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五四知识分子怀着满腔热情呼唤着“民主”与“科学”，但由于传统文化的不可割舍和强大惯性，神秘文化等非理性主义思潮在民间仍然余脉流延，而作家们意识深层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非理性文化的印痕。另一方面，战乱和国内黑暗的现实却使部分作家有着梦想破灭后无路可走的悲哀与徘徊。像处于时代主潮边缘的作家许地山、曹禺、沈从文、林语堂、丰子恺及孤独的战士般的鲁迅，独立的个体生命在生存的世界中显得微弱,在生存的机遇面前寻求平等、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而不得时，往往容易产生对超越于人自身之外的超自然力量的敬仰与崇信，在自己命运感到难以把握之时，借此反思与追问生命的本然状态、人活着的精神支撑和存在价值。在五四退潮后，由于中国传统宗教和西方宗教的影响，宗教情结和宗教精神便或浅或显地流露了出来。
在现代作家中，沈从文所受民间文化影响是较为显著的。楚文化谈巫说鬼的浪漫色彩、湘西原始宗教在民间的神秘渗透，于他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地保老人被描述成一个预言家、相面家。他听到豹子在喜事上说到血，在惊异中心中就明白了一种预兆，但“大数所在，预言者也无可奈何，只有关门在家等消息了”。最后的结果是媚金和豹子双双殉情自杀，地保的预言应验了。地保感到了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联系着媚金和豹子，但他却不能改变这种宿命性的结局。它反映了湘西古老的文化传统中万物之间互相感应的心理体验。《巧秀与冬生》中，对巧秀母亲沉潭的族祖，做了此事以后，便有了一种无法消除的恐惧，逃避不了良心的谴责，反映了佛家在民间的因果报应观念的渗透。《月下小景》中人们视处女为邪恶，“习俗的来源极古，过去一个时节，应当同别的种族一样，有人认为处女为一种有邪气的东西，地方酋长较开明，巫师又因为多在节欲中生活，故执行初夜权的义务，就转给了第一个男子”。这种习俗的神秘性源于原因的不可究。《阿金》中地保又是一个民间的巫似的人物。他拼命阻挠阿金和寡妇的结合，因为他通过麻衣相书算出了女人克夫。《边城》中傩佑(傩神保佑)的取名显示出了楚地人的鬼神崇拜。同时，这也和湘西原始宗教在民间的影响有关。其它的还有《哨兵》中凤凰军人的信巫好鬼、《湘西》中人们对辰州符的崇信。由于对民间文化、民间习俗的热爱，沈从文不因为其神秘色彩中掺杂着迷信就简单地否定它。他试图从这种文化习俗的外表下发掘出湘西人民特有的文化心理。肯定这习俗特定的情况下的作用，因为它能使当地人民“把生活装点得不十分枯燥”。[1]这应归因于沈从文耳濡目染的楚文化的特质：直觉的思维方式、强烈的神话意识，浓厚的浪漫主义文化色彩。“是一种充满感性、悟性的巫鬼文化，充满着浪漫主义的因子”。[2]在沈从文笔下，天与地之间，人与鬼神之间，山川与人之间，乃至禽兽与人之间都有某种奇特的感应关系。
上述神秘现象在作家作品里的表现，无论是作家童年记忆的自然流露，或对现象的原始记录，还是有意创造加工，都只是对神秘思考的浅层次表达。而在受多重宗教思想影响的作家那儿，这种现象得到了更深刻的抽象性思考与探索。
宗教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产生即是人对自身思索的结果。它对人类的生存作着庄严的思考和温柔浪漫的补充，给人类以心理慰藉。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对宗教有了深入的理解。这首先表现在对代表神秘本质的“神”这一有着重大生命本体论价值和审美价值概念的界定和认识上。现代宗教学奠基人麦克斯·缪勒认为“神”或“上帝”也可以称为“存在”或“生命”。因此，彻底的神秘主义是无神论的，因为它连许多宗教教条确信无疑的“神客观存在这一点也矢口否认，因为存在与否，或以什么方式存在，是不可说的、神秘的，需要人用整个生命去体验和领悟。”[3]“神的观念实际上是原始人理想自我对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主体状态的追求”[4]“……上帝实质是人外化的人类自我理想，在上帝身上寄托着人成为宇宙中真正主宰的美好希望”[5]，人成为宇宙的主宰的愿望并不意味着人君临一切统治，也不是在“上帝”面前顶礼膜拜，而是指作为有限者用意识来把握感悟宇宙中神秘的无限存在，探讨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达到对自身的庇护与精神慰藉。
从二十世纪初到“文革”及新时期，其间经历了复杂的社会变革。民间对“神”的信仰经历了一个轮回：信“神”(人格神)──信自己──信“神”(人格神)。当代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宗教思想看上去好象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轮回。但他们眼中的“神”却不是民间信仰中的“神”。在作家的意识中对神的信仰并不是对威严的高高在上的“人格神”、“万物之主”的匍匐在地的顶礼膜拜，而是借“神”这一代表着宇宙神秘无限的象征来思考自己的生命在世界中的价值和意义。这反映着人类渴望着超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入无限宇宙的大生命中去的对永恒的追求。
在现代作家当中，往往是那些处于当时社会政治活动的非中心地带的作家，他们基本上不是生活在集体的保障之中，但这也恰恰使他们在独立中能够思考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他们所受到的宗教思想影响也往往不是单一的。鲁迅意识深处有着基督情感和佛家思想;许地山的宗教思想意识中有释道耶的成份，和林语堂有相似而各有偏重;曹禺在佛教基督教影响下思考着宇宙的神秘;丰子恺借佛道观来演绎宇宙观。沈从文则由湘西的原始宗教和基督教佛教变为既不是基督教也不是佛教的泛宗教思想;
各种宗教思想合谐地统一于作家的思想之中必然有其统一的基础：即在以“神”为代称的无限的运化万物的生命力量面前对有限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执着思考。这儿“神”类似于海德格尔的“神秘的在者”，神秘居于了象征等级的最高处，“神”或“上帝”实际上成为宇宙无限、不可知、神秘的本质。
沈从文“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他作品中反映的风俗、心态多给人以一种神秘美感。
沈从文生于偏远带有蛮荒特性的湘西。在他笔下，那儿有着明净秀丽的山水与人与人之间纯朴得如同山水一样自然的人情人性。而湘西长期遗留下来的民俗中有着原始宗教的影响，它给作者笔下的湘西带来了神秘和幻美，给了有着孤独但又敏感天性的沈从文永生难以磨灭的印象。因此，他无论走到哪儿都以“乡下人”自居。虽然作者说作为一个乡下人“毫无骄傲”，但通过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他对那未经现代文明污染的记忆中的湘西是情有独钟、为自己是一个湘西人而自豪的。
但现实中的湘西和沈从文记忆中的湘西是不同的：“街上经常发生一对一的扁担与单刀决斗，门外有监狱和犯人被处决后被野狗撕烂的尸体”。[6]动乱的战争年代，他那交织着原始与美丽、良善与野蛮的故乡已逐渐为现代文明所冲击，对于故乡的美好回忆只能在作品中重现。特别是他成年后养成的对事物深入思考的习惯，他开始“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7]特别是到北京后，在身处异乡的孤独与贫困中，他接触了《圣经》，这对他早期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身边唯一的师傅是《史记》，随后不久才偶然得到了一本破旧《圣经》 ：喜欢那个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从这两部作品反复阅读中我得到极多有益的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8]在他的宗教剧《蒙恩的孩子》中，小蒙恩的梦在现实中实现，并且目睹了耶稣献身。小说《灯》中，那位老兵对人的侍奉有着虔诚近于盲目的地步，有着基督般的献身精神。《冬的空间》中写了一位女基督徒的善良和爱心。《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羊这一圣洁的意象也是《圣经·雅歌》中经常出现的。但这时《圣经》对他的影响只停留在表层，并没有深入到他思想深处。
特别是到了三十年代后期，来自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和来自“左派”的“空虚作家”、“没有思想”等批评言论使他产生了空前的孤独和绝望。在孤独绝望中他对家乡原始的自然和生命重新开始了思考。他思考生命的神性永恒等问题，这自然使他从根本上亲近了宗教。这宗教不是基督教、也不是佛教，它是作者持久执着于灵魂问题，靠沉思获得的泛宗教情感。他以“七色魇命名的六篇作品(《绿魇》、《黑魇》、《白魇》、《青色魇》、《赤魇》、《橙魇》即体现了他这一种泛宗教也即泛神论情感。他这种情感来于自然，来于湘西那个无物不神的自然。在湘西历史文化的影响下，在他思想中积淀下来的集体无意识被他的宗教观加以改造，从而使他成为了一个斯宾诺沙式的泛神论者。
他执着于对自然万物生命形态的沉思与玄想，认为神即自然，自然即神，万物有灵，彼此之间有着微妙的感应关系。他从“墙上一方黄色阳光、庭院里一点花草，蓝天里一粒星子”(《水云》)中都发现了神性。对一个长脚蜘蛛也感到“无限惊奇”，“可见出简单生命求生的庄严与巧慧，”“仿佛有神迹在其间。”[9]在这个到处充满着神迹的世界里，人只有与自然保持着密切的感情、才能体验到万物中爱与美的神性微妙，才能感到生命的庄严。“不信一切唯将生命贴进土地，与自然为邻，亦如自然一部分的，生命单纯庄严处，有时竟不可仿佛。”[10]
在他的长篇小说《长河》、中篇《雪晴》和《凤子》中的《神之再现》中写出了湘西的民间的自然生活带有的神性色彩。《长河》和《凤子》中关于民间跳傩的人神一体的描写，显示了生命的神性。在《雪晴》中，叙述人从大自然中，从人身上寻找神性，自己也深浸到一种宗教情绪中，有所顿悟，有所皈依。从自然万物背后所隐藏的神性，那抽象的秩序后，作者感受到了一种人无法洞察其妙的生命律动。这是他对湘西原始宗教皈依的体现、也是他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永恒性思考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长河》，《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2]《楚文化传统的弘扬与现代神话意识的强化》，聂鑫森著，《湖南文学》，1995年第9期.
[3] 《神秘主义诗学》，毛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11月，第327页.
[4][5]《当代人与文化──人类自我意识与文化批判》，邴正著1998年4月，第36页，第47页.
[6]《现代作家评传》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78页.
[7]《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时代书局1934年版.
[8]《湖南乡士文学与湘楚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 308页.
[9]沈从文：《绿魇》、《黑魇》、《水云──我怎样创造故事、故事怎样创造我》，《沈从文文集》10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第85、108、290页.
[10]《绿魇》，《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