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教”最早出现于《尚书·舜典》：“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史记·五帝本纪》材料多取自《尚书》，司马迁只改动了一二字，几近做了复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驯，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
“五教”具体内容如何，《尚书·舜典》没有展开说明，但从“百姓不亲，五品不逊”看。“五教”的内容是为了改变“不亲”“不逊”的现实的。
那么“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又是一种怎样的现实呢？百姓，有两解，一为百官，《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是也，孔传解是；二为普通民众，“《尚书·舜典》：“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 以及“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是也。 “百姓如丧考妣”，孔传解为百官，虽然疏不破注，但孔颖达也承认有两解：“诸经传言“百姓”或为百官，或为万民”。如董仲舒《春秋繁露·暖燠常多第五十二》：“尧视民如子，民视尧如父母，《尚书》：‘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四海之内，阏密八音三年。’”便做此解。
宋人林之奇《尚书集解》云：“孔氏云：‘言百官感德思慕。’非也。夫‘百姓’有指百官而言之者，若《尧典》‘平章百姓’是也。有指民而言之者，若《论语》‘修己以安百姓’是也。此‘百姓’盖指民而言之。言尧之德及于民也深且久，其崩也百姓若失父母，无小大无远近皆言，非独百官而已。‘三载，四海遏密八音’，指其地而言之则曰‘四海’，指其人而言之则曰‘百姓’，其实不异也。”[1]
“百姓不亲，五品不逊”之“百姓”，孔颖达以翻译的方式疏为：“往者天下百姓不相亲睦，家内尊卑五品不能和顺。”[2]明显偏指普通民众。实际上此处，既可指百官，也可指民众。
“百姓不亲”的现实性内容是对外而言：“亲”者，和睦之意也。《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便是最好的注解。“百姓不亲”便是指在野的民众不和谐或是在朝的百官不和谐。
“五品不逊”则是对家族内部而言：孔颖达疏曰：“‘品’谓品秩，一家之内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也。教之义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为‘五常’耳。传上云‘五典克从’，即此五品能顺。上传以解‘五典’为五常，又解此以同之，故云‘五品谓五常’。其实五常据教为言，不据品也。‘逊，顺’，常训也。不顺谓不义、不慈、不友、不恭、不孝也。”[3]
孔疏有如下几层意思：一是五品是就家族内部尊卑而言，指父母兄弟子五者；二是这五者关系是有人伦常理的，也即是义慈友恭孝五者的不同尊卑亲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也可称为五常；三是亦称为五典。如《尚书·舜典》：“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孔颖达疏：“此‘五典’与下文‘五品’、‘五教’其事一也。一家之内品有五，谓父母兄弟子也。教此五者各以一事，教父以义，教母以慈，教兄以友，教弟以恭，教子以孝，是为五教也。五者皆可常行，谓之‘五典’，是五者同为一事，所从言之异耳。”孔传：“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慎美笃行斯道，举八元使布之於四方，五教能从，无违命。”孔颖达疏：“尧使舜慎美笃行五常之教，而五常之教皆能顺从而行之，无违命也。”[4]可见五典是着眼于效果言之。舜帝于五常之教能慎美笃行，使内外和谐，堪称典范。而于教育、教导、涵养、培育人性人伦而言，这五常便也可以称为“五教”。 其具体内容在《左传· 文公十八年》有很好的训释：“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可见，正因为社会有“不亲”、“不逊”的现实，所以才要“敬敷五教”。
以故，后世政治家多认为“五教”的施行，是保证社会和谐的一条必由之路。《国语·郑语》记载政治家史伯为桓公论兴衰说：“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正因为此，他同时提出了有名的“和”的思想：“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左传·桓公六年》记载春秋初期政治家随国大夫季梁对随侯说道：“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
二
“五教”如何施行才能达到个体人际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呢？《尚书·舜典》说得很是明白：“敬敷五教，在宽。”敷者，布也，其本身便是一种传播活动。所以《左传· 文公十八年》说：“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传播有具体内容的“五教”于四方，这种传播的根本途径则是“在宽”。孔传谓：“布五常之教务在宽，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5]《论语》分别在《阳货》《尧曰》章中说“宽则得众”，得众正是得人心。而要得人心正是要护心养性。正如朱熹在《朱子语类·尚书一》中说：“‘敬敷五教在宽。’圣贤於事无不敬，而此又其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在宽’，是欲其优游浸渍以渐而入也。”[6] 《朱子语类·尚书二》又说：“敬敷五教在宽’，只是不急迫，慢慢地养他。”[7]所以这种传播本身是一种涵养、培育活动。
“五教”自《尚书》中之尧舜提出并施行以来，在历时性传播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种传播是一种以构建社会和谐、人际和谐为目的，以护持、
浸渍、涵养和谐人伦关系、以及人之善行善性为途径，以教育为主体的传播活动。具体而言有二，就其内容言，五教随现实的需要而传播发展，就形式言由身体力行的体验式传播，发展为身体力行的体验与修身养性，以及学者义理发掘传播并重。
其实，最基本的传播方式在《尚书》中便形成了雏形。《尚书·尧典》记载舜践帝位之前，尧对舜的考察，使舜“历试诸难”，便是对舜善行善性的护持、浸渍、涵养。舜处在一个“父顽，母嚣，象傲”的不和谐家庭环境中，对内能够“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同时《尚书·尧典》记载尧“观厥刑于二女”，《舜典》记载“慎徽五典，五典克从。”《淮南子·泰族训》说：“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其内；任以百官，以观其外。”可谓最精当的训释。舜做到了“五典克从”。转变了“不亲”“不逊”的局面。尧的做法便是“敬敷五教”。在这个传播活动中，教育者是帝尧，被教育者是舜，舜是体验式的受教育者，涵养者。
孟子作为一个大教育家，其思想传播主要是通过对门徒讲学讨论来完成。《孟子》是将《尚书》舜的故事具体化、细化的关键人物。战国之时不仅礼坏乐崩，而且干戈逞能，“五教”无从谈起。所以《孟子》一书便用了舜这一“五教”的光辉榜样，针对战国混乱的现实将舜的故事具体细化了。这些细化的故事计有：舜发於畎亩故事；九男二女故事；舜完廪瞽瞍焚廪故事；浚井故事；象日以杀舜为事故事；舜南面而立见瞽瞍故事；杀四罪诛不仁故事；舜有天下故事等等，可以说后世所关于舜帝的民间故事母题均可在《孟子》一书中找到端倪。
大儒朱熹在《朱子语类》对《孟子》这些故事的意旨做了很好的发明：
圣人一身浑然天理，故极天下之至乐，不足以动其事亲之心；极天下之至苦，不足以害其事亲之心。一心所慕，惟知有亲。看是甚么物事，皆是至轻。施於兄弟亦然。但知我是兄，合当友爱其弟，更不问如何。且如父母使之完廪，待上去，又捐阶焚廪，到得免死下来，当如何？父母教他去浚井，待他入井，又从而揜之，到得免死出来，又当如何？若是以下等人处此，定是吃不过。非独以下人，虽平日极知当孝其亲者，到父母以此施於己，此心亦吃不过，定是动了。象为弟，‘日以杀舜为事’。若是别人，如何也须与他理会，也须吃不过。舜只知我是兄，惟知友爱其弟，那许多不好景象都自不见了。这道理，非独舜有之，人皆有之；非独舜能为，人人皆可为。[8]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故事背后的内涵无一不是指向“五教”的。《孟子·滕文公上》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於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只不过孟子从现实出发对“五教”内容做了创造性发展并加以传播。
在传播形式上，《孟子》采用的是师生问答的实录形式。首先强调身体力行的自我传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於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此外，在义理发掘上他更强调“养气”。 《孟子·滕文公上》谓“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养气的目的便是为了“性善”，正是如此。在《孟子·公孙丑上》里它与公孙丑有一段对话：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於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则馁矣。
朱熹分析道：“欲养浩然之气，则在於直；要得直，则在於集义。集义者，事事要得合义也。事事合义，则仰不愧，俯不怍。”[9]又说：“不是靠气为主，盖要此气去养那仁义之心。如水之养鱼，水多则鱼鲜，水涸则鱼病。养得这气，则仁义之心亦好，气少则仁义之心亦微矣。”又说：“若气清，则心得所养，自然存得清气；浊，则心失所养，便自浊了。”若气清，则心得所养，自然存得清气；浊，则心失所养，便自浊了。”[10]可见，养气便是为了性善，便是为了存一颗仁义之心，所谓存心方可养性，有了仁义之心便能更好的身体力行传播、推恩，从而“举斯心加诸彼”！
逮至宋代，除专著外，其传播形式亦几乎同于孟子的讲学和师生讨论，代表是《朱子语类》，如上举例，朱熹对“五教”的传播在于分析文本，挖掘义理，发明旨趣。通过“师生函丈间往复诘难，其辨愈详，其义愈精，读之竦然，如侍燕闲”的过程[11]，其要旨在使“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复明，至朱子而大明。” [12]主观上虽然也没有否认身体力行，但客观上却使身体力行得以弱化。从而使“五教”的传播出现某种程度的异化。
“五教”的另一传播线索一直存于民间，往往通过最朴实的民间故事来传播。如流传在九嶷山一代的《尧王访舜》故事记载，尧王为了访贤，装扮成百姓来到一个村庄看到一个后生赶着黄牛犁田，尧王问后生是水牛犁田好还是黄牛犁田好？当时后生没有当面回答，尧王只好走开。当尧王走开后，后生急忙追上尧王十分恭敬地说：“您这先生刚才问我犁田是水牛好还是黄牛好？当然是水牛好。我本应马上回答您，但当着黄牛面我怎么能说黄牛不行呢，它辛辛苦苦帮我犁田，我怎么对得起它呢？”尧王听了很受感动，认为后生有一颗善心，然后就将后生带到了京城做事考验他，这个后生便是舜，最后继承了帝位。[13]
故事意旨明显：舜性善，自然会有善行，有善行，自然能协调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最关键的是舜是“无我无私”的，因而他更能和谐个体灵与肉的关系。舜的心理过程便是“动心忍性”的过程，动的是仁义礼智信之心，忍的是声色臭味之性，完全符合&ld
quo;五教”的要求，是“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的最通俗化演绎，比起高头讲章来更能为普通百姓所喜闻乐见，易于潜移默化，这种感化式的自然传播可以看成是“五教”主流传播的一种补充。
三
在上述介绍“五教”的传播方式与路径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特点：每当思想家高扬“五教”旗帜时，背后的社会现实总是不那么完满。尧举舜时，历试诸难，希望他“慎徽五典，五典克从。”舜在位时一度“百姓不亲，五品不逊”，舜命契为司徒，希望他“敬敷五教”；孟子正当礼坏乐崩时代，所以“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有宋一代市民经济的发展带来部分人的伦常败坏，因而有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心性修炼。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物欲横流，因此产生了王阳明的心学，认为心即理，“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14]民间呢，因常有痴贪嗔带来的各种贪欲、失衡、争吵、打斗，因而也就千百年来不断流传相应的富有感染力的民间故事，使之成为传播“五教”的最通俗载体。
于此，我们也可以在当代得到些许启发。当代社会物质高度发展，一方面进入全球化时代、大数据时代，一方面却物欲横流，仿佛人类已失去了其本性。人类应该向何处去，心该向何处求？如何才能护持、涵养、培育我们的纯真本性、至情至性？答案应该是护心，修身，力行。
首先是护心。护心实际上是定位，是将心安放好。安放好了心就能够处理好与物欲的关系，也即是灵与肉关系的把握。比如“五教”的具体内容就是帮助我们定位的，就是帮助我们安心的。你看：“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各有各的位置，虽然说万法平等，我们不再讲尊卑，但我们是可以说品秩的。每一品类都有其位置，不能越位，一越位就乱了。护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孟子·离娄下》谓：“君子所以异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也如王阳明谓：“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15]人应该要像佛家“护持我法”一样护持这颗纯真本色之心，方能得其圆满。
其次是要修身。人之初，性本善。修身方能养性，这善性是需要精心培育养护的。《大学》就很强调修身的重要性：“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强调“慎独”，即便是个体独处，无人看见，亦要修身。修身的过程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其实与护心是一体两面，护心本也是修身之一部分，只不过我们重点将之强调并突出来而已。修身的目的正是在正其心，安其心。我们知道仁是儒家最核心的价值，仁、义、礼、智、信讲的又都是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然而只要诚意、正心，在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中自然能达到和谐优游的状态，这正是我们涵养、浸渍、培育的功夫所致。
再次是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朱熹说：“大学是修身治人底规模。如人起屋相似，须先打个地盘。地盘既成，则可举而行之矣。”[16]所以《大学》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三者已然是行的内容了。虽然社会每一个个体不都有治国、平天下的机会，然而齐家并投入社会却是每一位个体无法绕过去的。家庭的和谐、社会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正需要修身有成者去着力经营。正如一首歌所唱到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 参 考 文 献 】
[1]转引自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9页。
[2][3][4][5]孔颖达：《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18、13-14、18页。
[6][7][8][9][10][11][12][16]黎靖德：《朱子语类》，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800、1833、1212～1213、1101、1246、4、9、223页。
[13]零陵地区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零陵地区分卷》（上），1988年版，第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