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创作主体的自觉是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主观条件，汉赋接受的实际效应是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客观条件。汉代文学观念的变化和文体辨析的意识、汉代社会的审美风尚以及先秦文化的滋养则是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原因。
[关键词]接受关学；汉赋；文学自觉；审美娱乐性
汉代文学由于受政治、经学等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化、经学化的色彩。但汉代也是中国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汉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具有鲜明的文学自觉化的倾向。龚克昌先生的《论汉赋》《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和张少康先生的《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魏晋始》等文均论述了这一问题。本文试图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接受美学的理论对此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并对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辨析。
要讨论“文学自觉”，我们必须先明确“文学自觉”这个概念的含义。一般认为，“文学自觉”是指作家有意识地在创作中追求艺术性和审美性。实际上，这种理解是不够全面的。所谓文学自觉，应是整个文学活动的自觉。而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完整的文学活动指“作者——作品——读者”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第一个阶段是创作过程，作者赋予文学作品发挥某种功能的潜力；第二个过程是接受过程，由读者通过鉴赏来实现这种潜力。因而作品实际上存在于作品与读者之间往复交流的过程之中。因此，文学自觉应该包括创作主体的自觉和接受主体的自觉。
一、创作主体的自觉是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主观条件
创作主体的自觉是指作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文学活动的意义，能认识和掌握艺术规律，并在文学实践中有意识地遵循这些规律。Www.133229.CoM创作主体的自觉是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主观条件。
(一)赋作家群的出现
在汉代，出现了赋作家群。汉朝建立后，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各诸侯国有了较强的经济实力。如《汉书·文三王传赞》载：“梁孝王虽以爱亲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货材，广其宫室车服。”但当时的诸侯国不能像战国诸侯那样开疆拓土，于是，便向着文化、享乐等方面发展，以招致文士闻名的诸侯王有淮南王刘安、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汉初辞赋作家群首先在这三位诸侯王那里生成。到了汉武帝、汉宣帝时期，诸侯王的势力已彻底削弱，原来会聚在各诸侯国的辞赋家们渐渐云集到长安，成为皇帝的言语侍从。班固的《两都赋序》对当时的情形作了记载：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
在这里，班固将言语侍从之臣和公卿大臣的创作情况分别论述，公卿大臣是“时时间作”，而言语侍从之臣则是“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这给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对公卿大臣来说，创作辞赋是一种“余业”，而对言语侍从之臣来说，则是其在朝廷安身立命的“本业”。因此，言语侍从之臣可说是当时的专业作家。
赋作家群的生成，意味着在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自觉、专业的创作队伍，这是文学走向自觉的基础。
(二)赋作家对艺术规律的自觉认识
在痴迷赋创作的同时，赋作家对赋的创作规律亦有了自觉的认识。谈到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提起的是《西京杂记》所记载的司马相如说的一段话：
合纂组以成文，列绵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司马相如之前，枚乘的《七发》实际上已涉及到了汉赋的创作：
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乐无有。于是使博辨之士，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
在这里，枚乘谈的其实也就是汉赋这种文体的内容和形式：从内容上看，汉赋是咏物之体，所写之物主要是山川自然等壮丽事物，能令读者得到审美的愉悦。从形式上看，汉赋连缀相类的事物，进行排比归纳，造成铺张扬厉的效果。可见，枚乘对汉赋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已有了明确的认识。
另外，扬雄则强调作赋应善于学习和模仿，他说：“大谛能读千赋，则能为之。”(《全汉文》卷五十二《答桓谭书》)。这与杜甫所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创作规律的。据记载，扬雄早年热衷于辞赋写作，崇拜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所以“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扬雄传》)。扬雄注意到司马相如的赋“弘丽温雅”，表明他明确认识到汉赋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并将之作为追求的目标。 汉赋作家对艺术规律的认识，意味着文学创作已不再是盲目的、自发的，而是已进入了一个自觉的阶段。《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作《上林赋》《子虚赋》时，“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桓谭《新论》说扬雄作《甘泉赋》：“诏使作赋，为之卒暴，思精苦，始成，遂因倦小卧，梦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由此言之，尽思虑，伤精神也。”《后汉书·张衡传》说张衡创作《二京赋》是“精思傅会，十年乃成”。汉赋作家创作时的殚精竭虑体现了他们对艺术的自觉追求，使汉赋具有“丽”的特征。所谓“丽”，主要指文辞的华美。李泽厚认为：“正是这样，不怕去追求一种强烈地刺激着感官，使人心神摇荡之美，正是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赋的一大成就。虽然这种美的追求在后来产生了堆砌、造作、轻佻、浮薄、萎靡等流弊，但从它打破儒家那种处处受着政治伦理束缚的美的观念来说，却是一种解放。”这种说法是很正确的。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汉赋作家不管在主观意识上还是在实际创作中都强调赋的“讽谏”功用。正因为这一点，不少论者认为汉赋并没有实现文学的自觉。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文学是“反映社会存在的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审美从目的上看具有非功利性，从方式上看具有形象性，从态度上看具有情感性；意识形态则具有功利性、概念性、认识性的特征。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意味着“文学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双重性质”，即文学既是无功利的也是功利的，文学既是形象的也是理性的，文学既是情感的也是认知的。可见，是否具有功利性不能作为判断文学是否自觉的标准。而审美性是文学的基石，汉赋作家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追求，使汉赋具有了强烈的审美性，因此，我们可以说，汉赋具有鲜明的文学自觉化的倾向。
二、汉赋接受的实际效应是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客观条件
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西方文学研究中一种新兴的方法论，它把文学批评的重点从传统的文学作品的本体研究转向了对文学作品接受对象的研究。接受美学把没有经过读者阅读和检验的文学作品称为“文本”，经过阅读检验的才称为“作品”。尧斯认为，在文学进程中，不仅有作家作品，而且有读者。作品通过阅读才能表现出作品的价值。文学史是作家作品和读者的关系史，文学价值是作家创作意识和读者的鉴赏意识构成的。
因此，仅仅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探讨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关注接受主体对汉赋的接受。
不可否认，文以致用的精神一直是汉代文学思想的主流，《后汉书·蔡邕传》记载蔡邕上书对鸿都门学的看法：
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奕，非以为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固当志其大者。
蔡邕认为辞赋“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非以为教化取士之本”，“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也就是说辞赋无益于政治，无益于教化。但从蔡邕对辞赋的否定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汉代人们已经意识到辞赋与政治、教化的距离。
实际上在汉代已出现了以文为娱的做法。《汉书·枚乘传》载：“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嫂戏，以故得襟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汉书·严助传》说汉武帝“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虞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蓄之”。另外，汉宣帝召令王褒、张子侨待诏，几位赋作家数从游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当时还发生了用辞赋为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治病解闷的奇事，由于疗效显著，太子得以康复，后来在后宫中形成了诵读王褒赋的风气：
其后，太子体不安，苦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复，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赋》，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汉书·王褒传》)
《汉书·王褒传》中还记载，汉宣帝刘询喜辞赋，“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他反驳说：
“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彀，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
在这里，汉宣帝指出辞赋“与古诗同义”，“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但这更多的是为辞赋的合理存在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实际上汉宣帝喜爱辞赋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它“辩丽可喜”，能够“虞说耳目”。而他用孔子肯定博弈的话为辞赋辩解，已表明他认为辞赋和博弈一样，都具有娱乐作用。这种重娱乐轻教化的观点与传统的儒家诗教观是背道而驰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当时不少人对汉赋的接受强调其“讽谏”功能，但实际情形却是，汉赋的“讽谏”效果远远不及审美娱乐的效果：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拒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飘飘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汉书·扬雄传》)
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法言·吾子》)
扬雄已经注意到了汉赋的审美属性，并意识到了接受主体对审美娱乐性的关注。对此，李泽厚曾指出：“司马相如的赋区别于‘诗’和楚辞的地方，在于它处处自觉地讲求文词的华丽富美，以穷极文辞之美为其重要特征。虽然它也有歌功颂德和所谓‘讽谕’的政治作用，但构成汉赋最根本的特征的东西却在于它能给人充分的艺术美的享受，并以给人们这种享受为自觉追求的重要目的。”也就是说，从赋的接受角度来看，汉赋确实具有鲜明的文学自觉化的倾向。
那么，为什么汉赋作家会大量创作这种“欲讽反劝”的作品呢?实际上，这体现了汉赋作家创作的自觉意识。接受美学认为，文学的接受过程在艺术构思中就产生了，作家要考虑读者的“期待视野”，并在艺术传达中不断修改，以适应读者的期待视野。汉赋作家创作的目的是“润色鸿业”，希望在圣明君主的统治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他们在创作时必然会考虑到接受主体——帝王的期待视野。《汉书·武帝纪》载有汉武帝在元光元年的贤良诏：
朕闻昔在唐虞，画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呼，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成以书对，着之于篇。朕亲览焉。
汉武帝下诏要求臣子歌颂古今帝王的功绩，实际上更多的是希望臣子歌颂当代王朝。对这一点，作为言语侍从的赋作家应是很清楚的。如司马相如在创作《上林赋》时，就充分考虑到了汉武帝的阅读期待：“然此《子虚赋》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上林赋》极力夸饰帝王苑囿之大，物产之丰富，畋猎场面之壮观，借此宣扬了天子的独尊威势及大汉的无比强盛，极大地满足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也就是说，汉赋作家这种自觉的创作意识，是汉赋具有强烈审美性的基础。
三、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原因
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原因有三：一是汉代文学观念的变化和文体辨析的意识；二是汉代社会的审美风尚；三是先秦文化的滋养。
两汉文学观念的变化，首先体现在“诗赋”的独立：
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辫其讹谬，随竞奏上，皆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撮其指要，着为《七略》，其一篇即六略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阮孝绪《七录序》)
《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诗赋”与学术著作进行分离，“诗赋”由此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在此基础上，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将辞赋分为屈原赋、荀卿赋、陆贾赋和杂赋四类，并在每类作品中附上小序，说明作品的源流和特色。刘向、班固等人的文体分类工作，体现了文学自觉的意识。
与此相联系的是，两汉时期，文学与学术已经有了区分。“文章”、“文辞”被用来指代有文学色彩的作品，“文学”则指学术，包括经、史、子一类的著作或学问，如：
文章尔雅，训辞深厚。(《史记·儒林列传》)
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汉书·扬雄传》)
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史记·孝武本纪》)
延文学儒者以百数。(《汉书·儒林传》)
汉人对文学与学术的区分，体现了当时的人们已明确意识到文学创作和学术著作的不同，这对文学创作注重审美娱乐性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促进。
另外，《后汉书·文苑传》在介绍作家的创作成就时，一一点出他们创作的文体，如傅毅“著诗赋、诔、颂、祝文、《七激》、连珠凡二十八篇”；王逸“著《楚辞章句》行于世。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赵壹“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据统计，涉及的文体种类有30多种，可见当时人们对各种文体的功用和特征已有了较明晰的认识。这种文体辨析意识，很明显有助于文学创作的发展。
汉代社会的审美风尚亦是文学具有自觉化倾向的重要原因。前面谈到，汉初经济发展迅速，随着社会财富的日益丰富，在统治阶层中形成了一种奢丽享乐的风气。枚乘《七发》中所写的音乐之悲、饮食之美、车马之骏、畋猎之壮、观涛之奇，实际上就是对统治阶层声色犬马之乐的描述。另外，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也对汉代的娱乐场面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虞，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颠歌，族居递奏，金鼓迭起，铿铪朋耠，洞心骇耳。荆吴郑卫之声，韶漫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郢缤纷，激楚结风，俳优休儒，狄鞭之倡，所以娱耳目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
这里的描写固然不无夸大之词，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豪奢、尚奇的审美风尚。这种审美风尚必然影响到汉赋作家，使他们在创作时自觉追求文采的华丽、词藻的丰富，注重赋的审美娱乐性。也就是说，汉代的审美风尚为汉赋的繁荣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使汉赋体现出鲜明的“文的自觉”。
先秦文化的滋养也是汉赋具有文学自觉化倾向的不可或缺的原因。《文选》卷一《两都赋序》李善注：“《毛诗序》曰：诗有六义焉，二日赋。故赋为古诗之流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涂。实相枝干。(故)刘向[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蔫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苟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述主客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云：“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当然，关于汉赋的渊源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定论，但说汉赋充分吸收了先秦的各种文化，尤其是其中的文学性因素，这应该是事实。也就是说，汉赋的文学性是作家在汲取先秦文化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汉代的审美风尚，经过作家自觉的艺术追求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