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讨论何谓中国精神及其本质特征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虽然人们可以对此给出各种各样的解说，但最能全面而凝练地体现出精神本质的，莫过于一个民族的哲学中显现出的民族的精神。黑格尔曾说，哲学“是精神的整个形态的概念，它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和精神本质，它是时代的精神、并作为自己正在思维的精神”。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从当代哲学发展的世界图景去考察中国精神，而不是自说自话，或许更能从中得到某些启发。
一、哲学的发展面对人类的共同问题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哲学是舶来品，直到一百年前，我们才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哲学这门学科，其标志就是北京大学在1912年建立的“哲学门”。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学”、“道学”中本身蕴含的哲学思维，只不过作为一般学问的哲学思维与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不是一回事。
其实，不论是哪一国、那一个民族的哲学，它探讨的问题都是带有普遍性的，也就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只不过这种普遍性常常蕴含在特殊性的问题之中。如若不然，它就算不上是哲学。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学说，过去常常被称为“道”、“道学”、“玄学”、“理学”等。一般而言，中国哲学的形成和最初的繁盛发生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时期。西汉时开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占据特殊地位。佛学的传入和道家文化的产生发展，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儒释道三家的感动呼应、彼此论辩又互相吸收，为后来的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明末清初，开始了西学东渐，中国知识分子大胆吸收外来文化，逐步实现了中西会通，以致当代续此脉络，出现了中西融合的产物——新儒学。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中国学界亘古未有的大事件，应当大书特书。在这几千年历史中，中国哲学的主题不断变化，其中关于天人合一、名实之辩、知行关系、形神关系、古今变通等问题的探讨及成果，在世界哲学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从西方哲学发展来看，由于历史时期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分析和解决的理路不同，就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理论，以及与之相应的不同流派。古希腊罗马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的奥古斯丁、阿奎那，近代的笛卡尔、康德、黑格尔都是经典哲学的最杰出代表。到了近现代，哲学理论及其基本立场好像分歧更大，但是从哲学的漫长历史过程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哲学实际上是以人类的共同问题为研究对象，正是有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理路，哲学才不断发展，这是哲学的生命力之所在。
现在，就英美哲学而言，缺乏了关于人的学问，只是为科学而科学，为技术而技术，那是没有意义的。同样，就大陆哲学而言，缺乏了科学技术的人本主义，忽视对人的具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分析，那也是空谈。就这两种哲学发展理路而言，分歧是明显的：英美更强调经验的、可见的、实证的东西；欧洲大陆更强调理性的独立性。维特根斯坦的转向已经表明，单纯的逻辑或单纯的实证做法是解决不了人的很多问题的。分析哲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走了一些弯路的，现在美国新实用主义的抬头就说明了其中的道理。
欧洲哲学家，尤其是英国哲学家现在非常关注心智哲学，这是有传统的，即实际上欧洲大陆从19世纪末开始就将心理学与哲学进行了结合。但是，当时有人说这个研究不专业，因为心理学原来是讲个体的东西，而哲学是讲普遍性的东西。这里就有共相与殊相既有差别又有联系的问题。最近这十几年来，英国搞出很大的名堂，他们将电脑芯片置入到人体里，然后去观察芯片技术到底对人的心理、人的精神有多大影响。就每个人是一个个体来讲，这个方法有特殊性，但是从诸多个体中也能找出有共同性的地方。为什么现在心智哲学，就是mindphilosophy不仅在英国发展的很厉害，也影响到欧洲大陆？以前现象学说不清的东西，诸如心理的理智主义、心理的意向性、意向解构等问题，在现在有了高科技以后，似乎从中可以得到一定启发。这可以说是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趋势之一，即在高科技发展的今天，过去解决不了的问题，今天或许可以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去解决。
法国人现在搞的不太一样，法国哲学除了后现代对于弱势群体的支持和声援外，在政治上比较倾向于左派。但是德里达去世以后，法国哲学好像没有了领军人物。后现代很时髦了一段时间，它毕竟是为边缘群体，为弱势群体发声，即使能够发出的声音比较小，却可以给人们很多启发。启蒙运动之后，现代人面对的现代社会，其实还是资本统治的世界，特别是在信息社会、资本全球化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反思现代社会，这是后现代给我们提出的一个很好的课题。但是，这个任务没有完成。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子，虽然金融危机主要在2008年表现出来，但实际上，在此之前欧美已经反映出来了。欧洲各国成立欧盟，经济融为一体以后，欧洲并非作为一个整体就强大起来，实际上，欧洲在经济、政治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受美国控制的。美国让欧元贬值就贬值，让升值就升值。哈贝马斯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他认为，所谓的全球化就是资本的全球化，或者说是经济的全球化，全世界，包括欧洲，实际上是被超大的财团所控制的，是被美国华尔街控制的。欧美的一些后现代哲学家们感觉到，如果离开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后现代主义就没有说服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欧洲作为发达国家，它的中产阶层非常大，有钱人是极少数，穷人也不像以前那样是绝大多数，但说话算话的，还是大财团，大的资本势力。就此而言，仅仅从后现代哲学对极少数的边缘群体的讨论，是不能反映哲学本来面目的。这就是为什么后现代搞到目前这个程度很难再深入下去的原因。
这里应当提到的，是左派思想或者说左倾势力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开始抬头。我去巴黎参加过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它的组织者雅克?比岱与另外一个经济学家合写了一本书，叫《另外一种全球化，另外一种马克思主义》。他指出，当初马克思提出的一个理想，是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这个思想在今天还是有作用的。美国人搞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作为占世界上大多数的无产者，就不能各自为政，而是要团结起来去斗争。所以，团结起来的原则，也是大多数人遵守的原则，就是同资本统治世界去做斗争。这反映了欧洲很多大的哲学家是与美国哲学家不一样的。他们更关心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不满足于目前中产阶层这种小富即安的思想状态，更反对极少数人对资本的控制、对世界的统治。我们看到，金融危机给全世界带来灾难，中国沿海地区的不少工业受到很大打击，但我们看不到这场危机到底给美国人带来什么实际性的灾难。看看美国的股市，我们就会明白其中的一些奥妙。欧洲左派知识分子对这种状况是不满意的，他们动用自己的智慧去批判这种不合理的世界秩序。
由此我们谈到德国哲学，因为自康德以来，德国哲学就有一个明显特点，这就是对现实社会的无情批判，马克思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现在还健在的哈贝马斯，虽然还在讲商谈伦理，讲对话，讲交往理论，但在这次世界哲学大会里面，他主要对世界的现行政治结构、政治组织进行了批判，他的哲学的政治批判的意味已经很浓了。他的这个思想其实在2002年访华时候就有了，他认为，对于欧洲’或者对于世界，联合国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任何决定只要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有一票不同意，就没办法达成协议，其实联合国被架空了。欧盟表面看起来很厉害，但也很分散，哪一个成员国投一个绝对反对票，也达不成协议，无法发挥实际作用。不止于此，哈贝马斯对于整个西方的政治架构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建议。他认为目前最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电脑技术、网络技术，是可以反映民意或者说反映公意的，完全的普选制在现代科技条件下是可以落实的，但是政客们不愿意这样做。现在所谓的普选制都是被议会党团控制的选举，并不是真正的民意选举，有必要予以改革。
由此我想到当下一个热门概念“大数据”。“大数据”是与网络和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因此，现代各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很重视大数据所表现出来的民众的喜乐爱好，目的是多生产能够销售出去的商品，赚取更多的利润。既然大数据是民意的某种表现，美国的一些部门也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把它当作舆论控制的手段。美国哈佛大学一个教授由此看到大数据与传统认识论的不同，写了一本专着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注意这个问题的研究，因为大数据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哲学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关注这些有重大民生意义的问题。
我们研究意大利哲学比较少，总的感觉是，它一方面受德国哲学的影响，受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影响，比如葛兰西就是搞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又想搞点自己的东西，但是有世界影响的东西越来越少。既没有近代的布鲁诺、维科的大家，也没有上世纪有世界声誉的克罗齐、葛兰西那样的名家。但我们所和意大利国家哲学所关系比较密切，我本人也与他们有联系。我们的感觉是，意大利哲学家比较关注大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比如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现象学、后现代主义等。今年9月，我在北大参加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议程会议时，与意大利哲学家会面，他们告诉我，意大利哲学主要是跟着德国，虽然法国哲学对他们也有一些影响。
其实欧洲大陆主要是德、法说了算，我国对意大利哲学以及南欧哲学的研究是不够的。如果从南欧整体来说，不光是意大利，西班牙，这里还有葡萄牙等国，他们的哲学家还要面对民族冲突问题。北非的好多移民在那里，非洲也有很多人还往意大利、西班牙跑。法国目前这个问题也比较突出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宗教信仰，总是会带来很多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又与哲学问题混杂在一起。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哲学的发展面对人类的共同问题，这是哲学不断前行的基本动力。虽然有时哲学的命题很晦涩难懂，但哲学如果脱离这些基本问题，就是自我放逐，最后一定会被社会所抛弃。
二、多元化是当代世界的主要倾向
谈到现在世界哲学的主流倾向，我认为首先是多元化，美国一方面是新实用主义的回归，另一方面一直试图将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沟通起来，其代表人物就是罗蒂。德国人也在做这种尝试，阿佩尔曾经做过大量工作。但是，不管怎么说，各国哲学不可能千篇一律，各有自己的特点。即使面临全人类的共同问题，由于各种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甚至是地理的原因，他们提出的解决理路和方法也不一样。
总的说来，当下世界哲学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把哲学传统理论与现实问题结合在一起，用哲学的理论去分析社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问题意识比以前更为突出。我还是坚持主张，构造体系的哲学时代已经过去了。黑格尔时代已经过去了，胡塞尔最后并没有形成一个体系，海德格尔也没有建构体系，罗蒂也没有体系，德里达也没有。
我们所接待了当代很多着名的哲学家，今年接待了哈贝马斯的弟子——霍耐特，他是一个左倾的知识分子，最近常去美国。他讲承认理论，你仔细看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将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些思想，主要是把黑格尔的思想与现实问题结合在一起，他把哈贝马斯的思想往前推进了，哈贝马斯讲商谈，他则讲承认，也就是首先承认差异，继而通过商谈达到一种共识，里面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与黑格尔相关的。这其实就是一种趋势。我不敢说我对当代世界哲学的“地理图”了解的很全面，但是我感觉以问题意识为核心，强调哲学为现实服务，为社会服务，这恐怕是世界哲学今后发展的趋势。
第二，现代哲学家特别重视科学技术对哲学的影响，因为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比如刚才讲到的那个芯片，植入大脑、植入心脏，就可以使人的思维发生变化。过去我们不知道这个，过去讲物质决定意识的时候只是笼统地讲。但是，现在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实验。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这个意义上说，科技哲学今后很值得我们关注，它或许将成为哲学中的一种显学，代表了一种趋势。因为，芯片植入大脑以后确实改变了很多东西，改变了人的思维、心理以后，人的精神就发生很多变化。这方面还应包括基因技术、克隆技术、仿真技术等，所以说哲学的进步如果离开了科学技术恐怕是空谈。恩格斯讲过，科学技术每一次重大的进步都推动了哲学认识的进步，当然，反过来说，哲学的进步也可以指导科学的进步，这是相辅相成的。那么，中国的哲学家，如果想重振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恢复我们以前的光荣传统，在世界上要占有一席之地的话，就必须对当代科学技术对人类思想、文化、哲学的影响给予极大的关注。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信息技术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世界主要国家都将其应用到军事上，应用到意识形态的控制上。现在的信息技术已经不是单向的，以前主要是由政府或媒体发出信息，现在则是一个多向的，甚至是一种交流式的，谁运用好信息技术，某种意义上说，谁就能控制世界。我们前面说的大数据问题，足以说明信息技术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对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
我们现在那些所谓的大V们，他们凭什么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就是因为他们利用网络技术，主动地迎合了民众的需要。相反，我们的哲学家，包括西方的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信息技术。现在我们看到信息哲学也开始被重视，当然，信息是不是能够站在纯粹哲学的高度上，是可以讨论的，但是这里可以反映出，当前对于诸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网络媒体的重新认识，不仅是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也是哲学家的任务，应该引起哲学家的高度重视。以前我在文章里并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最近我逐渐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对高科技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芯片技术、生物技术予以重视，恐怕我们的哲学也是落伍的。完全回到老祖宗那里，或者回到外国人那里，哲学的发展是没有出路的。
第三，研究的具体化、现实化与哲学基本理论的结合。当代的很多哲学模式似乎越来越具体了，不仅很少见到曾经那种形而上学式的研究，而且会落实到一些具体的案例中去。一方面，过去宏大叙事是哲学的一个特点，后现代一直在批判这一点。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是多元的，绝对没有哪一家哲学能够统治社会几百年或者几十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不是要讲思想自由吗？而且现在的信息技术又提供了那么多东西，谁还能说固守老祖宗的东西昵？
当然作为哲学工作者来说，必须学习哲学史，哲学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没有良好的哲学基础，是很难有所作为的。从哲学研究的角度来说，只有具备这样的厚实基础，再结合我们对科学技术问题、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去写一些文章，就不会仅仅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不可否认，如果仅仅当一个哲学教书匠，停留在哲学史上是没问题的，因为教书主要就是传经解惑，就是把前人说过的东西再说一遍，但是如果想要推动哲学研究的进步，推动哲学事业的进步，仅仅读史恐怕不行了，还是要面对现实世界，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深入思考问题，在推动哲学对社会认识的同时，也推动哲学本身的改进。这就是范式研究的转换。
我讲哲学的时候始终主张，我们的哲学认识一定要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时代性和永恒性的结合。我在广州讲过一次道德底线与普世伦理的报告，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我们针对于具体问题分析的时候会有一种误解，好像就没有普遍性的东西了。我始终认为，普世伦理的基本原则，比如，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人道主义待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世界各大宗教中一些基本相通的原则，比如说不杀人，不使用暴力，不奸淫，不撒谎，等等，这些都是人类成为一个文明的族类的基本条件。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诚信，只有欺骗，人与人之间动不动就使用暴力，那还成为人类吗？当然有人会说我这个想法太理想化了，但我说的这是生活常态下的原则。战争情况不一样，战争中有三十六计，什么招都可以使。商场如战场，有时候也是什么招都使。但即使这样，还是要有一些人类普遍遵循的规则，比如，不虐待俘虏，不滥杀平民。否则人类就乱了，就成了动物世界——人吃人了。
当然，讲到具体某个民族的时候，肯定有特殊性。比如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一定与基督教不一样。历史上发生过那么多次诸如十字军东征的宗教战争，当然有政治和经济上的考虑，但更多还是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同样，中国人同欧洲人、非洲人的思想方法就不太一样，语言也有不可通约性。但这些特殊性不能抹杀其中的共同性和普遍性。所以，我认为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但一定是通过特殊性显现出来的，这是哲学的基本原理。我认为，无论哲学怎么发展，它的一些基本原理不会变。我们要在具体的理论分析上更为周全，同时要对现实更有针对性。否则，我们的哲学或者是太空了，或者是太具体了。
这里，我提一下世界哲学大会的情况，每一届大会提交的论文题目很多，这是因为世界很大，人类面对的问题也很多。但是，每次世界哲学大会都有一个主题，就这个主题是不是大家都能够达成共识虽不一定，但这个问题一定很重要，否则，大家就不会就这个主题展开讨论了。我想，大概是问题在先，这是哲学达成共识的条件。我记得2013年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是‘‘哲学：审问明辨与生活之道”。这里涉及到的问题很细，也很实在，但是哲学研究，作为我们探讨生活，探讨人生道理，探讨世界基本的学问，它既抽象又具体，既有细碎性的一面，也有共同性的东西，这恐怕是今后世界哲学发展的一个趋势。
我们这个月刚刚结束对下一届世界哲学大会的议程讨论，下一届大会的主题是“Learningtobehuman”，中文的正式题名叫‘‘学以成人”，这是论语中的一句话，也有中国的特点。在这个题目下设立5个主题：自我、社团、自然、精神、传统，这又和西方哲学相契合了。这里已经明显表明了中西哲学的会通是一种趋势。
三、中西哲学的互补与汇通
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哲学已经有一百多年了。最早的一代研究者，比如梁启超，王国维等，他们是有一定的中国哲学素养的。到了金岳霖先生这一代，包括上世纪30、40年代的冯友兰、张颐、贺麟、宗白华等人，他们的学问已经是很深了。他们试图走出自己的道路，就是要将自己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与中华文化结合起来。比如：冯友兰先生写中国哲学史，其实是与美国的新实在论联系在一起的，贺麟先生是将朱熹的心性之说和黑格尔的哲学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这是他们那一代人自己的创建。虽然在“五四”以后有全盘西化的倾向，但他们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受苏联影响太厉害了，把哲学简单地归为两军对垒式的情况，这实际上影响了我们学术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有点饥不择食，全面接受。有一部分人学风浮躁，放大镜式的，把一点放大成全面，甚至拼命吹捧某一个人，把某一种流派当作显学来宣传。这和我们哲学的素质和学养不够是有关系的，也是与我们与外国哲学界沟通不够有关系的。
为了改变这个情况，我们这里做了这样一件事。哲学所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共同编撰出版东西方哲学年鉴。我们反对学者自我造势、学风浮躁，或者是盲目拔高某一个人、某一派的思想的现状。我们有一个中心思想，这就是成立一个大的编委会，让西方的着名学者和中国的着名学者人数对等，由外方编委们每年推出十篇文章，翻译成汉语，发表在这个杂志的中文版上。我们这边以哲学研究杂志社为主体，约请全国的主要高校，也推荐中国最有影响的十篇文章翻译成英语和德语，发表在这个杂志的外文版上。这个杂志实际上是起到东西方哲学界的一个桥梁作用，坚持下去，一定会为世界范围的哲学交流做出贡献，也为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创造条件。这就叫面向世界、借船出海，与外国学界的同仁进行全面的交流。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现在欧美的哲学界主流并不了解中国的哲学界主流在做什么事。他们大多数人以为我们主要就是在搞传统文化。这当然不能怪人家，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好。虽然有一些懂汉学的人对中国哲学界的现状有所知道，也只是懂些皮毛。那些做专业哲学的，对中国的哲学不屑一顾。这与西方最近几百年有文化优势有关，也与中国与西方隔阂较大有关。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有沟通，但人家认为中国的哲学都是学西方的，西学东渐虽然也有几百年了，但中国最老的哲学系只有一百年。外国学者也承认，你们老祖宗的东西很好，但你们现在做什么不得而知。实际上，中国的一些研究做的很不错，我们将传统文化与西方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结合在一起，是有我们自己独特的做法的。但是，我们对此宣传不够，而且动不动老是拿老祖宗来说话，那人家没有这种看法才怪昵！中国社会进步至今，要改变一些做法，不能什么事都靠别人，靠洋人，靠老祖宗，而是自己要主动担当，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作为哲学所的所长，现在就力主做这件事情，和德国方面签了协议，准备从明年开始，每一年有一个主题，将双方最好的文章推荐出来。这样就避免了某些个人的炒作，也避免某些人给中国哲学界带来负面影响。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比如，我们有一个人在世界哲学大会上说自己发明了某种原理，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回国后又说自己的东西如何受到西方哲学家的重视，有些地方就这样报道出来了。可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他所说的某些方面的研究也是人家早就做过的，在世界哲学大会上被人家笑话。包括哈贝马斯当年来访，有些人就说哈贝马斯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哈贝马斯就很生气，说我的原意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我们希望办这个杂志搭起沟通的桥梁和平台，这也符合我们所说的让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另外，作为某一个哲学家，某一个个人在国外出名相对容易，比如胡适、冯友兰在美国当年就比较有名，但是把中国哲学界作为一个整体推出去，不容易。我们现在想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要让外国学者认识PhilosophyinChina，也让中国学者比较全面地认识外国哲学。这样或许就会改变目前那种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的炒作情况。
这样做的意义在于，由此可以避免一种现状，就是哲学界在各自领域的自说自话。不少学者的哲学讨论不在学理层面，而在立场的层面。比如一些学者会把某种思想，比如说近年来对国学的全民追捧，抬高为某种能改变世界，影响全人类的思想，甚至滋生了某种绝对真理观。我写过一篇关于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批判主义的文章。我首先认可，这是中国人有一种文化情结在里面，毕竟在鸦片战争及其之后的一百年时间，中国老是被人家打，受尽了欺负。而在五四以后我们又搞全盘西化，国人对此当然不服气。现在我们的经济实力上升了，不少人总是希望能把自己的文化多说一点，这也是一种寻根情结，追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不能放大。现在世界已经成为地球村了，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如果拼命放大自己的长处，其实是一种民族文化不自信的表现。我始终认为，如果一个民族足够强大的话，就像一个人照镜子一样，发现自己那里不好，就去装饰一下，修改一下。一个民族就是要不断地照镜子，就是我讲的要有一种文化批判主义，发现自己的文化有哪些弱点，然后主动去修正它，改变它。要让自己的文化更丰富、更全面，而不是一味地强调自己比别人强。
特别是在现在世界多民族全方位交流的情况，强调某个民族的纯洁性和独特性，而忽视了文化的普遍性、多样性、动态性，恐怕是片面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不客观的。哲学也是一样。比如，如果我们仅仅强调中国哲学在道德伦理上的完善论述，而忽视中国哲学在超验方面的薄弱，这恐怕也是不对的。吸收各种文化的优势，来弥补本土文化的不足，才是真正重要的。
这里当然有立场和感情问题，但这是问题的另一面。因为有人会说，中国文化被虚无了那么长时间，妖魔化了那么长时间，我们就不能矫枉而过正吗！这种情绪、这种立场可以理解，但是在学理上不能那么做。一个伟大的民族还是要有海纳百川的气魄，吸收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才能发展起来。这一点美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的优秀人才大多不是美国人，而是全世界各个地方来的，所以它的发展才那么快。美国二百年的历史证明了，一个狭隘的民族是走不出来的。德国也是个典型的例子，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非常发达，但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它杀害犹太人，迫害有色人种，结果很多的优秀的人才都逃离德国了。为什么德国对二战的反思远远高过日本？对人才问题的思考是其中原因之一。德国在二战之后缺少人才，一流人才都往美国跑了，德国本土培养的大的学问家最后也都到美国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美国是世界性的，德国是民族性的。同样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如果我们仅仅限于自己的自说自话，那是没出息的。毛泽东同志在建国时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从此中华民族可以作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员。他没说我们可以脱离世界啊，我们毕竟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让自己悬空起来。自说自话是不可能的，必须作为世界大家庭一员去发展自己，要主动去融合世界。实际上，民族性和世界性不是矛盾的。我个人对中国今后的发展是有信心的，只要在政治上不出大乱子，哲学也好，文化也好可以慢慢向前发展。当然，就目前情况来看，我们的哲学和文化与我们的经济实力是不相匹配的，我们自己的声音太少。我之所以想做这个东西方哲学年鉴，办外刊，也是想借船出海，在世界范围发出中国人的声音。我不仅想在学理上改变这个事情，还想用实际行动，即加强对外交流来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在学术规范的问题上，全世界的文章都要有注释，但是我们现在有些学者，就是不写引文出处，不写参考文献，因为他有名，编辑部对他也没办法，这是所谓的“客大欺店”。但是在世界级刊物上，这样的文章就发表不出来，因为它不规范。现在自然科学比较好，比如它认可《SCIENCE》，《NATURE》等世界名刊做出的规范，你要搞特殊的东西就行不通。人文社会科学虽然有语言上的问题，但是迟早会出现权威性的刊物，它的规范迟早会对所有人都有效。这个权威不是自己认定的，学术的标准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只有一个回答。
四、中国精神与中国的哲学研究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在当代世界哲学大背景下中国精神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关系，以及中国哲学如何发展的问题。
关于何为中国精神，可以说是见仁见智，各种说法都有。张岱年先生在晚年提出，民族精神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够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据此，他认为，“《周易大传》内容丰瞻，其中一些精粹思想具有历久常新的意蕴，具有令人赞叹的感染力，因而铸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其中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对中国的民族精神的确立有决定性的影响，精确地表达或反映了中国精神。对此，国内学界和各行各业的有识之士都表示赞许。“自强不息”是一种奋斗精神，要求人们不能自甘落后，而要努力奋斗，不断前行，永不停止；“厚德载物”则是一种宽容精神，要求人们拥有胸怀博大，兼容并包，崇尚道德和谐。中华精神的这种奋斗与和谐，二者互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两方面缺一不可，只讲一方面，肯定是不全面的。
在哲学研究方面，我们也要有这种努力奋斗的拼搏精神，既不能搞文化虚无主义，也不能夜郎自大，搞文化保守主义。最近十几年来，不少人提出要重办国学，要打破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学科分立，比如自然科学主要学科是数理化天地生，人文社会科学主要是文史哲政经法，要打破这个学科分立去恢复国学。这里面既有对学科发展不满意的成分，也有个情感或心态问题。然而国学这种十分混沌的东西，曾经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中国历史上的八股考试和经筵讲席都是只讲经学，其他都不关心，也没有必要关心。到了近代，清朝的官员们对洋枪洋炮及其背后的原理一无所知，慈禧太后都认识到这个不行了。要知道，西学东渐不是从我们现在开始的，从明朝末年就开始了。西学东渐是因为中国的统治者看到我们不如人家，很多知识，如历法、天文、地理、数学，不只是我们老祖宗发明的，好多都是“舶来品”。我们几百年前就开始向西方人学习了，只不过学习了之后将这些知识当成了自己的东西。文化也好，学问也好，是没有国界之分的。王国维在上世纪初就提出，“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唯一手段，而非以为目的也”。
各个民族都在向最先进的文化学习。几何学是阿拉伯人在测量尼罗河时候发明的，中国人不是也学了吗？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还有好多植物，它们是从外国来的，所以我们称它们“番茄”、“洋芋”，反过来，我们的一些东西也因之传到外国去。如果完全只是看到我们自己那种纯而又纯的东西，那是走不出去的。所以，这里有个心态问题。提倡国学不是不行，关键是要清楚，何谓国学，如何发展国学，并让国学符合现代国情，促进我们的国富民强的宏伟事业，而不是相反。
当代大的哲学家一定是有世界眼光的，不论是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还是德里达，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抱着很虔诚的态度，还是想向我们学习的。反过来说，我们作为中国的哲学工作者也要客观地看待西方。人家毕竟在一些方面走在前面，我们讲要学习先进文化，虽然有些人认为以西方为参照系不对，但是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我们是不可能改变的。现在，很多人说传统文化很好，儒学很伟大，我也承认在儒学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现代人去汲取，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西方来的，它一进入中国，就受到欢迎，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了中国命运。这是一个改变不了的事实，民族主义的一厢情愿是没有用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这条道路是选对了，历史的发展是要往前看的，往回走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的时候，不能走回头路。我们要从传统文化中吸收优秀的因素，但不能拒斥外来文化。我们现在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西方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来源，它值得我们学习。只有具有这样的胸怀，中国的哲学可能才会发展的更好。
这里，我们要注意处理好这样两种关系。
其一是哲学理论与生活实践的关系问题。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知行合一，儒家文化关注的重点就是对人们的道德品行的教化和培养。上个世纪初以来，西方文化的各种思潮涌入中国，中国人也看到自己文化的不足，积极学习包括哲学在内的西方文化。毋庸讳言的是，我们不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还把它当作主导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个很大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和社会性的这个明显特点，而这点恰恰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相合之处。我们在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哲学是一门科学，如果我们过于强调哲学的实践性，就会抹杀哲学的理论特色；反过来，如果我们过于突出哲学的思辨，而不注意哲学与实践的关系，就会被社会边缘化。如何把握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确实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其二是东西方哲学相互学习和会通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哲学对我们影响很大很深，在一定意义上讲，当下中国的哲学就是在外部文化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但西方哲学与我们东方哲学之间毕竟还有一个文化间性的问题，甚至有不相容的问题，反过来说，西方哲学在当下的发展中也遇到一些问题，海德格尔曾经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器”来丰富自己的哲学主张，德里达也说过，西方哲学的问题就在于那个“罗格斯”，而中国的象形文字或许会帮助我们克服这些问题。对我们中国学者来说，如何学习和继承东西方两大文明中的精华，用我们创造性的劳动来推动世界哲学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
中国古老的《诗经》曾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虽然哲学在现代有很多困难，受到各方面的冲击，出现了危机、贫困等现象，但我们相信，只要人类还在，哲学就一定存在下去，就一定会为人类的精神生活做出贡献。作为“王者统治之术”的哲学可能会有危机，但慰藉我们人生、教给我们智慧和真理的哲学却是永恒的。
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仍然主张实现三个转变：
第一，从过去以知识体系为主导转向以问题意识为主导。以前那种知识体系只是把哲学做成一种束之高阁的象牙塔似的学问，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发展没有直接意义。当然，我们承认专家的必要性，但是从中国整个哲学的发展来看，必须以问题意识为主导，或许问题意识能够带来很多学术的新建构。
第二，要有世界性的视域，而不能局限于单纯的民族视域。毕竟世界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了，科学技术已经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完全局限于某国、某一地区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不合适的。有些问题，从某一个国家来看是对的，但从世界来看，就不一定是对的。只有从整个人类发展历史来看问题，我们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才能是清楚明白的。因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或许已经有这种或那种教训了，我们如果及时吸取相关的教训，或许就不会走弯路。同理，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吸收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而不是局限于某一民族或某一地域，恐怕我们的工作会做的更好。
第三，我还是主张打通中西马。这个有人说可能要求太高了。但是如果仅仅以外国人的视角看问题，或者仅仅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去看问题，恐怕不全面。哲学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问，没有广博的知识，对某一个具体问题的回答就不会周全。我们反对形而上学的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那么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是不是要打破学科的界限昵？我们可以说某人是外国哲学专家，是分析哲学专家，但是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大的哲学发展来说，则要求我们的学者有更广阔的视野，要打通学科的分界。现在的这种哲学学科分界确实造成了我们哲学的落后。我们看人类两千年来的那些大哲学家，他们同时也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等。
21世纪的今天，世界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地球村，所以，那种以为某国或某个民族的文化可以特立独行的观点，实在是与现实相隔太远！世界哲学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哲学。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将在北京召开，中国的哲学已经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每一个中国哲学工作者都应抓住这次机会，努力发展我们自己的哲学事业，展现中国哲学独有的特点和魅力，这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我们应为此做出我们当代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