当中引入进来，那么发展哲学的引入是需要一个过程，这不仅表现在中国有其适合发展的土壤，也需要哲学研究者主动地吸收理解转化并形成具有中国本土风格的发展哲学形式才能更适合人们接受。国内学界较早引进、传播和阐发国外发展哲学的是学者陆象淦。1985年，他在《国外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发展模式与新发展哲学》一文，提出发展问题成为国际学术界和政治家们最关注的重大课题之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可以追溯到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早期的革命志士为寻求民族解放，他们许多人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从广义的范围来说也可以成为发展哲学的传入，毕竟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含有发展哲学，这是现在公认的。它在当时的情况下并没有形成体系研究，建国初期也并没有专门人员对此做相关梳理，发展哲学一直受马克思主义的统领，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发展态势。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进行，发展问题尤为突出，我们不仅要深刻理解发展的内涵还要有专门的发展形势研究和发展方向研究，这都需要理论工作者作出相应的回答和解释。那么发展哲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体系应运而生，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更加注重发展，邓小平同志认为：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可以解决当下的很多问题，由于当时的生产力还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还需要提高，商品和市场处于弱势，不能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也不能满足国家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技术落后怎么能行？所以党中央要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并把科教兴国定位战略方针来贯彻落实，这使得发展哲学在国内有了一定的地位，人们开始把发展的观点引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和交往过程当中。我们当初极力发展经济而忽视环境发展，虽然早在1992年前后就有相关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报道和认可，我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当时过分陶醉在经济领域的巨大发展的喜悦当中，物质的满足冲淡了对未来的一切顾虑，人们普遍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经济危机的不期而遇，环境的恶劣加剧了问题的突发。我们国家也开始清醒过来，在此选择运用发展哲学的有关理念来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科学发展观也成为了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发展是一种社会常态，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人们懂得反思发展不只是进步，还伴随着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才能有前途。
三、发展哲学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
发展哲学通过反思自身发展必然把发展导向未来，运用哲学理念来贯穿发展的全过程。发展理念已经得到了中国民众的普遍认可，我们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受到民众的支持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提出，以胡锦涛为首的上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无疑是做了巨大的理论贡献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止一次提到科学发展，这足见国家对科学发展的重视程度。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了水污染、大气污染等等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立足于实践的思维方式，通过系统的多维视角和历史主体与客体的双向互动关系，对人类社会进行了考察，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人类社会的发展既是社会主体满足其利益、需要，进行价值选择的过程，具有合目的性；又是具有客观必然性，存在客观规律的进程，具有合规律性。社会发展在本质上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这一思想全面体现在科学发展观中，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②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我们不难理解，发展主要是指人类社会的发展，所以讲到以人为本就是人类自身的发展，是否会在未来的社会提出以自然作为发展的根本，人类终究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自然的约束，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与自然和谐发展也是未来发展理论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作者：班东伟
第2篇：论发展哲学的历史演变与当代问题
一、发展哲学的历史发展与演变
中国学者建立发展哲学起步的时间没有西方国家早，学者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发展哲学相结合，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受西方发展理论思想的影响巨大。1980年，中国学者和出版商中有知识的学者为了解决知识饥荒，在北京开始翻译了一些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并加以传播传播。发展哲学的理论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以下阶段的进化过程。
第一，发展哲学的早期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
社会发展在这一时期，其研究主要是在美国，但这是一个战后的国家发展服务的新模式，因此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强烈的西方的集中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发展的概念，在此期间显示出“发展=经济增长”，“现代化=西化”的特性。主要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西方社会进化和经济学分析为框架，去考察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美国可以作为一个现代的典范，被视为人类发展的理想舞台社会，美国试图对战后新独立国家和地区都拉上资本主义道路。但其后的学者无法明确划分“发展”和“增加”这两个观念存在的分别，而是极为单纯的觉得“发展”相当于“经济增长。这种认识反映了战后的十年或二十年人们对于“发展”的认识，也反映了发展的工业化模式仍然占主导地位，增长经济学是经济学发展的传统观念。来自非西方的国家，如果你想要从传统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就得按照西方国家的例子发展，甚至接受现代西方所有的历史经验，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唯一的选择。因此，鉴于这种发展经验，现代化与西化是完全相同的。
第二，20世纪中叶后期至70年代的发展哲学——生态哲学。
这一时期是生态危机日益恶化的阶段，但也促进了生态理念的迅速发展。反思人与自然的发展过程之间的关系的演变，反思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的严峻现实，对人类的生存和文明发展前景的展望，生态的理念就是以这样的学术背景为前提，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作为基本的哲学问题，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资本主义现代化在20世纪中叶的发展已经达到最高成就的工业文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速度的增长率以及高消耗已经达到了最高水平。然而，伴随着“问题”的最高境界是环境污染问题，生态破坏已成为一个新的问题，人口老龄化现象开始出现，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这一系列问题的集锦，表现的正是一种生态危机。因此，在如此多的环境问题面前，生态理念，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但理论学派的深入研究，使生态哲学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它以自然生态作为关注和实践的对象，所以这是很难走出“自然中心论”。强调内在价值的自然，人在自然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却被大大的忽略掉
第三，20世纪的70年代是发展哲学的第三个阶段。
从发展角度来看，这个阶段已经逐步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而且从发展模式看，是由单线模式发展到结构主义模式的理论框架的一种过渡过程。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这种转变发生的非西方国家开始思考自己的发展过程及其后果，并采取了批判性的反思。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影响下，一些发展中国家，表现出“没有发展的增长”的现象，表现为一个单一的经济功能障碍和整个社会制度的畸形发展，形成经济增长，片面追求的数量和规模，这是成长的过程，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而忽略了质量优化，从而导致这些国家未能缓解社会问题和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增加的新问题，如：随着环境的恶化，生态危机，两极化明显，战争不断，这些开始威胁整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使这些国家和西方现代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逐渐增加。在反思的过程中，一些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除了规模效应外，还应该包括其他社会指标。“发展”的内涵不只是一个早期狭义的“经济增长”，而应该逐渐涉及到多层次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层面。
第四，20世纪80年代新的发展观——人类自生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陆象淦在《国外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发展模式与新发展哲学》一文，内容主要是说明发展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重要课题和政治家们最关心的问题。随后，陆象淦撰著了另外两本书籍，一本叫：《走向二十二世纪——卡恩的大过渡理论》（1986年版），另一本叫《发展——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1988年版）。两本书主要讲了卡恩的大过渡理论与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的新发展理念。陆象淦援引佩鲁在解释新的发展理念中的话：新的发展就是全人类的利益和人性化服务的发展。他强调：“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四个现代化的艰巨任务，开展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的研究具有迫切的现实现义。”[1]P328
由于引进国外和国内的发展，需要进行改革的传播理论的发展，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都积极地开始思考发展。20世纪90年代《改革呼唤着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对十年改革的消化与思考》一文影响较大，该文由高清海等著作。文章率先探索社会发展的中国理论。作者指出：近年来，尽管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都是改革，但整个社会的理论探索的发展，似乎还是空白。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需要自己的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和缺乏系统理论的理论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障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十年改革为我们研究社会发展理论，建设我们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现实的根据和可能性。”[2]
第五，可持续发展观成为20世纪90年代发展哲学新的理论。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学者们就开始关注国内的一些关于发展理念的研究，特别是开始对可持续的发展进行研究。在巴西1992年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以“可持续发展”作为共同的行为准则，“保护生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些发展方向也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在上世纪90年代，以讨论哲学的哲学活动的发展了很多。许多学者，如高清海，孟宪忠，丛大川，丰子义，钱时锡，杨耕，俞吾金、邹诗鹏、韩庆祥、张一兵等都有发表评论。围绕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拓展视野，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发展，建设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在实践中改革中国遇到的当代社会问题进行讨论。面对这样的问题，提出对策，探索和拓展有争论的学术重大研究问题，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启示。在这里，主要选择性的介绍一下一部分学者的认识和看法。
由高清海和邴正所写的《别了，传统理性主义时代——面向21世纪的社会发展趋势和社会发展观变革》一文，作者主要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并对传统的理性主义提出了批判与超越。作者在文中指出：“马克思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从而奠定了社会发展观的科学基础。他们指出，社会发展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促使着社会持续地由低级向高级转变，这一发展是借助于人们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得以实现的。”[3]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践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其在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只是为人类的主体地位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在宇宙中，人类如何区分自己的位置，这取决于有意识的实践的活动与本质的变化。在解决社会发展和重建错误的当代概念时，学者强调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本体摆脱社会发展的定论，人们回归马克思主义理论；摆脱社会发展的本体还原理念；回到马克思创立的实践论做法；摆脱社会发展的单一模式，回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辩证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和自我批判精神，破除以自我为中心的理论。
二、发展哲学在当代急需解决的问题
首先，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无论是自然界作用于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改造自然，都包含有人与人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是他人的生活生产，或他人的生命，都表现为双重关系的表现：“一方面是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一种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发展的历史，使得过程之间的关系继续发生，因此，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调查，它可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历史。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的，只要有人的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历史会相互制约。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并越来越多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人们开始认为与人类生产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的依赖，但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人类不断提高人自身的能力，人们开始变化直接依赖于环境的方式，并深入到更广泛的深层面的环境里，对环境进行改造，创造了许多奇迹，改变了人们盲目地依赖于环境的观念，甚至还认为人都有主宰环境的能力。但是，我们面临的事实是：自然环境污染的恶化，这是一个新的状态，重新影响和制约人类活动。
其次，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问题。有效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主要取决于两个前提：第一，发展能够无代价来实现，即使有成本、有代价，它也必须在生态系统范围内进行控制，并加以适应，即不损害自然生态的平衡和成本修复能力，同时也不能损害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第二，在人的行为实施前，对可以测量的行为后果进行全面评估，找出可以确定的开发成本的大小，并做出相应选择以找到合适的发展路径。然而，这两个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操作有一定的难度。首先，任何有目的的人的行为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即对人类生活的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事实上，人们的活动，扰乱原有的生态平衡。不过，把握这个人为干扰程度以及预测人为干扰程度是非常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其次，社会活动中所含的人的实践结果，总是比理论预测和规定所得出的结果要大得多，也就是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往往不相符合，这是实践的特性。正因为如此，任何新技术最有可能使发展与原预测的结果不同。而科学技术丰富人类生活的同时，随之而来的风险也是人们无法预测的。也正是在这个未知的选择的情况下，其他许多选择有可能是错误的、不正当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可持续发展似乎有问题亟待解决，即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怎么实施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
最后，理论上的前提批判问题。中国的社会发展研究，主要以欧洲以前所研究的内容为基础，并在之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把“发展”这一概念视为研究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当然这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应用。然而，当应用这些领域的理论时，没有进一步做出逻辑预设和质疑它的合法性。所以在这种批评缺乏的前提下，使我们在发展上的研究有两个认识：第一，发展研究本身就失去了辩证批判的态度，社会变迁以及现代化的进程带来了各种问题和不良现象，因为缺乏必须的理论储备知识和应对方案，结果在发展过程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二是由于缺乏研究，发展理论变成一个单纯的对策，并仅仅停留在操作层面，却无法得到合理合法的在实践中的应用，也使得人们在研究中失去了洞察力和智慧的理念，在研究过程中，对发展的研究也产生了许多障碍和困难。
作者：李青峰
第3篇：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借鉴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和优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洗礼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注重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领导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文化生力军，把对社会的认识提高到科学的阶段，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呈现出新的面貌。总结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成就与历史经验，对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对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历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主要靠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魅力和吸引力，思想上的领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党员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模范作用和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感召。
党成立初期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研究，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瞿秋白、毛泽东等人亲自传播、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五四运动后，与资产阶级思潮进行了四次大论战：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有力地批驳了各种错误思潮，广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这一时期出版的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社会哲学概论》（瞿秋白著）、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一本教科书《现代社会学》（瞿秋白著）、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史学要论》（李大钊著），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重要成就。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十年革命内战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通过广大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工作者的不屈不挠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实际应用。
1929年秋，中央宣传部成立了专门机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统一领导革命文化工作。“文委”成立后，立即着手筹建统一领导中国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发展，团结党内外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战斗的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1930年5月20日，“社联”在上海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党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进步文化人士开展了以下工作。如，大量翻译和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真探讨中国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种问题。不妥协地同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进行论战，党中央通过“文委”领导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论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从理论上为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提供了科学依据，使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逐渐扩大影响，逐渐占据领导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适应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党根据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敌占区的不同环境，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组织了文化统一战线，领导和团结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围绕抗日战争展开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得到了发展。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1938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马列学院是一所专门从事马列学习、研究和宣传的干部学校，设有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等研究室。并在学院内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著作的专门机构——编译部。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列著作，并以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进行广泛的研究，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愈益广泛深入的传播。
成立社会科学的学术团体。延安的社会科学研究团体主要有抗日战争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历史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等。各研究会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
在国统区，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得到大力发展。中共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抗日民主宣传，领导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支持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团结进步人士，利用合法途径，开展社会科学研究。不仅保存和发展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科学组织和力量，在党的周围团结了更多的进步力量，而且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一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成为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时期。在这个阶段，新民主主义理论得到系统阐述，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党的七大上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解放战争时期适应革命即将胜利的新形势，党一方面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思想文化战线上配合革命武装斗争，成为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促进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大团结，保护大量进步知识分子，为新中国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准备了宝贵的力量。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许涤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论》等，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成果。
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成就和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立了一支精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开辟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新道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新纪元，并积累了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初步经验。这些经验主要包括：
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并为其创造条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把哲学社会科学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曾经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在内的中国社会发展创造政治前提。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创造条件。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加强“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研究。
1940年2月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1941年5月1日，毛泽东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
1940年8月9日，周恩来在《抗战中的文化工作和文化运动》中指出，“既要开展新文化运动就须加强对它的领导。”“我们应当从各方面重视文化运动，具体地加以帮助，使军事与文化两条战线并进。”
加强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哲学社会科学时，注重从政治上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展研究，坚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服务。
1930年，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规定：“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予一般；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限于理论的研究，无疑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
1934年，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讲演《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情，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
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吸引和指导作用。党在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时，注重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魅力和吸引力。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认识社会的科学。诚如毛泽东所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为全部科学提供了合理的世界观和先进的方法论，使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根本变革，使社会科学第一次有可能真正成为科学，开创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纪元。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不是由某种政治权力所赋予的，而是在人类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经过斗争树立起来的，并深深扎根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
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以后，特别是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不可遏制地传播开来。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尊重、团结知识分子。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党在领导哲学社会科学时，非常尊重、团结知识分子。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指出：“在长期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941年5月7日，周恩来在给当时在香港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的廖承志的电报中指出，对待文化战线上的朋友及党与非党干部，“我们必须学习列宁、斯大林对待高尔基的眼光、态度和尺度，才能帮助和提拔这班文化人前进。”
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指出：“我们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他们的缺点甚至错误，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可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
依靠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感召、党的领导人垂范、党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进步文化人士的榜样作用。中国共产党从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作为一个正义的事业，吸引了无数进步哲学社会科学人士投入到党的事业中来，以他们从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来服务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
党的领导人不仅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且亲自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这对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毛泽东就是党的领导人亲自研究和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代表。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号召：“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党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进步文化人士，在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压迫下，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真心信仰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表里如一，具有强烈的奉献精神，在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中发挥了榜样作用。
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艰苦的条件下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成就，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取得的经验对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仍有重大的历史借鉴价值。
作者：龚云
第4篇：针对中国发展哲学前进方向的探讨
一、中国发展哲学前进的途径和措施
1.立足于本国国情，与世界接轨。
“BRIC”是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作为金砖四国之一的中国近些年来的发展速度及发展成果众目所睹。2003年10月美国高盛公司发表了一份题为“与BRICs一起梦想的全球经济报告”。报告估计，到2050年，世界经济格局将会重新洗牌，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巴西、俄罗斯将变成全球新的六大经济体。金砖四国的相同特点就是国家经济增长较快，人口相对较多。
中国当前的发展活力位于世界经济区域之首，引进高额外资，成为全球最大企业集团的生产基地。中国是世界上的第一人口大国，充裕、廉价、可靠的劳动力驱动了中国经济繁荣，除了独特的价格优势之外，就业人员的素质也在不断提升。不过，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下面也潜藏着危机。经济过热的隐患依然未能消除，城乡、个人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发展失衡，危及社会稳定；环境污染更加恶化。中国股市缺乏独立、有效的监控机制；原料不足、能源缺乏等一系列问题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要与世界的发展环境接轨，时间上，中国仍需较长一段时期。在发达国家仍然掌握先进的核心技术、运营模式、管理观念，控制着国际环境发展趋势的情况下，中国还不具备具有核心的发展力量。比如在生产发展上还只能做些外包项目，还只能是世界的加工厂，走低端生产发展路线。中国要想在狭缝中求生存，走上世界发展的前列，就必须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继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强自身建设与创新。通过健全相应的社会制度，有理有利有节的落实“走出去，引进来”的策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掌握先进科学技术节约生产资源，改善生存环境；在国际大环境下找准自身发展位置，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
2.重视民生，关注人的发展。
民为重，人民是组成国家的主体。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先秦·左丘明《左传·僖公十四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重民、贵民思想在中国历史由来已久，孟子曾提出民贵的思想，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荀子·王制》：“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这是讲君王好比是船，百姓好比是水，水可以使船行驶，也可以使船淹没。心存大善大贤，少私寡欲，息民养民，国家才会生产，国度才会富裕安康。古代思想家老子曾提出休民、安民、养民的思想。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1]毛泽东也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当前，让广大农民富裕起来，不断提高农民的人均实际收入，是中国通过转型发展走上共同富裕之路的前提，也是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4]
马克思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4]这表现出了人民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人民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创造了历史。世界上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由人民创造的。人民不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还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社会制度的更替，无论是通过改革，还是通过革命都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来实现。人民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包含于同一个实践过程。社会的进步依赖着人的发展，并为人的发展创造新的条件。人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人的主观创造性及实践能力又不断地推动者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不仅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目的，更应该是发展哲学不断深化的理论内容。
人民的生存生活问题是一切人类社会的主要问题。一个社会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把民生问题放在第一位，重视人民。解决民生，关注人的发展，两者相依相辅，是国家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和最终目的。这不仅是社会国家发展的基础保障，更是社会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
3.解决好社会利益分配，促进社会各个结构循环良性发展。
社会利益出现在人类社会中，一切的利益都是由人类创造的，利益的分配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始终。由于人的社会性，解决好社会利益分配，是促进社会各个结构良性循环发展的保障。
劳动使人们进行合作，创造公共财富，出现利益分配。利益分配存在于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所有的社会主体以及所有参与社会生产实践的主体都是利益的所得者。在假设社会资源是恒定的情况下，每个社会主体都可以持天赋资源的特权参与利益分配。由于人类的生产实践，就出现了利益的再次分配。
利益分配的公平正义直接影响着社会各个子系统的良性循环发展。这是由于利益分配的不公是产生社会矛盾的根源，直接体现在社会矛盾中。不公正的分配甚至会导致社会分工的重新洗牌。一个庞大的社会结构、社会系统本身就是由无数个体的人或是人的组织参与而构成的。每一个个体人，每一个组织，直接受到社会利益分配的影响。因此，社会利益的公平合理分配，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对参与社会生产的情绪和积极性。
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注重了社会利益的合理分配的重要性。以社会实践为基础，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和谐社会建设不仅需要人们高尚的品质和道德情操来创建，更多的体现在社会利益公平合理的分配中。
二、中国发展哲学前进方向：紧扣时代脉搏
中国发展哲学的研究应紧扣时代脉搏，紧密结合中国发展道路的发展实践，充分发挥理论引领实践的作用。中国一系列的发展经验证明，哲学理论的创新是引导中国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给中国实践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理论引领实践。
当前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迈进，必须大力发挥哲学的引领作用。哲学的研究更应该与人类社会发展实践紧密结合，紧扣时代脉搏。哲学理论不能只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实践的唯物主义”不能只是理论形态的研究，要把理论付诸实践，创造价值。当前发展哲学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研究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走出正确的前进道路。做好理论对发展进步的积极引领作用，就要紧扣“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运用发展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思过去，探索未来，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分析现阶段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建构中国自身特色发展理论，不仅要借鉴和汲取当代西方的积极文化价值，又要挖掘和创新中国传统文化。深化发展理论的内涵，就要立足于中国现代性的视角，在与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的比较中考察中国发展道路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阐释其内涵和实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有关民族性与现代性、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矛盾日益彰显，发展理论更应该发挥好理论对社会实践的引领作用，深入研究并解决社会矛盾，推动中国社会的成功转型。
2.树立正确发展理念。
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主要是相对于“唯GDP发展论”来讲的。“唯GDP发展论”对中国的发展历程有着相当长时间的影响。它的存在中有其合理性，也有其盲目性。
“唯GDP发展论”之所以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是由于物质基础是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的首先需要。纵观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发展的结果就是缔造一种高于原有状况的新的人类文明，是人类对于文明的不断追求与实践。单纯地追求人的某个或者某些具体的单项生活需求和规划目标的获得，不是人类对发展的最终愿望。
“唯GDP发展论”存在着盲目性。人类社会本身是一个物质与精神交织成的网，单纯的经济物质追求会泯灭人类对精神文明的追求。“唯GDP发展论”的蔓延必然会引起与人类发展目的相违背的结果，例如逐渐凸显的无视文明、抵制文明、与文明相悖甚至毁坏文明、反对文明的人体行为，导致了社会主义文明整体水平停滞不前或有所下降的现象的产生，这些都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要转变发展理念，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点，重视人类现代化文明的构建及现代化文化对发展的精神动力作用，抛弃唯经济增长论，同时注重人类的文明家园建设，消除任何片面的形式上的歪曲的发展理念。发展的理念要尊重人类社会与自然存在两大规律的统一，走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道路，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对于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这样理解：“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6]
3.加强核心价值观建设，发展文化哲学。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就好比是人的粮食。一日无粮，终日慌。在中国发展哲学的前进道路中，加强核心价值观建设是急迫而重要的任务。
建构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必须从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着力构建，在全社会确立符合历史发展趋向和主体发展需要的，具有普遍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主流观念。对于个人，要加强每个民众个体的素质教育。正确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儒、佛、道的相互贯通与融合及对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在群众中深入宣传中国特色文化。中国特色核心价值观的特色，应体现在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继承，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观的升华。它的特点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民主、富强、公正、和谐、自由等特质。坚持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观。
文化是一个国家社会的灵魂。文化对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具有先导作用。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文化哲学的建设在发展哲学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推进中国发展的文化哲学的创新与创造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作者：李丹
第5篇：发展哲学视野下以人为本的主体透视
在讨论以人为本问题的诸多文章中，有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就是说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党的执政理念和指导思想，理所当然，以人为本的主体就是党和政府。作者认为，这种观点只具有部分真实性，甚至显示出某种程度的简单性、肤浅性、近视性。在当今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以人为本的主体起码应该有三个层面：市民社会里的普通个人，市场经济中的公私企业，国家管理中的党和政府，而且在这三层主体中，一般民众、普通个人的以人为本自觉应该是整个社会以人为本主体结构中的基础，从而构成整个社会走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轨道的根本和前提。
以人为本主体的综合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各级政府担负着领导发展、管理社会的神圣使命。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我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我党的执政理念前进了一大步。那么以人为本具体地落实在社会发展的实践之中，应该由哪些人来作为主体呢？
本文讨论的以人为本的主体问题，是指谁来以人为本，由哪些社会力量，由哪些人来执行和落实以人为本，由哪些社会势力来推行以人为本。对此问题，有些学者一般不视为问题，以为有党和政府实行就行了，难道还要由人本身来以自己为本吗？笔者认为这种认识存在着误区。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只有党和政府自身来推行当然是太简单、太孤单了，也太不实际了。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以人为本应该成为全社会所有主体的自觉行为。所以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的健康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主体必然具有综合性、具体性和社会性。
按照唯物史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观点，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历史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创造者。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大实践，有赖于党和政府的科学领导，更有赖于全国人民的自觉创造。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既需要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共产党员的坚强领导与正确引导，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行动。可以看出，真正坚持以人为本，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主体不能只是党和政府，必须要有社会各个方面、各类主体、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努力形成一个广泛的、强大的、可持续的社会性、综合性主体结构。
一方面，党和政府真正地做到以人为本，按照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要求来处理各项社会发展事务，真正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的主体作用，真正为了人、关心人、爱护人、发展人，这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力量。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当代共产党人的执政思想。首先应该成为党和政府的基本理念与处事原则。如果连党和政府都不能实践以人为本了，那科学发展观也就必然流于形式，不会有实际的意义了。所以党和政府首先应该成为践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坚强主体，在任何问题上都要坚定地维护、关心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另一方面，不能只有党和政府在实践以人为本，其他人群只是在一边旁观，真正实践以人为本，所有社会成员都应该成为以人为本的主体，都应该自觉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自觉实现自己的全面的、健康的、自由的发展。这样才能保证将以人为本落到实处。
党和政府是实践和引导科学发展，落实和执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领导力量，是坚强的领导核心，是把以人为本落到实处的政治保证。这一点没有任何疑义。没有任何疑义的又一个事实是，在以人为本上，任何力量，任何主体，包括党和政府都不能代替人民，取代人民。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无产阶级、人民群众才能自己解放自己，只有人民自己才真正明白自己的利益，才真正掌握以人为本的基本内容和客观标准。共产党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先锋部队，共产党只有领导人民，引导人民，教育和组织人民，才能推进人民解放、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
以人为本的主体是综合性、社会性的。所有的社会性的人都应该是以人为本的主体，而不应该只有某一部分人才是以人为本的主体。其中共产党和各级政府是以人为本主体中的重要力量，是政治核心和根本保证，而基本民众、其他社会势力、各个阶层的人们共同构成为以人为本的基本主体。以人为本绝不是与基本人群无关，与具体的个人无涉，或者只需要人民群众在一旁监督、评论就行了的。真正的以人为本，是所有的人们的共同责任和共同的事业。
以人为本主体的层次性
当今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关键阶段，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民社会、市场经济与国家逐步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三种最基本的势力，三种基本的力量。三者关系的制衡、协调、转化与进步，直接决定着中国社会生活的面貌和进程。真正实践科学发展观，切实践行以人为本，必须在社会结构的三部分中把以人为本落到实处，努力形成三个层面的强大主体结构，从而显示出以人为本主体的层次性。
从国家层面看，党和各级政府是在全社会推进以人为本实践的坚强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改革发展经验教训中首先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党和政府在领导执政和社会管理中坚决地纠正各种危害人与社会的发展的各种问题，如这几年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对小煤窑及安全问题的彻底整治，对环境治理的大力投入，对公共交通、公共卫生、防治疾病、教育公平、社会治安及司法公正等问题的治理，都充分显示出党和政府在实践以人为本原则立场上的巨大力度，表明党与政府是实践以人为本的坚强主体。但在一些社会管理、市场管理和司法实践中，一些损害党和国家，危害人与社会的现象仍然存在。许多非科学发展，假科学发展，反科学发展的问题，需要党和政府下更大的力气，实事求是地研究解决。
在市场经济层面，我国已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市场竞争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有序推进，市场主体正在成长。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在企业中，人即劳动者只是实现利润的一个要素，特别是在我国劳动力总体过剩，廉价劳动力过多，劳动者之间围绕劳动机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状况下，企业要把赢利为中心与以人为本统一起来确实难度不小。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不断自我增值的本性，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力量，这一力量必然对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带来冲击。现在许多民营企业老板最常说的话就是“走人”，民企员工最怕听见的话也是“走人”，虽然也有了一些劳动法律法规和社会保障制度，但企业员工也确实是处在被动的弱势群体的位置。使企业真正成为以人为本的主体在目前确实有许多具体的工作和现实的问题。
当然，企业要存在、要发展、要赢利还是要靠人，要有员工给他们劳动。但在企业老板眼里，看重的并不是一般的普通员工，这样的员工到处都是，可以随时招募，随意替换，他们重视的只是技术员工和管理人员。老板可以给这些员工以高的待遇，好的条件，甚至给予相当的人文关怀，给其创造一定的发展条件。国有企业经过十多年的转换改制，技术人员与管理层比较稳定，待遇比较好，拿年薪的管理者地位稳固，而且还要享受国家的行政级别待遇，许多管理者都有很可观的职务消费和灰色收入。企业的基本劳动者则收入一般。相当的国企都具有垄断性地位，民企很难与之在公平合理的状态下竞争。目前中国企业中员工的理论地位与实际地位差异很大，有很多的基本员工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人和政权的基础，甚至被边缘化。
中国的市民社会正在形成之中，最主要的是事业单位中的人员和企业中的技术与管理人员，社会的自由职业者，原体制外的边缘人群，这些人构成当今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这些人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社会经验，拥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源，在自谋生存、自谋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以我为本、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习惯。教师、医生、技术员、科研人员、各种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律师、演艺与设计营销人员、自主创业者等等这些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不依靠或不依赖某种社会势力，走着凭自己的力量发展自己的路径。他们往往具有民主、自由、独立的价值偏好，理性的思维与选择，也追求着自己以为合理的社会理想与社会制度，对社会发展具有相当的责任感。市民社会中的群体在本世纪以来有了急剧的增长。利用知识经济进程提供的各种机会，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兴国、教育立国的总体战略推进中，我国市民社会的成长异常迅速，各种人群迅速融入市民阶层。市民社会中的各类人群自立性较强，以人为本较为自觉，以我为本倾向明显。在自由松散的气氛中成长的市民社会扩张的速度与自我规范很不协调，力量还很不强大，自发性大于规范性，组织性还很不够。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基本的工人、农民在哪里呢？农民正在逐步成长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其中一部分逐步转为城市市民，我国有一亿三千万农民工，其中一部分已在城市定居生存，在城市稳定生活半年以上的有六千多万，留在农村的人口经营着自己的土地，逐步进入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的现代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其生存与发展进入了新的轨道，但文化生存比较简单，娱乐以传统的麻将牌和自乐戏曲为主，老人、小孩、妇女成为目前农村平时的基本人群。工人包括国企员工和民企员工，他们与企业主、企业管理人员一道已进入市场经济的体制之中，受到市场竞争力量的推动和支配，由市场体制给他们以特定的社会身份和符号象征。面对日益巨大的生存压力，进城农民工和城市普通工人也在努力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提高，提升素质与能力，逐步融入市民社会的一定层面。
我们讲实践科学发展观，践行以人为本的精神，从主体角度看起码可以区分为以上这样三个层面。在国家层面，党和政府是实践以人为本的坚强主体，市场经济体制按照差异性原则具体地有区别地实践着以人为本，市民社会层面，基本的主体在自发地自我发展，在以我为本、平等共济、和谐进步的精神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以人为本。在具体的实在的社会生活进程中，国家显示出自己是以人为本的政治主体，市场体制显示出自己是以人为本的经济主体，市民社会显示出自己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体、知识主体，以此构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以人为本主体的层次结构。
以人为本主体的基础性
就客观事实而论，任何人都在以我为本的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以人为本，自发地成为以人为本的主体。从全社会的范围看，从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主体力量角度看，以人为本的主体客观上可区分为国家、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三个层面，这三类主体在实践以人为本的实践中地位、作用、功能都有区别，国家是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导，市场是以人为本的经济基础，市民社会则是以人为本的主体基础。在这三个层次主体结构之中，只有市民社会的主体构成为以人为本主体的基本层面和基础部分。
在具体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同时兼有着政治角色、经济身份和文化符号，每个人都拥有着政治主体、经济主体与社会主体三种身份，区别只不过是以哪一种身份为主。认真仔细地研究可以发现，人的政治身份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往往带有相当程度的虚假性、超现实性，人的经济身份带有某种自然性、必然性、非自主性和本能性，而人的社会身份则具有较大的自主性、自由性和本真实在性。如政治家回到家里就比较随意真实。人在经济活动中要遵循生产经营的客观规律，按照季节、温度、湿度、各种社会需求与消费习惯进行生产经营，人会感到很不自由，而下班回到家里休息，与邻居、同事交流则比较自由而真实。所以，在人的多重身份、多重角色之中，人的社会身份是基础性的，较为自由、真实的。
政府、企业和普通个人都是以人为本的主体。政府与企业在以人为本的实践中具有特殊的作用，绝对不应忽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提出来的，各级政府在执政实践中把以人为本作为决策与行政管理的核心价值，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转化为以人为本的执政实践，这就为以人为本的实践提供了政治的动力和保证。企业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人，只有人，特别是有一定经验与技能的人，才能为企业发展提供基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企业的健康发展，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企业不重视人，不关心人，不提高人的素质，不提高人的能力，企业会发展起来吗？但是企业在发展中对人的使用与对人的重视、培训、提高之间存在着差别，往往是重使用而轻培养，把对优秀的高素质员工的培养交给社会或个人，从而加大了个人或家庭的负担，并且对员工使用的过快流动，一方面会产生对高素质优秀人才的倒逼机制，另一方面对一般人群则会产生当下的挫伤与损害，抵消了以人为本的意义。
相比较来看，只有市民社会结构中的主体才是整个社会主体结构中能够实践以人为本的基础性主体。这类主体，不依赖于任何别的社会势力，不受某种社会因素的控制性影响，按照自己的要求、兴趣、愿望、特长，按照自己认识所达到的程度和所处的环境条件，自觉地追求自己的解放和发展，最大限度发挥自己拥有社会资源的应有效用。理性地处理自身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在解决自身发展的各种实际问题的同时，为改善自己和别人发展的基本条件而进行努力。这样的主体，对于整个社会实现和推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无疑具有最为基础的作用，居于最为基础的地位。
一方面，人的政治解放、经济解放要表现在社会解放上来，人的解放是人本身的自觉努力。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不需要依靠任何社会力量，更不需要什么神仙皇帝的帮助。在当代中国真正地推进以人为本，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党和政府的努力必须要具体落实到每一个普通民众的自我发展上来。企业的发展只会给少数高素质人才的发展提供机会，创造条件，而广大的一般普通民众的发展必须依靠普通民众自身的奋斗，这些人只有真正地以人为本(首先要真正地以我为本)，不依赖于其他社会因素，独立自主地实现自我发展，整个社会才会走上科学的健康发展的轨道。
另一方面，当今人类社会正在迈上知识经济的快车道，知识正在成为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第一资源、第一力量。只有掌握和运用知识，才能创造出更加科学的发展。市民社会中的主体，基本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这部分人群已经或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骨干和主力，这类主体依据自身的知识素质和拥有的资源，一般能够理性地处理现实问题，与政府保持合适的关系，在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中比较自觉地实现以人为本。因而，要切实实践以人为本，就必须正视市民社会主体的作用，积极健康地扩展市民社会主体，发展当代中国的中产阶层，建立和完善市民社会主体的交往程序，充分发挥这类主体在实现以人为本、推进社会走向科学发展中的应有作用。
总结本文的观点，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党和政府作为政治主体，发挥着政治主导与政治保障的作用，市场体制作为经济主体，发挥着经济基础的作用，市民社会作为一般个人普通民众主体，发挥着社会主体的作用。这三个层面的主体之中，受知识经济浪潮的影响和社会解放规律的作用，市民社会中的普通个人、一般民众，应该而且必然成为以人为本的基本和基础性主体。只有这些主体的以人为本功能充分发挥出来了，以人为本的实践自觉了，整个社会的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才会得到基础性的保障，迈上正常的轨道。
作者：孙跃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