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曾国藩的湘乡派与桐城派的异同分析

　摘 要：曾国藩对桐城派假以援手，使其得以中兴，受曾国藩的威名的影响，形成了“湘乡派”。由于“湘乡派”对桐城古文的改进，导致文风与早期桐城派风格有所不同，后世产生了湘乡派是否为桐城一派的争论，本文认为湘乡派是继承桐城派的基础上创新的，并非自创一派。 　　关键词：湘乡派；桐城派；渊源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4-0012-01 　　随着姚鼐及其弟子的相继去世，桐城派古文的弊端也日益突出，面临岌岌可危、后继无人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对桐城派假以援手，终使桐城派避免了树倒猢狲散的危局，并取得了中兴。曾国藩的身边也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幕客，后世也称为“湘乡派”，那么桐城派是否等于“湘乡派”，湘乡派是继承了桐城派的传统，还是篡改了桐城派？ 　　最早提出曾国藩自创门派的是吴敏树。他在《与筱岑论文派书》中提出：“果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侍郎（指曾国藩）之心，殊未必然”。言外之意是说，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论述桐城文派与世变相因的关系，并非出自曾国藩的真心实意，不过是一番表面文章，它只是曾国藩想借桐城派之名而别有所图的一种权术罢了。而胡适在1922年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把“桐城=湘乡派”合二为一，相提并论。现在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是笔者认为湘乡派和桐城派是一脉相承的。 　　一、曾国藩承认自己是继承了桐城派的传统，并没有自创门派 　　他言“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固然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但并不能说纯是弥天大谎。曾国藩早年确实有过尊崇方姚的时期，他在《圣哲画像记》中，将姚鼐列为他所景仰的三十二人之一。曾氏文集中，从精处、粗处、阳刚阴柔论文，作文讲求器识，强调情理，主张学文宜从摹仿入手，讲求讽诵之共，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桐城古文理论的影响。 　　二、湘乡派与桐城派在古文理论的主要框架方面存在明显的延续 　　（一）他继承了姚氏对中国学术的三分法，即义理、辞章与考据。姚氏曾自命为能融合三者而一的文士。曾国藩认为“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此四者缺一不可”，在姚鼐之上增加了“经济”之说。姚鼐生当乾嘉之世，这是清朝封建统治秩序还比较稳定的时期，因此他还没有感到有突出封建的经济之学的必要，所以只以“义理、考证、文章”三者论学论文。曾国藩把历来封建理学家包含在义理之学之内的经济之学，独立出来，突出起来。至于相同的地方，不但曾国藩提出的“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有其三是直接承继了姚鼐之言，而且还在于他们在论学论文因时识变的态度方面，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姚鼐所处的乾嘉之世，是考据之学极盛的时代，姚鼎因时识变，把考证加进来，使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济。曾国藩是看到了而且是深为赏识的。于是他取法姚鼎这个态度，也像姚鼐一样，从更好地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因时识变地在姚鼐的“义理、考据、文章”中，增加了“经济”。 　　（二）曾国藩评论文章，继承了姚鼐阴阳刚柔的理论原则。姚鼎倡以阳刚阴柔之说论文，他说：“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己。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曾国藩论文也有本于此。他在《日记》中明白地说：“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曾国藩论文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从理论上说，虽然对姚卿的阴阳刚柔说有所阐述和发挥，但是不出姚鼎所论的大范围。 　　三、曾国藩的湘乡派为文的目的和桐城派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桐城派从创立之初就沦为宣传程朱理学之道，维护封建统治的爪牙。方苞只不过是一个文士，并不是什么理学家，但由于尊奉程朱理学，标出“学行程朱，文章韩欧”的口号，自己俨然以程朱派的卫道者自居，对反对程朱的思想严厉抨击。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派，为文的目的和桐城派是一致的。曾国藩的古文，大都是以封建主义的经世致用为目的、为内容的，大都是关系到清朝统治阶级生死存亡的重大题材。正如黎庶昌所说：“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话，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并功德言于一途”。 　　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曾国藩生当封建乱世，时代的潮流又把他推到了封建统治集团性命攸系的权臣的地位。曾国藩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地为封建统治集团服务，自然就需要而且可能写出那种并功德言为一途的雄奇万变的文章来。 　　总之，湘乡派与桐城派在体系与内在精神上是血脉相连的，是作为桐城派的同中有变、和而不同的又一发展阶段。而关于曾国藩的散文研究，他与桐城派的渊源是无法超越的关键要解读中兴时期的发展或者新变，就离不开它与桐城派之间的渊源。 　　参考文献： 　　周中明.桐城派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郃红红.曾国藩与桐城中兴.上海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