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是电视荧幕上重要的艺术类型之一，它作为文化商品，其生产制作严格地按照投入与产出的经济规律运行，需要综合考虑政策规定、市场需求、大众品味、社会规范、流行风尚等多方面因素，肩负着满足受众需求、提高收视率、吸引广告资金、创造经济效益的多重任务。与此同时，电视剧本身作为媒介传播内容，并非纯粹的消费娱乐，而是一种与政治修辞、斗争、议事日程以及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彻头彻尾的意识形态产物，其性别叙事的光影画面中隐藏的权力话语即是意识形态的表征显现。每一个时代都有隶属于它的性别叙事与想象，90年代至今，在社会转型与体制改革的强力助推下，电视剧女性形象文本经历了一系列嬗变。本文通过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从中选取六个女性形象文本，以话语修辞和叙事策略为切入点，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双重维度来对比分析女性符码的内部变化，并从中考察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权力结构模式、价值观取向及道德尺度标准等方面的变化，深入探析女性话语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变化与发展。
一、女性形象文本选取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本文从中选取了六个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文本，即《渴望》中的刘慧芳、《外来妹》中的赵小云、《东边日出西边雨》中的肖男、《中国式离婚》中的林晓枫、《蜗居》中的郭海藻以及《多多的婚事》中的钱多多。案例选择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在主流媒体（国家级电视台、省级卫视）播出，收视率同比居前列；2.获得过飞天奖、金鹰奖等电视剧奖项，曾引起观众广泛关注；3.以上剧中这些女性形象与特定的历史语境具有较强的呼应性，并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1990年《渴望》的上映不仅创下了中国电视剧收视的神话，还获得了1991年金鹰奖优秀连续剧奖，刘慧芳也因非凡的母性魅力成为当时处于社会转型困顿中男性们的心灵港湾。1991年播出的《外来妹》中赵小云深圳打工者的身份正呼应着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的政治背景，政策的转变促进了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从而催生出以她为代表的打工妹群体。1995年赵宝刚导演的《东边日出西边雨》开播，一时引领了荧屏收视热潮，许晴主演的女主人公肖男开始体现出90年代末市场经济浪潮下职业女性的个性特征，她们自主、独立甚至不乏强势，文本的生产者已经有开始意识地为她整合进其他类型的叙事表达，如她受过高等教育、拥有美丽知性的外表等等。2004年《中国式离婚》播出后，曾长时间占领各大电视台收视的榜首。剧中女性形象塑造紧密结合社会现实问题，在开放、自由、多元的社会里，人们失去了唯一标准和神圣信仰，陷入家庭、事业和爱情的焦虑中，林晓枫这个颇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引起了千万家庭妇女的共鸣。而2009年滕华涛导演的《蜗居》同样创下了新的收视热潮，播出首月的网络点播就达到3000万次，该剧集中反映了社会转型发展伴随而来的社会弊病，如蚁族、小三、贪官、高房价、贫富悬殊等，它们以汹涌之势集结到“郭海藻”的角色上，聚合成为一颗激化大众内心情绪的炸弹，使得该剧一时间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2011年的《多多的婚事》则抓住了“剩女”这一当下社会的热门话题，接连在湖南卫视和央视八套热播，不仅同时段收视率排名第一，网络点击率也突破了一亿。该剧以大龄剩女钱多多遭遇父母逼婚为由头，引出了一连串出人意料又波澜不断的故事，引发单身女性观众一片“恨嫁声”，使“剩女”问题再一次成为街谈巷议和传媒聚焦的热点。
二、性别与地位：文本的话语分析
笔者在选取出六个合理的分析样本后，从视觉形象特征和社会性特征、角色心理特征对文本进行分析，以期发现女性形象叙事中存在着的显著变量。
从表格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中国电视剧女性形象嬗变的显性轨迹，刘慧芳、赵小云、肖男、林晓枫以及郭海藻、钱多多这六位颇具代表性的电视剧女主角，与中国近20年来的社会转型现状相互置换与重塑，女性文本的编码机制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视觉形象编码：从朴素单一到时尚个性
首先，从妆容与着装的编码上看，电视剧女性形象变化显著。透过影像，我们发现90年代初期的女性往往是包裹在“中性”的穿着打扮里，女性的身体和观念都嵌入到家庭生活的谱系里，通常作为一个失去主体性的虚化群体而投入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的宏大叙事中。而随着时间的推进，文本中的女性在视觉形象上发生了变化，女性逐渐从被遮蔽与模糊的“中性”设定里挣脱出来，渐渐显露出身体结构所给予的特有的美丽，而愈益华美的装束则令她们的身体符号更具魅力。
通过纵向对比可以发现，刘慧芳在剧中始终素面朝天，单调传统的发型和暗色咔叽布衬衫勾勒出其朴实保守的形象；赵小云常穿着蓝白色车间制服，但在工作时间外，她和其他女工们已穿上当时流行的服饰，如颜色鲜艳的衬衫、花边连衣裙和短袖T恤等等；肖男作为90年代中期刚刚出现的白领丽人，服饰打扮干练优雅；林晓枫是知识女性，但随着丈夫事业有成、收入提升，妆容也从开始的文雅得体转变为时髦精致；而郭海藻和钱多多则集中体现了当今大都市年轻女白领时尚靓丽的外形特征，作为设计师的钱多多的服饰更为富有个性。
服饰妆容不单是性身体造型和魅力展示的途径，也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息息相关，是展示社会风貌和流行文化的窗口。纵览六个女性文本的服饰妆容，从朴素单一到时尚个性，顺应着社会风尚潮流的变化，但从性别叙事的角度而言，这些女性文本的服饰妆容组成了视觉形象符号，这些符号的意义阐释同女性身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深层的更文化意义，体现着对女性形象的肯定。但是，这种认同并不将“全部社会生活认同为纯粹表象”，而是在这种表象的认同中产生对它所含有的社会文化内涵的认同。如拉康所言，女性图像与女性符号的表达永远离不开女性身体呈现，六位女性角色用属于自己的身体表征符号陈述着自己的生存状态与思想观念。电视剧通过对女性外在形象变化的认同，表述和肯定着转型期社会观念的日益开放以及对女性个性自由和重铸性别意识的认同。
（二）社会性特征：从传统到多元
从女性形象样本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家庭背景、文化程度、职业及
经济能力等社会性特征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女性形象的角色类别在将近20多年的嬗变历程中正日益多元化。
样本中女性形象的家庭背景从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农民转向了知识分子家庭，折射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浪潮带来的“门第出身”观念的转变。从最初讲究根正苗红、政治清白的工人和农村家庭，到推崇经济富裕的城市小康之家，最后到彰显新世纪重视精神文明的书香门第，一系列的转变与时代语境遥相呼应。
此外，六位女性角色的受教育程度从夜大到名牌大学，呈上升趋势，彰显出社会发展过程中对文化知识的愈益重视以及女性整体素质的提高。值得一提的是《外来妹》中的赵小云，作为一名农村女子，家庭贫困导致她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但后来她通过努力进取成功转变身份，成为乡镇企业的负责人。赵小云的成功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迹，9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社会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利益取代政治信仰成为人们追逐的首要目标，而改革之初社会多重领域的空白也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因而，赵小云的较低文化水平并没有成为阻碍她发展的高墙，如火如荼的改革建设热潮慷慨地给予了其成功的机遇，不经意间，这个形象契合了那个特殊年代文化水平与经济利益间的失衡状态。
但此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整个社会环境和价值观的转变，这种失衡很快得到扭转，知识水平成为人们自立于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条件。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并出现了各种职业身份：国企工人、私企打工者/创业者、事业单位教师、外企白领等等，女性的身影出现在这些代表着社会各时期中国大众理想选择的职业中，表征着当代女性更为独立自主的生存状态。与此关联，女性形象样本的经济能力也发生了显著差异，从低收入、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发展，暗示着社会不同时期性别分工的悄然变化。90年代之前，中国女性基本上是按照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从事没有任何报酬的家务，男性因从事能够获得经济收入的外部劳动而获得了话语霸权。80年代著名的电视剧“农村女性三部曲”中的女人们就是典型写照，她们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处于经济主导地位的男性受众手中。样本中所表现出的女性角色职业状态的变化和经济能力的提高，反映了当代女性已日益走出家庭的狭小空间，更广泛地参与社会工作，从而使自己摆脱依附于他人的经济从属地位，蜕变成具有主体意识的个体，实现着自我价值并获得了社会的认可。
总之，从传统的家庭主妇到当下多元与异质的身份角色变化，女性形象文本的嬗变历程反映出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繁荣，女性逐渐挣脱传统观念的沉重枷锁，在身份地位及话语空间上获得了极大的拓展，甚至赢得了与男性权利对接的机会。但其中郭海藻这一角色具有特别的意义，她的道路与选择既体现出对女性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的肯定，也时时隐现着男权意识形态的阴影，对强势男权话语的认同甚至迎合，折射出社会转型深入期更为复杂纠结的时代语境。
角色心理特征：日渐改变的道德价值观
最后，我们从人际模式、性格特征、道德观念、家庭观爱情观四个层面来考察女性角色心理特征的叙事变化，通过女性符码的对比，可以发现女性愈益时尚靓丽的外形和日趋多样的身份，亦可与日渐改变的道德价值观念相观照。但90年代初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女性样本呈现出的是不断“堕落”中的女性形象，仿佛一夜之间影视文本叙事将关于女性的想象从崇高伟大贬低至自私卑鄙。
从表格中对比发现，女性文本的心理特征产生了明显裂变，人际模式从传统友善变得独立甚至是功利，性格特征从温柔隐忍、独立开朗变得叛逆自私。与此相对应的道德观和家庭爱情观也变得日益扭曲，利己主义盛行，婚恋的忠贞观遭到颠覆，出现了一系列反传统道德的行为。回到文本中来分析，刘慧芳汇聚中国女性传统美德于一身，为家庭、丈夫和孩子默默牺牲，被视为中国电视荧幕上道德的楷模；赵小云在市场改革的浪潮中打磨出了些许的好胜与自私，但在金钱、友谊、爱情等方面仍保留着农村姑娘的淳朴与善良；肖男的性格尽管有着女强人的特点，有时会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但仍相信爱情，忠于自我；而林晓枫虽然也依赖着爱情与婚姻，但在面对家庭危机时却常化身为“悍妇”，变得歇斯底里甚至无事生非，用陷阱来伪造丈夫出轨的证据，通过网络结识新欢来为自己离婚后的生活作保障；而郭海藻则使用身体与权力达成了交易，背叛了与男友之间的真挚爱情，在迷惘与痛苦中走上了情妇的道路。综上所述，电视剧影像中的女性形象产生了巨大裂变，那么这种裂变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让我们回顾这些女性样本所表述的时代语境，从《渴望》播出的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我国进入了社会的转型时期，改革开放力度加大，在引入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同时，西方各种思潮也随之涌入，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而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在物质财富急剧增加的同时，种种社会问题也逐一显露。商品经济极大地刺激了个体物欲的膨胀，货币以其独特的世俗价值取代了超验的政治信仰成为中国大众的新宠，经济利益逐渐占领人们价值观的核心。而全球范围内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兴起，对中国社会也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传统道德和思想文化被解构，“宗教文化和圣人文化一起被抛弃，失去了它们的神圣性的时候，绝对的自由也就带来了绝对的堕落，人们成了无所顾忌的猴子”。电视剧作为一种倒映社会现象的文化魔镜，真实世界中的微小涟漪在影视文本里也会被置换为惊涛骇浪。在此背景下，样本中女性角色的价值观念渐渐蜕变，开始挣脱传统道德的束缚，追寻更加多元的自我表达。从刘慧芳的无私付出到郭海藻的自私反叛，女性文本塑造的变化暴露出经济高速发展下社会矛盾的复杂和人们精神世界的虚无，以及对于传统价值观及存亡问题的深切焦虑。
但进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随着“剩女”成为当今引人注目的一个社会现象，现实题材电视剧也将关注的焦点投向于此，其女性表述也悄然转向。从2010年的《大女当嫁》《张小五的春天》《一一向前冲》到2011年的《单身女王》《李春天的春天》《多多的婚事》以及2012年《胜女的代价》《我的经济适
用男》，和今年热播的《我们结婚吧》《女人帮》等，“剩女”形象的大范围出现，一方面反映了当代经济文化发达的大都市中传统与现代对立又互相渗透、多元价值并存而杂糅的面貌，“剩女”这一群体的出现正是这一复杂社会生态的结果，是转型深入期的中国社会出现的新型社会问题；另一方面，钱多多等大龄“剩女”不仅外表出众，条件优越，而且善良孝顺，独立上进，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她们的迷惘、彷徨和坚持不仅折射着现代都市女性在社会角色选择、人生理想追求、婚姻爱情等方面的价值转向，其乐观自信进取的形象也一扫新世纪之初色调灰暗的“第三者”扎堆的现象，为电视荧屏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作为性别叙事的女性符码
（一）女性主体意识的解放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大一统局面被打破，各个领域的功能与责任变得清晰明确，呈现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网状结构特征。在此语境下，政治开始局部放弃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吞并，个人得以从以往政治高压的束缚中走出，转变为非政治化的独立个体，个体意识复苏；与此同时，市场经济进一步拓宽了社会大众自由活动的空间，一种经济诱致型的社会流动开始呈现，打破了长期不变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以及阶层结构，公民社会逐渐显露出端倪。中国民众，尤其是中国女性，正是在这种独立、开放、自由的环境中开始张扬自身的主体意识，重新塑造女性自身的形象价值。
通过对上述电视剧及其女性角色文本的梳理，我们发现中国电视剧女性形象在叙事修辞上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力。在上述提及的主流电视剧中，无论是女性角色的相貌服饰，家庭环境，还是她们的教育程度和职业背景，都能反映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权利结构的调整以及文化格局变迁对中国女性形象的积极影响。她们变得更美丽，更富裕，更独立，更自信，这些都是我们在解读女性人物文本时可以体会到的最为直接的变化，充分反映出新时代中国女性日益主体化的形象特征。同时其女性性别修辞也发生了从传统贤妻良母向叛逆复合型女性的转变，在叙事机制上女性渐渐走出封闭的家庭生活融入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贤淑奉献的刘慧芳、自强不息的赵小云、坚强独立的肖男、虚荣多疑的林晓枫、叛逆自私的郭海藻、独立自我的钱多多等女性形象，绘制出中国电视荧幕上多彩迷人的画卷。
（二）话语修辞的转变与女性地位的提高
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转型，也促使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念发生着转变。影像中的女性形象文本折射着社会语境，从而在话语叙事和内容表现上出现了下列变化：
其一，秉承传统道德观的女性形象仍赢得广泛认同。传统不代表落后，去除其中的糟粕，传统道德观是华夏文明数千年沉淀凝聚的精华，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宝贵的实践价值。尤其是在当今社会转型不断深入的时期，多元价值观的并存往往造成人们心灵的迷失与道德的滑坡，树立楷模来引导大众的道德行为规范成为人们潜在的心理需求，“主体对它的自由感到焦虑，便在事物中寻找自身，这构成一种逃避的方式”。现实生活中的受众往往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影视文本中，与人物角色产生共鸣，来宣泄内心的情绪。电视剧创作者正是从这种受众心理出发，在女性形象塑造上进行了与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相契合的符号编码。新世纪的女性文本大多叛经离道、自私软弱、拜金媚俗，但是随着剧情的展开，她们又会展现出内心深处的人性真善美，一部分颠覆传统道德的角色最终也会痛改前非，重新回归到传统道德所赞许的体系内，而另一部分则会坠入无底的黑暗深渊，在面临社会道德审判面前走向灭亡，比如《蜗居》中的郭海藻。传统道德形象的颠覆与重构过程，契合了受众“发泄继而缝合”与“发泄继而毁灭”的审美过程，给受众带来极大的观看快感，同时也给予当代处于传统价值认同焦虑的中国大众极大的精神慰藉。而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之后大量出现的电视剧“剩女”形象，虽然表面上漂亮能干，前卫时尚，但大量的细节却依然不自觉地凸显着其传统女性的角色特质：孝顺善良，注重亲情等等。在经历了社会转型期多种价值观念的相互交融与碰撞之后，那些秉承着优秀传统美德的女性形象依然是电视荧屏的主流，她们因其广泛的社会认同而成为了传统道德的现代阐释者。
其二，女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转型期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基础的重组以及政治制度的完善，还有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随着主体意识的解放和社会观念的开放，女性得以挣脱男权主导，从职场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90年代初的赵小云出身农村，通过不断努力奋斗，从一个普通的打工妹到创办自己的企业，不仅使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更在磨炼中获得了蜕变，成长为一个自信自强，充满现代女性魅力的企业家，人生价值得以升华；而后的肖男是服装店老板，林晓枫是小学老师，郭海藻则是公司白领，她们的职业身份丰富多元。2011年的钱多多更加自信独立，不仅是出色的设计师，作品多次获奖，而且敢于放弃稳定的工作，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自主创业。她代表的是当代大都市中更加自信、富于个性的职业女性。职业给女性带来的不单是独立的经济收入，更是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价值的有效途径，她们在劳动创造中不断提升和挖掘自我潜能，从而得到社会的尊重与认同。
其三，女性情感世界获得更多理解与包容。回顾改革开放前的影视作品，几乎难以找到一部将女性感情世界置于叙事视野中心的电视剧，女性内心的隐私空间不是被革命信仰挤压得无限狭小，就是因为理与欲的冲突而先验地成为了道德审判上的替罪羊。而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的变化，带来了对人性、爱情等个体权利的重新界定与张扬解放，刻画女性丰富多彩情感经历的电视剧开始相继涌现。《东边日出西边雨》中的肖男为摆脱玩偶的地位，追寻心中的真爱，宁愿历经曲折，饱尝独立创业的孤独艰辛；《中国式离婚》中林晓枫在虚荣心和生活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对收入不高的丈夫不满指责，而当丈夫事业小成后她又变得多疑猜忌，她的痛苦、纠结被细腻地展示于荧幕之上。《蜗居》呈现了郭海藻自我坠落的心理过程，在面对人生抉择时她放弃
了与之相恋的男友，选择了能够给予自己金钱和物质的宋思明，她的矛盾、犹豫、彷徨和最终心安理得的心路历程令观众既动容又感慨。婚恋家庭与物质金钱交织在一起，成为触发女性内心情感的潘多拉魔盒。而近年来热门盼“剩女剧”则以大龄未婚女性的婚恋经历为主题，细腻展现了这群事业成功、外表光鲜的女性的坎坷隋路，她们错过了人生婚恋择偶的最佳时机，背叛、孤独使她们备受伤害，更不敢轻易相信感情。电视剧对女性婚恋情感世界的书写与表现，乃是当今不断觉醒的平民意识对于女性主体的理解与尊重，也是社会转型时代多元化伦理价值观的折射与表达。
综上所述，随着女性主体意识解放和性别叙事修辞的变化，女性形象整体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摒弃标准模式化设定，女性的形象变得更丰富多彩，女性主体的人格塑造更加饱满。然而，女性的主体地位还需要被不断地重指和确认，符号化的女性形象依旧没有完全摆脱男性中心视域，女性始终处于被凝视和窥探的地位，身体被编码成性感、妖娆的符号序列，主体在这种编码过程中丧失地位沦落为空洞的能指。经过电视剧镜子式的折射，展现出的并不是完整的女性的客观影像，而是经过主观加工后的镜像化的拟态真实，从而导致女性本真形象的失真。此外，还存在着电视剧创作者呈现和塑造女性形象时将其妖魔化和刻板化的现象等等。笔者将另外撰文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结语
作为一整套召唤人们对周遭性别身份以及性别关系进行想象性认同的表征体系，性别意识形态包含着女性主体关于婚恋道德、家庭伦理、人生追求、思维逻辑等价值范畴的规训与构建。毋庸置疑，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根基的变动势必会影响甚至扭转大众的性别意识形态。通过对以上90年代以来电视剧女性形象典型文本的研究，将女性别意识形态置于社会经济改革、主流意识形态的视野下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如下显著变化：女性形象塑造从最开始被紧紧束缚于传统家庭伦理的陈窠，到开始追求自由与个人价值的实现，她们勇于反抗命运的安排，抨击传统道德与价值观的束缚，女性开始标榜独立与个性解放，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在各个领域与男性分庭抗礼。新世纪以来的电视剧女性形象更趋于多元化，更为复杂和丰满。
诚然，90年代以来的现实题材电视剧数量众多，其塑造的女性形象也不计其数，以上选取的六个样本并不能代表她们的全部，但我们仍可从这些典型样本的女性符码和话语修辞中窥见电视剧女性形象塑造的变迁轨迹：电视剧女性形象的塑造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而同步开启，折射着中国社会三十年来转型期的变化、震荡以及迷茫和焦虑，并且也反过来在大众审视与检讨社会机制的思辨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总体而言，电视剧中女性符码和叙事机制的变化，表明女性日益挣脱男性的附属品和受控对象的地位，逐渐成为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不断提升着女性的话语权利和表达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