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宗教改革话语的主导权倾向于新教一边。现今学者从经济、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以罗马为中心的天主教的资本主义转型问题，认为天主教和新教都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16世纪宗教改革不仅是以路德、加尔文为代表的新教所倡导的改革，而且天主教自身也经历了一种内部改革。近几十年来，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中出现了“古代晚期”“近代早期”等一类探讨社会转型时期的概念,并以此为切人点考察短时段的事件。在这种新的视角下，宗教改革被视为近代早期资本主义转型中的重要课题。尽管现在学者不再像19世纪那样把宗教改革当作划分中世纪和近代的主要标志之一，而是视为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一连串事件中的重大事件之一,但是，在16世纪发端于德国并迅速扩展到整个欧洲宗教改革中的信仰告白化运动仍值得进一步探讨。只有搞清这一概念及其所指的时空范围,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宗教改革的影响与意义。而且，“信仰告白化”术语本身从它提出之时就饱受中外中世纪史学者的批判。
一、宗教改革研究中的信仰告白化
正如“黑暗的中世纪”一样，“信仰告白化”概念也是19世纪西方史学界提出的一种带有时人价值判断的术语。这些概念暗示我们思考如下问题:首先，它是指宗教信仰中的什么事件,它蕴含怎样的政治宗教关系;其次’后世史家最初提出这一概念时持有怎样的价值判断和史学素养，信仰告白化运动是否意味着天主教的衰落。
16世纪下半叶，天主教反对新教改革（史学界称之为反宗教改革）时期是“信仰告白化”发展前期。既然是同一时间段出现的两个宗教改革方面的概念，那么有必要阐释一下二者在现实政治中的交集。这两个概念首先主要从德国发展起来。最早提出“反宗教改革”这一术语的是德国史学大师兰克。他个人也是一位新教徒。这一概念暗示天主教在这位大师眼中代表的是保守的旧势力，抗拒所有的宗教改革。但是近来学者认为天主教自身内部本身也有宗教改革。有学者提出“12世纪宗教改革”本身是从1050年到1226年更大范围的“中世纪宗教改革”的一部分。16世纪的新教改革不过是“从11世纪到18世纪,震撼拉丁或西部基督教世界的一系列‘宗教改革’的高峰。”在这种更为理性的价值判断之下，提出了更为中立的术语“信仰告白化”。最早提出这一术语的是德国着名史学家胡贝尔·叶丁（HubertJedin),并且他在1946提出折衷术语“天主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由此,我们似乎看到西方学者开始将信仰告白化运动视为宗教改革中的一种夹杂了很多政治成分的宗教现象。从信仰告白化这一概念本身来看,首先是松散的团体，即使拥有不同政治立场或同一地区的人都有可能属于同一宗教告白派别;其次，这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即便是同一派别的人也会因为经济利益而做不符合本派规章的事情,臂如书商和印刷商;再次就是它体现了宗教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与政治分离，更多地成为人们精神世界的一种灵修工具。信仰告白化运动不仅体现了民众宗教信仰和政治态度,也体现了人们对宗教更为理性的认识。
1555年奥格斯堡协定提出的“教随国定”原则，严重削弱了教皇的权力。这使得宗教信仰对上层精英的政治影响减弱，但是对于德国甚至西欧民众的信仰影响又如何·莱因哈特(WolfgangReinhard)和希林（Schilling)试图从教俗关系分析世俗国家对宗教参与权的控制，从而给予信仰告白化运动一种认可。他们认为作为“臣民”与“信徒”的德国民众，是有问题的。莱因哈特认为，“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尽管在宗教生活的许多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从事着类似的活动。如对宗教教义的构想和传播,尤其是派遣一队受教育程度日渐提高的牧师进人城镇和乡村进行传教活动的手段是一致的。”这也是中世纪早期一直延续下来的有效传统，其目的在于宣扬各自的教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天主教和新教在下层民众中的实力相当。天主教也没有所谓的“衰落”,相反，进一步完善了自身发展。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更重要的结果出现了，信仰告白化使得宗教与政治分开。这一结果也是“教随国定”原则的进一步实践,造成了绝对王权的加强,进一步强化了宗教和国家的联系。他们研究确立了一种自下而上的信仰告白发展模式。然而，关于德国近代化的独特路径的讨论最初是在法律史方面,而这一领域几乎没有受信仰告白化的影响。那么，到底这种信仰告白对宗教信仰有没有实质的影响呢？
关于各信仰告白派的信众，马克·福斯特一类的社会史家强调地区宗教的公共中心。他们认为农民和乡下人在整个信仰告白化时期都是拥护天主教的,这不是因为统治者的干预而是由于他们的传统风俗。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下层民众信仰人手对“绝对主义”进行质疑。当下许多学者也认为“绝对主义”的概念过分强调了告白认同形成的好斗性，并重现了民众一精英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是早期研究中关于近代早期大众信仰和迷信的典型特征。这种民众信仰和精英信仰的二分法本身也受到质疑。17世纪的自然科学家几乎同时也是虔诚的教徒。他们的研究也是为了证明上帝的精湛技艺。由此，也可以看出,科学与宗教本不是我们常识中认为的此消彼长的二元对立，尽管很多时候，宗教的神秘性有着巫术迷信的成分。近代早期的宗教改革其实也经历了一个理性化的过程。维科认为基督教神学是民政神学、自然神学和由神启示的最高的神学这三种神学的一种混合;在观照天神意旨之中，这三者都结合在一起。……各民族都被安排好，去接受由神启的神学则是一种超自然的信仰，这种信仰不仅比感觉要高一层，比人类理智本身也要髙一层。在维科看来,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秩序是一种神意的安排。从他身上，我们看到所谓的精英——17-18世纪哲学家，他们的思想与中世纪的基督教有着更多的认可;宗教改革也并非我们脑海中认为的那样激进，而是一种渐变的理性化过程。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信仰告白化运动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另外,一些研究认为信仰告白化将宗教作为一种工具，另一些人宣称遵从这一范式的学者夸大了宗教在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发展中的作用。的确，我们发现在文学界的印刷商和书商不顾教派分歧,而赚钱是唯一目的。尽管各自的教派都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但还是有很多商人以身犯险，更不用说审査制度本身也有无法触及的地带。同时，不告白的人也未必没有自己偏好的教派信仰，也可能因为生活所迫,将自己的真实信仰隐藏起来。更值得关注的是除了讲德语的作者之外,很少有人评价欧洲西部和南部地区信仰告白化的影响。但是这一范式在东欧有更积极的应用。
约瑟夫·恩格尔认为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发生的时代，恰好是“中世纪晚期的基督教共和国（resPublicachristi-ana)向近代早期的欧洲君主国转变”的时代。“宗教改革是一个由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作先导、与基督教和教会权威相对立的人的自立阶段，它对所有的社会问题提出了最后的答案。宗教改革根本不是近代早期的世俗源头,然而它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它以新的世界观和时代观，在教育和文化上，在意识变化和行为变化上发挥了革新作用”。
二、关于宗教改革研究的一些批判
针对莱因哈特和希林提出的信仰告白化是16-17世纪的基本社会进程，温弗雷德·舒尔策（WinfriedSchulze)提出16-17世纪在宗教发展之外存在一些历史主题和进程。那么信仰告白化是不是现代化的动力。现代化是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个史学概念，其基础理论是进步史观。而当下进步史观有所修正并被历史多元发展理论所取代。对此,莱因哈特和希林回应说信仰告白化的现代化动力是无意识的。例如，当代人将仪式的举行看做是确保告白派别整合大众的一种措施,但是这有助于促进理性化和社会规训的过程。的确，当我们回看历史时,会发现很多事情的结果远非当初所设想达到的目标,有时甚至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谓的“事与愿违”大概是指此吧。那么对于历史事件而言，当我们看待它的视角发生变化时，它某一方面的特征就会被我们放大。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现在我们发现它们并非总是我们原来所认为的那般好战和对立，在当时和解和妥协仍是社会发展的主流。说到此，笔者倒是有几分赞同这一时代的发展对世俗化铺平了道路的说法。
其次是关于信仰告白化的分期，即起止范围。希林将1570年代和三十年战争开始之际的这一时段定为信仰告白化时期。莱因哈特将此时间段加以延展,并认为三个主要的信仰告白派别是平行发展的。他将开端提到了1520年代(书面告白的形成）和1530年代（奥格斯堡信条）信仰告白化第一次达到了鼎峰;他将终点延伸到18世纪早期,大约在1731-1732年萨尔兹堡新教驱逐之时。哈姆·克鲁汀(HarmKlueting)认为德国农民战争的结束意味着宗教改革作为一项大众运动结束了，由国家发起的信仰告白化进程开始了。另外，考夫曼关注宗教改革的作用,主张宗教改革是一次巨变,分裂了中世纪整体的教会，是决定性的转折点。就此，他反对将宗教改革和信仰告白化运动割裂开来，认为二者之间是相互交织的。
另外是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争论的问题。诸多年青一代的学者怀疑信仰告白化和国家建立之间的紧密联系。海因里希.理査德·施密特（HeinrichRichardSchmidt)等学者认为国家干预的信仰告白化其实是忽略了下层群众的信仰状况,高估了国家的作用。在社会大众层面上对反宗教改革的教派化规则和教派界限并不明确。如莱因哈特提出教派化成功的第七条标准关于教派的语言规则中，同为加尔文教，日内瓦的加尔文教内明确禁止用旧约中的人名为孩子起名,而在教派化成功的地区的加尔文主义者更喜欢这样做。
从1780年到现在，新范式的倡导者指出，在美国和西欧“宗教参与者”的比率在上升;大量证据证明宗教没有衰落。他们认为中世纪不是一个普遍信仰的时代,而是一个大众迷信的时代。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宗教改革使得教会零碎化，削弱了宗教精英和机构的权威和中心地位。当代宗教史家大多认为中世纪是一个普遍迷信的时代。与其说信仰和巫术是对立的，还不如说二者是混合的。
三、小结
未来的宗教改革研究成果可能更多地倾向于思想文化方面。鉴于以上批判，我们可以预测未来的宗教改革研究将会从宏观转向微观,更加关注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信仰。如果可能将会从乡村共同体研究人手，探讨以前未曾深人的弱点甚至盲点。正如洛茨·海曼所言，不管讨论的结果是什么，信仰告白化范式是一个主要贡献，并给予史学巨大动力，这一点是人们已经认可的。
王秀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