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年国内出版了不少研究中国宗教、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关系的著作，不少高校还将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作为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之一，以弥补青年学生对宗教知识的欠缺、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了解的不足。然而，宗教文化与旅游的关系仍然是目前较少探讨的一个问题，而这不论对于旅游学研究还是旅游业发展来说，都是值得重视的。
宗教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有很多值得我们吸取的合理内核。拿佛教来说,它一开始就是作为与现实紧密联系的“人生哲学”出现的。1!)02年，梁启超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独善”、“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厌世”、“佛教之信仰乃无量而非有限”、“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别”的论断。佛教给我们的启迪至少有以下几点：因缘聚散而生灭万物的观点有助于淡泊名利和减少得失之心；平等自救的观念和成佛之道有助于增强生命平等和自主意识；忍辱负重、慈悲为怀及爱利他人的修行和处世方法有助于提升人格精神和道德修养，与今天的人道主义、助人为乐等现代社会提倡的社会公德未必没有相通之处。
对宗教及宗教与文化关系的重新认识，在我国旅游行业有着更为实际的意义。旅游是一种文化型产业，在旅游文化中，宗教因素占有很大比重。梁漱溟曾提出“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为“中国文化的六大特征”之一;钱穆也说：“中国自身文化传统之大体系中无宗教。但“几乎没有”不能说完全没有，“自身文化传统”没有，也不能说就不受外来宗教文化的影响。不应拿欧洲或亚洲其他宗教的模式来评判中国历史与现实生活中的宗教意识及活动。中国历史文化中凡是符合宗教特点的思想、教义、组织、科仪等都应以宗教视之，尤其是在讨论宗教与民俗、与旅游等现实社会活动的关系时更是如此。说得再直接一些，当我们面对遍布全国的帝王陵墓、道观佛寺、塔林造像时，应该认识到这些都是宗教遗迹，即宗教意识的实物体现。因而，了解宗教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旅游学研究者以及旅游业从业者都应该努力关注的重要方面。
宗教景观在中国旅游业中的重要性
凯特•洛文塔尔在其《宗教心理学》一书中总结出宗教如下本质特征：“一、存在着一个非物质的(即精神的）实在；二、生活的目的是通过驱恶扬善来增加世界的和谐;三、（在一神论的宗教中）生存的根源（即上帝）也是道德律令的根源；四、此外，所有的宗教为了传播这些思想，而需要依赖于社会组织。”如果把上帝换成佛陀或安拉等，这一总结适应于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三大宗教及几乎其他任何一种宗教。就是说，宗教实质上就是一种有确定信仰对象、有一定思想体系、以驱恶扬善来增进世界和谐的信念及其传播行为。与此相应，凡是承载、蕴涵、体现以上精神信仰和传播行为的景观就是宗教景观。
宗教景观依其存在的形式可分为以下类型：寺观、石窟、塔、造像、经幢、经文石刻、陵墓及其附属建筑等。其中以石窟群、陵墓及其附属建筑体数量最大，而以佛寺、道观、塔在全国的分布最多。在已公布的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石窟”一项有34处，佛寺、道观约140处，经幢、造像、石刻也多作为独立的景观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宗教景观数量多、分布广、影响大，从文物角度说早就引起政府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在旅游业的视野中，它更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正在发挥作用并将持续发挥作用的一类资源。
宗教景观以其迥异于世俗的氛围吸引着各类游客。人熟悉自身的一切,但对自己创造出来的神的世界却感到陌生。当这个世界物化成庙宇、石窟等其他实物形态时，这种陌生感还将随着时间的久远或距离的遥远不断加强。陌生本来是吸引人的一种重要因素，在旅游环境下，由旅游活动的性质所决定，人的求新、求异性表现得尤其充分，这种异于世俗的氛围也就是宗教景观的神异性，对游客自然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中国目前还没有作为特种旅游的宗教旅游。作为旅游者的观光庙宇甚至烧香拜佛，除少部分虔诚的宗教信徒外，大多是在旅游活动中不期而遇，换言之，宗教景观往往是被当作旅游目的地的一个普通景观来对待的。然而，人类原本存在着的类宗教意识，由求神拜佛、积德向善而产生的对神灵的尊崇与敬畏，使得游客不仅不排斥并不了解的宗教景观，而且多会对其有一种发自本能的趋近心理，这是宗教景观深入人心的原因之一。此外，宗教景观物质外化的部分，如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及宗教人士的生活方式、习俗等，也因其有别于世俗社会的特点，深深地吸引着广大游客的注意力。他们虽然修养有深浅，水平有高下，但都从不同的角度共同欣赏这些人类文化的优秀遗产。有意识坚决拒绝宗教景观的游客可以说是少而又少的。
宗教景观对于游客的吸引力自古有之，比如，唐人的旅游活动便受到佛、道景观的深刻影响。唐诗中诗人与佛徒、道士的唱和之作不胜枚举，刘长卿的《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钱起的《送僧归日本》等是《唐诗三百首》中的名篇，张继的《楓桥夜泊》更把全世界的游人吸引到寒山寺，让寒山寺的钟声在千余年中不绝于耳！民众对宗教景观的长期向往，使得拥有宗教景观的景点、景区越来越具名声。这一点从1999年之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文化、自然、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以及1982年、1988年、1994年分别公布的三批“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名单”中即可看出。《世界遗产名录》共录入中国遗产23项，除自然遗产3项外，其余属于文化、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的20项中，较多涉及宗教内容的就有10项。其中以佛、道内容为主的有：甘肃敦煌莫高窟、西藏布达拉宫、湖北武当山古建筑群、重庆大足石刻、四川蛾眉山一乐山风景名胜区；北京天坛、山东泰山风景名胜区等5项则属于反映自然、祖宗崇拜等的中国民众宗教范围。能收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风景名胜，当然也是国内知名度最高的景点、景区。这些都说明风景名胜区得以成为“名胜”，宗教内容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还有一个有趣的分析也能说明这一点。如果把有无宗教景观作为分析景观吸引力构成因素的一个标准，那么三批“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中的景观可以分成四类：一、以宗教内容为基本内容、依赖宗教内容成名的一类；二、以宗教内容为主兼及自然风景的一类;三、以自然风景为主兼及宗教内容的一类；四、没有宗教景观的一类。第一批共有46景区，其中没有或少有宗教景观的景区15处，宗教景观和以宗教内容为主的景观31处，即仅以或主要以风景取胜的景观只占其中的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二是因为宗教景观而成为风景名胜区的；第二批40景区中，没有或少有宗教景观的景区21处，宗教景观和以宗教内容为主的景观19处，二者各约占二分之一；第三批35景区中，没有或少有宗教景观的景区22处，宗教景观和以宗教内容为主的景观14处，即以宗教景观取胜的景区仅占到五分之二。可见，虽然三批公布的都是全国重点景区，但在知名度及景观、景点实际游览要素的构成上无疑是有差别的。从旅游业角度说，第一批景区的重要性显然比第三批重要得多;从宗教景观的比例看，第一批和第三批之比恰是三分之二比五分之二；第二批自然风景和宗教景观各占一半，宗教景观的数量大大少于第一批，其知名度也就大大小于第一批。就是说，随着景区宗教因素比例的下降，景区的知名度相应成降低趋势，二者之间有对应的关系。
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研究也很有意义。这里仅以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例。这批单位分六大类，除去“革命遗址及纪念建筑”、“古遗址”、“古墓葬”外，另三类均涉及宗教内容。一类是单列的“石窟寺”，共14处;一类是涉及宗教内容的石刻和造像;另一类是数目众多的“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而在这最后一类中，阙、石刻、塔、经幢、坛及各类宫、观、寺庙就占53处，占总数为77的此类建筑的69%。石窟的单列一类及此类建筑数目的众多，具体地说明了宗教在中国旅游业以至整个民众社会生活中的影响。
宗教景观与中国旅游业的现状
目前我国的旅游业发展基本处于观光旅游阶段，度假休闲旅游尚未全面展开，特色旅游也大多是在局部地区针对某个旅游年提出；各旅行社推出的旅游热线，则多以地理区域的邻近作为划分依据，至于各条线路内容的组合，是“遇山开道、逢水架桥”式，或可称为“逢场看戏”，即走到城市逛城市，遇到山水观山水。①除了著名宗教胜地外，宗教景观只是作为零星散见的景点出现在旅游线路中。
随着自然风景观光比例的下降和文化旅游比例的上升，作为中国历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文化必然会更加引起游客的关注，因而也应该更加引起旅游业的关注。虽然中国目前尚不具备正面提出“宗教旅游”的条件，但可以在“特色旅游”的开发上注意宗教资源的组合，诸如可将青海塔尔寺、敦煌莫高窟、西藏布达拉宫等组合成中国西北佛教旅游景观游;将四川境内的青羊宫、青城山及鹤鸣山及江西龙虎山、三清山分别组合成道教名山游;将以少林寺为中心的中原佛教景观组成佛教文化访寻游。这些旅游产品对国内外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游客无疑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目前局部地区实际上已经开展了这些旅游，但至少在宣传上不具力度。几乎所有关于旅游线路、景点推介的图册、书籍、文章及各种形式的音像资料，对宗教景观的介绍都是一笔带过。比如，泰山是历代帝王祭祖之所，是民众传统宗教意识集中体现的地方，山上道观、佛寺的香火也素所盛行；五台山是中国佛教第一名山，更具特色的是中土青衣和尚的青庙和黄衣喇嘛的黄庙并行不悖。这两处佛道同山、汉传佛教和汉传喇嘛教并存的特色在众多旅游宣传材料上都没有提及，当然也就不会引起更多旅游者的关注。即使有关宗教特色旅游的专门著作，也只介绍各宗教的基础知识和各宗教景观建筑、雕塑等可视内容，而对这些物质观赏对象背后稍微深层一点的宗教文化都鲜有涉及。国内游客文化水平正在逐步提高，他们愈渐需要更深入的系统背景知识。而就国外游客而言，由于其本身所处的宗教环境以及游客本人对宗教的熟悉，如欧洲、美洲游客所处的基督教环境及对基督教的熟悉，日本、亚洲客人所处的佛教环境及对佛教的熟悉等，他们会非常关注中国的宗教问题。他们不仅在旅游过程中观赏宗教景观，也关注宗教在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中的地位与影响。印度游客一定希望了解源自其故土的佛教在中国的演变，日本游客连寒山寺的钟声都那么喜爱，难道不希望了解在本国长盛不衰的禅宗在它的出生地是何种面目吗？
再从导游对宗教景观的讲解来考察，目前导游的主要任务也只是停留在对宗教建筑、造像等物质对象的介绍上。面对全国各地数不胜数的佛教造像，笔者在不止一个地方、不止一次亲眼见到游客见菩萨就拜，他们问导游佛教为什么有这么多造像，这些造像原初的功能是什么，导游无一能给以圆满回答的。其实，要说起来也不复杂，佛家的一个重要命题是“无相为体”，所谓“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则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②佛家在阐述这一命题时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法身无相”;一是“般若有相”。“法身”既“无相”，但又必须接引众生，为众生说法，所以需要“托形象以传真”。于是佛在法身之外，又有“应身”、“化身”之说，通常佛教寺庙中所见的佛之造像，就是佛的“应身”、“化身”。这种以形象教谕众生佛法的“圣人之教”，佛家称为像教。③这样虽仍不免简单的讲解也许更能满足游客的知识需求。
现代旅游业对导游文化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据重庆旅行社一名导游自述，他不仅要熟悉现成的导游词，还要阅读《巴县志》、《华阳国志》、《蜀中名胜记》等书籍。长期的工作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导游员的讲解除了广度之外，还有一个深度的问题。这深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景点本身的深度；一方面是景点的文化内涵，即由景点展现出来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含义或普遍规律。他还以佛教建筑为例，说他在讲解佛寺时，由兰若寺的得名、白马寺的由来讲到了佛寺的汉化、形制结构的变迁，从修行在深山讲到了禅宗的诞生及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因而取得了较好的讲解效果。可见，导游如果多一些宗教文化知识，导游词、出版物对宗教文化的介绍如果能更加全面系统一些，对宗教特色旅游的推动将更为有力。
宗教文化与中国旅游业的发展
从本质上讲，旅游的目的是对异域和异质文化的了解，以宗教景观为目的地的旅游尤其如此。为了较好地满足这类游客的特殊消费需求，中国旅游业的从业人员至少应从两方面系统了解有关宗教问题：佛教在中国的变异及对中华文化的影响、道教及中国民族宗教的产生发展及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关系。
佛教产生于印度，然而在公元13世纪初，它却不可思议地从印度大地上消失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在远离印度的中国却长久地生存、发展、丰富、变化。它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开始，就一直处于与儒、道二家的相互渗透、融合与争斗之中，从而与中国文化结下深厚的不解之缘，直至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依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精神，佛教不仅以其意识形态的存在形式，也以其多种多样的文化物证早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应该受到保护与宣传，作为佛教传播地及再生地的中国理应承担这一义务。
结合中国旅游的实际需要，应向中外游客偏重介绍佛教中国化的内容。比如，汉地佛教如何使印度佛教中国化、民族化，为什么中华大地上有那么多各种宗派的“祖庭”，各派寺庙的建筑雕塑、装饰绘画特别是各类寺庙主供佛、菩萨有什么异同；中国佛教如何传至日本、朝鲜、越南，对这些国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藏传佛教有着怎样的全民信教、政教合一、色彩神秘的特色。
禅宗是应该着重向旅游者介绍的内容。它不仅以其独特玄妙的修持方法在佛教各派中别具一格，而且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顿悟渐悟，面壁打坐，拈花微笑，不立文字，呵佛骂祖，以及禅宗各派祖师、高僧的故事(最著名的如目不识丁的慧能传奇般的学佛、悟道、传得衣钵的经历）都是旅游文化的绝好材料。
还有，不同石窟、不同时期佛陀、菩萨造像都不相同。云冈石窟人物造像庄重严肃，那是保留了汉代石刻的质朴浑厚，又吸收了印度犍陀罗佛教艺术的成分，堪称中西合璧。龙门石窟内北魏时期的造像多为面容消瘦的秀骨清像，主要雕凿于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的佛像有着各种生动的表情，始于唐初的大足石刻人物形象文静温和，无论众佛、菩萨，还是罗汉、金刚或信众，都颇似现实中各类人物的写照，是古代中国艺术家们对现实的“人”深刻观察的结果。神像人化，人神合一，这种变化不仅是雕塑风格的变化，在它的背后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发展。
为什么中国民间独重观音?在中国佛教中，菩萨的影响远大于佛陀，人们亲近菩萨远甚于亲近佛陀。在众多菩萨中观音又独受偏爱。中国宗教不具有真正的神学色彩，中华民族迄今尚未出现一类完全为宗教献身的人士。小乘为我，大乘也是在自度的前提下度他。域外传来的佛教在中土神学色彩越变越单薄，民间信仰的氛围却越来越浓厚，功利性、实用性越来越加强。有一句俗语，叫做“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实质是指一些人既不想付出感情精力，还想得到佛祖保佑。《妙法莲华经》上称：“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①就是说，遇难众生诵其名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就可解脱苦难。中土庙宇中观音殿特别多，观音在世俗中的名气特别大，就不难理解了。
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它的特点是以“道”为宇宙的本原，以一定的修炼方技作为修真的手段，以延年益寿为根本目的。道教的源头很广，包括自然崇拜、原始巫术、神仙方术、阴阳五行、黄老方仙等;道教一反“一神教”模式，尊神众多，还不遗余力地将中国民间神、民俗神包揽进自己的神道体系；斋醮、占卜、符录、内外丹等修炼道术花样百出，这就为中国旅游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教”相比，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呈现出一种宗教意识混乱、神系庞大的特点，不少地方佛道同山、前寺后观，甚至举行祭奠时，除道教经典外还要念《药师经》、《观音经》、《金刚经》等佛教经典；同一宫观中主神是中坛元帅，而后殿奉祀的却是释迦、文殊、普贤等佛像。[7]面对这种佛道同祀的建筑，面对这些天地人神共处的宗教实物，不从中国宗教的特点、中国民众的宗教意识讲起，是无法说清的。而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特点，本身就是一项可加以开发的文化旅游项目。我们可以告诉游客：神仙谱系的杂乱是表象，体现着信众造神的随意、信仰的模糊，其深层原因则在于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世俗化、功利化和包容性®，这说明抽象的观念性的宗教在中国民众中并不受欢迎，相比于其他宗教教主神灵的神圣性、教民信仰的严肃性，中国宗教更可亲可近，更富人情味。这是中国民众宗教意识的与其他民族最大的不同之处。这一点对于宗教意识十分普遍的国外游客来说是具有吸引力的，也是让中国游客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好机会。
道教的修持处所、方式即仙境宫观、科仪方术等也与旅游行业密切相关。道教中充满了虚实相杂的修真之所，如天上的三十六天、海中的三岛十洲、地上的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上天入海”旅游者望尘莫及,分布在海内名山大川的洞天福地则与道教旅游胜地有密切关系。据统计，截至1990年夏,大陆经县以上地方政府批准恢复宗教活动的道教宫观约400座，重点开放的著名道教胜地的宫观21座。现在武当山、茅山、青城山、华山、终南山、嵩山、崂山、龙虎山、白云山、齐云山、武夷山、罗浮山等道教名山与全国各大宫观，每年各处都有少则几万多至数十万的信徒和游客去进香、旅游。这么多的名山宫观多属洞天福地，介绍这些宫观的材料却既不多见，有关洞天福地的知识更是付之阙如。为什么叫“洞天”?因为这些名山胜地有秘密洞穴相连，构成一个往来自如的仙境系统，即所谓的“别有天地”;道观之“观”何谓?一种说法是，源自被道教奉为“终南祖庭”的道教重要派别——楼观派的中心楼观台。楼观台相传为周代函谷令尹喜的故宅，尹喜在此结草为楼，观星望气，故称楼观。类似这样常识的介绍并不容易见到。不仅于此，连道教的宫观建筑、庙堂陈设、神像塑造等,一般旅游文化书刊、景点景观介绍等也少有说明。相比于佛教，道教知识的传播更见缺乏，这不仅对道教景观起不到推介促销的作用，连起码的游客求知需求都难以满足。
道教的炼丹、斋醮等方术、法事也是可以开发的旅游资源。不否认其中有一些封建迷信的东西，但在新形式下，完全可以作为旅游资源根据游客的需要加以运用。合理展示道教仪轨，是道教旅游资源整合的必要方面。1998年及2000年举行过两次道教文化研讨会,讨论了“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道教文化与现代文明”等课题，探讨了道教现代化的方向、途径、手段，还提出了道教景观应该作为旅游资源大规模开发利用的主张。[8]比如可以利用老君炉向游客介绍外丹炼制的方法，指出其具有的化学实验的成份。而斋醮即道教的崇拜仪范，亦称“道场”，用于悼亡、追荐、解厄瘟、祈寿福等多种目的。斋醮者往往会伴着古雅的道乐，在神坛面前祭奠祖先，默许心愿，以此获得慎终追远、祈神保佑、向往幸福的精神慰藉。斋是打醮仪式前清洁身心的准备活动。醮的基本程序在于陈列供物、抬请众神、敬献酒果、祈神降福。不论古今，醮仪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场面宏大、过程繁富，观赏性强。如《三国演义》写诸葛亮为借东风而设坛建醮，先取赤土筑坛，再在下层四方分插上二十八宿旗，第二层周围再插六十四面黄旗，“上一层用四人，各人戴束发冠，穿皂罗袍，凤衣博带，朱履方裙;前左立一人，手执长竿，竿尖上以鸡羽为葆，以招风信。……孔明于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沐浴斋戒，身披道衣，跣足散发，来到坛前。……缓步登坛，观瞻方位已定，焚香于炉，注水于盂，仰天暗祝。”[9]如此周详而带有神秘色彩的仪式过程富于表演性，未必不是活生生的民俗文化教程，何况还可从中了解古人所具备的天文地理知识的状况。这些资源如果不加以很好的利用，是难以转化为高质量的旅游产品的。
宗教与旅游的关系业已引起旅游实业界人士的重视。无锡马山就是依托“灵山大佛”旅游招商成功、最后不得不婉拒各方热情捐助的典型案例。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县也利用拥有全国“唯一一个以弥勒命名的寺、唯个寺内主供佛为弥勒佛、唯一一个寺县同名”这三个“唯一”的不可多得的资源，正在打造精品乃至绝品的旅游品牌。这种形势更迫使旅游学研究者从理论上加以认真、深入的探讨。本文所以不避浅陋，抛砖引玉，动因即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