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化的跨国移民早在4～5世纪就出现于欧亚大陆的民族迁徙过程中，而最大规模的跨国移民则是始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以殖民地为目的地的劳工和奴隶输入。在当今经济文化全球化大潮的推动下，世界各地居民频繁流动，劳务输出、人才流动、难民和自发性移民已经成为当今跨国移民的几种重要类型。大量的散居者(diaspora)在社会层面上表征着“一个紧张关系、持续再适应的地方，一个碎裂并正在统合的空间”①的出现。在跨国移动的过程中，移民也会将本土的宗教信仰带至迁居国。特别是在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世界性宗教出现以后，宗教就成为一个跨国的全球社会系统②，移民则是宗教跨国传播的主要载体。跨国移民社会中的宗教反映了人口迁移过程中文化特性的变迁，同时还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紧密相连，是文化全球化的一种重要表征。因此，这一领域研究备受学界关注。
一、跨国移民宗教研究的主要理论
1.文化适应理论
对于该领域的早期研究主要运用文化适应理论来解释。文化适应是不同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过程。③当一种文化移入异地之后，通常会与迁入地原有的文化观念或行为方式发生取代、综摄、增添、萎缩、起源、排拒等多种形式的作用④，从而在迁入地形成新的社会文化系统。Berry依据移民对主流文化与传统文化吸收程度的差异提出了一个二维模型，将移民的文化适应模式概括为整合型、同化型、分离型和边缘型四种类型。⑤但这一模型并未考虑主流文化群体对移民文化群体的文化适应问题。基于此，Bourhis等提出了交互性文化适应模型，认为主流群体与移民群体都以整合、同化、隔离、排斥、个人主义五种倾向相互作用。⑥Navas等在区分文化适应策略和文化适应态度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对文化适应模型。他指出，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空间范围内，个体的文化适应策略和态度不会完全相同。⑦Ward提出的文化适应过程模型则认为，移民的跨文化迁移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压力和能力缺陷、反应和后果，是一个受到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影响的文化适应过程。⑧
基于文化适应理论，西方学者对移民宗教文化在迁入地的发展变化进行了深入探讨。Park在对美国的研究中，提出区域聚合模型(regional converge model)的假设，它是指移民进入新的地区之后，宗教的混合性会增加，而地理集中性会减少。⑨但是Newman和Halvorson的历时性分期研究则表明这个模式是可以被证伪的。⑩变位模式(dislocation model)是指宗教献身精神因移民“变位”而消失;而适应模式(adaptation model)是指移民在新区域里的宗教行为决定着他们宗教献身精神的增减。(11)Welch对美国社会的研究表明，地理迁移对于去教堂礼拜的人数并没有大的影响：虽然迁移会割断移民与原有社区的联系，但是一旦他们移入新的社区后，又会迅速地去教堂建立新的社会联系。(12)
但是，由于文化适应理论是为解决殖民文化在植入异地过程中所遭逢的文化冲突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以西方视角来看待他者世界的主观主义色彩十分浓厚，也遭遇了来自非西方世界的普遍质疑。因而，在其影响下的跨国移民宗教研究，尤其是上述几个移民宗教演化模式，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2.后殖民理论
后殖民理论试图将历史和殖民主义融入当代的全球化叙述中(13)，认为现代地方的文化和经济观念都是殖民时代形成的世界体系所决定的。在这一理论框架内，后殖民国家被认为是一个与其原宗主国存在流散关系的杂糅空间。(14)后殖民世界中的“流散”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并不仅仅是单线的对殖民主义的依恋和回溯，还叠加了原住民的交流、依赖、适应、挪用和抵抗。(15)在各个前殖民地之间存在一种共同记忆，引致了面向宗主国的跨国迁移。(16)在外籍雇佣劳工、外籍新娘、女佣和娱乐界女性中不难发现，移民社会所形成的差异空间往往带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烙印。(17)后殖民理论还认为，散居者对迁居国国家主义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18)，有助于塑造一种政治认同。(19)
后殖民主义关注移民社会在民族认同和国家建构中的作用，许多传统中心之外的地方成为后殖民移民宗教研究的热点地区。相关研究讨论了在殖民和后殖民时期个体的宗教活动和身份是怎样被建构和想象的(20)，借以发现殖民权力管制在移民宗教社会中的烙印。在这样一个后殖民语境中，尽管面对强势的政府对宗教空间的改造，宗教团体和个人不再使用冲突手段，而常常是通过适应和协商的途径来理解宗教空间的意义，但这种抵抗仍然以实在的和象征的方式说明了这个多元宗教社会潜在的不稳定。(21)后殖民主义把移民视为一个分离的社会主体来研究，从而延续了种族主义的社会区隔原则。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移民社会和非移民社会宗教的内在联系常常为研究者们所忽视。
二、跨国移民宗教研究的主要内容
Levitt指出，跨国宗教研究的内容包括：移民个人的跨国宗教活动;移民宗教生活的组织背景;移民的跨国宗教组织与其迁入国和迁出国的区域性、国家性和国际性组织之间的联系;政治在移民宗教活动中的作用;全球文化和制度在移民宗教活动中的作用。(22)
1.跨国移民的宗教生活
移民从做出迁移决定的那一刻起，在其准备行程、旅行、抵达目的地和发展跨国联系的各阶段中，都充分地利用了宗教。(23)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逐渐越过了国界，以致移民维持着多重身份和信仰忠诚度，并利用地方要素来再造文化。(24)移民将母国的宗教带至迁入国，由此而与当地宗教文化发生作用，产生宗教同化(religious assimilation)、宗教整合(religious integration)和多元宗教共存(religious pluralism)的现象。尽管宗教同化或有发生，但宗教文化整合似乎更为普遍，它包括社会整合、社会流动(尤其是向上的流动)和社会稳定等形式。社会整合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在第一代希腊移民整合进美国社会的过程中，加入教会和参加礼拜，要比上学和会说流利的英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25)在这一点上，学界对欧洲穆斯林移民给予了较多关注。他们与迁入地社会的社会文化整合在时空两个维度上都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特征。大多穆斯林移民努力融入欧洲各国的社会空间之内。(26)如瑞典马尔默的穆斯林移民通过对死者就地埋葬而不是运返回国的方式，逐渐形成了对迁入地的认同。(27)自20世纪80年代后，欧洲穆斯林后裔反而日益增强了对伊斯兰信仰的回归。这与当时欧洲国家的文化多元政策，以及阿拉伯世界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提升有着密切联系。(28)当然，他们虽然保持伊斯兰信仰，但拒绝被外界扣上原生的、不变的宗教文化的帽子，也不再将其作为自我权利主张的基础。(29)对伊斯兰的回归程度也因移民来源地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同时也间杂着不同伊斯兰教派之间的差异，这使得伊斯兰认同并无一个单一的标准。因而，一个内部信仰一致的庞大“Eurabia”群体实质上只是想像的共同体。(30)可以说，穆斯林移民的社会整合过程具有一种弹性特征。
社会流动在一定意义上伴随着源地文化的萎缩。跨族通婚，尤其是少数族群与主流社会的通婚造成了后代对主流信仰的认同和对本民族文化的放弃。(31)如美国犹太人在社会的向上流动过程中，就会尽可能地抹去其本民族的印记。(32)社会稳定有赖于移民对教会、学校、家庭和外部世界等社会网络的维系。Coburn对美国德裔移民的研究发现，教会网络最为持久稳定地对信仰、价值观和文化发生作用。(33)宗教转化是移民在迁入异国后进行文化整合一种常见形式。改宗并非是由单一的线性关系，既有以迁居地宗教对源地宗教的替代，也有因无法进行文化认同重又回归源地宗教，甚至采取多元宗教并存的形式。美国新移民宗教的变化有三个阶段：吸收公理会的组织结构和仪式;回归神学;超越传统的民族和宗教界限。(34)为避免边缘化和文化取代的厄运，移民瓜德罗普岛和法属西印度群岛的海地人适应了当地流行的基督教五旬节教派，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跨国宗教。一方面他们使用基督教习语以使自己免遭歧视，另一方面又用家乡语言串缀起对母国的记忆。由此，其基督教神学观与移民社区文化再生产紧密地交织在了一起。(35)向欧洲移民的伊朗穆斯林因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强烈对撞，往往在迁移过程中就有意识地转换为基督信仰，以便为欧洲社会接纳。宗教的转换过程是复杂的，它并不等同于宗教替代;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宗教认同，从而为信徒提供了更多的宗教选择。(36) Lofland和Stark提出的价值增加模型指出，当个人处在一个从旧义务、身份和生活情境中脱离出来，而参与和涉及另一个新状态的转折点上时，较容易引发宗教改宗。(37)由于在迁移异地后，处于社会边缘化位置上的移民在社会资源与传统文化支持上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38)，因而更容易被那些对个人更为有利的宗教团体所吸纳。Hawwa将因迁移而导致的社会边缘化处境看成是香港菲佣由基督教改信伊斯兰教的主要诱因。(39)相比之下，摩洛哥受到正统基督教的极大影响。对于第二代移民该国的穆斯林后裔而言，他们已经很少与伊斯兰社会有宗教或政治上的联系，其移民社区以高度的世俗化和宗教碎裂化为特点。(40)
但是，另一些研究认为，在迁入国社会，宗教在促进移民信徒的文化同化和其自身民族性的保留方面，发挥着双重作用，而后者正是宗教多元主义研究所强调的内容。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的华人则在新佛教和基督教之间转化或交替，对道教和其它神灵也表示敬仰。(41)虽然旧有的理论认为，宗教的世俗化与现代化是和多元主义相关联的，但是许多研究表明，在宗教多元主义的影响下，移民社区的宗教不但没有因此而衰落，反而日益繁荣。美国宗教多元主义因促进了制度和神学的转换，而使得宗教获得新生(42);澳大利亚印度裔移民社区浓厚的宗教性甚至与白人社区严重的世俗化形成了鲜明对比。(43)但也有研究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宗教多元性越大，参与宗教活动者也越多，但是对于宗教的虔信度和宗教身份的自我认同却少有影响。(44)也有研究指出移民的人口属性与其宗教信仰之间的重要关联。如Model和Lin以劳动力参与、失业率、职业和收入四个经济指标对英国和加拿大的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穆斯林和白人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宗教歧视存在某种程度的跨国差异，这种差异与其迁出国存在一定的联系。(45)而追溯美国社会以妇女为主体的印度裔基督徒的来源，可以发现，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内对印度护士的大量输入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46)移民宗教仪式也是重要研究内容。在Salih所称“仪式空间的跨国划分”的影响(47)下，移民在家庭层面所展现的宗教仪式及其意义有助于阐释地方、文化、族群、性别之间的跨国移民联系。Gardner对迁入英国的孟加拉国移民在葬仪上的概念、跨国主义的感情成本、及其在老人和年轻人、男女之间的差异进行了研究。(48)Salih分析了夏季从欧洲回返摩洛哥的工作移民，认为宗教仪式是他们建构认同的重要现场，也能为那些仍然留守在家的同乡们所理解。(49)Mand对英国和坦桑尼亚锡克教家庭的研究认为，相当多的社会和物质资源被用于跨国婚礼中，经由婚礼上“正确和理想”的仪式，得以获取这种跨国身份。(50)
2.跨国宗教组织及其网络
多数研究倾向于把移民的宗教生活看作松散的实体，而实际上，个体的跨国宗教活动往往带有一定的组织性。他们所属的宗教组织或是母国的宗教派出机构，受到母国的监督和经济支持;或是从属于世界性宗教机构。移民与宗教组织的联系包括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其中，前者是指移民向宗教组织提供经济奉献，接待来访的宗教领袖，向宗教领袖寻求精神和实践的指导等;后者是指移民参与宗教朝圣，从事非正式的、大众的宗教活动以明确他们与母国组织的持续联系。(51)
杨风岗对华人移民跨国宗教组织的影响因子进行了充分阐述。(52)首先，社会资本是移民教会组织经常利用的资源之一。教会常常利用学生交往、商业贸易及其它社会资本构建起华人移民的宗教社区;以中产阶级或受过良好教育者为主的华人基督徒还使阶层成为维系华人移民教会的一个要素。语言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使用英语的宗教集会往往因暗含了“欧洲人”、跨国机会、社会进步等概念，而成为移民们寻求跨越族界的较高社会身份认同标志。政治和社会气候、宗教政策对移民教会组织产生了重要影响。
Levitt提出了三种跨国宗教组织的模式。(53)第一种是天主教会的延伸模式。它允许移民在母国与迁入国教区和宗教运动组织之间平稳地移动。如美国的爱尔兰教会使移民感受到与其母国教会的持久感情时，也增进了他们与美国文化的整合。第二种是协商的跨国宗教组织模式，如巴西四方福音国际教会。就教会的领导权、资金管理进行协商，信徒们必须在一个政治化的公共领域形成内部约定。第三种是再造的跨国宗教组织模式，以古杰拉德印度教教会为代表。这一模式中，移民的宗教社团被打造成母国宗教组织的驻外机构，从而增强了移民与母国之间的联系，而非仅仅是一个宗教团体的内部联系。
跨国宗教组织不但影响到移民社区的宗教生活，同时还波及母国的政治和宗教生活(54)，使得移民宗教社区在全球宗教体系内发挥着重要作用。Ebaugh和Chafetz用网络分析法发现了移民个体、当地宗教组织和国际宗教组织之间的密切的网络关系。(55)杨风岗也揭示了一个跨太平洋华人基督教网络。(56)这个网络无疑会加强母国和迁入国社会之间的联系。移民们不但将众多资源投入母国，同时还参与以母国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跨国行动。(57)如20世纪早期中国广东的一些基督教自立教会，就是在华侨的大量经济资助和由美返乡的华裔牧师帮助下发展壮大的。美国天主教移民所构建的跨国联系则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定居波士顿的爱尔兰移民与爱尔兰教会的密切联系促进了美爱两国间的联系(58);而由于担心以母国为导向的宗教活动会引起激进主义跨国扩散，萨尔瓦多天主教移民的泛种族忠诚被削弱(59);克里斯玛的(charismatic)天主教虽然鼓励个人的跨国宗教活动，但是却几乎没有造成集体的响应。(60)
3.国家、民族和宗教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
宗教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是移民研究倾力关注的话题。由于移民族群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也没有明显的文化标识，因而它有时会主动融入一个跨国宗教社会，有时又固守在带有明显族群特征的宗教社团中。对阿尔伯达的荷兰人而言，族群身份的塑造和维持虽然是一个强有力的生存手段，但在集体凝聚力的提升方面，宗教身份比族群身份有更大的作用(61);与之相似，社会和经济的共同利益也使得多伦多的越南人和柬埔寨人共同礼拜。世界福音会中国协调中心(CCCOWE)作为一个泛华人的跨国基督教组织，则将民族认同和宗教认同绑定在一起。但在东南亚地区的该组织教会中，一些宗教集会的语言已经不可避免地本土化或英语化;而不少第二代以后的华人教徒则对其迁入地(也是他们的出生地)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62)在这种情形下，民族认同从属于宗教(基督教)认同。另一方面，由语言/方言和出生地/来源地来界定的族群认同仍然是移民教会组织的重要原则。来到美国的印度基督徒移民多加入他们在印度时的教会，并将本土牧师也一并请入，从而使印度语言、意识和习俗压倒宗教组织制度而成为吸引信徒的主要因素。同时，他们还在每年召开信徒的家庭聚会，吸引了上千基督徒参加，充分表达了对于本民族基督教文化着力维护的意图。(63)一些研究者进而担忧，跨国迁移的少数族群往往会将本土的宗教信仰作为族群认同的一个标志，从而在迁入国形成宗教分离主义。(64)
在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纠结中，国家认同也常常渗透进来。柬埔寨移民对他们佛教徒身份与国家身份同样敏感;加拿大的印尼华人对印尼国籍保存着持续的感情;中国台湾的基督徒因政治和国家忠诚度的差异而与大陆基督徒相区分，并导致本地教会的礼拜语言逐渐向台湾方言转化。(65)与来自宗教高度多元化国家的移民相比，来自政教合一国家的移民因对国家和宗教的双重忠诚激发了他们的激进主义。如巴基斯坦移民几乎都是穆斯林，爱尔兰移民几乎全是天主教徒，宗教和国家认同得以彼此加强。(66)
4.宗教制度全球化对跨国移民的影响
跨国移民宗教研究与全球宗教制度密切相关。全球宗教制度塑造了跨国移民经验，而移民通过在迁入地的宗教本土化，分裂并再造了全球宗教。美国新移民所拥有的物质和组织资源使得美国社会的宗教动态，可能会波及世界各地(67)，从而具有了全球意义。跨国移民把从母国带来的宗教文化与迁入地文化相结合后，转而又将这些新的观念、身份和社会资本回馈母国，创造了全球宗教文化新的传播方式。(68)
与全球化理论相对应，研究者们就宗教是一个全球化的均质作用力，还是一个特殊性或在地性的身份展示舞台进行了热烈讨论。Meyer等新制度学者认为，文化、政治、经济组织的全球扩散限制了差异性的建构。(69)Van Dijk也认为，宗教在全球的扩散使得移民和当地居民的宗教生活逐渐结合，并在地域上呈现为趋同化的分布态势。(70)Roberson持相反观点，他认为，由于具有地方特征的个人宗教身份的建构是与全球而非仅仅与其个人所属的小社群相关，因而全球化带来了更大的宗教多样性。(71)全球宗教制度被广泛地接受，它强烈地影响着移民整合迁出国和迁入国文化的方式。由于五旬节教会的礼拜和管理模式是世界公认的，移民们几乎可以把它们运用于任何一个教会。在这一模式下，信众的交流方式和宗教集会的手段都保持着高度一致。朝圣或建立圣地的传统也广为认可，从而成为全球宗教所构造的制度文化的另一类范本。(72)
5.跨国宗教和政治的关系
跨国移民必须在多层次社会领域中对宗教活动过程进行建构，由此而构建这个跨越国界的社会无疑是对既有国家政权和安全利益的挑战。政府的角色异常重要，它控制着宗教活动的方向和宗教表述，并由此强烈地影响着跨国移民宗教活动的规模和特点。Lesthaeghe发现由于土耳其政府对移民宗教生活的介入，定居比利时的土耳其移民参加跨国宗教活动的可能性比摩洛哥移民更大。(73)而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寻求保留部分的穆斯林社区，同时又必须符合法国人的政治和文化标准。这提出了一个如何在有限制的政治体制下保存全球宗教的结构性问题。由穆斯林知识分子在巴黎发起的“法国的伊斯兰”运动的失败，说明宗教权威和政治正统性内部存在着结构性紧张，而非仅仅是异文化冲突的结果。(74)
大多数移民的宗教生活是日常的信仰和敬拜，并进行跨国的宗教文化交流，并不指涉政治。但另一些移民则受到宗教激进主义的影响，他们的跨国流动往往是偶然性的，其目的是在迁居国制造危机或特别事件。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反恐”无疑正是对这种极端宗教主义的一种反击，尽管其中也隐含了政治、经济层面的需求。
也有研究集中在政治和宗教的关系在跨国时产生的变化。五旬节教派虽然并无有关民族或跨界民族的政治意义，但由于信徒能够抵达各个地方而影响世俗世界，世俗世界也转而不断影响着他们，因而移民的宗教社区影响了其在世俗世界的定位。(75)
三、跨国移民宗教研究的发展趋势和面临的挑战
在国际学界，尽管跨国移民宗教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作为一个随着时代正在深化和发展的话题，它仍然需要不断的完善。在文化适应论框架下探讨异质宗教文化在迁移后的地方整合与文化排斥，虽是对经典文化理论的运用，但是其对文化影响的过分强调反而忽略了政治、经济等因素在移民宗教社会中的作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强调殖民主义在前殖民地移民社会的持续影响，移民宗教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象征意义。在后现代主义强调对移民社会进行解构，关注个人叙事的风潮下，借用生活史方法叙述移民的宗教社会，去除遮蔽在移民生活中的文化象征和政治臆测，正逐步成为一种新研究趋势。
就跨国移民宗教研究的内容而言，上述五个部分尽管已经涉及了该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但明显可以看出：这些研究大都将宗教与民族绑定在一起，以至于移民的宗教文化与移民的族群亚文化混同为一个研究对象，从而模糊了民族和宗教在移民社会各自不同的角色。过往研究另一个明显的弱点是，移民往往以国籍为单位作为一个整体被看待，而对类型移民(如劳务移民和技术移民)和特定人口特征移民(如职业、社会阶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的解剖式分析则相对缺失。此外，作为既有研究对象的跨国移民宗教几乎都是制度性宗教，因而宗教被按照组织框架来塑造，甚至形成了世界性的宗教组织网络。与之相对，民间信仰却游离于制度性宗教网络之外，个体性、分散性的特征使得其难以被把握，从而为研究者所忽视。如在中国民间广为传播的关帝信仰、妈祖信仰，随着华人移民带至国外后，是怎样延续其特有的本土功能和适应别国社会，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
注释：
①Saint-Blancat, C. L'islam de la diaspora. Paris: Bayard Editions, 1997.
②Bever. P. Religion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Germany: Ergon Verlag, 2001.
③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10页。
④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8页。
⑤Berry, J. W. Psychology of Acculturation: Understanding Individuals Moving between Cultures. Newbury Park: Sage, 1990.
⑥Bourhis, R. Y., Mo, L. C. et al. Towards an I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97, 32(6): 369-386.
⑦Navas, M., García, M. C. et al. Relative Acculturation Extended Model (RAEM): New Contribu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005, 29(1): 21-37.
⑧Ward, C., Bochner, S.et al. The Psychology of Culture Shock. East Sussex: Routledg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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