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思想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具有思想的联系性和整体性，它与哲学思想、伦理思想联系在一起，以中国哲学思想为基础、以伦理思想为行为准则。同时，这些传统的哲学、伦理不仅影响着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也影响着当代中国政府政治、行政思想的理念走向。这是历史时代性的问题，不能说这些传统思想对当今的治理之道仍占主导的地位，但也不可否认它们合理部分所具有的永恒的价值;关键是如何区分和正确对待真理相对性和绝对性的问题。
一、两种哲学传统
“哲学大体上分为两种：出世的哲学和入世的哲学。出世的哲学认为做人的最高成就就是成圣，而成圣的最高成就是达到个人和宇宙的合而为一，人追求天人合一必然抛弃社会，甚至抛弃生命。唯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后的解脱。比如释加摩尼认为，人生就是苦难的根源，做人是一种惩罚，只有死亡才是解脱。还有一种哲学则强调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和人事，更多地关注现世、国家、人伦，只谈世间道德价值，对超越道德的价值觉得无从谈起，也不愿去探讨，这种哲学被称为入世的哲学。”[1]中国古代哲学更多的属于入世的哲学。因为它关注
的是今生而不是来世，关注的是人际关系，道德伦理而不是天堂地狱，关注的是社会问题而不是宇宙。因此，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必然对中国社会影响颇大，并且还涉及到家庭社会，国家治理乃至延伸到政府治道的选择。
其实，这正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价值体现。中国传统哲学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底蕴包含有优秀的文化价值，也有着历史局限性。它主张通过“修身治国”、“修己治人”、“见利思义”等实现完美的人格和理想的精神境界，使整个社会处于安宁有序的状态，与我国当前提倡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不能不说“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古代圣贤思想的启示。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价值不容忽视，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任何民族的在任何时代的哲学里，总有一些内容对处于当时的经济条件适用，但是，除此之外，还会有一部分哲学思想是有持久的价值，而且有持久价值的部分不应被抛弃，相反，要用它来启迪心灵，提供一种人生理想。“中国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即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2]因为只有知道事物变化的常理，人的思想才能明智。
二、现代政府治道中的中国哲学传统
这里说到的政府治道是关于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价值导向、角色定位、政策选择、治道伦理等的研究。其中“道”指公共管理原理。“治道”则是对原理的选择、运用、变革及创新。老子提出“道是不可名状的”，是“非有”，正由于“非有”的存在，才能出现“有”和“万有”。同样，政府治理的“道”是蕴藏在管理过程中的“非有”，只有对它进行探索、发掘后，才能有“道”，做到“明道”，最后取得上佳的政策效果。因此，“治道”之先必需“明道”。正如孟子所说的配义与道，“明道”可提高人对“道”的领悟。
(一)公共部门的角色：政府治理工具的选择
在现代民主国家，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与过去的时代相比，其角色更加复杂、责任更为重大，公民和社会对其期望更高。研究公共部门的角色，实际上涉及到政府职能的问题，更具体的说是政府应该干什么;和如何去做。从某种意义上讲，又可理解为政府治理工具的选择。治理涉及到政府将其实质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的路径和机制。而治道则是选择这种路径和机制的指导原则。
有关政府(或国家)在治理工具方面的选择，中国古代先哲门有过很多关于这方面详尽的论述和主张。先秦时期，周公关于治理社会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主张统治者要“义刑义杀”。[3]孔子在对夏商周三代以来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继承的基础上提出了礼治的思想。孔子认为礼对于国家社会事物尤为重要，“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4]
如果统治者根据礼的规范治理民众，就能够获得民众的尊敬和服从，“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倡导人们应该“博之于文，约之以礼”，[5]通过礼治，实现社会秩序的安定。道家创始人劳资主张无为而治，认为政府不应该去做一切事情，“民治国，能无知乎?”[6]老子认为，世事纷繁，种种烦恼，不是因为事情做得太少，而是因为事情做得过多。墨子在治理方式的选择上则强调集体纪律和集体的顺服，倾向中央集权，强制性措施，认为专制也比混乱要好。法家主张治世之道在于法术。法即运用法律和威势统治百姓，术指君王不用事必躬亲，只要会驾御别人就可。
很显然，中国传统哲学中对治理国家、社会方式的选择其指导思想不同，方式方法也自然不同。儒家希望统治者为了民众多办事，而道家则认为圣人治国不必忙于做事，以至“无为”达“无不为”。道家鼓吹个人绝对自由，法家主张社会控制一切，但是在“无为”这一点上，两者汇合了。墨家在自然状态为混乱、动荡的理论假设面前，崇尚政治的专制、极权。然而，现代政府可运用的多元政策工具以实现自身的治理目标，而且现代政策工具在形式和内容上也较过去大为丰富。至于运用何种工具，政府干预社会、干预市场到何种程度，完全视问题情势而定。但可以肯定的是，道、法两家无为而治和墨子集权思想中合理的因素可以吸取。尤其在社会事物日趋复杂的今天，政府更应定位好自己的角色范围在那些市场无力提供的公共管理中，而不是事事恭亲。对于全局的、综合的事，同时在治理手段方式要结合儒、法两家思想，把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结合起来，政府要综合运用强制性工具和混合性、非强制性工具。而民主进程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政府在治理工具选择方面偏好更加强调公共服
务民营化、补助等强调放松管制。礼治和法治结合更多还意味着政府本位到民众本位的转型，人治政府到法治政府的转型。这表明施政目标不仅仅由机关、专家决定，还要考虑到民众希望和合法期待，并且政府的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控制。
(二)公共部门的运行：制度的实施、创新
良好的政绩有赖于正确的政策、制度、方针。而有了满意的政策、制度、方针并不就是说一定会有优秀的政绩。还得看正确的方针、政策是否能被有效地执行、实施。举例来说，名家所辩论的白马非马，似乎与政府治理毫不相干，但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7]
在今日世界，有的当权者们标榜他们的政策一心追求可持续发展、公益。事实上，我们不难看到，有的领导一面谈可持续发展、谈民计民生，一面却背离法律规章给予某些有害于环境的生产加工企业行政许可。可想而知，这些许可后面存在的是权力与金钱的交易行为。这就是名实不符，按公孙龙的意见，这种名实不符应当纠正。的确，要想保证公共部门有效的运行。这就是需要加以改变的第一步。
名实不符的后果就是制度制定之后得不到落实，或者说实施的制度是变了形，走了样的政策。其实，当谈到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的逻辑关系时已涉及到循名求实的问题了。名家特别注意“名”、“实”和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8]就是说：“名”用以指事物的代号，如制度、政策就是名。“实”是人所指的事物或具体做的事，如制度、政策包含的内容就是实。用当代的话来说，一项制度在制定以后并保证其政策法规的落实，就是循名求实。此外，孔子认为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首要的是“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换句话说，每类事物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这个名字含有一定的含义。这类事物应该做与其名相符合的事情。因此，每个名字包含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同样。在现代的每个公共部门也有自己相应的名字，每个名字就意味着一种职能。每项政策也有其自己具体的名字，每个名字就是其实施的基本内容。如果某个部门按照其职能行事，每项政策按其内容被严格执行的话，就可称为名实一致。
要保证名实一致，就要打破一些不符时宜的陈规旧俗。因为，这些陈规旧俗往往会成为阻碍名实相符的主要原因。然而，中国农业传统经济生活方式使人们顺乎自然、爱慕自然，不喜欢变革。但是，法家认为每个时代的变化，都有其不得不变的原因，新情况下产生的新问题，要用新的办法解决。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为了适应新的政治情况，建议采用新的方法治理国家，他主张，“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9]所以名实不符可以有人为的原因，又会有客观自然环境变化的原因，只有通变才能做到循名而责实。
通变的思想不仅意味着政府治理原则、方式方法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更重要的是要求政府在安定环境中能居安思危，加强政府危机管理。因为，如果政府在动荡环境到达之前不做任何准备措施，那么等到环境发生变化时才来应对挑战的话，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正如老子在《道德经》四十章里说的一样，“反者道之动”。任何事情发展到极端就会趋向反方向的另一极端移动，也是儒家阐发《易经》时的一个主题：“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又说：“日盈则晷，月盈则食。”这些理论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影响，经常提醒人们要居安思危，另一方面，即使处于极端困难之中也不失望。
(三)公共部门的伦理：制度文明
儒家认为，社会是由五种伦常关系组成：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汉朝时，董仲舒把其中的君臣、父子、夫妇三项称为“三纲”。而“纲”字的本义为照本、照样，更或之说是准绳。因此，国君是臣民的纲，是臣民的主宰;同样，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三纲”之外还有“五常”，这是儒家都主张和尊奉的道德，即仁、义、礼、智、信。总的来说，五常是个人的品德，三纲则是社会伦理。在旧时的中国，纲常用以泛指道德和规范。人的自然发展应当依循规范的方向，而这是文化和文明的主要内涵。在现代公共管理中，这种纲常演变
过来，就是公共部门所应遵循的伦理规范。公共部门是其内部公共管理者(泛指一切行政工作人员)的外向物化表示，因而公共部门的伦理内向化就可以表示为公共管理者的职业伦理。更具体一点说就是其责任操守。创造或强化一种更好的公共管理秩序;促进负责任的行为，要求有义务和职责的意识，更需要有公共管理者对责任的感受和信赖由发的忠诚、良心以及认同。孔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克己忍让和内省修身，并以次作为最高尚的道德，认为礼的最高境界就是忠诚与宽恕。孟子认为在道德修养上到了极至，就变成了圣人，自然有了成王全部的合法性基础。可以看出先哲们对人格的态度鞭策公共管理者作为个人，不仅要具备一般人能做到的道德，而且要具备更高的职业伦理要求。因为公共管理者肩负着更大的公民信托，他们的存在只有崇高的社会、社群或全球的目的，促进公共利益，使人民能够享受到公共服务带来的好处，忠实地执行法律、忠诚地为公共事业服务。这样的境界进一步要求公共管理者树立公益、民本的道德人格。
先秦时期的周公就曾提出敬天保民的政治思想，认为统治者只有坏保小民，才能受到天的佑助。此外，要体察民情，“治民具，不敢荒宁”。[10]隋朝时期，在王通的政治哲学中，“爱民厚生”的主张是其精华部分。而重民是传统儒家的思想特点之一，战国时期的孟子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古代圣人大致上都认为民众是专制统治的基础，爱民才是敬天，敬天是统治的依托。虽然这些理论不免夹杂有唯心主义的成分，但古代重民、养民、保民的民本思想，直至今日仍不失有用之处。到现代就演变成了以民为本、公利至上的治理导向了。政府拥有高于社会之上的权威，并掌控着巨大的社会资源，如果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时，不以责任、公益作为行为导向的话，就很容易导致政府行为的失败。因此，有必要在继承前圣所倡导的忠恕、礼仪制度的基础上来提倡新型的公共部门伦理规范，建立起符合适宜的制度文明。
三、结语
总结上述，可以认为，儒家的社会政治哲学，即是保守的，又是革命的。它在维护君主专制统治方面是保守的，但就社会主张方面来看，它虽维护社会中君子与小人的分野，但不按传统的身份贵贱来划分，而以个人的德才划分，倒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在道家的哲学中，好的政府不需要做很多事情，相反地，做事越少越好，它还主张圣人执政要清除前朝苛政、苛法。但道家面对现存政治社会的动乱却提供了一个超脱现实、逃避现实的思想。至于法家，是一批讲求现实的政客，在当时新的政治情势下，怎样用新的方法应付局面，这是法家所长;但法家严酷无情的对内政策和纵横跋扈的对外政策，最终导致了秦朝的灭亡。墨家对古代文明持批判的态度，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心，并以功利主义的论辩证明兼爱的原则是完全正确的。主张仁人以利世除害为宗旨，对武士的职业道德进行理性化的解释，因此创立了一个新的哲学流派，名家的哲学重点解析名实，揭示了一个形象之外的世界，强调事物的不断变化和相对性。
中国的政治思想有着自身的发展规律，具有思想的联系性和整体性，它与哲学思想、伦理思想联系在一起，以哲学思想为基础、以伦理思想为行为准则。同时，这些传统的哲学、伦理不仅影响着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也影响着当代中国政府政治、行政思想的理念走向。因为这是历史时代性的问题，不能说这些传统思想对当今的治理之道仍占主导的地位，但也不可否认它们合理部分所具有的永恒的价值;关键是如何区分和正确对待真理相对性和绝对性的问题。
作者：徐飒飒 来源：法学教育 2007年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