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真正的社团革命现在似乎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20世纪末出现的这场革命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可能会与19世纪民族国家的崛起相媲美。”[1]美国资深非营利组织和社会福利政策专家莱斯特·萨拉蒙教授如此描绘当前的社会组织现象。在处于社会转型和结构重组的关键时期的中国，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已经初孕而成，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则初露端倪，众多依托网络发展而诞生、通过网上互动而发展的自发性青年组织的出现就是对此作出最直接的回应。本文的自发性青年组织是指通过自愿组成，为实现组织成员的共同意愿，按照其约定章程开展活动，由青年自发成立、自主发展、自我运作的一种非正式的组织形式。[2]当前，几种相互关联的态势使得社会对该青年自组织的研究持续深入。
首先，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个人电脑的普及，由电脑构成的网络空间俨然成为了一个全民参与的社会公共领域，频频发生的网络事件，如艳照门事件、郭美美事件、方韩之战等，强大的舆论造势和社会影响让作为参与主力军的青年和青年自组织引人注目，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甚至重构着社会的话语权和生活状态。
其次，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开放和多元文化的熏陶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空间，现实生活中的群体性事件、日益拓展的信息流变和转型的大众媒体、网络生态与集聚行为等，都促使着当代青年自主、自立、自我心理与行为的形成，青年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预期不断提高。
再次，青年自组织自20世纪90年代诞生到现今的蓬勃发展产生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渗透力。2008年，由共青团上海市委在大量社会抽样调查基础上撰写的《2008年上海共青团发展报告》结果显示，上海青年群体中参加过自组织群体的人数高达81%。一方面，青年自组织为有“独立世界”需求的青年群体开发了全新的社会活动空间，并拓展了青年参与社会发展的渠道，吸引了广大青年加入并参与其组织的活动。但如何正确引导其发展就成为了目前社会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了。另一方面，对于现阶段尚处于过渡状态的青年自组织而言，其自身在后续发展、建设能力以及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境和问题。诸如这些都亟待社会各界进行特别关注与深入探索。
在此背景下，面对目前学术界对青年自组织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概念、兴起背景和特征等总结性、现状描述性的状况，深入研究其生成运作机制、未来发展定位等理论性研究显得颇为重要。因此，在分析青年自组织的发展运作机制的基础上，为准确把握这一新型社会组织形态会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分析青年自组织的意识状况和理性能力，以供国家和群团组织思索有效的应对措施。
一、青年自组织的发展运作脉络简述
市场经济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功能性关联主要呈现为以下两种形态：体制内组织以增建形式呈现，体制外社会组织以原生形式呈现。反映到青年群体，则表现为体制内以共青团和学联为代表的青年组织，体制外以青年自组织为表现形式的青年原生组织。以共青团和学联为代表的青年组织的增建形式主要通过体制优势，依靠政治资源和组织资源在各纵横线展开布点工作，从现行共青团组织架构来看，中国共青团形成了纵横双重组织架构，具体表现为：横向上按照组织性质形成的各种行业共青团，纵向上按照行政区划形成的行政建制共青团(如县、市、省级团委以及团中央)。而原生形式的青年自组织则主要来源于社会需求和利益调整的自发需要，组建形式多种多样，如网络上由点到线到片的发展模式，因而它的生存发展不但取决于内部组织化程度的高低，也离不开外部生态环境的支持，随着环境的变化和发展不断地进行适应与完善。
根据自组织理论体系对自组织概念进行界定，我们发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青年自组织不但是在没有受到外部指令的情况下自主形成，遵循有序演化的运行过程，而且还应该有宗旨意义上的最终的结果，其发展的脉络表现为四个阶段(见图1)：
图1：当前我国青年自组织的发展运作脉络
(一)依托网络为载体的虚拟组织
通过网络聚集人气是青年自组织发展的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组织成员通过参与论坛讨论、利用功能性服务等形式频繁互动交流，建立基本的信任，偶尔有零散的现实活动交往。组织对成员无约束力，成员流动性极强。
(二)靠活动维系的兴趣群体
组织往往出于满足某种需求而形成，以自娱自乐为目的，以某一方面的共同爱好或兴趣为出发点，组织化程度较低，通常举办仅限于成员内部的娱乐休闲活动。这一阶段的青年自组织有了固定的组织领袖和骨干成员，但是没有形成固定的、分工明确的组织架构。
(三)非正式社团组织
组织的凝聚力基本形成，有比较明确的组织目标，有一定的组织规则，领袖和骨干成员基本稳定，成员流失率低，参与程度高。组织通过现实活动的举行和参与有效地建立起成员间的信任和身份认同。组织的活动形式也不再满足于娱乐休闲等浅层次活动，开始通过多元化的社会参与施加一定的社会影响，组织具有了一定的社会职能。
(四)正式的社团组织
此阶段的青年自组织具备了充分的自我管理运作和适应创新的能力，已经正式注册，有明确的组织目标，有严格的制度规范。它们还积极培育组织文化，甚至通过借助体制内组织的政治资源和组织资源开展自己的活动。其活动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扶持和认可，具备了一定的社会职能，同时由社会参与拓展到政治参与，注重组织合法性和公众形象性，积极达成组织目标。
当前中国的青年自组织大多处于过渡状态，不同地区的青年自组织发展的水平和阶段也各有差异，根据河北省政协门户网站的数据，河北省2008年青年自组织的数量是上海2004年青年自组织数量的二分之一。即使在青年自组织发展程度比较高的上海，青年自组织的发展也极为不平衡，有发展成为正式社团的，也有停留在兴趣群体层次不前的，更有走向衰弱直至消失的。其实，作为一种新型社会组织形态，青年自组织能否持续发展，取决于其是否具备明确的身份意识和理性的行动发展能力。
二、当前中国青年自组织的身份意识
这里的身份意识，指青年自组织对自身的定位，也就是对自身地位和发展方向的认知和判断。具体而言，首先，组织具有法律上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意识，能够有效判断自我身份所具有的权利的内容与性质。其次，除了对权利的辨别，还要具备义务与责任的观念，权利与义务是不可偏废其一的，只讲权利不尽义务是官僚意识与短期寻租行为。最后，身份意识成熟与否最关键的还在于明确自身地位和发展方向的合适、合法的理性行为。
根据青年自组织的组织化程度的高低以及身份意识的确立，青年自组织一般呈现以下三个渐进的活动方式，这也与青年社会化的渐进性、层次性以及社会参与的程度范围相吻合。
第一，以自娱自乐自我需要为目的的小圈子内部活动。这一方式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个人爱好为出发点，开展各类小范围、小规模、小众的活动，各得其所，悠然自乐。
第二，从娱乐休闲型向参与社会事务型转变的社会化活动。随着青年自组织的发展壮大，他们已不再满足于自娱自乐，而开始积极参与社会公共领域，拓展公共活动空间，参与诸如环保、慈善、救助、维权、文化等各社会领域的活动，努力扮演政府和市场的协助者、补充者的角色。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寻求和利用各种组织资源和政治资源，表现为与各层级的政府部门、其他正式社会组织、信息媒介以及同类青年自组织的积极互动。
第三，在开拓出一定的社会活动空间后，不再满足于所擅长的社会领域参与，而是在对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利用的政治学习的基础上，将注意力转移到组织合法性和公众形象性的高度，与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互动博弈。此时的青年自组织正成为青年掌握政治技能、确立政治信仰和政治态度、实现自身政治社会化最好的媒介。处于这一发展阶段和活动形式的青年自组织不仅完成了对青年进行政治社会化的任务，而且培育了青年理性的民主政治精神，通过组织的自主自治提高了青年民主参与的程度。
2007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工青妇全国政协联组会上明确指出，工青妇组织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要充分发挥组织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对社会组织的定位上，也明确指出其应围绕“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求“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这集中反映了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青年自组织作为社会组织中的一员，对自身的身份意识应有高屋建瓴的定位。和中国相比，国外的青年自组织大都是某一群体或党派利益的代表，公共性和政治性突出，他们向政府反映诉求，进行问责，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种方式是国外青年公民表达政治立场，实施自治、向政府问责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方式。相比较而言，涉及领域广泛的国外青年自组织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公共事业领域是大多数青年自组织都参与的，就算是趣缘性的青年自组织也会参与相关的社会公共服务项目。专门针对各项公共服务的青年自组织更是为数众多。[3]而目前中国的青年自组织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组织化程度较小，许多还停留在发展的前期阶段，即趣缘性青年自组织较为集中。但秉承世界青年组织发展的潮流和趋势，这种非政治性只会是一种暂时行为，一旦发展成熟，具备公共性和政治性势在必然。这正如奥斯特罗姆所言：“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和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4]
由于青年自组织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地区的青年自组织对自身的身份意识存在一定的差距，但考察发展水平和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沿海地区的青年自组织，各种发展的新趋势正表明青年自组织的身份意识将更加明确化和清晰化。于2006年9月正式成立的自发性公益组织“滴水公益”长期以来一直在中西部地区，如河北、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青海、西藏等多个省地开展社会公益活动。目前该组织拥有正式注册登记义工5000余人，义工人员以青年为主，有正式的规章制度——滴水公益章程，有自己的专属网站和论坛。这个在10个地域(包括杭州、湖州、安吉、宁波、温州、富阳、诸暨、石家庄、成都、贵州)都设有爱心工作站的义工联盟，虽然规模庞大，有较高的社会认知度和较强的社会影响力，但每个地域的滴水公益的身份却有差异，有的成为了当地合法组织，也有的至今被身份难题困惑，这与组织的身份意识有很大关系。杭州地域的滴水公益就通过挂靠杭州青年公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取得身份上的合法性，身份直接关系着组织各方面资源的汲取和组织的长远发展。获得政府支持和政治资源的前提在于组织自身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为社会提供有效的服务，用自身的实力和卓越表现来换取政府的支持和信任，进而达致组织目标。
三、当前中国青年自组织的理性能力
组织理论认为，影响一个组织作用充分发挥的因素有：外在的合法性获得与否以及组织自身的能力素质的高低。外在的合法性指组织外界环境对其的认可，大众对其的认可与支持程度;组织的能力素质指组织自身所体现的活力，包括组织的整合能力、凝聚力、机制创新能力和管理、技术手段的应变能力等。[5]这里所提及的影响组织作用发挥的因素实质上就是组织的理性的行动能力。人文领域的理性指给社会设定理想价值目的并给自己人立法，对应到青年自组织的理性能力则主要指理性算计能力，具备理性能力的主体，是否能够清晰地判断自己的成本收益，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内容和行动方式，在适应社会环境变化并与其他社会组织协调共生的过程中，是否能够不断优化自身机制与功能。当然，从性质上看，理性能力包括积极的建设性理性能力和消极的破坏性理性能力。
就组织的理性能力而言，实质上可以归结为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理性博弈史，只是结果有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之分而已。组织的存续发展建设离不开对自身的身份意识和理性能力的清晰定位，只有如此，非零和博弈的结果才有可能出现。就当前中国的青年自组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发现其已经初步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理性能力：
(一)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策略性地获取社会支持
面对当前大多数青年自组织处于过渡状态、发展水平不高的现实，青年自组织都面临解决组织合法性和保持组织独立性的二难困境，如何在最大限度获取社会支持的同时又保持自身独立性是考验青年自组织理性能力的重要标准。根据上述对青年自组织发展运行脉络的梳理，处于成长初期、以自娱自乐为目的的青年自组织还没有意识到关注自身合法性的问题，但一旦组织成长到中期，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一无法跨越的难题，为了扩大组织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获取社会支持、利用政府和正式组织的政治资源与组织资源是青年自组织明智的选择。“社团在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上的创新如果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就能够迅速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支持;政府部门的支持能极大提高社会对社团开展活动的信任度;政府部门的支持使社团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能在更大范围内调动社会资源”。[6]当组织发展到后期，具备一定社会影响力和公众形象时，保持自身独立性会成为该阶段的重点问题。此时，青年自组织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如能为政府和青年群众提供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同时鉴于政府职能的有限性使政府无法完全满足多元的社会需求，青年自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此时就可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求。在彼此良性互动的依赖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政府社会管理和自组织实现组织使命的双赢。
(二)选择性地介入社会公共领域，实施社会参与
选择性介入，意味着国家对社会自组织活动形式和内容的控制，但也表明青年自组织试图寻求自身价值的机会，并以此寻求自我独立和发展的社会公共空间的行动。而且，在选择性介入的活动中，青年自组织对时局的判断能力得到锻炼，组织自身的运转更为顺畅和高效，使其增加了更有效的理性算计能力和行动能力。如今，许多青年自组织已经成长到发展运行脉络的中、后期阶段，在环保、慈善、救助、维权、文化等众多领域扮演着政府与市场的补充者和助手角色，不但如此，一些参与经济、科技领域的自组织也纷纷涌现出来，成为一支支服务经济发展、促进科技创新的新生力军。青年自组织通过举办各类活动这一积累和再生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极大地促进了组织公信力的发展，为自身获得更多人力、物力资源创造条件。同时，参与意识在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意识、民主意识，通过不断的介入社会公共领域，一方面提供了青年社会参与的机会和途径，另一方面提升了社会行动能力，有利于培育青年作为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大大拓展了社会的包容力与多元化格局，加快了我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历史进程。
(三)依托网络，利用全新社会动员方式组织集体行动
当前方兴未艾的各类青年自组织以星火燎原之势横扫中国乃至全球极大程度上得益于网络化社会动员的优势。相较于采用行政命令和工作布置的手段开展诸如开会、群众性学习、听报告等传统形式的面对面或层层发动式的社会动员方式，青年自组织采用的网络化动员方式利用新兴媒体双向互动的传播优势，主要以智力优势——人才、资源优势——信息、效率优势——速度、效益优势——成本和竞争优势——时尚为表现形式，在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活动的空间的同时，还以一种更加时尚的方式增加了动员成效，形成了强大的时代优势，[7]迎合了当代青年群体多元化、自主化的追求和民主参与意识。
(四)根据组织规模优化组织结构，磨炼组织适应力和创新力
组织的扁平化管理是成长初期的青年自组织的一大优势，成长初期的青年自组织的特点决定了精简的机构设置是保证组织活力的重要保障。随着组织的成长，组织领袖、骨干成员人数的增加会带来管理层级的增加，如何保持组织扁平动员、平等快捷交流的特色是考验青年自组织理性能力和行动力的重要评判标准。当前处于成长中、后期的青年自组织多采用“U型”职能制组织结构，以工作职能作为部门划分的依据，职能部门任务专业化，这就有利于发挥各职能成员的专长，提高组织工作效率和快速反应能力。实践中青年自组织随着自身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完善和健全组织结构的做法推动了整个组织运行过程的稳定和高效。
根据马克·佩恩和E. 金尼·扎莱纳的《小趋势》的论述，共同性的扩大和差异性的张扬在全球范围内是并行不悖的两种趋势，在许多层面出现的全球一体化并没有遏制世界的差异性发展，相反，在新的条件下新的差异性不断生发，在价值观、行为方式等方面相似或接近的人不断形成小群体，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小趋势”正在成为常态。[8]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当前我国蓬勃兴起的青年自组织的主体地位基本明确，对自身定位的意识状况也随着组织的成长逐渐清晰，决定其存续发展的行动能力正在走向成熟。但是，作为一种新型社会组织形态，青年自组织能否持续发展和发挥积极建设性功能不光取决于社会需求和青年自组织自身明确的身份意识和理性的行动发展能力，还在于能否拥有现实社会活动空间和政治活动空间，即国家关于社会组织发展的政治纲领、法律体系和社会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