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特里·鲍里索维奇·卡巴列夫斯基1904-1987）是前苏联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音乐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一生恰好见证了俄罗斯最为动荡的20世纪，但他“始终忠诚于自己的信仰”，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直接宣传社会主义体制在青少年音乐教育培养领域的优势”。基于这种政治信仰，不仅使他的音乐创作
丁熳莉·卡巴列夫斯基音乐创作与音乐教育思想反思与苏联音乐传统密切相连，其音乐作品也多以苏维埃为主题。在创作中，他遵循苏联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典范，坚持走社会主义现实道路，对苏俄时期的音乐创作影响深远。
在卡巴列夫斯基的音乐作品中几乎没有现代音乐中那些“离经叛道”的东西，而多是现实主义与俄罗斯民族音乐的结合，内容丰富多彩，且与社会密切相关，许多音乐作品充满了暴风骤雨式的乐观主义精神。作为一名作曲家，卡巴列夫斯基擅于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保持和谐一致，相较于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等同时代作曲家，他更擅于规避迫害与中伤（当时许多音乐家都无法避免），从而得以始终留在决定艺术政策的阵营中，确立并维护艺术中的社会现实主义。不仅如此，其音乐作品在苏俄音乐史上也绝非稍纵即逝。除了音乐创作活动外，卡巴列夫斯基对本国及世界音乐教育活动的推广与提高几乎倾尽了毕生心血，提出了许多时至今日仍值得深入研究的音乐教育理论观和音乐实践活动标准，并依据音乐教育的实践撰写了多部理论专著和大量文章，如《怎样给孩子们讲音乐》、《三条鲸鱼和其他》以及几十篇关于音乐教育思想的论文集。特别是在其主持下制定的《苏联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大纲》，最终被确定为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普通学校音乐教学文件，并上升为苏俄国家标准。上述文献成果标志着卡巴列夫斯基音乐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
卡巴列夫斯基所处的时代及其个人素养，一方面造就了他基于教育家的思维方式和“全面发展的人”的培养目标构建了一个内容丰富、特点显著的音乐教育思想体系王国，反映了苏联音乐教学的普遍规律，标志着苏联当代音乐教育科学的新成就，对促进苏联的精神文明建设、提升苏联人民音乐修养意义重大。但另一方面，环境的制约和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使得卡巴列夫斯基的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思想仍然存在着局限与不足。需要研究者对其进行深刻反思和细致的推敲。
一、政治标准对音乐作品艺术性的制约
卡巴列夫斯基的艺术人生贯穿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从萌芽到兴起、从繁盛到没落直至消亡的整个历史时期。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列宁时期，苏联音乐文化是相对活跃的，尽管列宁强调“艺术是属于人民”的，但他仍然承认：“每一个艺术家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理想来自由创作，不论那理想是好的还是坏的。你会看到动荡、试验和混乱。”并认为这种自由是有底线的，那就是“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努力去因势利导，并形成和决定其后果”。到了斯大林时代，一切以政治为导向下，音乐的自由创作已不可能，特别是将现代派音乐作品完全斥责为“资产阶级”艺术，致使这一时期音乐作品风格异常单调，都以革命、战争为主题，歌颂党和人民的伟大功绩。斯大林逝世后，在赫鲁晓夫的主政下，艺术界一度出现“解冻”现象，但是局部或短期的“破冰”并不足以撼动整个制度的挟制，艺术界总体上还是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作曲家们不得不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从事音乐作品的创作。
环境、民族、时代是影响艺术教育和创作的三个要素。其中，环境要素的影响力辐射范围最为广泛。政治环境是影响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的重要元素之一，它给予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一种强大的外部影响。“事实上艺术与政治一直保持着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艺术可以成为任何一种政治环境的一种象征，可以体现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改革进程”。处在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氛围中，艺术作品的政治色彩就稍显淡薄；处在较为紧张的政治环境氛围，艺术教育和艺术作品的政治色彩就较为浓厚。具有苏联特征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给身处于这一时期的卡巴列夫斯基的音乐创作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取决于人的接受水平和接受程度，既是自觉的，同时也是不自觉的。
卡巴列夫斯基身处苏俄时代转换的历史背景，其音乐本能和所受教育的影响会不自觉地跟随政党政策引导的方向前行。可以说，他将一生都献给了苏共的音乐教育事业，他曾经担任苏联作曲家联盟理事会书记，是苏维埃最高委员会的代表，被誉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苏联人民演员，并多次获得列宁勋章、苏联国家奖、格林卡奖。这些职务和荣誉，一方面证明了卡巴列夫斯基杰出的艺术贡献，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卡巴列夫斯基思想的纯正性，他的作品都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符合苏俄社会主义建设潮流的。套用卡巴列夫斯基自己的话，就是“我是一个理性和感情融合在一起，就像一位毫不妥协的斗士，反对卑鄙、庸俗、资产阶级思想，支持艺术的党性”。尽管卡巴列夫斯基在不违背政治标准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为苏俄儿童选择优秀的音乐作品，然而从专业的角度出发，这种艺术评判标准仍然极大地损害了音乐作品的艺术性。
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音乐风格多样化的制约
《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样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虽然这是对文学创作的要求，但苏俄的音乐、绘画、造型等艺术也基本遵循这一创作原则。1934年《苏联音乐》第一期刊登了评论家戈罗金斯基《关于音乐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文章，文中把本是文学概念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运用到音乐上，指出：“苏联作曲家的主要注意力必须放在现实的胜利、进步的原则上，必须表现一切英雄的、光明的、美好的事物。这种做法可以显示出苏维埃人精神世界，而且，这种做法必须体现在充满美感和力量的音乐形象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同否定人民的、代表
当代资产阶级腐朽艺术的现代主义倾向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同吹捧资产阶级现代文化的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与此同时，带有“现代主义倾向”的音乐作品都被贴上了形式主义的标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式的堕落，这样单一的评判标准扼杀了音乐的多样性，导致整个苏联的音乐创作恪守“现实主义”。为了不犯错误，先进的现代作曲家转为保守的创作者，最终导致保守主义成为美德，音乐的民族主义盛行。
卡巴列夫斯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潮的坚定拥护者，无论是其自身的音乐创作，还是对教学大纲音乐作品的选择，他都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标准。他认为“现实主义使艺术充满力量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不仅是过去也是今天和未来艺术创作的真正基础。过去所有优秀的大师的艺术都是现实主义的”。这样的论断使得卡巴列夫斯基的音乐教育思想相对单一。在制定音乐教学大纲时，卡巴列夫斯基对音乐作品的选择主要是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古典音乐和民族音乐为主，并认为：“苏联的音乐，和所有苏联艺术一样，不是使青年人远离尖锐的政治问题，而是积极地、目的明确地支撑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支持他们对待世界、对待生活的积极态度”。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思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今天仍有其积极意义与价值，但也有不容忽视的缺陷。首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关注国家价值，而忽视个人价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它要求文艺反映国家和民族这些宏大叙事，揭示新生事物的生命力，激励青年人投入革命建设中，但是在反映这些民族价值的时候，个体的情感、价值与意义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忽视，因为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俄是反对个人主义的。其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强化其歌颂功能的同时也抑制了自身的批判功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共控制意识形态的重要思潮，必然要歌颂人民取得的胜利成果，而不能也不被允许如实地反映社会中存在的消极现象。因此，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制定音乐大纲时的唯一价值标准，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音乐大纲思想的狭隘性、单一性。
三、本土化对音乐教育思想的制约
本土化特指事物在一定区域内经过长期的演变和沉淀形成的具有了相应的稳定性特征。本土化是一个民族、社会、国家所追求的状态。音乐教育作为艺术教育门类，很容易受到本土化影响：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乃至不同民族的音乐表达形式、音乐特点和音乐创作方式与载体等都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往往却是被本土化对音乐教育思想重视和格外强调的。苏联作为国家形态存在时，幅员辽阔，民族构成繁杂，各民族间呈现出较大差异，但作为国家整体的音乐形态呈现给外界的特征是：民族性格凸显、社会政治形态单一、种族力量厚重等特征。
应该说，卡巴列夫斯基的音乐教育思想是立足于本国的教育学基础之上的，对外国其他音乐教育思想借鉴较少，以至虽成一家之说，但较为单一和狭隘。当时世界上有三大音乐教育体系，即瑞典的达尔克罗兹音乐教育体系、匈牙利的柯达伊音乐教育体系和德国的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达尔克罗兹创立的“体态律动”音乐教学法，把音乐和身体的感应和律动结合起来，让学生通过身体来体验节奏感，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训练学生耳聪目明，反应敏捷。柯达伊的音乐教学思想主要包括：以民族音乐为基础，引导孩子热爱音乐、热爱民族传统；把歌唱作为学校音乐教育的主要手段；在教学过程中，要顺应孩子的自然发展来教授音乐课。而德国的奥尔夫音乐体系的核心则是“元本性音乐教育”，遵循原本性原则、游戏原则、直观原则、实践原则对孩子们进行“寓教于乐”的音乐教育。卡巴列夫斯基的音乐教育思想在某些方面和当时世界上的音乐教育思想接轨，但是也有其固步自封的部分。研究世界音乐教育思想的科学发展动态，不是为了随时照抄更新的教育思想，而是在比较和对照中，发现自己的缺点，发扬自己的优点，在借鉴中更有效地建设自己国家的音乐教育体系，更快地创民族之新，立民族之异。但是当时苏联对西方国家的文学艺术思想多持一种排斥的态度，更谈不上借鉴了，而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音乐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也谈不上交流与借鉴。因此，卡巴列夫斯基音乐教育思想带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色和浓厚的苏联本土化倾向，使其优点，也成为其局限。
四、一元化大纲对音乐教学的制约
一元化是相对于多元化而产生的概念。一般而言，从专业特定领域的角度出发，一元化的教育大纲有助于培养模式化和专业化的人才，体现了教育的传承性及同一性。但若用辩证的角度看待问题，一元化的教育大纲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固化、封闭，其培养的“同一类人”被认为是专制教育的源起。因此，对于一元化的态度，历来褒贬不一。
在后人的评价中，卡巴列夫斯基音乐教育思想的精华集中地体现在他制定的《苏联普通学校音乐教学大纲》中。自其颁布伊始，许多音乐教学都采用了他所编著的音乐教学大纲，这一音乐大纲的影响和适用范围甚至延续到了现代欧洲。毫不夸张的说，卡巴列夫斯基所制定的普通学校音乐教学大纲早已成为苏联音乐教育教学界的纲领性教育指引。尽管大纲有着丰富的教学内容、先进的教育思想、深入的教育实践性，但是面对着苏联广袤的地区、众多的民族，音乐大纲无法满足每个地方的特殊音乐教育要求，导致一些地方无法顺利按照大纲开展音乐教育。而且同一的音乐大纲易导致学校共性成分有余，个性特色不足以及教育的刻板化、僵硬化和单调化等问题的出现。所以面对如此复杂的音乐教育形势，卡巴列夫斯基提倡音乐教师应当深入领会大纲的本质和精神，并将其渗透进自己的教学之中，如此，才能在上课过程中感觉到它是自己的教学大纲。
从总体上而言，卡巴列夫斯基的教育思想同所有发展着的事物一样，在具有优长的同时，必然地会呈现出某些不足。对于这些局限性，最科学的态度就是准确判断、理性认知、客观评价，用历史的视角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生活在苏联时期的卡巴列夫斯基，因其成长环境的特定性造就了他对音乐和音乐教育独特的认知和感受，从而能够自成一派并薪火相传，指引一代又一代人成为“全面发展的人&r
dquo;，或是朝着这一目标迈进，已然实属不易。对于卡巴列夫斯基音乐教育思想的局限性，我们应当从两方面加以理解：一是抛开特定环境制约不谈，单就其教育思想的艺术价值而言，卡巴列夫斯基已经成为了同时期乃至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音乐教育者的典范；二是即使参照当时的社会环境，卡巴列夫斯基也为政治视域下的国家和民族音乐教育模式探索出了一条可行性路径，这是值得称道的。由此观之，卡巴列夫斯基作为苏联时代的音乐创作者、教育家，虽然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而存在，但他凭借自己对教育理念的理解和对教育目标的界定，使自己不仅成为了一名杰出的音乐家，更是一名社会活动家，在音乐界及其他社会领域备受关注，其对苏俄及世界音乐史所带来的影响不可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