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它象征着现实社会的种种苦难、压抑和无奈，因而宗教是应该而且必须被消灭的，正如现实中的一切苦难、压抑和无奈都应该而且必须被消灭。弗洛姆却认为，还存在一种特殊的宗教，一种即使生活富足、内心幸福也可能存在的宗教。这种宗教是关于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的大爱，也是马克思著作的核心。
我们必须超越我们的自我陶醉、私心和内心的孤独并走向生活;而且——迈斯脱尔·埃克哈脱会这样说——必须使我们自己变空，才能达到充分，才能变成整体。如用不同的话来表达这种信仰，就正是马克思著作的核心。
——弗洛姆
一
在弗洛姆看来，马克思主义学说实质上是一个宗教理论体系。它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法哲学批判为基础，以哲学、社会学思想为论证手段，提出了“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思想，其中心始终没离开过“人”这个主题。“人”这个概念不仅是马克思整个学说的起点，也是其着力渲染的逻辑终点。研究人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被消解，是马克思整个学说体系的重中之重，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也始终在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体系中闪耀着夺目的光芒。在这里，马克思既没有把人神化(这是经典宗教理论的特征)，也没有因此而供奉起共产主义来，相反，在马克思眼里，人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共产主义更不是一种浪漫而又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一个在历史有规律的运动中必定能得到实现的科学真理。那么，何以说他的学说是一宗教理论体系呢?
对此，弗洛姆有一段精彩的诠释：“今天真正理解马克思的人是很少的。假如我说除了我和少数另外几个人外，差不多都错了，我可能显得骄傲自大了些。我并不想评价得这样概括，但我确实感到许多研究马克思的专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宗教，当然不是在信仰上帝这个意义上的宗教。佛教在一定意义上也不是宗教。佛教在不信上帝这个意义上说也不是宗教。佛教不承认神，但它的中心信仰是宗教的。那就是：我们必须超越我们的自我陶醉、私心和内心的孤独并走向生活;而且——迈斯脱尔·埃克哈脱会这样说——必须使我们自己变空，才能达到充分，才能变成整体。如用不同的话来表达这种信仰，就正是马克思著作的核心。”[1]164在这里，弗洛姆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基于信仰的宗教，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宗教，这种宗教是直面生活、走向社会的，不是基于幻想而虚无缥缈的;是关注真正的人，从而使人获得现实解放的，而不是以逃避社会和责任来求得心灵解脱的一种世俗宗教。似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洛姆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以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为特征的特别的宗教。然而，众所周知，马克思从早年时期开始就对宗教深恶痛绝，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象征着人世间的苦难、压迫和无奈，因此，宗教从一开始就进入了马克思批判的视野和日程。那么，宗教在现实中的情形是如何的呢?马克思是否真正地消灭了宗教?
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笔者认为马克思似乎只看到宗教坏的一面，而忽视了好的一面。当他说“宗教是还没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时，他至少忽略了引人向善的佛教。正是因为笃诚的宗教信仰，法国的哲学家柏格森才跟随着思想的历程渐渐走近了天主教，甚至想接受天主教的洗礼，皈依上帝。那么，宗教是否只是人间苦难的避风港、避难所呢?马克思写道：“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2]换句话说，宗教就是虚无，是现实的人们无可奈何的归宿。因此，“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些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2]
就人创造了宗教而言，宗教诚然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正是因为现实的不人性和人对这种不人性的现实的无可奈何，宗教才得以以慰藉和抚慰人们精神的“牧师”姿态出现。因此，宗教使得人们满足于一种虚幻的幸福，整天生活在有如服食鸦片之后所产生的幻觉中。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强烈感觉到，要把人们从幻觉中拯救出来，要让他们回归现实、复归自身。而这个工作已经有人在做了，批判的武器使得“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结果是，“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来转动。”对于宗教，尤其是对于它不好的一面，没有比这种理解更为经典(传统)的了。但事情要复杂得多，随便考察一下现在的富足社会或者任何一个正常的人，我们便会看到，物质生活的富足，甚至再加上精神生活的富足，也不足以消灭宗教。宗教好像总有其存在的理由。
二
如果人们能从传统宗教的定义甚至是误解中走出来，对宗教的理解持比较开明态度，那么问题就简单得多了。对于宗教人们能普遍接受的理念是，宗教并不总是坏的，没宗教信仰也并不总是好的。好的宗教和坏的宗教之间，也许可以这样来划分：好的宗教是积极向上的、使人成为人或者复归人的本质的宗教;而坏的宗教则是消极的、奴役人使人成为奴隶而不是人的背离人性的宗教。基于这个划分，我们再来讨论马克思的学说。首先从西方传统宗教说起，西方世界的宗教，主要建立在犹太——基督教的传统上，它提供的是关于自然界的解释和道德原则的解释——一种伦理。由于宗教发挥着双重功能，它的崩溃也给人们造成双重损失。诚如尼采所说，“上帝死了”，这不仅促使宗教对自然界的解释不再使人信服，使得宗教实际上失去了一条腿，而且几乎瓦解了人们对诸如《圣经》之类的道德训诫的普遍接受和实践。
一方面，有关世界是由融汇了最高知识、智慧和权力于一身的上帝创造的说法，这一对自然界的解释初看起来是有道理的，它实在是一个合理的假说。所以，在达尔文出现以前，一切都在正常进行。但是，我们从达尔文那儿学到的是：如果我们以理性的和科学的观点来观察世界和人的创造，我们就可以摆脱上帝的理念，而用进化法则来解释这些现象。一个外行人是很容易信仰上帝论的，但是对达尔文以后的科学来说，创造已不再是神秘的事情。在进化论的光辉下，“上帝”被贬低成为一个实用的假说，创世和造人的故事成为一个神话、一首诗、一种象征，它清楚地表达和记载了一些东西，然而却不再是科学真理。
另一方面，一旦宗教对自然界的解释不再使人信服，宗教实际上便失去了一条腿。继续得以保留下来的只是道德要求的宣传。《旧约全书》说“热爱邻人”，《新约全书》说“热爱陌生人”“热爱你的敌人”“去卖掉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如果有谁认真地去执行这些指示，那么他如果不是傻瓜则至少将要在这个社会落伍，成功将远离他。我们宣传《圣经》的这些道德训诫，但并不去实践它们。我们在两条分离的道路上奔跑。利他主义受到赞扬，我们被要求去爱我们的邻人、爱陌生人甚至是敌人，但同时，成功的压力却使我们不去实践。总而言之，支配着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已经砍掉了宗教的另一条腿。所以，如果我们以“上帝死了”为界线，那么在这之前，正如上面所说，一切都在“正常”进行;但是在这之后，由于作为信仰的基础——上帝——已经不复存在，宗教再也不能像价值的颁布者那样发挥功用。人们也不再相信它的那种作用。上帝曾作为创世主和价值的发言人，主张爱邻人，克服贪婪等，现在它已经退位下来。
三
然而奇怪的是，人类似乎既不愿意也不能够完全没有“宗教”。人们的生活不只需要面包，他必须有一种信仰，甚至是一种幻想，以唤醒和维持他的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兴趣，使他有别于动物的生存。柏拉图认为，一个国家只有相信神灵才会强盛，即使我们的信仰没有一个能得到证明，即使神灵或许不过是爱与希望的人格化了的理想[3]。没错，即使我们所谓的信仰不过只是一种幻想，我们还是需要它。这就是本文所关注的有别于传统意义上、却并不是全新的另一种“宗教”。这种宗教不需要上帝(因为人本身就是“上帝”)，不需要无论是正统还是异教所必需的宗教仪式，也不需要人们去接受或者实践任何道德训诫，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没有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没有教规教义的宗教，或者有人干脆直接称之为“世俗宗教”。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世俗的，因为它不具备“神性”，它需要的只是一种信仰或者甚至只是一种幻想，而无论其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问题就在于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所提出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是一种主动的信仰，而随之而来的被现代人称为“技术的宗教”则是一种被动的信仰。这里的主动和被动没有绝对分明的界线，一种主动往往是被动的，而被动里面也包含着人的主动。例如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运动规律，社会的发展对于人类来说是必然的、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这是人类被动的一面;但是具体的社会形态却是可以选择的，这又是人类主动的一面的体现。但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不仅仅限于这个意义上的解说，笔者在这里想要说明的是：由马克思主导的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人的自我实现的人道主义理想及其伟大实践，由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已经演化成为一种“人道主义宗教”与另外一种所谓“技术拜物教”的殊死搏斗。虽则孰死孰活，马克思早已为我们指明了道路，但是这条道路我们走得何其艰辛。
人类为了充分实现自己，在这短短的一个多世纪里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社会历史与人类文明也大踏步地前行，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技术越发展，人类对技术的依赖就越强;人类拥有的越多，就越成为这些拥有物的奴隶;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人类越往实现自己的道路上靠拢，就越迷失自己，“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是因为我们把技术当成了实现自己的唯一方式，技术能力已经成为一种道德契约，成为我们道德的真正源泉。技术是新的上帝，或者说人自己正成为上帝。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由马克思主演的人道主义宗教被由科技主演的技术的宗教所击败，虽然这只是暂时的、相对的。人为了实现自己，创造了技术来为自己服务，但是到头来却是技术取得了主动地位，它反过来奴役人，它要使人类成为它的奴隶。这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的“异化”，人要克服异化就要重新成为技术的主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今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个目的却无法完全实现，而人类社会还是要发展、要依赖人，所以人只能在与异化的斗争中生存、发展自己，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直到能真正克服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因此，作为一种积极的、引人向上而不致迷失自己的人道主义宗教——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站在否定人乃至消灭人的技术拜物教的对立面，与之抗争。马克思要使人成为人，而技术要使人成为物;马克思的学说企图超越人，而资本主义社会则企图控制人;马克思关注的是人乃至全人类发展的终极境界，而资本主义社会和技术则妄图把这个设想扼杀在摇篮之中。正是现实力量的强大，使得马克思本质上科学因而是现实的伟大设想不得不带有宗教意味，人在这个时刻面临着人性泯灭的社会里，也不得不求助于宗教的慰藉。正如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所说，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马克思的幽灵”便缠绕其一天，直至其末日的到来。
四
我常常对各种各样的人读几段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开个小小的玩笑。我想起了和研究佛教禅宗的著名学者铃木博士的一次相会。我读了几段给他听，没有告诉他这是谁写的。然后我问他：“这是禅宗吗?”他回答：“当然，这就是禅宗。”还有一次，我又读了类似的几段给一些博学的神学家听，他们从象托马斯·阿奎那那样的许多个古典作者一直猜想到最现代的神学家。没有一个人猜想到马克思。他们根本不知道马克思[1]165。
马克思的学说，归根结底，是一种人道主义意义上的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青年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目的，是试图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分析，论证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然性。由于马克思把个人的全面发展寄希望于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实现，他这样描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2]260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劳动的异化以及人自身的异化才能最终被消除，“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族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297其实，严格说来，在马克思的眼里，人的解放还只是一个条件，他最终关心的还是人的自我实现。一个人，只有求得自身的完全解放，才能最终完全回归自己、实现自己。“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5]42。换句话说，人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而完全自由地活动，从而体现自己的本质，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才是真正的、全面的自由。
马克思曾批判费尔巴哈，说他从根本上否定了宗教，但是到最后却又创造了另一种宗教——爱的宗教。而马克思自己却全然不觉，他自己所努力构建的理论体系竟又重归自己所极力否定的“宗教”范畴。也许这是终极的人文关怀的宿命——之所以提倡“爱”乃是因为世间缺少“爱”，同样，之所以提倡人道主义乃是因为现实的不人道。对现实的认识更多、更深入，摆脱这种困境的愿望就越强烈，愿望本身的理想性也就越浓厚。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称作中国式的“愚公移山”，相信会有大面积的斥责声随之而来。但是两者间的共通处何其多，两者的性质又何其近似。据考证，中国本土的宗教更多是对祖宗的崇拜，“宗”是“尊崇祖庙”，“教”是“教化”的意思，所谓“宗教”合起来就是“对祖宗的崇拜和执行其教化”。愚公移山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宗族传递的理念，来完成先人的未竟事业。同样，人道主义——共产主义由于其高度的理想性，其最终的实现只能寄希望于数代人艰苦卓绝的奋斗。这是一种崇高的、科学的信仰，是对人的本质的最高肯定和追求，是人类所普遍向往的理想境界。相异于马克思的这句话：“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在这里，人奉献给共产主义的越多，他就越返回自己、越占有自己的本质，因而其中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就越接近于自然主义——就人的自然意义来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最后，或许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柏拉图及其理想国，我们知道，天主教的许多政治制度直接来源或受影响于柏拉图的那些“伟大的谎言”，例如，中世纪形式的天堂、炼狱和地狱的观念及经院哲学的宇宙观等等。甚至于他被刻画在中世纪修道院的壁画上，如神灵般地被供奉起来。跟马克思不同，柏拉图知道自己的理想国不是十分适用于实际的，他承认自己描绘的只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然而，他说，将这些我们的希望用图画描绘出来仍然是有价值的。做人的意义莫过于向往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并至少让它的一部分变成现实。人是创造理想国的动物，即使我们只描绘了一幅画面，那毕竟也可以成为我们行动的目标和典范[3]。倘若人们都看到了这幅图景，并且都追寻它的光芒奔跑，理想国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地图上。笔者相信，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到来也必定将会是这种情形。因此，尽管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种宗教——即使是一种特别的世俗的宗教——也许是不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原本看法，相反，这种提法让我们能够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起码在加深理解和促进传播方面还是有益的。
作者：邹剑波 来源：学理论·下 2016年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