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想主要以仁爱为本，认为人性本善，其为政以德思想实质是其仁本主义在政治哲学领域的体现。本文从对孔子言谈记载的分析中，尽力解读其以仁为本体的政治哲学理念及其与当时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孔子的政治哲学有一个初步了解。
春秋时期，周王室日益倾颓，诸侯纷争不断。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迫使人们反思追寻安身立命的根本，其中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尤深入人心，颇受后世推崇。孔子以“仁”为根本，以“礼”为手段，以“德”为标准，以“正名”、“修齐”、“重民”等思想为支撑，从本体论依据、政治制度、政治模式、政治举措等方面阐述自己的政治哲学，全面构建起其独具特色的仁本政治体系。这种以君子治世，以“礼”、“德”教化民众的思想，最终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有序的“德化”社会。
一、“为国以仁”的本体论依据
仁，孔子所创儒学核心。“仁”本意为人与人间亲密关系。孔子将其引申为“爱人”。①“仁”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忠恕，克己复礼。“忠恕”，即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也使他人有所成就，强调自我价值与他人价值的统一，是道德价值的高度体现，是为政以德的思想基础。何为“克己复礼”呢?当颜渊问于孔子时，孔子答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由此看出，克己复礼更看重的是行动上的践行，反映在政治上是对礼的复归与推崇。可见，孔子对“仁”的解释基本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在道德思想上的修养论要求;二是对社会生活中切身体认的实践要求。二者互为补充，构成其政治哲学的仁学内涵。
但仁的核心地位具体是如何体现呢?《论语》中，孔子对“仁”的阐述不尽相同。但在《阳货篇》有云：“能行五者於天下，为仁矣。”“五者”指恭、宽、信、惠、敏五德，“仁”乃治国之本。《论语·卫灵公篇》又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也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庄以莅之，运之不以礼，未善也。”孔子不仅将“仁”作为道德上的崇高追求，更以其为治国之术。
基于此，孔子提出完美社会的典范——“大同”。《礼记》写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孔子详细描绘了从社会最高统治管理到与百姓息息相关的生存保障的诸多场景，人人均有仁爱之心，以仁来调和乃至消弭社会间矛盾冲突隔阂，道德成了一切准则。
与之相反，西方一些政治学家似乎更青睐权力的威严。以马基雅维利为例，他认为人性本恶，自私自利是人的本质。人生就在不断追逐利益，满足自身欲望。治理国家就应采用强权政治，不论政策实施的手段如何残暴，严厉，只要可以维护自身统治，攫取相应利益都是正确的。政治本身并不存在道德与否的问题。这种权力观之所以与孔子所提倡的德政的差异，可能正是两种治国理念的出发点不同：西方的权力观建立在人性恶基础上，孔子的人性观是人性本善。
二、“为国以礼”的政治制度
孔子生活的时代诸侯争霸，社会动荡，礼崩乐坏，与周天子日渐式微相对应的是各诸侯国实力的剧增。身为一名没落贵族，针对这种情况，孔子提出了“复周礼”的主张。认为人们只要各安其位，恢复了天下的“礼”就能稳定社会，发展国家。这里的“礼”指周礼。他认为周礼是完满道德典范，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夏礼、殷礼保存不完整，周公亲自“制礼作乐“，正式确立礼乐的地位;其二，孔子的理想人格是尧舜，希望能效法周文王、武王，主张凡事有所损益;其三，孔子认为天命不可违，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就应采取“周礼”这一“敬天法祖”的最好体现来祭祀、遵循天命。
《论语》中，孔子将礼阐述为：“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之所以推崇礼，并非看中祖先遗留的繁文缛节，而是基于对其背后的思想内涵的深刻反思与发掘，结合当时社会背景作出的振聋发聩之言。对孔子而言，礼不仅是形式上的秩序规范，更是对社会的内在要求。礼是一种处理事情的合理的尺度，若超过这个尺度，就会造成社会混乱。
三、德主刑辅的政治模式
孔子一直以道德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这种观念传承于西周重德的传统。“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礼记·缁衣》中这样写道：“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故君民者予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培;恭以泣之，则民有孙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恶德而遂绝其世也。”治理国家有两条准绳——道德和法律。道德作为一种发于人内心的情感规范，以人们对自身的约束为主，没有强制外在约束，其效用是凭借社会良知以及舆论来实现的。而法律——或者说律法——作为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其背后是以国家暴力机构为支撑，通过强迫的方式来达到约束人行为的目的。
在儒家看来，道德比刑罚至少优越在以下几方面：其一，道德可“防患于未然”，刑法则在恶行发生后给予一定程度的惩罚。其二，法制是在消极层面上管束他人行为，道德则是在积极层面上从人的内在本质出发引导人心向善。其三，在“大同”这一理想社会中，由于人与人间关系融洽，故在国家治理中起主导因素的是道德，法律基本上没有存在的必要性。这说明道德才是具有永久性的规范。②
四、“吾为东周”的政治举措
孔子一直坚持以仁为本的政治理念，故在政治上坚持复兴周礼。在其思想中，仁是礼的内在基础，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为此提出了三大政治举措：正名之说，修身治国，重民爱民。
(一)正名之说
正名之说实质上是孔子为恢复周礼而提出的一项举措，恢复周礼则是为了保证仁的施行。正名之说的宗旨就是恢复、建立起判断是非善恶的一系列标准，并以此维护统治者的权益。
周代的礼乐制度对各种等级都有明确规定，着重强调了君臣，上下，长幼之“位”，这种“位”就代表了与之相应的身份，地位，权力，财产。③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孔子正名之说主要内容，其中父子家庭伦理关系是整个社会、乃至国家之本。
《论语·子路》篇记载了一段孔子与其弟子子路的对话：“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先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卫灵公太子蒯聩不受宠，只能逃亡外国。卫灵公死后，蒯聩儿子辄继承君位。九年后，蒯聩借兵要求恢复自己君位。但辄出兵阻挡。当时子路向孔子询问意见，孔子的解决之道就是“正名”。
可见，孔子的正名之说所确立的伦理政治关系是为政治统治服务的，甚至将这种关系视为政治统治的根基。④《礼记·大传》云：“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主，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诚，百志诚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这种关系的明确使当时人们将血缘之亲与君臣关系融为一体，提倡人们要事君如事父。
正名之说是孔子为巩固、发扬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从而达到维护没落奴隶主利益的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从今观之，这种思想与当时社会发展是背道而驰的，因而推行起来有一定困难。辄和蒯聩之争是争权夺利而引起，仅靠正名并不见得能解决问题。但正名之说对中国仍然对其后几千年来的社会关系的构成做出不小贡献，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社会体制的建立亦产生深远影响。
(二)修身治国
孔子提出治理国家应以德治人。作为君主，应做到以下几点：
1.以正道修身，身先士卒，同时要坚持不懈。《论语·子路》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政，孰敢不正?’”作为国家统率的君主，其德行也应是国家典范。君王在日常生活之中就应以德修养自身为先，这样才能收到立竿见影，风行草偃之效。
2.为君者应知人善任，善于考察他人。要做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当官为政，要学会考察他人，处理事务。否则，只会使政务一团混乱。
3.不求速成，不要只重眼前小利。《论语·子路》中子夏问政，子曰：“无欲速，无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4.为政者要尊五美，摒四恶。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为臣者，则应坚持事君以忠、待人宽容、善于从谏。
5.为政者应博闻广识，以德为上。《论语·为政》：“君子不器。”作为从政者不应只拘泥于某种技艺，要博学多闻，有远大志向，以德来作为自身追求的最高标准，而不是只像有某种用途的“器”一样。
6.为政者要以政务的落实为重。《论语·为政》：“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要获得一个良好政治，应时时注意先做后言，而非每次夸夸其谈到，却没有落实。
7.为政者要贫富均分。“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作为统治者，对财富的分配应有一套自身标准，公平分配。百姓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心所追求的正是一种贫富均分的观念。
(三)重民爱民
孔子十分重视民这个概念，在他看来，民是社会财富创造者，是政府得以存在的前提。为此，在政治上主张以民为重，将是否保护民众作为评价君主执政有无建树的标准[4]。在经济上坚持富民，勿用民时，并对为民谋利的君主评价极高。在文化上主张教民为主，甚至把教民有道德看得比维持生命更重要。“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不过孔子虽主张君王专权，却反对个人独裁。在《论语·季氏》中孔子强调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观点，但在《子路》篇里面对鲁定公的提问，孔子反对“言莫予违”的行事准则和乾纲独断、刚愎自用的处政之法。
《论语》一书充分体现了孔子的仁本政治思想。在诸侯争霸、战乱频繁的春秋乱世之中，孔子以其独特鲜明的政治思想主张试图力挽狂澜、还天下以河清海晏。他虽以维护奴隶主统治为最终目的，但其重民爱民、“为政以德”的思想为后世提供了治世良策，为我国民族精神提供了宝贵的财富。时至今日，这些思想仍对当今社会有重大影响，诸多学者致力于挖掘其深层涵义，赋予其新的时代意蕴，从而使其焕发出勃勃生机，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传统文化元素的活泉，进一步丰富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内涵。
作者：田乐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