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左传》产生于春秋时期。受原始宗教的影响，古代先民对世间万物都存在一定崇拜心理，把祖先作为祭祀对象的习惯，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了数千年。本文以《左传》中的祭祀对象为研究点，探析祭祖先神活动所表现出的宗教思想由原始、繁琐不断走向理性、现实的过程。
关键词：左传祭祀对象祖先神宗教思想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祭：祭祀也，从示，以手持肉也。”“祀：祭无己也，从示巳声。撰，祀或从異。”二字都从示。关于祭祀对象，不同的学者做出了不同的表述，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宗教》中将卜辞中的鬼神分为天神、地示、人鬼三类。后来，晁福林认为“自然神、天帝神、祖先神三足鼎立的局面。三者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笔者在此文中所论及的祭祀对象便是以此种分类为基础进行的论述。
1《左传》中主要的祭祀对象
1.1祭自然神
将大自然存在的一切作为祭祀对象从最原始社会就开始了。“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礼记·祭法》）在《左传》中，自然界中的日、月、星辰、水旱都有专门的祭祀仪式和活动场所，“山川之神，则水旱病疫之灾，于是乎祭之。”（《左传·昭公元年》），某些自然万物具有颠倒生活、带来灾难的神异功能，需要繁琐的祭祀仪式以保安定。
1.2祭天帝神
关于“天帝”神，最多的是在殷商卜辞中，能够主宰自然和人类的一切命运。“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随着殷末周初时将“天”与“帝”两个最初并无关联概念逐渐融合，“天”慢慢地就代替了“帝”而获得至上地位。周王统治者自称为“天子”，因为周人清楚他们是天之后代，而天之所以享受后代的祭祀，是因为他为包括周人在内的所有本族的形成和发展立有伟大功业。
1.3祭祖先神
在《礼记·郊特牲》中记载：“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古人相信人死后有魂、魄两种气，魂气能归于天，形魄归于地，要进行祭祀才能让阴阳结合。魂魄即是早期对逝去祖先的灵魂的概括，加上祖先为本族子孙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又带有传奇色彩，后世子孙便会对祖先产生崇拜心理，才有为先人“筑宫室，设宗祧”，其目的是为了能够回念本始。也只有对祖先亡灵进行年复一年的祭祀崇拜，后代子孙才能福祉无疆。从殷商到周，以至于远古社会、夏商时期皆重视对祖先的祭祀，才能维系、繁衍整个宗族，这也就是为什么祖先在所有祭祀对象中最受重视和延续最久远的祭祀对象之一。以至于到现在，在重大节日期间，还存在祭拜祠堂和寻根问祖的仪式，便可知祭祖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代表的重要意义。
2《左传》中重视祭祖先神的表现
2.1祖先神祭祀的重要性——國之大事
“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礼记·祭义》）周尚左，以左为尊，在他们看来，宗庙之事重于社稷之业，祖先的庇佑比起农事丰收来说更为重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三年》）成肃公在社神庙接受祭肉的时候不恭敬，刘康公便讲到对祭祀应该采取的态度。祭祀作为国家大事之一，就算是诸侯国也应该恭敬、虔诚的供奉神灵，才能得到更多诸神赐予的福祉。如果因为懈怠、欺诬祖先神灵的行为而遭到报应也是罪有应得。所以，在《左传·隐公八年》“四月甲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先配而后祖。”这一行为引起了陈国大夫极大不满：“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对祖先都不能做到敬重行事，又如何能繁育后代？
2.2祭祀祖先场所的重要性
宗庙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其重要性不仅反映在政治和宗教上，也反映在一个朝代的都城地位中。“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彭邦炯先生对二者做了详细的比较：“他们不光是大小不同，主要看是否立有供奉祖宗神袛的宗庙，有者为都，无者为邑。”（《卜辞“作邑”蠡测》）在历史上，殷商和周都有过多次迁都记录，但它们的“圣都”都是经久不变的，而这个所谓的圣都就是“先祖宗庙的永恒基地。”这里有先王的宗庙，不管迁都到哪里，要举行祭祀一类的大事，行告庙之礼，都需长途跋涉千万里，回到最开始建立都城的宗庙里举行祭告。以宗庙所在都城为中心进行的或散状或线状的迁徙所形成的俗都，虽然在政治、经济、军事、日常祭仪上起到一定作用，但其重要作用无论如何都不会超过宗庙所在之地——“圣都”。
2.3祭祀祖先神仪式的多样性
“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是故君子合诸天道：春禘秋尝。”（《礼记·祭义》）除了前面在祭祖对象上和祭祖的场所上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制外，周代对祭祀本宗族的祖先还会按照时间定期举行多样性的时祭和合祭。“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左传·桓公五年》）在孟冬百谷新获之时，举行祭祖仪式可让祖先尝新，这是现世子民对祖先一年来的最好交代。
这种从上到下为祭祀祖先神所形成的完整的过程，日日月月年年按照时间定期举行多样性的祭祀活动，不仅是对祖先神亘古不变的崇拜和敬仰，更是对祖先创造基业的肯定和发扬。
3祭祖先神反映的宗教思想
在商代，对祖先神的崇拜，就是统治者对逝去的先公先王和先妣的崇拜。商人无论事大事小，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和活动求告于祖先。这种仪式与巫术紧密结合，只有作为统治者的商王才具有掌握沟通天人的特权，集宗教与政治大权于一身。“由巫而为史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另据裘锡圭先生的研究，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上或习俗上的需要，地位较高的人也可以成为整个祭祀活动的牺牲品。所以不管怎么说，祭祀祖先神都是作为一种宗教信仰表现出的是对至上神的崇拜。
到春秋时期，在祭祀祖先神上反映的思想就不仅仅只带有原始宗教的色彩，更多的是对祭祀对象产生的怀疑和批判意识，再也不是完全的顺从天意，怨怒上帝，责问上帝的现象时常出现。《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记载鲁国“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作为姬姓大宗的诸侯国对待祭祀礼仪就是如此怠慢和不重视，更别说其他诸侯国的祭祀情况了。不仅如此，东周以后，祭祀祖先神越来越理性化、社会化，其维系族群团结的作用和目的加强，原始宗教信仰的意义渐渐淡化。除了《左传》，这种现象在《诗经》中西周末至春秋中叶的一些诗歌中也有反映。
综上所述，通过对殷商至春秋这段时期祭祖先神的简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存在的以祖先神为对象的祭祀是变化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整个发展呈现出从原始、繁琐不断走向理性、现实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