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与哲学突破
一个以“全球化”命名的潮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汹涌澎湃，跨国资本的新型流动，互联网的形成，国际政治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新展开，文化的冲突与对话以前所未有的新形式表现出来，这一切都呼唤着世界的哲学突破。
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三个重要时刻哲学突破具有巨大而深远的世界意义:一是轴心时代;二是现代社会兴起之时；三是当今以全球化命名的世界重建时期。公元前1000年至公前200年，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以希腊和希伯来为代表的(包括埃及、巴比伦和波斯在内）地中海文化，同时实现了哲学突破。印度是以《奥义书》、佛陀和大雄为代表的哲学和宗教思想，中国是以老子和孔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地中海是以希腊哲学家、希伯来先知和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为代表，三大文化形成了各不相同、独具特色的文化核心。这就是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命名并被世界学界广泛接受的“轴心时代”。至此以后，中国、印度和地中海文化完全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转。其中，各大文化又衍生或影响了一批子文化。中国文化影响了朝鲜、日本、越南。印度文化影响了东南亚、中亚、东亚。地中海文化又化生出三大子文化:西方天主教文化，东方东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中国和地中海这三大文化的巨大活力是与其哲学突破紧密相连的。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文化形形色色，生生灭灭，许多辉煌的文化，如古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玛雅文化等，都因没有实现哲学突破，而先后灭亡或萎缩。
只有产生了哲学突破的文化，才具有巨大的生存能量和发展活力。但是，在现代文化以前，以三大文化为代表的世界各文化基本上是在一个分散的世界里，各自按自身的历史规律运转。公元17世纪，现代社会在西方兴起，并向全球扩张，把分散的世界史变成了统一的世界史。西方文化能够产生现代社会，是与其崭新的哲学突破分不开的。以英国经验主义、大陆理性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近代哲学突破,同西方的科技、经济、政治、艺术创新一道，带动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与此相对照，这一时期的其他各大文化，中国、印度、伊斯兰的哲学发展，都只有自身文化史的意义，而没有世界性的意义。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第二次大的世界史的转折，是以西方的哲学突破为标志的。
人类历史上两个关键的时期都是以哲学突破为标志的，新的全球化时代也一定会带来哲学突破。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的全球性互动，决定了这一次的哲学突破不会像第二次哲学突破那样，以西方的哲学突破来代表世界的哲学突破，而更像第一次哲学突破那样，是全球各大文化之间各自扎根自身传统而又积极面向全球而产生的一种既有文化多样性又有全球统一性的哲学突破。也就是说，如果新的全球一体化会产生新的哲学突破，那么这次哲学突破将与轴心时代的哲学突破不同，它不是各自文化间互不相连的分散世界史中的哲学突破，而是在各文化相互影响中的统一世界史中的哲学突破。在理论形态上，新的全球化的文化格局是由这种哲学突破来决定的，人类在新时代的意义是由这种哲学突破来定义的。
二、中国哲学:从现代化重建到世界性突破
从理论上说，全球化的哲学突破是要由、也应该由世界各大文化来共同承担的，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非西方文化在进行新的哲学突破时，遇到了比西方文化大得多的困难。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性的哲学突破是以西方文化的哲学突破为代表的。自此以后，获得突破的西方哲学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成为世界的主流哲学，各大文化面临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压力和自身的现代化任务，不得不学习、模仿西方哲学来实现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痛苦，并包含大悲、大喜、大思的复杂过程。非西方文化中哲学的现代转型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无论是那种形式，怎样的过程，第二次世界性的哲学突破的性质决定了其转型的艰难，这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其在第一次世界性哲学突破中的辉煌;二是其在第二次世界哲学突破中的非主流地位。第一次的辉煌成为一种激励源泉，第二次的落伍决定其向主流文化的学习和模仿，移置和挪用。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各非西方文化在由西方文化主导的第二次世界哲学突破中，不是扮演一种世界性的哲学突破主角，而是在西方的哲学突破业已造成的世界框架中，突破自身的传统哲学，以顺应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性哲学转型。因此，它们的哲学改革实际上主要是一种自身的改变，是在改变自身中成为改变着的世界的一个部分。
中国文化在这一次前所未见的转型中，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到新儒学的文化本位，虽然张扬着由轴心时代而来的荣耀感但张之洞对“西用”的强调，新儒学按照西方的知识体系来重新选择和解释固有传统，已显出了看似是对固有文化普适性的坚持，实则是要在由西方文化划定的世界框架和知识谱系中确定自身的地位。另一方面，从严复引进物竞天择和自由民权，到五四时期的科学民主、胡适的实证主义，再到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无不是想从西方的知识框架中找到一个具有普遍人类性而又适合中国现代转型的真理。
总而言之，中国哲学在第二次哲学突破中，主要是围绕着自身现代化的哲学转型，而不是为着一种全球普遍性的哲学突破。如果说在轴心时代，中国的哲学突破与印度文化和地中海文化一样，是一种辉煌的独创，那么，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中国的哲学转型则是与其他非西方文化如俄罗斯、日本、印度、伊斯兰等文化一样，是在世界主流文化的框架中产生出的应对现代化的独创。
然而，当各非西方文化只是围绕着自身的现代化历程而重铸自身的新哲学时，世界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旧秩序的崩溃和新秩序的寻求，资本全球流动导致的经济全球化，卫星电视与互联网导致的信息全球化，则要求一种世界性的哲学突破。在世界呼唤哲学突破的今天，虽然西方文化仍占据着世界文化的主流地位，但是西方哲学的发展从近代（600年至1900年)到现代（1900年至1960年）再到后现代（960年至今)，却在不断地解构着西方中心论的观念。
从16世纪到19世纪末，现代性兴起于西方，并通过从军事、经济、政治上征服美洲、非洲、大洋洲、亚洲而把一个分散的世界史变成了一个统一的世界史。这是一个以西方为中心而构成的全球统一的世界史，一个由西方和非西方相对的多面二元对立和等级高下的世界:西方与非西方，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科学与迷信，理性与愚昧……以牛顿宇宙观、达尔文生物进化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新教伦理、大英帝国的海上力量为代表的这个世界现代性的近代阶段，呈现出了西方文化通过以西方的先进、文明、科学、理性去扩张、征服、占领落后、野蛮、迷信、愚昧的广大非西方地域而主导着走向统一世界史的席卷天下、并吞八荒的霸气。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整个世界被西方列强瓜分完毕而出现的西方与非西方的对立，随着苏联的诞生而呈现的两个世界史的对立，随着西方社会自身的演进而暴露出来的一系列带有全球性的根本问题，现代性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西方文化自身对现代性的反思。这主要是通过对近代阶段现代性主要观念的批判而表现出来:现代物理学对牛顿的批判而呈出的关于宇宙的新结构;现代哲学对黑格尔的批判而呈现出的对历史、人类、社会、文化、人生、心理、思维、上帝的新思考;现代文艺对近代文化的反叛而呈现出来的对个体生命、生活世界、情感心灵、感性审美的新表现。二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在两个世界史的高光照射和紧张拉力中，非西方世界如何走向现代化。这一阶段有两个重要的现象:一是通过对现代性的怀疑和否定来表现现阶段的现代性。在西方，是通过对近代西方的批判来思考人类的现代性主题;在非西方，广大地区通过接受苏联式的世界史，用一种非现代性的话语探索着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二是整个世界从非现代性话语回到现代性话语。西方世界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科技革命和经济起飞为背景，现代性成为一种谈论统一世界史的理论形态，非西方世界在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带动下，先后把现代化话语纳入自己民族振兴的理论结构之中。
在这里，我们不是把后现代话语在个别学科出现的20世纪60年代，而是把后现代话语整合为一种文化理论出现的80年代作为后现代阶段的开始，是因为：从科技上，信息革命以卫星电视和计算机网络改变了世界，社会主义地域的改革已预示了很快到来的两极世界和两个世界史的终结。一个崭新的全球化景观，以福柯、德里达、鲍西亚、阿多诺、后期维特根斯坦、罗蒂、赛义德为代表的、以解构本体、结构、中心的惟一性和强调组合和定义的潜能、多样、丰富的后现代思维，为冷战后的新的统一的世界史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从全球的眼光来看，后现代在思维方式上对中心、结构、本质、整体的否定，就是在用一种哲学的语言否定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心话语和西方霸权话语，让人们从一种全球文化的多边对话中重思世界的真正本质。
全球化时代要求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非西方文化把一直在进行着的现代性哲学重建转变成世界性的哲学突破，让人类共同来思考一个世界史的未来。当然，这并不是用世界性的哲学突破来代替现代性哲学重建，而是把现代性哲学重建与世界性的哲学突破紧密地联系起来，用世界性哲学突破的眼光来重思现代性哲学重建，来提高现代性哲学重建的境界，在现代性哲学重建中胸怀世界性哲学突破的意识，去攀登世界性哲学突破的高峰。
三、中国哲学:怎样回应世界性哲学突破的时代要求
中国哲学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出现了三大潮流:一是新儒学;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三是学院哲学。
新儒学以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为基础，将其放在西方哲学的框架中，通过中西比较而突出中国哲学的特色。新儒学在对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中发生了三大事件:一是两个宣言(《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树立起的文化重建目标;二是代表人物的重要著作形成的思想光带；三是杜维明在英语世界用新儒学的理念与其他文化进行对话，使新儒学成为亦中亦西的一门学科。由于历史的原因，新儒学显出了一种向外移动的现象，即从大陆向台湾、向美国。新儒学一直处在一种古意新解和中意西解之中，尚未形成一套统一的具有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它把自己的哲学定位在一种中国特色，并且要用这种哲学去解释华人世界，甚至包括日本、韩国、越南在内的儒学文化圈的现代转型，认为这种现代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儒学为思想动力的，试图使这种中国特色或东亚特色在世界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由于有了现实实体和实践的依托，新儒学也试图把自己嵌进已成体系的世界哲学的整体之中，它虽然呈现了一种可贵的与世界各哲学对话的方式，但并没有放眼于一种世界性的哲学重建，更没有一种世界性的哲学突破的目标。由于它更多地将中国哲学视为古今一体，在这统一体中又以古为主，就或多或少地遮蔽了中国哲学的现代性主体。但最重要的还是前面所说的，还没有形成一套具有现代性的统一的哲学话语，而且由于其不断地外移出中国本土，其主流正在演变为一种英语形式，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尚不能构成中国现代哲学的主体。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革命实践为依托，在20世纪的前半世纪通过从五四运动开始的马列主义的传播到毛泽东和艾思奇的论著完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个创立于中国现代性革命时期的哲学体系，于1949年后主导了中国的哲学界，并且在政治权威的推动下，在统一思想的方式中，成为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基本语汇，而且是中国学界进行思维的基本语汇，也是中国人谈论世界的基本语汇。这个体系对中国现代哲学和现代思维影响之深远，将在后面进一步讨论。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融入世界，学院哲学承担了中国哲学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重建任务。当代中国的学科体系把哲学主要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哲学。哲学的学科划分正好迎合了哲学的三大源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负责的是中国的现代传统。中国哲学负责的是中国的古代传统。西方哲学则面向世界主流文化中以当代西方为主的西方哲学。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中国哲学重建，一直没有达到中国现代文化要求它达到的目标，主要表现在: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完成自己的现代
转型。由中国现代性的革命阶段完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面向世界为方向的新阶段，虽然也提出了不少很有现实意义的命题和口号，但并没有将其转化成哲学的基本概念，从而在深层次上未能为中国的现代任务提供强大的哲学支持。
第二，中国哲学没有完成自己的现代转型。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去重释和重估中国古代哲学。80年代以来，在努力跳出原有框架的过程中，虽然做了很多也很重要的重释工作，但由于：（1)马克思主义哲学未完成转型，未能提供一种系统的重释工具；（2)西方哲学未完成中国化的系统释义，也未能提供一种全面的重释工具；（3)近两百年来的现代化过程形成的古今的语言形式和思维方式差异，使中国哲学在学科建设基础上的原典解释也尚未进入完成阶段。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仍在过程之中。
第三，西方哲学未完成自己的现代转型。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哲学研究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作注的，主要阐释哲学如何从古希腊经中世纪到近代，在黑格尔达到顶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做了准备。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成为解释和评估西方哲学的基本方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和后现代西方哲学不断地被介绍过来，遇到了与中国哲学转型类似的困难。与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基本哲学语汇不对接，加上中西语言本有的不可转译因素，每一派哲学都成为一个哲学个体难以进行一种普遍性释义。最主要的是各派的介绍无论是前后跟进还是团队推进，都不能形成一种整体的哲学话语。西方哲学由于源自世界主流文化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虽然确实成为一个兴旺的学术领域但未能成为中国现代哲学重建的有力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院哲学未完成自己的现代转型，最鲜明地体现在哲学三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现在仍然处于相互之间的语言不通之中。因此，当世界对中国哲学提出了哲学突破的要求之时，中国的学院哲学尚处在忙于自身的学科建设的苦境之中。
如果可以把当前的中国哲学分为两大块，那么这就是中国大陆的学院哲学和海内外的新儒学。当世界对中国哲学提出哲学突破任务的时候，新儒学由于对西学缺乏足够的理解，对中国的现代性历程也缺乏足够的理解，因此，它的回应是领任务式的，它认为它最有资格对儒家文化圈进行哲学解释，从而它可以代表一种文化及其哲学解答去参加世界哲学的圆桌会议和占据大学哲学体系中的一个哲学教席。然而，这就是在本质上回应世界提出的哲学突破的召唤？大陆学院哲学由于未能完成以三大块的整合为标志的学科建设，它对世界提出的哲学突破要求要么无法应对，要么蜕变为一种虽然很真诚也很努力但深度不够的回应表演。当然，不管这种回应表演多么深度不够，其意义却是非常重大的，它在提醒着中国哲人要关注全球化改变了中国现代哲学的使命。
四、中国哲学现代性重建中被忽略的重要问题
中国学院哲学的三大基础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未能完成自己的现代转型，原因甚多，其中一个重要的而又一直被忽略的因素，就是没有从现代汉语中去思考以现代汉语为载体而形成的哲学基本语汇对哲学转型造成的阻碍。中国学院哲学的三大基础学科，都是在中国前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形成的基本哲学语汇基础上开始拓展和转型的。而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前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新文化运动的最重要的成果一现代汉语基础上的。现代汉语从语言来源上说，来自：（1)凝结在白话文本中的宋代以来的白话演进；（2)当时的大众口语；（3)西方语言参照。从精神核心上说，它来自西方近代思维模式，其要义是明晰性和确定性。现代汉语的语言三来源都凝聚在这一西方近代思维模式上，其基本精神就是如何在把古代汉语的单音词变为现代汉语的双音词时，把古代中国思想的活跃而灵动的动性特征改造为现代汉语的确定而明晰的静态特征。正是现代汉语把中国古代型的气的宇宙改变为西方近代型的机器宇宙，把中国古代思维改造成了具有西方近代思维特点的中国现代思维。这里选几个中国现代哲学的基本语汇来看看现代汉语是如何改变中国思维的。
“事物”是中国现代哲学关于宇宙构成的既作为本体又能运用于现象的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西方近代哲学中泛指一切存在的“物”(thing)物是静态的，是可以让你仔细观察、详细分析的。但在古代汉语里，事物是“事”与“物”两个东西，“物”类似于现代汉语的事物，是静态的;“事”类似于现代汉语的事件，是动态的，难于定位观察的，正在运动过程中的，无法预料其结果的。现代汉语把“事”与“物”放到一±块，正是(巧妙地运用古代汉语语法中偏义复词的原理)用静态的“物”吃掉了动态的“事，，。在“事物，，一词中，“事，，的含义没有了，只剩下了“物”的含义。
“变化”是建立在辩证法基础上的中国现代哲学关于世界运动的基本概念。古代汉语中，“变”是可看见可计算的变，“化”是看不见不可计算的变。“变”重在强调变化的可见结果，一物变成了他物;“化”重在指出决定变化的内在不可计算的决定性力量(“如气化万物”）。现代汉语的“变化”，对应于西方的change,用“变”消灭了“化”，从而把世界上的一切变化都纳入了科学的可观测可把握的意义系统之中，把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世界哲学中的一个更具有形而上意蕴的“化”取消了。
“规律”是建立在科学世界观基础上的一个关于宇宙本体的最根本的概念。“规”与“律’在古代汉语中都是属于讲得清楚的、可以明白遵守和运用的，虽然也重要，但毕竟是较表面和较浅层的东西。中国文化中最根本的东西一“道”（是“道可道，非常道”)，则是可意得而难以言宣的，可神会而难以形求的。一旦用“规律”作为宇宙的根本的概念来表述，实际上就成了如存在主义对古典哲学的批判那样，关于“道”（存在）的表述和规定在，而‘道”（存在)却不在。如果说，“事物”和“变化”一类重要概念是运用偏义复词原理，以一个词消解和改变另一个词的方式建立了内含西方近代明晰精神的中国现代哲学概念，那么“规律”一类词则是用一个明晰的概念去遮蔽和逐除原有的根本概念，而建立内含西方近代明晰精神的中国现代哲学概念。
还可以继续清理下去，但从以上三例可以体会到，中国现代哲学和现代文化在理论创立期，从深层背景上，是建立在西方近代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思维体系上的。随着中国现代性的演进和世界文化的转潮，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现代文化的理论建设，还没有从其创立当初的根本概念上得到重视。在全球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两个相反相成的过程:一方面，非西方文化通过对自身传统的批判，以适应着由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化的现代性文化;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不断地批判着自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心论，不断地走向与各非西方文化的会通。这两方面的沟通越深入，轴心时代哲学突破以来各大文化在深层中的同一性一面就会越加显示出来。比如:伴随着西方现代社会兴起的古典油画是最具西方独特性的，而在西方现代文化波及全球时出现的西方现代绘画，其绘画原则就具有了与各文化相会通的性质；同样，现代物理学与东方古代思想，现代西方哲学与东方思维的相通性一面也呈现出来。回到哲学的基本概念上，在西方现代哲学中，静态的“物”（thing事物)的根本性意义遭到否定，而动态的“事”(event事件)的根本性得到了高扬。维特根斯坦说，世界不是“物(thing)的集合体，而是“事(event)”的集合体。定义的绝对权威受到否定，而宇宙本体的不可定义性得到了高扬。海德格尔说，一旦你要给‘存在”下定义，那么所得到的只能是一个“存在者’，结果是关于“存在”的规定在，而“存在”本身却不在了。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沟通已经把新的世界性哲学突破与各文化的传统精神从内在的方面联系起来，从而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各大文化对自身传统的重思和对自身现代性历程的重思，成为了世界性哲学突破的一个前提。
学院哲学未完成哲学转型的另一个被忽略的重要原因是，作为一种主流哲学原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更新的时候，更多地是从自己的传统出发，更多地是从德国古典哲学一经典马克思主义一苏联马克思主义一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有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来更新自己，而没有从世界哲学的背景出发来更新自己，比如像当年的马克思那样，站在当时他认为主要的和重要的知识背景和学科前沿上。因此，作为学院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在一种由知识的管理体制而形成的学科分类和学科分级中，更多的是去搞自己自成“体系”的“学科建设”，而很少去主动地寻找更新自身以形成新的中国哲学的契合点。
就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原理对立统一规律来说吧。在中国现代性的革命阶段，对立统一主要被解释成为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如果进入中国古典哲学，那么可以看到，对立统一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两个实体之间的对立统一，如阴与阳、黑与白、男与女;二是在对立统一中，中国哲学强调的是对立中两个实体之间的和谐，既指出对立中两个实体的相反，更重视其相反中的相成。在中国式的两个实体的对立统一中，已经蕴涵着对一种哲学的新解。而中国古典哲学的对立统一还有另一个来自于西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没有的内容，即有与无之间的对立统一。《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一个器皿，正因为中间是空的，才成为器皿，一座房子，正因为有门和窗的空，才成其为房子，空、无构成了事物之为事物的最具本质特征的部分。对于对立统一来说，两个实体(阴与阳）的对立统一当然重要，但实体与虚空(有与无)的对立统一更为重要。有中之无，不仅形成着事物(有）的本质，而且意味着具体事物(有)与宇宙本质(无)的联系。只有理解了有无的对立统一，才会理解中国文化贯穿在一切领域里的对“无”的强调，比如:文学中的“无字处皆其意”(王夫之)，绘画中的“无画处皆成妙境”（笪重光)，书法上的“计白当黑”（蒋和）。
如果进入现代西方哲学，那么结构主义的二项对立同样是把一个句子中横组合的“有’与纵聚合的“无”结合起来，构成该句子意义呈现的内在本质。例如王维的诗“白云回望合”，一方面要从已有的整个诗句的横组合中一个个字读下去，到句尾才明白其具体的意义。白云，有了“回望”知道它曾是从前看的，有了“合”知道它曾经分开过，白云是什么样的形态特征，只有读完由“合”字结束的此句，才得到了完成。另一方面，一句话里的每个词，与没有在这句话中出现但又与之相关联的众多词形成对立，如“白云回望合”中的“望”，与没有在诗中出现的“视、睹、瞧、观、瞻、察、瞥、看、瞅、窥……”形成对立。这些没有出现而在语言系统中存在的词，决定着“望”的意义。例如，因为有“睹”字与之比较，知道“望”字是较远距离的看;因为有“观”字与之比较，知道“望”看得并不那么仔细费心;因为有“窥”字与之比较，知道“望”是正大光明、坦坦然然的看……横组合的“有”与纵聚合的“无”共同构成了这句诗的性质。这里看得见的横组合的“有”更多地突出的是事物现象上的特征，而看不见的纵聚合的“无”则决定着此诗与语言整体的关系，从而“无”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在结构主义的理论中，如果说横组合类似于诸实体之间的“对立统一”，那么横组合和纵聚合的统一，则体现了“有”与“无”之间的对立统一。
再进一步，如果考察20世纪以来众多的西方哲学流派，那么我们会发现多种多样的有与无之间的对立统一;更进一步，如果进入历史久远的世界各大文化的哲学体系，如印度哲学、伊斯兰哲学、犹太哲学等，那么，更为丰富的有与无的对立统一的形式会五彩缤纷地呈现出来。
一旦现代中国哲学如是地思考自己的基础所由形成的原因，思考从一种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广度来完成自己的现代转型，这样做的同时就已经是在回应世界历史给中国哲学提出的哲学突破的呼唤了。
中国现代哲学能认真地回应全球化产生的哲学突破的呼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