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费尔巴哈对基督教展开了深刻批判。将基督教中神秘的上帝复归于人，把上帝的本质回溯至人的自身的本质。在此之后，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定义为“心”或“爱”，使得他把上帝的存在问题仅仅解释成是源于“心”的需求。同时，在上帝与人的关系方面，费尔巴哈也只是将基督教宣揚的人对上帝所具有的依附关系颠倒为上帝对人的依赖关系。在这两个方面，费尔巴哈都没有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而对这两个问题的进一步阐释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一方面从青年黑格尔派进行的宗教批判运动出发，就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批判进行回溯，简要地勾勒出这一图景。另一方面，借助弗洛姆所发展的精神分析，将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对基督教进行批判时所涉及的上帝的存在及上帝与人的关系的人本学实质问题，置于心理学视域下进行另一维度的阐释，使其实质得以更加明晰的显现。
[关键词]人本主义；自我；社会自我；逃避自由；共生
[中图分类号]B84-065；B516.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20）04-0140-07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想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其本身的思想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因而被马克思批判与扬弃。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多数集中于拒斥实践、仅仅站在理论化的立场、未深入到现实世界本身的矛盾等方面。与此不同，本文更关注于费尔巴哈的“心”或“爱”的概念本身，对其中更为本质的驱动力问题，即对费尔巴哈的心之需要展开进一步的考察。同时，凭借弗洛姆所发展的精神分析，对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有关上帝的存在及上帝与人的关系问题做出另一个维度的阐释。
一、费尔巴哈对基督教批判的回溯
（一）青年黑格尔运动
无法否认，若没有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和追溯，费尔巴哈这位哲学家或许不会如现在这般为我们所熟知；更甚者说，他极有可能被淹没在浩瀚的西方哲学史的发展浪潮中。在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研究中，我们与费尔巴哈相遇在黑格尔学派的解体时。作为“理性世界的亚历山大”，黑格尔的思想及其魅力吸引着众多追随者，直至今日依然有无数后人踏入黑格尔的理性王国。但在他逝世后不久，其追随者很快便分裂为两个派别——青年黑格尔派与老年黑格尔派，前者与坚守传统黑格尔思想的老年派不同，他们的思想中充斥着对立与冲突。虽然青年黑格尔派中有着不同的思想观点和主张，但均体现着人本主义的无神论观念。
从施特劳斯出发，他所著的《耶稣传》的实质起点就在于黑格尔的“理性”。施特劳斯主张历史上真实的耶稣只是创立了教派的现实的人，而宗教中的基督的形象仅仅来源于神话，这一神话中的形象之所以作为现实的、历史的人而存在，只不过是缘于宗教内部无意间的臆想。这部著作触动着当时众人信奉的神圣的全善者，如若具有历史现实性的耶稣丧失了其真实性，那么不亚于天堂和上帝一同崩塌。另外，从对黑格尔的传统解读出发，黑格尔曾主张普鲁士的君主政体相符于基督教之中的耶稣，他认为普鲁士国家的君主政体是在政治领域中的绝对精神。由此，致使普鲁士的神学根基遭到毁灭性地摧毁。《耶稣传》的出版使得施特劳斯丧失了任教的契机，但对宗教的批判运动在青年黑格尔派中逐渐升温。与施特劳斯认为宗教是源自宗教内部无意间的臆想不同，鲍威尔从主体和自我意识出发，认为宗教的神学故事是由怀有明确目的性的人所创作的。这一发现促使鲍威尔转向了对基督教的产生及发展历程的研究。他提出基督教中流传的各种教条与犹太、希腊和罗马文化有着密切关联。同时，鲍威尔与施特劳斯相比对宗教的批判更加激进，他更加主张无神论观点。从“异化”这一哲学语境入手，可以将鲍威尔对神和上帝的看法表述为由于异化了的宗教意识而主观臆造的对象。在鲍威尔对宗教进行更加有力的批判的带动下，包括他在内的“博士俱乐部”逐渐在这场对宗教的批判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力军。与此同时，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也置身于这一运动之中。
（二）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批判
费尔巴哈在少年时期曾致力于钻研神学，但当他与黑格尔哲学接触后，立即被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所吸引，并由此转向了对哲学与理性的研究。同时，在他被黑格尔哲学思想吸引的初期就藏匿着对黑格尔极其抽象的哲学思想的茫然和质疑，这源于他内心深处根植的对人和自然的爱。费尔巴哈在对宗教展开批判之前便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批判，他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一书中，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实质归结为神学，并且认为“黑格尔哲学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1]。在对基督教进行批判的初期，费尔巴哈将“理性”这一概念作为批判的武器对基督教“灵魂不死”的教义展开了批判，意在强调人类应该将关注点聚焦于现实和生活，而非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虽然对基督教的批判致使费尔巴哈被剥夺了在大学执教的资格，但他在此后的一生中都未放下过对宗教和神学的批判研究，同时，致力于完善其建立的人本学和自然主义。
费尔巴哈在其哲学语境中借来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将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的个体都置于空间与时间之中存在，否认人类的认知是有限的观点。他认为人和人的本质才是最为重要的。由于费尔巴哈对时间和自然界所持有的态度，令他认为“时间披露了一切秘密，它告诉我们，在自然界里没有什么神的统治，有的只是自然的必然性、力量和法则”[2]502。他的人本学主张有生命的实体，其生命直接源于自然界中，而人作为有生命的实体不仅是单纯的自然产物，也借由文化和历史而产生。他将感性在本体论意义上进行解读，给予了感性以现实性意义。据此，费尔巴哈以宗教作为批判的对象，否认了基督教中灵魂与肉体相分离的说法，肯定了灵魂依赖于肉体而存在、灵魂与肉体相统一的关系。同时，他认为基督教所声称和追求的彼岸世界，只不过是人的大脑活动所具有的二重性之一，即认识活动。也就是说，思维的对象只不过是思维活动本身，这种思维活动是一种“非对象性”的活动，属于纯粹精神的、非物质性的活动。因此，对于彼岸世界的追求是不具有现实可能性的，而基督教之所以倡导追求彼岸世界的生活，只不过是为了达到特定宗教目的的手段。
于1841年出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将对宗教批判的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在该书中，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的批判可以追溯回他对犹太教的分析中，他认为犹太教对各种一神教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基督教产生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基督教中的创世学说正是起源于犹太教，并且是犹太教的基本學说，是人在实践上——犹太人的利己主义行为——使自然仅服从于自己的意志和需要；就其表象而言，则为意志的产物，其奉行的原则便是纯粹的利己主义原则。依照费尔巴哈“犹太教是世俗的基督教，而基督教是属灵的犹太教”[3]的逻辑，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区别就在于基督教是去除民族利己主义的、被赋予了新的本质——心之需要——的犹太教。也就是说，基督教使属人的心情之需要成为世界的主宰和法则，基督教的奇迹旨在造福于人而非造福于某一民族。但是，费尔巴哈尖锐地指出，基督教所谓的不具有民族划分地造福于人，也未跳出利己主义的范畴，因为基督教的奇迹造福的只是信仰基督的人，基督教只不过是将犹太教的利己主义转变为主观性，也就是将犹太教的目的转为基督教的目的，即对属天的福乐的追求。
二、上帝存在的人本学实质
（一）费尔巴哈对上帝存在的解读
费尔巴哈曾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将颇具神秘主义的宗教神学中的秘密直截了当地以人本学的面貌展示在人们面前。他认为基督教中的上帝，其本质不过是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上帝若想作为具有个体实在性的存在者存在，就必须依赖于人的存在。他将上帝存在的本质表述为：“上帝起源于缺乏感；人缺乏——不管这是特定的、因而有意识的缺乏还是无意识的缺乏——什么，上帝就是什么。”[2]115他认为上帝的存在，在于人们对现世生活的不满。人们意图通过信仰全能的、慈爱的上帝来实现自己过上彼岸世界生活的愿望，即确保心之需要得到满足。
不可否认费尔巴哈将神之本质回溯到人之本质的认识是具有开创性的，但他关于上帝为何存在的讨论却仅停留于心之需要的层面上，而对于心之需要的解读也仅简单地阐述为只有心之力量才能实现心之需要的满足。他认为上帝的存在源于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性质的不满，于是依据自身，人（类）凭借纯粹主观的理想化方式对其进行了重新建构，而关于此种行为的驱动力问题就在于依靠心之力量才能得以实现的心之需要的需求。这一做法使得他将上帝存在的本质推向了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心”的范畴，致使他对该部分的解读难以令人信服。有关人的驱动力问题，本文倾向于认为其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心理学视域下的人的心理机制。同时，上帝存在的本质问题，也能够在人的心理机制中进行考察。
（二）以弗洛姆的精神分析看上帝的存在
弗洛姆依据弗洛伊德的生本能提出人在心理学视域下具有恋生癖倾向，即对生的向往。同时，他在《逃避自由》中表示，在生物学意义上，相较于人来说，动物依靠强大的本能在面对自然界时更容易生存。与此相反，人作为本能劣势的存在，其本能结构绝大部分功能性的丧失使得人在成长过程中时刻受到来自自然界的威胁，处于自然界中的人无时无刻不笼罩在死亡的恐怖阴影下。这种情况甚至在人出生前就已经存在，即母体孕期中的婴儿便需要母亲的帮助才能得以生存。由此造成了人对原始纽带的渴望，即对归属感和安全感的追求，并且贯穿于人的一生。
一方面，人的个体性的存在保证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使人具备了自我，这便意味着拥有了摆脱原始纽带、自然界束缚和追求自由的愿望。同时，也意味着“他不能退回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史前状态，他必须不断地发展自己的理性，直到他成为自然和自身的主宰”[4]20，而“由于具有自觉的意识，他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与存在的极限，他预见到他的归宿——死亡”[4]19。另一方面，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的本能及其劣势造成人必须同他人产生联系才更有可能在自然界中生存和延续，致使人必然地具有了社会性。作为社会性的人，想要在社会中生存就意味着不可避免地需要同他人产生联系，而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又必然要关心除自身之外的人和物，正如海德格尔哲学语境中所表述的“非本真态”，可以理解为：作为被抛于世的此在处于非本真态中，而此时称之为常人的此在必然身陷“烦”与“操心”的泥沼，烦心、烦神于同他人、他物打交道的过程中。因此，在社会中生存的人，在与他人打交道时必然会压抑自我的彰显，反之发展出社会自我。随之而来的便是自我与社会自我的对立，这种对立又使得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受到来自社会的威胁。换句话说，人在面对社会时依旧是个渺小的存在，并且对此深知，所以作为个体的人对社会也充满着恐惧，这也就再一次激起了人对归属感和安全感的渴望。
站在外部世界的角度进行分析发现，因为人在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中始终都是弱小的、无能为力的存在，人的生存问题无时无刻不受到二者的威胁。在自然界和社会的双重威胁下，人产生了对客观的、属自然的世界的恐惧与厌恶；导致了归属感和安全感的丧失以及对其复得的渴望；造成了逃避属自然的世界并与其断绝联系的情况的出现；致使了逃避自由的行为的发生。因此，逃避自由的行为意味着人为了达到归属感和安全感复得的目的，甘愿放弃个体性，获取原始束缚，进而将自己与主观意志所认可的、强大的对象同一，作为一个共生体而存在的行为，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自我和社会自我的统一。基督教中的上帝正是如此，上帝作为无条件满足人的任何愿望而得以实在的全能者，恰恰是在人的逃避自由中将人的本质对象化为与自身相对立的存在，使得人在对上帝的信仰和崇拜中达到与其同一的目的，从而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实现真正的自我。也就是说，只要能确保人在与被主观意志所认可的、强大的对象的同一过程中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实现真正的自我，则对象无所谓是否为基督教的上帝。因此，被费尔巴哈阐释成，为了确保心之需要得以满足的上帝存在的本质，更确切地说，是源于自然界和社会对人的生存的巨大威胁、源于自我与社会自我的分裂所导致的人的逃避自由的行为，即人对于归属感和安全感的渴望以及对实现真正的自我的追求。
三、人与上帝的关系的人本学实质
（一）费尔巴哈对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理解
基督教始终声称人生而有罪、生来残缺，想要获得救赎、达到完满的唯一途径便是信仰上帝并遵循神谕，只有这样人才能摆脱罪孽过上完美的彼世生活。借此，人与上帝的关系便被基督教表示为罪孽深重的、弱小的人只有依靠神圣的、全能的上帝才能得到拯救，而人在完全信奉上帝的同时，必须任何事情都不得违背上帝本身及其神谕。对于这一说法，费尔巴哈在将神之本质回溯到人之本质后，紧接着便对人与上帝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追问。他认为上帝作为人的类本质存在，是人将人的类本质对象化的结果，那么上帝的存在即是类的存在，并且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论述人格式的不死的部分时表示：“从而，神性，上帝的生存，就被当作是依赖于个体的生存的。如果我不是不死的，那我就不会信仰什么上帝了；谁否认不死，谁就否认上帝。”[2]233也就是说，类的存在依赖于个体的存在而存在，而类的存在也确保了个体作为类而永存。由此，人与上帝的关系便展现为个体与类的关系，即人的本质与人的类本质的关系。换句话说，人与上帝的关系并非是人依靠上帝的神迹才能得到真正的生存，而是上帝只有依靠人的存在才能得以存在的关系。
但是，费尔巴哈对人与上帝的关系的本质问题，和上文所述的人之本质与神之本质的实质问题陷入了同样的瓶颈，即问题不仅在于上帝的本质是人的类本质对象化的产物，而在于人的本质为何会变成上帝的本质。同样，人与上帝的关系问题，其关键不仅在于上帝对人的依附关系，更在于上帝依靠人内部何种更加本质的东西才得以存在。费尔巴哈对于这一问题只用“心”进行了回答，他认为上帝所依附的更本质的东西是心之需要，是心的欲求。可是，这一观点依旧未能进一步深入，这无异于是说因为人想要上帝存在，于是上帝就存在了。这种凭借人的绝对主观性进行解释的说法使其陷入困境，也就是未能触及驱动人的主观性的更加本质的东西。
（二）以弗洛姆的精神分析看人与上帝的关系
在此，我们对人与上帝的关系的实质问题进行追问。一方面，在探讨上帝存在的本质问题时提到，由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对人的生存的威胁，激发人对归属感和安全感的渴望以及对实现真正的自我的追求，从而引发了逃避自由的行为。另一方面，从人自身的角度考察导致逃避行为产生的深层原因，就在于人自身内部的恋生癖倾向和恋尸癖倾向在人自身面临威胁时所产生的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在《人心》一书中，弗洛姆在心理学视域下依据弗洛伊德的生本能和死本能的理论，发展出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两种固有本能，即人所具有的恋生癖和恋尸癖倾向。简单来说，就是人在具有对生的渴望和性冲动（融合）的同时，也具有对死亡（重回母体）和绝对控制的向往；同时，恋生癖是人的首要倾向，而恋尸癖作为人的次要倾向存在。这种首要与次要之分，被弗洛姆表述为它们经常处于相互的冲突之中，若满足人的恋生癖倾向所生长的条件，则恋生癖作为人内部深层次的倾向便会呈现出来，而恋尸癖倾向便不会得以显现；与此相反，若在无法满足恋生癖倾向生长条件的前提下，进而满足的是人的恋尸癖倾向的生长条件，恋尸癖才会为人所显现[5]。而恋生癖倾向与恋尸癖倾向在人自身面临威胁时所引发的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推动人与被主观意志所认可的、强大的对象进行同一，并在同一中达到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复得。
促使人在基督教中通过与上帝形成统一体，从而在这种同一中获得归属感、安全感以及实现了真正的自我的正是恋生癖倾向和恋尸癖倾向。同时，人所固有的这两种倾向也将我们指引向人与上帝关系的人本学实质——弗洛姆的共生概念或施虐与受虐关系及其所体现出的权威主义。“从心理学的观点研究，两者（施虐者和受虐者）有一共同的来源，即不能忍受自己的孤独及懦弱，笔者叫这种现象为‘共生体’。”[6]76弗洛姆认为施虐者和受虐者处于一种共生的状态，二者均不能离开彼此而独立存在，同时，只有在这种状态中二者才能得到彼此的满足，形成一个蕴含权威的统一体。该统一体的形成得益于三个重要因素：其一，在于施虐者的恋尸癖倾向中对他人绝对控制的需求。其二，在于受虐者的恋尸癖倾向中对绝对服从于他人的需要。其三，在于二者共有的在面对自然界与社会的外部权威的内化后，在恋生癖和恋尸癖倾向的作用下所产生的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即对归属感和安全感的需求以及对实现真正的自我的渴望。“通常这种逃避心理机构最显明的表现是企图服从与支配他人。”[6]70如此，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人和上帝便处于这样一种共生关系中。一方面，人通过信仰上帝并且完全依據上帝及其神谕而活动，在失去个体性的同时摆脱自然界与社会的权威给人带来的自卑和恐惧，从而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避免社会自我和自我的冲突，实现真正的自我。另一方面，上帝对人及其活动进行掌控，但上帝同样需要依靠人的信仰而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实现真正的自我。可能有人会对上帝的归属感、安全感和真正的自我的问题进行发问，即上帝是全能的、完满的、以人的类本质而存在的作为权威者的存在，怎会缺乏这些东西。需要强调的是，费尔巴哈早已表明上帝作为对象化出来的人的类本质必须依靠作为个体的人的本质的存在而存在，基督教里作为实在的上帝也必须依靠人的信仰才能得以实在；同时，上帝作为人的上帝，得以被人所信仰的原因在于其无条件的满足人的任何愿望。他是为了拯救人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上帝的目的仅在于人。由此，即使作为权威者而存在的上帝也只有依靠人的信仰才能获得归属感和安全感，只有在人的信仰中上帝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换句话说，上帝存在的意义在于满足人的愿望；上帝存在的方式依赖人的信仰；上帝存在的目的仅在于人。综上所述，人与上帝的关系的人本学实质是一种作为施虐者和受虐者而存在的共生关系，以及其中所展现出的权威主义。
运用弗洛姆的逻辑进行分析，虽然避免了费尔巴哈只能在心之需要的层面上对这一问题进行解读，但是为了让这种关系更加明晰，我们必须对人与上帝的关系中施虐者和受虐者的身份的对应问题继续发起追问。通过对基督教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基督教中人是罪孽深重的，世间的磨难都是为了使人赎罪而设置的考验，人只能通过完全的信仰和遵循上帝来获得救赎。由此，基督教中人与上帝在共生关系内部相对应的身份无疑是人作为受虐者，上帝作为施虐者存在。随着费尔巴哈对基督教和上帝的本质的揭露，使得上帝作为无条件满足人任何愿望的存在，其存在和目的仅在于人，上帝也因此成了人的工具。于是，在费尔巴哈的思想中人与上帝在共生关系内部相对应的身份转变为上帝是受虐者，人作为施虐者而存在。
对于这个问题，我更倾向于认为施虐者和受虐者的区分仅仅是作为形式上的区分，其本质都是以达到对自我进行确证和确保自身生存为目的。施虐者和受虐者只是在确保此目的实现的前提下，在形式上进行的区分。施虐者依靠对他人进行绝对控制的形式来达到本质上满足自我的确证和确保自身生存的目的；受虐者则依靠被他人控制的形式来达到本质上满足自我的确证和确保自身生存的目的。换句话说，在本质上并无施虐和受虐之分，施虐者只是以不同于受虐者的方式达到对自我的确证得以满足并确保自身生存的受虐者；而受虐者也只是以区别于施虐者的方式达到对自我的确证得以满足并确保自身生存的施虐者。也就是说，人与上帝均为施虐者，也皆为受虐者。当人的行为均以上帝自身及其神谕为准则时，便意味着上帝对人所具有的绝对的控制，并且在人的信仰和崇拜中使上帝达到了确证自我、确保自身生存——上帝作为对象化了的人的类本质，必然具有对自我进行确证以及确保自身生存的需求——的目的，此时可以将上帝看作是施虐者的存在。但是，在上帝不得不以替人受罪，即刻实现人的任何愿望，存在的全部意义仅在于为人而活，并以此为代价换取自身得以实在的情况下，即上帝依靠人的存在而存在。那么，在这种意义上难道不是人才是施虐的一方吗？
综上所述，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在促使人们摆脱宗教束缚，回归人与现实生活本身这一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借助弗洛姆所发展的精神分析可以发现，费尔巴哈基于人的本质——“心”或“爱”——进行阐释的上帝存在的实质以及人与上帝的关系问题，其更深层次的实质有二：其一，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境遇中人的生存始终受到威胁，造成了自我与社会自我的分裂和逃避自由的行为发生，并意图凭借上帝的存在达到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复得，以及实现真正的自我的目的。其二，人所固有的两种倾向促使了人与上帝的同一，使二者处在一种共生关系之中。同时，在此共生关系中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之分。也就是说，没有绝对的施虐者，也不存在绝对的受虐者，而只是以相区别的方式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即对自我的确证得以满足的追求和确保自身生存的目的。
[作者简介]王树藩（1995—），男，内蒙古扎兰屯人，硕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