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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受美学看《雷雨》主题的多解——兼与苏教

2015-11-19 10:09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论文导读::从接受美学看《雷雨》主题的多解——兼与苏教版必修四对《雷雨》主题定论的商榷,文学艺术论文。
论文关键词:从接受美学看《雷雨》主题的多解——兼与苏教版必修四对《雷雨》主题定论的商榷

  苏教版必修四对《雷雨》主题的定论是:“通过周、鲁两个家庭,八个人物,前后30年的纠葛,表现了旧家庭的罪恶。”本文认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表现了旧家庭的罪恶”并非剧作的原初观点,剧本的创作者曹禺本人一开始并不认同,只是随着《雷雨》接受史研究的深入,读者大众对他产生了影响,再加上他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渐浓才慢慢地接受了这一主题。
  实际上,《雷雨》作为经典之作,自上世纪30年代发表之日起到如今近90年的历史中,有关其主题的争议就从未停止过,估计以后也不会停止。笔者据有限的资料统计发现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命运悲剧,认为它是表现命运对人的捉弄和人的生存困境,如郭沫若、钱理群等;
  2.社会悲剧,认为它是反封建和个性解放的主题,如田汉、张庚、周扬等;
  3.家庭悲剧,认为它是揭露了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如苏教版中学语文必修四教材;
  4.人性悲剧,认为它是突围与救赎的幻灭。
  论者们对于上述各自的观点各执一词是无可非议的文学艺术论文,因为“诗无达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清·王夫之《薑斋诗话》)“作者之心为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清·谭献《复堂词话》)这本身就是接受美学的观点。接受美学把阅读从“作者中心”和“作品中心”中解放出来,提出“读者中心”说,把读者从被动欣赏者转变为主动阐释者,大大地提升读者的权利和地位,也使阅读和阐释变得多元而富有创意。如发表在《中华艺术论丛》2007年00期上的一篇名为《再谈<雷雨>的主题》的文章,就认为它是“命运悲剧与社会悲剧的双重意蕴,而且命运悲剧占主导地位,只有结合起来理解,才能深化我们对剧中人物、戏剧冲突等各方面的理解。”又如《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08年4期上一篇题为《横看成岭侧成峰一一从<雷雨>主题谈起》的文章,也认为“文学作品主题出现多样化的理解是正常和必然的。语文阅读课堂教学中,对作品的主题进行分析时,要在接受理论的指导下,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从纵横两方面辨证地去理解和阐释课文主题,达到培养学生的个性化思维的效果。”
  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积极引进接受美学无疑有意义的,这有助于我们对作品的多方位的阐释,提高我们对作品了解的宽泛度和纵深度,对学生的思维训练都是很有帮助的。但反过来,如果引用不慎就会泛滥。孙绍振教授就表示了他的忧虑,他在《解读语文·序》中说:“把读者绝对化,鼓吹超越文本的自发主体性,把尊重学生主体性无条件放在首位。这就产生了两个原则:第一,完全排除了文本主体对阅读主体的制约;第二,对阅读主体心理图式的封闭性和开放性缺乏分析,对主体的封闭性没有起码的警惕中国论文网。”他举例说,像《背影》中的父亲“违反交通规则”,向祥林嫂“学习拒绝改嫁的精神”,《皇帝新装》中的骗子是“义骗”,《愚公移山》中的行为是在破坏生态环境等等,都是对经典文本的肆意歪曲。他要求读者在阅读文本时要比照、遵循文本层次结构、旁涉作者的深层心理结构,只有这样才能攀登上文本阅读的历史高度。孙绍振教授的话可谓击中了当前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滥用接受美学的后果。例如,有人认为《孔雀东南飞》中焦母有恋子的性变态,庄子有严重的心理问题等等。《雷雨》的多主题阐释也属于这样的情况。
  二
  我们还是来看看《雷雨》原作吧。在完整的剧本里是有序幕和尾声的。在序幕里写十年后周公馆已经变成了教堂医院。一天,周朴园满头白发,老态龙钟,手拄拐杖来到教堂医院里看望两个疯女人——繁漪和侍萍文学艺术论文,彼此都没有话。然后剧本借两个修女的口,交代出这里发生在十年前的故事。剧作的尾声,情节又回复到序幕的内容,写十年后教堂内钟声悠悠,大弥撒的音乐阵阵。周朴园在圣经声中作着无言的忏悔。正文一共四幕,以回忆的形式出现。正文第一幕到第四幕,第一幕中写周朴园与妻子的关系,通过周朴园和繁漪的人权冲突,写出了旧中国人的生存境遇——专制钳制着自由;第二幕中写周朴园与情人的关系,通过他和侍萍的情感冲突,写出了人在现实生活中,情感难以逾越理智;三、第三幕中写周萍与四凤的爱情关系,通过周萍与四凤夹缝中艰难的爱情与周遭人阻挠的冲突,表现了人们因自身的原罪而无法得到“正常”的爱情幸福;第四幕中写周公馆的毁灭,通过四凤、周冲、周萍的死亡,蘩漪、侍萍的发疯,周朴园的惊懊和哀伤,写出了美好而单纯的事物必然灭亡,罪孽深重的人自食其果后幡然悔悟的痛感。而贯穿全剧却是周萍与蘩漪的乱伦的关系,周萍因此而产生内疚感以致罪恶感,最终走向幻灭,蘩漪因此想获得新生,最终却走向疯狂。
  抛开《序幕》和《尾声》,我们可以得出许多主题,诸如:理智与情感的矛盾;劳资矛盾及其斗争;资产阶级的就家庭的罪恶;自由民主与专制的冲突;等等,还可以更多。但这样只是从剧作的局部不是整体得出的。要想彻底弄清原作的主题思想,科学公正地阐释作品,必须完整地阅读《雷雨》剧作,而《序幕》和《尾声》是原作不可忽视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附缀,相反,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主题,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价值。但是,有的研究者却对《序幕》和《尾声》表现出有意无意的漠视,或竟然把《序幕》和《尾声》都自行删去,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就有点不客观了。在《序幕》和《尾声》中,作者通过两个修女的对话交代周公馆的无言的结局,它本是一个资本家豪华的住宅,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家庭内部上演了一场悲剧文学艺术论文,最后家庭解体了,公馆卖给了教堂,成了教堂医院。死的死了,疯的疯了,走的走了,而只有活着的人在默默地承受着人生原罪带来的痛苦。曹禺在《雷雨·序》中写道:“我把《雷雨》做为一篇诗看,一部故事读,用‘序幕’与‘尾声’把一件错综复杂的罪恶推到时间非常辽远的处所。因为事理变动太吓人,里面那些隐秘不可知的东西对现在一般聪明观众情感上也仿佛不易明了,我乃罩上一层纱。那‘序幕’与‘尾声’的纱幕便给了所谓‘欣赏的距离’。”
  由此可见,作者精心设计这样的“序幕”与“尾声”,仅仅是借用周公馆里故事的外壳,以一个家庭的毁灭为纽带,把现实中的众多矛盾纠结在一起,以现实的事件表达他对宇宙人生的超现实的看法,突出地表现了人性的深度,这样也就自然地消解了作品中“家庭的罪恶”感,而加重了人的命运的不可把握性,表现的是作者对人的缺陷、人的困境和人的命运的执著探索,并通过忏悔“转化为一种‘悲悯’,这类似于宗教的终极效果”。(钱理群、孙绍振《解读语文》)在《雷雨·序》中,作者流露了他创作时的一个很明显的主观意图:“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我是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光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我们可以想见,像周朴园这样强悍的人物尚且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又何况天底下的那些弱小者呢?“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和《红楼梦》中无材补天的顽石的神话设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中国论文网。
  三
  形象大于思维。接受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得出不同的论点是很正常的;很多论点不为曹禺本人所接受,甚至不为他满意,这也是正常的。积极引用接受美学的思想来解读文学文本是没错的,“接受美学的一个主要功绩是提出了读者的特殊性的意义。文本的开放性是由不同的读者的特殊性造成的。但特殊读者种类繁多,并不是每一特殊读者都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张法《走向全球化时代的文艺理论》)阅读和阐释应该是来自作者和文本而最终又是要逼近它们的,否则永远是一家一言,一面之词,甚至是无稽之谈。“阅读本来并不神秘,不外就是读者主体与文本主体以及作者主体之间的从表层到深层的同化和调节。要真正深入到经典文本的深层,就是要尊重文本的主体,联系作者主体也是瞄准文本主体。”(钱理群、孙绍振《解读语文》)接受美学研究专家陈文忠教授在《文学美学与接受史研究》曾指出:“作者的创作是文学意义生成的起点。”“无论叙事作品还是抒情作品,作为主观意义的叙述意向是意义整体中客观存在的现象。”美国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家费什也曾说:“我们在阅读或复读时不可能不涉及作者的意图,不可能不假定我们所读到的符号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写出来的……否则文学艺术论文,对意义的解释就不可能发生”。孔子因为文献不足征而不能言明夏礼殷礼,但他很自信地说:“足,则吾能征之矣。”文献不足征,得出有悖于原作的结论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文献足够征,却偏偏断章取义,肆意曲解,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
  对待经典作品,尤其是主题有争议的经典作品,像《雷雨》,交代一下研究史是必要的,倘若贸然就甩出众多主题中的一种,断然宣称它是某某而不是某某,这对于经典作品在广大中学生中的传递与接受是不公平的。它没有给广大中学生提供一个弹性的阅读空间,而是以一种权威性、强制行的论断阉割文学作品主题的丰富性,同时也窒息了阅读中的广大中学生求知的欲望,这对学生是不负责任的。现实表明,中学教材不是一般读本刊物,不是自由论坛,它具有“官方性”、“导向性”,它对中学生的成长,甚至他们以后的人生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潜在影响。

参考文献:
一、原著:
1、《雷雨》.
2、《雷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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