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存在的特征，它对国家的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一个国家的对内政治或对外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就不得不考虑其宗教因素。因此，20世纪末大规模的宗教变革对当代世界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更是深刻影响着世界政治。本文将会突出强调这三个大规模的变革：国家世俗化的衰落;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全球扩张;宗教多样性的全球扩张，并说明它们是如何对世界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的。
宗教变革对当代世界的塑造起着重要作用，信众社区(基督徒、犹太教徒、穆斯林)的出现和发展是民族国家、帝国和文明形成的重要因素。至少可以说，当代政治制度中许多的最具特色的方面，是源自于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独特的宗教遗产。如果说当代欧洲或北美人们的主流政治价值观，那可能包含个人自由，所有人生来平等，自由民主和人权。这样的政治价值观正是源于欧洲基督教的宗教背景和北美的政权组织，它不仅出现在宗教和政治身份有正式关联的政治组织中，在类似法兰西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世俗国家的宪法中也有所体现。
因此，宗教不仅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存在的特征，它甚至对名义上的“世俗”国家的政治也有影响。国际关系分析家最近强调关于世界政治的见解和价值观的作用，鉴于这些理由，宗教变革可能被认为对世界政治产生影响。宗教变革可能通过改变利益集团或所有民众的价值观和认知，或直接地因对宗教的虔诚和信仰而制定外交政策来对世界政治产生影响。
然而，宗教影响世界政治的方式还有很多。宗教社区的观点能够在政治组织之间建立政治联系，例如，宗教组织，如教堂或援助机构，直接担任政治角色，或者由宗教信徒形成的跨国社区，通过对这一地方的人们的政治事件去影响该组织或社区内其他地方的人们。宗教变革可能会因为特定的行为体而产生促进或削弱作用，也可能导致国际政治组织和跨国政治联系的形成，加强或减少。它可以改变公众或精英们对政府、政策和价值观的态度，它能改变其他政治组织、群体、甚至全世界所有地区人的观点。因此，就这一问题，宗教变革或多或少可以造成战争和政治冲突，或者和平与政治合作。它可以提高或削弱民族主义情绪，增加或减少政治或地区的稳定性，并将人们的关注从区域概念转向全球概念。也就是说，大规模的宗教变革，有可能对世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20世纪末大规模的宗教变革
那些正影响着全球大多数人的宗教变革，会对世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当然，这也并非是无一例外的，而是取决于这些大多数人是谁，尤其是在一个独立的国家，是否是一种宗教掌握着多数人的支持，例如以色列——犹太教信徒占多数的唯一的犹太教国家。然而，如广泛的归纳那样，如果我们假设基本上宗教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塑造个人的信仰、价值观和行为，那么宗教的世界政治重要性则和它的信奉者数量成正比。发生变革的地方影响宗教的同时，它全球的大量信徒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就被称为“大规模的宗教变革”。
国家世俗主义的衰落
国家政府对宗教的一种非宗教化反应就是世俗化。世俗国家政府被定义为，官方不赞同任何宗教，但是官方可以接受所有宗教。世俗政府不必反宗教，也可能简单地认为政治和宗教是分开的，正如美国那样。
虽然这听起来很公平，但实际上大多数的(如果不是所有的)“世俗”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并没我们想象的那么公平。此外，国家世俗主义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含义：例如，美国的国家世俗主义，其含义就不同于土耳其和印度。事实上，这就引起相应的问题，一个世俗化国家如何与生活其中的宗教团体相处，如果一个宗教团体形成国家公民的大多数，那么这就更成问题了。
此外，虽然世俗主义不需要这样的作用，但是却被看成是为国家主导的宗教打掩护。因此，这意味着不是所有的世俗化国家事实上都追求宽容的宗教(或其他)政策，他们与其他国家相比，普遍支持一种宗教或几种宗教。所以，国家世俗主义是一个更成问题的概念，通常在实践中没有体现出良性结果，而这正如起初我们所想的那样。
国家世俗主义大部分出现于20世纪，尽管一些世俗化国家的建立早于这个世纪，但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急速衰落。一些已经世俗化的国家正进行重估，新兴的国家通常不采用世俗的模式。新兴的共和国产生于中欧、东欧的共产主义崩溃中，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可以说是没有谁追求有效的国家世俗化。相反，最为典型地是国家选择重申他们的宗教身份，或者甚至在附近建立新的国家。
受众多因素影响，二十世纪前建立的国家(特别是法国和美国)，并不热衷于追求有效的国家世俗化，更是被视为与典型的“工业时代”意识和世界观相关，目前正逐渐衰落。政府与大多数人口之间的不同身份和价值观，事实上在一些国家追求世俗化时可能成为主要的政治难题，例如印度。
即便在美国——世俗化最成功的地方，世俗主义也被当成一项国家政策来执行——二十世纪末占多数人口的基督教徒与国家世俗主义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合。国家和宗教群体间的关系早已远离了明显的模式，国家世俗化在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重大障碍。最成功的世俗化国家的世俗主义，要么是民众和政府有着共同的价值观，要么是占压倒多数人所信仰的一种宗教。然而，即使在后者，宗教认知的变革会导致世俗主义与大多数宗教观点不相容。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全球扩张
在二十世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经历了非凡的扩张，而今他们的信徒约占人类总数的一半。
到20世纪90年代，基督教是占世界人口33%的宗教。基督教已经是世界上信徒最多的宗教团体，更是扩张最快的两大宗教之一。目前，基督教教会在全球范围内的，每年的整体增长率可能是2.3%，而这可能源自信徒的转换，虽然有些教派的增长率更高。例如新教，一般它的增长率可能在3.5%左右，福音派新教大概是5.4%的增长率。圣洁会的增长率在8%左右，这是全球任何宗教团体中最高的增长率。不仅新教在增长，东正教也是如此，在世界的有些地区是增长率可能是7%，全球的增长率大概是3.3%。
基督徒总体数量增加，更多体现在地理差异分布。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传统基督教著称的前苏联地区，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基督教得以复兴，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东亚和大洋洲，基督教徒增长明显。在已经基督教化的东欧和北美，其增长是最慢的。
20世纪90年代的伊斯兰教，增长速度也非常快。1900年信徒占世界人口的12.4%，到1990年所占人口略低于19.6%。虽然伊斯兰教徒可能一直以2.9%的速率一直增长，但是它不像20世纪的基督教的最快的增长是因为人口增加的因素，它是因为传统伊斯兰社会的出生率和寿命都明显增加。同时，这还没有被均匀分布到全球，增长最快的是东南亚、中东和撒哈拉以北的非洲。自苏联解体以来，中亚传统的伊斯兰地区也可看到伊斯兰教的增长。那就是说，基督教徒增长最快的地区，便是伊斯兰教徒增长最缓慢的地区，反之亦然。由于人口基础，在已是伊斯兰的国家，伊斯兰教增长则最快。
最终，现在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数量上和占世界人口百分比)比过去要多。更多的国家就宗教选择，会选择这两种宗教来表明自己的身份认同。在二十世纪，这两个宗教的扩长速率越来越大，虽然未来伊斯兰会因为人口因素而导致增长速率放缓，但是信徒的增长速率并没有降低。其他宗教要么相应地没有增长，要么增长人数减少。例如在大洋洲，大量的当地宗教信仰的前信徒减少并皈依到基督教。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基督教牺牲了当地信仰，得以迅速增长，并逐渐成为21世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多数人口的主要宗教。国家世俗主义的扩张也没有减缓：撒哈拉北部，伊斯兰教不仅保有传统的伊斯兰教信徒，而且开始回转国家世俗化，甚至强烈反对转向世俗化。
也许最让人诧异的变革是发生在亚洲的部分趋势。直到二十世纪末，基督教在菲律宾以外的地方进展缓慢，但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和中亚得以建立。然而，近几十年来，在东亚，特别是中国和韩国，基督教发展迅速。在东南亚，特别是新加坡，基督教也有生存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地位得以巩固，重新作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身份认同。我们再一次看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仅增长迅速，而且有其自身地理上的专有地域。基督教通过决胜的转变信徒获得了增长的同时，伊斯兰教主要通过传统的伊斯兰社区的人口增加来获得了增长。
伊斯兰教也在不断增长，但是在传统的中亚伊斯兰教地区，在宗教信仰和政治认同之间也一直尝试着一种身份认同。在哈萨克斯坦，民族多样性和基督徒的大量存在已然成为问题。但是在中亚的其他地方，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伊斯兰身份一直是后共产主义政治转型的支柱。同样，在车臣，宗教复兴已经成为俄罗斯政体政治主张的一方面。
宗教多样性的全球扩张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全球扩张时，这一模式的宗教变革在世界各地都没有被发现。在西欧和北美，正如我们所知，宗教多样性的加强，已成为二十世纪的主要宗教变革之一。这也是一个全球化的普遍趋势，虽然在西欧和北美，普遍的宗教连续性得以弥补，但是在信徒占多数人口的国家进行巨大的宗教变革似乎是极其不可能的。
看来，在这种情况下，通讯的越发容易正促进了宗教的多样化。然而这种多样化正在发生，主要是指下文中提到的几类趋势，由日本的例子可知，个人主义的扩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会侵蚀对传统宗教的忠诚，有利于实践和对新信仰的采用。作出一个链接，和新教的全球增长连在一起，正如基督教的形式，允许最大的个人主义和个人信仰和实践最广泛的变化。新教的强烈的个人主义特征，在理论和实践上，与个人主义在促进宗教多样化上明显相吻合，同时新教徒为了达到传教目的已经迅速采用全球通信和媒体。所以，或许是(至少部分是)全球个人主义的广泛主张的增长，全球信息流的增加和更多的国际人口流动，产生了在许多社会的新教扩张和宗教多样化的结果。
全球大规模的宗教变革产生的政治影响
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政治关系而言，这些变革的影响则非常深远。国家对于宗教身份的主张(通常在面临宗教多样化加强)，国家世俗化的衰落，都表明了在不久的将来，宗教在国家政治或国内体制中起主导作用。这可能通过国家身份识别或带有宗教观点的其他行为体，或更微妙的宗教价值观和信仰来影响政策、价值观、认知或行为。关于非国家行为体，宗教变革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管是跨国行为体，还是国内行为体，全球宗教团体信仰的加强，可提升宗教组织对政治的作用。此外，跨国宗教信仰群体，尤其是更广泛的、数量众多的基督教的和伊斯兰教的团体，可能取代那些特定的国家、种族或地区。如果未来几十年，相应的跨国身份的重要性不断增加，那么在最初的宗教信仰群体中，宗教虔诚就得以提升。这可能意味着，不管当今现存的国内体制面临怎样的命运，宗教群体将在21世纪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
这突出了这些大规模宗教变革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如果认为全球化是伴随着“跨国群体”和“碎片化”出现的，那么这就和此前我们探讨过的趋势中的模式非常相似。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最“受欢迎的”世界宗教正在不断全球化，但是多样性的信仰和实践(包括这些宗教)也在加强。后者并不是完全的“碎片化”，因为这不是通常地分裂宗教群体，而是“多样化”，这一术语在全球化中普遍被广泛使用。这或许比“碎片化”更能足够掌握当代普遍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的特点。可以发挥信息交流和人口变动的作用，来推动宗教变革，并以此来体现全球化形式和其他模式之间的关联。此外，宗教信仰、价值观和政治态度之间的联系可以进一步形成宗教与政治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宗教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联系。宗教变革和个人主义的膨胀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尤其需要进一步研究，因为这很可能对未来产生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后果。
基督教通过转变大量信徒，而不是人口的增长来获得传播，这与全球信息交流的出现息息相关。如果这类宗教的传教与信息交流和传播有一定的关系，它则必须赢得皈依者，那么它可能得益于不断加强的全球信息流和通讯加强。高速率的通讯和信息处理，可以加速扩张速率的进一步提升。此外，全球媒体的出现也加快了基督教的传教，正如美国南部和中部的新教那样。所以总的来说，随着技术和信息互联网的全球化发展，尤其是全球媒体，基督教的扩张必然会加据。
相反，如果伊斯兰教的增长主要是人口增加的结果，那么它就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受到全球通信加强的影响。而当地对全球化的反应，可能包括对本地宗教拥护加强(例如印度教)，大范围的转信伊斯兰教似乎不太可能。然而，这类强化可以解释基督教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因此，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全球扩张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与全球化的其他形式并行出现的，尽管没有证据显示是其中一个“造成”另外一个。相反，认为宗教、政治、经济全球化，同时出现于文中所说的大范围的变革进程中，而且产生的理由和原因各不相同，这貌似更有道理。全球化可能推动了基督教的扩张，同时使得伊斯兰群体更加分布于全球。如果是这样，这可能加快宗教多样性的增长，扩大基督教的少数宗教群体和全球穆斯林，并导致更多的社区，在那儿大量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生活在一起。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全球扩张，宗教信仰的拥护强化和宗教多样性的激增，都有可能对未来造成深远的政治后果。如果任何宗教变革会有潜在的政治意义，并对相应比例数量的人产生影响，那么这些显然是迄今为止最有可能在21世纪对世界政治产生影响的宗教。这不是低估其他宗教的潜在政治意义，而是这两个宗教因其无与伦比的全球扩张而被重视。而犹太教和印度教可能在相关国家和地区产生政治作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则更有可能产生全球影响。此外，这些宗教由于其他因素，其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尤其在地理上的专有领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度可以鼓励一种强烈的全球宗教认同感，而这些宗教是最受国广泛家支持的。这引发了相关的问题，这些宗教可能分别影响与之相关的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特别是那些在同一个国家或相邻地区宗教扩张迅速的世界区域。
全球宗教变革问题，应被重视为世界政治变革的主要因素，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作用，对未来世界政治的影响可能比20世纪更大。大规模的宗教变革，尤其是这些宗教的扩张，随着全球传播的加强其出现的几率也会增加。任何试图压迫宗教团体的国家，不但可能不会成功，而且很可能出现动荡。跨国宗教团体在世界政治中可能发挥着有利的影响，也可能成为冲突的根源。
作者：夏雪 马泽栖 来源：西江文艺 2016年1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