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青年在各个领域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倾向逐渐引起了学者和媒体的关注。在世界杯等国际性体育赛事中，青年们脸上涂着“日之丸”油彩，在看台上热情高涨地挥舞日本国旗、高唱国歌“君之代”为日本队呐喊助威(2002年日韩世界杯)，表现出毫无顾虑的“爱日本”和“日本主义”的趋向。在体育赛场之外，年轻人也表现出对于本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的回归倾向。2004年4月朝日新闻社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修正当前的宪法、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等问题上，20多岁的世代持肯定态度的比例大多高于其他世代，引发一些媒体和学者产生了当今日本正在走向“右倾化”、“保守化”的担忧。各个领域的学者开始关注青年这一群体的民族主义，也出现了许多与此相关的评论和研究。
其中较早和较有影响的是精神分析师香山(Kayama)Rika的著作《“微型”民族主义症候群——青年的日本主义》。香山发现，平时对于“国家”没有什么意识的青年，在国际性体育赛事中以及日常生活中会表现出一种毫无顾虑的“日本主义”，但它没有太深的内涵，多是情绪化的表达，因此将其称作“‘微型’民族主义(petit nationalism)”[1]。随着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这一名词也广为人知。在2004年朝日新闻社的调查结果公布之后，内山洋纪、福井洋平认为20多岁的年轻人已明显倾向于现实主义，并认为香山所说的青年的“‘微型’民族主义”已被一种新的民族主义——“顽固民族主义”所超越[2]。
本文将20多岁日本青年的这种民族主义倾向概而称之为“日本青年的民族主义”，将其作为一种现象来考察。它的表现有不同领域和层次。从领域上讲，既体现在日常的非政治领域，也体现在明确的政治领域，前者如国际性体育赛事中对日本队的狂热支持、对日本历史和文化的体认及对其独特性的探求，“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重新书写日本史的团体在青年中所受的热烈欢迎;后者则可体现为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认可、因期望日本做出更多的国际贡献而对自卫队和防卫省有更多期待、对修改宪法的赞同、对美日同盟的维护等等。而对国旗、国歌等国家象征符号的认同，对于“爱国”的直观反应，则难以区分政治与非政治的界限。从层次上来讲，青年的民族主义从单纯的情绪化的表达，到混沌的“爱国心”(“因为出生在日本所以爱日本”)的抒发，再到明确的政治诉求的提出，层次不一，复杂多样，但总体上表现出青年对迄今为止在学校教育中所受的历史观、国家观和战争观等的反思、质疑、甚至排斥和反驳的趋向。本文认为它有特定的脉络、原因和特征，应该被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来对待，有些研究对youth nationalism一词的使用[3]，就是这一视角的体现。
本文将首先揭示日本青年民族主义在战后思想史中的背景，之后介绍日本学界的先行研究成果，最后指出这一现象中存在的问题点，以作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一、背景
自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以来，“爱国”一词就带有某种禁忌的色彩。上世纪的日本就是打着“忠君爱国”的旗号将全体国民拖入战争，因此当日本的民族主义因战败而受创之后，对“爱国心”一词一直怀有警惕，甚至很少提“爱国”的说法。直到现在，试图恢复战前皇国体制的右翼势力都是最无顾忌地提倡“爱国”的一群，但他们提倡的“爱国”与战后民主主义的原则相悖，并不具备普遍性。战败之初，日本共产党提出了“反美爱国”的民族主义路线，但在被称为“战后民主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当中，多数都与共产党保持了距离。而在50年代盟军刚结束对日占领之后，提倡爱国的主要是保守知识分子。这种“爱国心”在战后长期遭受压抑的局面，在上世纪90年代和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转变，“爱国心”的禁忌正在出现松动的迹象。
1.国旗国歌法的制定与学校教育中对爱国心的提倡
1999年，政府制定“国旗国歌法”，正式将战后沿用的“日之丸”和“君之代”作为日本的国旗和国歌。此法一出，文部省即以此为依据，命令公立学校在开学典礼和毕业仪式上都要升“日之丸”旗并演奏“君之代”。由于“日之丸”和“君之代”是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象征性符号，很多人对此深感抵触，认为此举有违对个人内心自由的尊重，由此产生持续争论。1998年，广岛县立高中围绕毕业典礼上“日之丸”、“君之代”的处理方法，在县教育委员会和县教职员组织之间产生对立，校长在其中左右为难，竟至自杀。2003年东京都教委下达通知，在学校开学和毕业典礼上升国旗时拒绝起立、拒绝齐唱国歌的教职员要给予处分，2004年在东京就有198名教师因拒绝起立受到处罚，还有老师被送去“研修”，以“矫正”对国家象征的态度。
政府推动与青年的“日本主义”的上升应该有一定关联，但也很难说是直线的因果关系。因为学生对于这种带有强制色彩的爱国心教育并非没有异议。高桥克己、绫牧子的调查显示，学生们虽认为爱国心教育是必要的，但78%的学生认为应该以自然的方式来进行爱国教育，对于爱国心教育的强制推行感到反感[4]。但不可否认的是，政府层面上做出的对国旗国歌法的制定、教育基本法的修订、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等举措，为战后日本压抑的“民族主义”解开了束缚，营造了一种社会氛围。而在体育竞技场上，脸上涂着日之丸油彩的青年们热烈挥舞国旗，在比赛开始之前众声齐唱君之代这种情景，就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出现的。
2.不同于既有左、右阵营的新立场——“自由主义史观”的出现
在朝日新闻社2004年3、4月实施的舆论调查中，对于“你认为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好的吗”，在20岁世代的人中有46%的人做出肯定回答，对“今天的宪法需要改正吗”，20岁世代的人中有63%的人持肯定态度，另外，赞成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的占51%。不论以上哪个问题，20世代青年中持肯定回答的比例几乎都高于所有其他年龄段。这一调查数据是推断近年来“日本青年正在走向右倾化、保守化”的一个主要来源。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年轻人存在着更加强烈的希望对日本做出肯定性评价的意愿。
这种意愿并不是青年特有的，学界和民间早就出现了试图对日本史(尤其是近代史)和日本在世界上的定位做出更加肯定评价的动向，其一是持“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试图恢复战前天皇制的右翼势力。这种立场虽一直存在，却并没有多少支持者。第二种立场即“自由主义史观”，与既有的左、右立场都不相同，既不取“东京审判史观”，又不取“大东亚战争史观”，不重“天皇”而重“国民”，试图摆脱“国民”身上沉重的战争责任，把战死者作为为国家牺牲奉公的英雄来尊重。其典型代表就是1995年成立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1996年成立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
“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是“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前身，二者的成员或有交叉，其成立的宗旨类似，就是认为现行的教育不恰当地贬低了日本史，因此要编纂新的历史教材，使学生在课堂上学习历史后自然地产生自我认同和对国家的认同感。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在成立的第二年就对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强制从军慰安妇随行”的记述发出了全面批判，研究会出版的四卷本《教科书没有教给你的历史》，成为合计销量超过120万册的畅销书。“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成员小林善纪的《战争论》(1998)与西尾干二的《国民的历史》(1999)也成为畅销书，2001年编纂会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和《新公民教科书》通过检定并大为畅销，虽在学校中的采用率并不高，但由于宣称采用了实证史学的方法，在青年中很容易引起共鸣，有些青年就是在接触到小林善纪和井泽元彦的书之后，对之前所接触到的历史观产生了质疑。有的是看到了特攻队队员写给亲人的家书后，对这些“为了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的人产生了敬意[5]。后来，“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常被作为日本的右派运动被提及。
二、日本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
青年的民族主义与时代的民族主义在关注点、外在表现上有着某种共性的同时，也有着鲜明的代际特征。迄今为止已有从精神分析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个领域进行的研究，其关注点主要集中于以下问题。
1.青年的民族主义是否表明青年在走向右倾化、或者保守化
青年民族主义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就是部分学者由此做出了青年正在走向右倾化的判断，如内山洋纪和福井洋平，中国学界也多持这种观点。但是纵观日本学界的研究，在定性的问题上却是多持谨慎态度，但与其说是不赞同将青年的民族主义归于右倾，不如说是认为“左”与“右”的传统区分已无法涵盖今天日本社会的精神状况。
香山认为旧的一代虽然有若干思想上的混乱，但是还是可以区分出左和右，但是下一代人那里，不是思想上的“右”“左”，而是从社会阶层的“上”和“下”向“右”流动[6]。小熊英二则指出，这种常被批判为“右翼”、“右倾化”的言论和行动，起初并不是有意站在右翼立场上的，甚至这些言论的持有者本人在一开始时明确地主张自己不是右派，这是与以往的保守派和保守主义不同的一点。毋宁说是对“左派”的批判和反对、亦即是“反左派”使得他们的立场渐渐地与右派和保守派趋近，以至于最终被划归右派或保守派[7]。
铃木谦介在《年轻人在“右倾化”吗》一文中指出，日本的年轻人在足球等体育项目的比赛中朴素爱国心的表露以及在网络上发布的对左派的批判和排外主义的主张，常被评价为“右倾化”的表现。但舆论调查中作为“右倾化”表现的考察细目是是否同意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否同意改宪、是否同意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等，而护宪、反战等，都是以往的左派所拥护的价值。因此时下讨论中所谓的“右倾化”言论实际指的是“反左派”的言论，而从近期对日本青少年所作的调查数据来看，青年的“右倾化”不过是杞忧。青年在网络上表现出地对他人的极度不宽容的现象，与其说是右倾化，不如说是“采取了左派的形式的反左派的主张”，很难说能够归结成“右倾”[8]。
2.是否可以视为民族主义，属于何种民族主义
香山指出，虽然年轻人口头上说着“爱日本”，但只停留在模糊的概念上，对于自己所说的“爱日本”到底是何内容并未做深究。她注意到，青年虽然在赛场上热烈挥舞国旗，但是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国旗是由神道团体制作分发的，即使知道，也未表现出欢迎或是厌恶之情，而是仅仅出于观看比赛时想和大家一样挥动小旗的想法，至于其来历和意义则完全不关心。因此热烈挥舞国旗也并不代表他们对“日之丸”和“君之代”有着内心的感动[9]。多数学生看到此旗听到此歌时也不会与“弘扬国威”联系起来。
因此香山认为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说在日本青年中出现了民族主义的高涨，因为这些行为虽然运用了政治符号，但却是在切断了符号与其所象征的意义的情况下使用，于是“日之丸”旗从“日本”这个国家的象征，变成了“日本足球队”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看似民族主义的现象可以与政治无关。但是另一方面，也很难说它不会转化成政治性和国家主义的东西，为了日本竞技体育挥舞日之丸旗的青年，与为了战争挥舞日本旗的老一代之间，很难有清晰的界限[10]。
像是对香山担忧的回应，内山洋纪、福井洋平在朝日新闻出版社《AERA》周刊的2004年8月30日号上发表文章《20多岁青年的“顽固型”民族主义》，认为香山所说的“微型”民族主义，被一种“顽固”的民族主义所超越[11]。
此后，对青年民族主义的争论继续展开，有学者开始将青年民族主义放到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中审视，这方面的著作有北田晓大《讥讽型的日本“民族主义”》[12]和高原基彰《不安型民族主义的时代——日韩中的网络世代相互憎恶的真正理由》[13]。北田晓大选取了“2channel”这一社区网站作为研究个案，从媒体论的角度指出，年轻人那些看上去是民族主义的行为背后，是一种对大众传媒持犬儒态度的、表现为“嘲讽”(irony)形式的“浪漫主义”，是一种将个人认同投射到国家民族认同时的焦虑的体现。高原基彰的研究指出，在中日韩三国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都有“高度成长型民族主义”与“个别不安型民族主义”的阶段，三国青年中出现的反日、反华、反韩民族主义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反映了作为国民共同奋斗目标的经济高速增长意识形态的消失、国民内部立场的分裂和多元化。因此这种民族主义与其说是对外的问题，首先是国内问题的体现。
3.青年“民族主义”原因
(1)精神分析的角度
香山针对青年将符号与意义分离的行为，运用精神分析法，从两个层面对其做出解读。一是个体的心理机制。香山指出存在两种分离的类型，一是“分裂”，二是“解离”。这两种分离的类型，本来只是指精神病症，但生活于现代社会中的青年，在面对稍微复杂的状况时就易于采取这种方式，无视事物本来具有的复杂的内在联系和矛盾，避免在个人的层面上产生痛苦和紧张。“分裂”(splitting)是指将对象明确地分割为相对立的两个领域，要么是“好”，要么是“坏”，以择其一的方式来做评价，拒绝进入对象内部复杂的关系，从而不让自己背负客观评价所带来的精神负担。因此就会出现感情的两极化，要么是极端的理想化和热爱，要么就是憎恶与嫌弃，且在两极之间还可发生转化。青年在割裂符号与历史意义的情况下使用国旗国歌等象征符号、不存在紧张感的“爱国”情绪的表达，都是这种“分裂”机制的体现。而“解离”(dissociation)则是将本应该统合在一起的意识、记忆、认同和对环境的认知等分解开来，忘掉给自己造成痛苦的意识和记忆等，或是想象成是另一个人经历的事，借此回避紧张与精神压力。最典型的就是在课余做色情服务的女大学生，把提供色情服务这种会得到负评价的做法当作与自我没有关系的事情，把在晚上从事色情业的自己“解离”出去，不纳入自我的评价机制。青年对日本近代史的负面因素的态度就与此类同。
香山解读的第二个层面是拉康的“想象的关系”。指人们常会在意社会上多数人的意见，并把这作为自己思考和行动的出发点，这就是从镜子中的影像来感知自己。当身边许多人都在挥舞日之丸旗唱君之代的时候，自己也会同化进去，避免因与众人行为不一致而造成的孤独感。
(2)社会学的分析
香山和北田晓大的著作作为青年民族主义问题的先行研究，尽管已具有相当影响，但也被认为存在一定问题，前者被认为缺乏缜密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后者则着眼于媒体研究，没有充分考察与媒体以外的社会的关系。针对此现状，以著作《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的社会学家吉野耕作以大学课程中所作的社会调查为基础，通过实证的研究，专门对媒体所称的所谓青年的“右倾化”行为结合社会过程的分析做出考察。
吉野耕作的调查研究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对媒体做出的年轻人在走向右倾化、保守化的报道，验证其是否反映了年轻人的真实状态。吉野对此的结论是否定的。他指出，媒体作为测量右倾化、保守化而提出的问题，可做解释的幅度太大，也存在方法论上的问题，因此只能得到大而化之的答案，却不能反映在这个回答背后青年的观点，并且他在调查中发现，媒体在调查后做出的“年轻人右倾化”的观点，与年轻人现实中的切身感受是游离的。因此，相较于年轻人是否右倾化、保守化、民族主义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考察把年轻人归入民族主义的社会的文脉是怎样的。
吉野研究的第二步，就是关注青年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他指出以往的民族主义研究侧重于“创造型民族主义”(即创造民族认同)，而现在的研究则应侧重于作为nation已经成立了的社会中的民族认同再建构的问题。他认为在有意图的意识形态操纵和动员不存在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也可以展开，所以提出要从研究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转向以市场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他提出，当前的民族主义问题是全球化了的消费社会的民族主义，应研究作为消费者的年轻人与围绕着他们的媒体、广告代理商、企业等各种文化中介之间产生的社会过程。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中，国家认同、国家象征等都变成了有魅力的商品，可超越国民间的差异产生集合的连带，促进大量消费。因此要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民族主义在现代的展开，就需要阐明全球化的社会经济装置的结构。在研究的最后他还提出需要密切关注民族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结合的问题[14]。
在吉野的研究之外，有的文章也多少涉及了社会视角，其一是从世代变迁的角度，其二是从生活方式变迁的角度。前者如内山洋纪、福井洋平，指出当前青年民族主义的主体，其10岁到20岁是在“失去的十年”中度过的，当时日本陷入经济的低迷，经济大国的辉煌早已不再，正因为如此，才在年轻人心中产生了“日本本应更出色”的感觉，青年的民族主义就是一种混杂了对大国的憧憬和焦躁感的心情[15]。
从生活方式变迁角度所做的研究，有中岛岳志的《青年的“寻找自我”与平成新民族主义》[16]。中岛指出，年轻人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逐渐与过激的爱国心和民族主义相结合，这是现代日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他把这称作平成新民族主义，以与昭和维新民族主义相对照。
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到后期，人们面临着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的无尽重复，如何从这种无止境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变成了当代人的课题。有人选择了向新兴宗教和某些特殊的亚文化靠拢，如上世纪90年代奥姆真理教的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但作者指出，这种寻求虚构的“意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些人选择了不再寻求“意义”的问题，只耽溺于瞬间快乐的生活方式，这可以叫做“脱力的一代”。但是，也有一些人不愿做“脱力的一代”，他们排斥想出名想暴富的拜金主义的生活，但也做不到踏实努力地认真生活。他们无法不去追问“意义”而脱力地生存于世间，这种人可以算作“中间派”。他们想追求自身存在的意义，因找不到而苦闷无据，因此产生了两种路径，一种是到超越性的精神性力量(如“神”的存在)中寻找依托和拯救，一种是将视线投向外部，试图通过将自己与世界连动而找到自身存在的依据。这两者都会对现时日本的腐败和无能产生不满，为了找到“活着的真实感”，他们可能会通过投身于民族主义的漩涡来摆脱“温吞的地狱”的煎熬。作者将这称为精神上不安定的“精神疾患型民族主义”以及将自己的感情、精神与世界联动的“世界指向型”民族主义，并指出这两种表现的民族主义都呈悄然扩大之势。
(3)政治学的分析
精神分析和社会学路径的分析各有长处，但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当代青年的民族主义并非仅仅是世代变迁、社会变迁和生活方式变迁所致，如果将其纳入思想史的视野，会发现它根本上来说是战后遗留课题的延续，是战后日本社会特定的政治精神领域的问题结合了新时代和新背景的再次出现，而这是后工业社会的解释框架不足以涵盖的。其中，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平石直昭运用思想史的方法对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分析尤为值得参考[17]。
平石指出，近年来日本的“保守化”和“右倾化”现象，虽然具有类似的外貌，但引起它的思想、文化原因和政治的、社会的契机却绝不相同。从总体来看，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民族主义倾向虽有各自的脉络与指向，但都是自战败以来即开始探讨与摸索的关于如何重新确立国家认同的课题在时下的延伸和体现，战败后初期如南原繁等知识分子提出的在对战前的负面价值进行充分批判和割裂的基础上重建国民精神的课题，经历了战后60年之后仍未得到充分的继承和回答。平石运用丸山真男的“开国”的理论，提倡在冷战结束和全球化的趋势下把握住当前新的“开国”的契机，不仅在物质和技术的层面“开国”，还要在精神层面上打破拘泥于日本固有文化的思维模式，以开放性的姿态用世界多元的文化与价值将日本中心的封闭性文化取向相对化，加强与亚洲其他国民的交流，在普遍性的价值之上形成新的国民精神，抵制排外的民族主义倾向。
在之后的研究中，平石还专门提到青年的问题，即在接受或是支持民族主义的国民、尤其是青年当中，存在着“原子化”的倾向，这与现代日本社会的变化以及所置身的世界状况有着深刻的联系。在高学历的年轻人参与制造的奥姆真理教事件以及青年的无差别杀人事件间歇性出现的情况之下，作者认为需要关注这些事件的发生到底有什么样的背景，以及是否存在与“民族主义”结合的可能等等[18]。
三、结论
综上，可对当代日本青年的民族主义做如下总结。
1.当代青年民族主义并不是战前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复活，两者的重大不同就是不再以天皇作为凝聚国民认同的核心，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部产生，从草根中产生。其目标既不是建国，也不是某一民族(种族)的独立，甚至不能一概而论为爱国主义，其中也夹杂着对现实政治腐败的不满与抨击。在其根底的问题，是二战后民族认同再建构课题的未解决。
青年的民族主义是青年对迄今为止从学校和媒体中接受的历史观、战争观的反思与质疑，体现了青年在国家认同与自我认同问题上的焦虑，他们对日本这一国家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追问，也包含了对自己这一个人化存在意义的追问，两者是互为一体的。
2.青年的民族主义与战后日本社会的精神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存在着对学校中现行的历史教育和政治教育的反驳，但从根本上来说，青年的民族主义恐怕不是对日本战后精神结构的反抗，而是这一结构中存在的问题的延续。
在这一点上，对日本青年民族主义的研究必须结合对战后日本思想结构的考察进行。这是单纯的世代理论和心理分析无法涵盖的部分。香山Rika的精神分析指出青年民族主义的原因在于包括青年在内的社会性群体在后现代生活方式下的心理病征，虽然在解释全球化背景下青年生活方式的共性上具有真知灼见，但在解释日本青年民族主义的原因上却显然缺乏历史的视野。在考察日本青年的民族主义时，需要思想史的视角，关注青年民族主义的具体表现、促发原因及政治的、社会的背景。
3.关于定性的问题，正如小熊英二、吉田裕、铃木谦介、吉野耕作等研究者指出的，当下青年的“民族主义”言论和行动，是否可以一概划归为右派，尚需谨慎。当然，对其是否是右翼或保守思潮的认定也有其重要性，但在把握其动态上恐怕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防止这股本不是从右翼阵营出发的力量能不被右翼阵营所争取，使它变为一股促进民主化进程的力量或潜在力量。
因为学界已经注意到，这些带有“右倾化”的言论和社会运动的出现，从一个侧面证明，战后的左派或说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空间，已经无法有效涵盖当前日本社会出现的一些问题[19]。“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就是一个实例，小熊英二的研究已经指出，编纂会在出发点上是明确与右翼阵营划清界限的民族主义潮流，但最终仍走向了与右翼合流的结果。这表明失去出口和凭借的民族主义如果在既有的左派言论空间中找不到资源，很可能会被右翼所吸纳，这也是在观察青年民族主义今后的发展趋向时极为需要注意的。
4.青年民族主义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青年虽然有着爱国的意识，但是对于“爱国心”到底指什么其实仅有着非常模糊而朴素的理解，对“祖国爱”与“乡土爱”也并没有明确的区分。许多年轻人对“为什么爱日本”的回答是，因为出生在日本，或是因为本身是日本人，而这类似于乡土意识的扩大，属于族裔民族主义的层面。但近代的民族主义恰恰是建立在对单纯的地域共同体感情的否定性之上的，它对民族主义的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其拥有主体性和责任意识，这就是“公民民族主义”的层面。但青年排除了紧张感、割裂了与历史意义关联的“爱国心”无法承载这个层面的民族主义。青年在自我认同和国家认同上的迷茫 ，使青年的民族主义呈现出未定型的状态，但并不能因此就说这种爱国心不值得重视。其实，正是因为其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和认识，才会不固定在一个立场上，在有外来刺激或引导的时候，更有可能被裹挟或发生转向。吉田裕曾指出，这种青年民族主义虽不是矛头对外而是“向内的民族主义”，但由于根本上是一种情绪性、感觉性的民族主义，所以一旦遭遇刺激他们民族感情的象征性事件，很容易转化成攻击性的民族主义，而靖国神社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20]。
其实，静态地谈论当前日本青年中的民族主义到底是政治的还是文化(非政治)的、是防御型的还是攻击型的、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关键的问题是，不止是日本青年的民族主义，就一般的民族主义问题而言，在历史上，民族主义常常都是与不同的要素相结合，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力量，因此要把握它的性质与方向，必须看它与什么样的要素相结合。在近代，在二战后原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上，民族主义常常是与社会革命相结合，致力于旧秩序的打破和民族的独立。对于当前日本青年的民族主义，如果期望其在未来能健康发展，就要努力使这股民族主义力量与民主化相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