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8-0040-02
1999至2013年迄今十五个年度，每一年度的岁末年初，年度“中国少数民族十大新闻”评选活动，回顾了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事件，体现了新闻传播主体组构的媒介记忆形式。作为媒介研究和记忆研究交叉领域的概念，“媒介记忆探讨传媒如何在运作过程中起到一个记忆代理角色来完成与社会的互动过程”[1]。媒介记忆首先是一项集体记忆活动，必须基于一定的事实基础，与一定的社会现实相联系，媒介记忆已经成为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媒介记忆与社会记忆
社会记忆的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所提出的集体记忆概念演变而来。在哈布瓦赫的研究之后，对“记忆”的研究范畴扩展到诸多社会层面，与国家权力、族群认同、社会建构、历史想象等问题联系起来。社会记忆与媒介记忆之间既有许多共同点，又存在不同之处。媒介记忆是个人记忆的集合与凝聚，同时又是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记忆在社会记忆与个人记忆之间建立了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纽带关系。众多个人记忆通过媒介的传播效果形成社会记忆，具有社会认同功能的社会记忆也会深刻影响着个人记忆，媒介记忆起到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之间的中介和桥梁作用。
二、媒介记忆与内容类别
媒介记忆的功能在于搭建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之间的桥梁，达到个人与社会的认同。媒介记忆内容的选择，并非媒介所传播的所有信息都有助于其记忆功能的发挥，也不是所有被媒介采编的信息都值得媒介记忆。某些历史事件、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纪念事件都是有助于媒介记忆功能发挥的信息编码特征。1999年至2013年度入选中国“少数民族十大新闻”的重大事件，按照报道数量的比例，内容类别依次是：第一，政策举措。党和国家在该年度新近出台，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变革息息相关，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战略举措和方针政策等，近十五年期间共有27件入选。第二，文体事件。国家传承与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和体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动态，近十五年期间一共有24件入选。第三，民生经济。致力于提升少数民族群众经济生活发展的新闻，一共有14件入选。第四，民族团结。弘扬民族团结主题的鲜明旗帜，表彰民族团结先进地区和个人的报道，近十五年期间共有11件入选。第五，纪念事件。针对少数民族重大的节日、纪念日等进行的一系列庆典活动，有10件入选。纪念事件的发生通常形成一定时间周期规律，英国学者康纳顿认为，“社会记忆的传递或多或少是通过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2]。媒介通过对纪念仪式的记忆与放大，强化了社会记忆的形成。
年度中国“少数民族十大新闻事件”评选，反映组织专业化的“把关”机制，此外还有典型人物、会议表彰、督导检查、突发事件等其它重要动态报道。多数入选的新闻事件围绕少数民族区域化发展主题展开，体现了近十五年中国社会经济处于快速转型期间，以国家战略思想为基础的政府重大决策，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长足进步。
三、媒介记忆与宏观信息
年度“少数民族十大新闻事件”编辑模式，呈现新闻文本的宏观社会构成特点。比如：第一，标题。通常反映报道中的首要话题或关键事实，确立了社会公众由此理解报道内容的主流价值标准。第二，新闻导语。只有新闻开篇的第一段或者前几段内容，彰显了新闻价值“大写意”的方式，回顾与再现了我国少数民族新闻报道的宏观景象和某些重要细节。第三，新闻词汇。几乎很少使用某些类型的文体技巧，比如隐喻、术语、委婉语、双关语等，概要式“个性化”的表达模式，更加符合新闻报道权威性和客观性的要求。第四，时空顺序。新闻事件一般按照年度时间顺序展开，新闻事件所涉及的空间地理方位，仅仅作为新闻场景所提及，并无具体描绘。第五，默认读者。对想象中读者群的认识必然影响对新闻事件评定的形式和内容，对读者的构想必然体现了一系列与阶层、民族、文化背景等受众相关社会属性的预设，年度“少数民族十大新闻事件”的默认读者，主要是与我国少数民族各项事业发展相关的一些党政干部、公务人员，以及其它国内外一般社会公众。这项活动的信息编辑模式，从总体上采用强调新闻价值和事实的方法，概述年度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构成。“人们只有以宏观的和历史的眼光，观照新闻传播和新闻内容时，才能发现新闻是呈现一定社会历史演变过程的一条主线”[3]。年度“少数民族十大新闻”信息的宏观构成，它所关注的不是特定时刻某家媒介报道的具体内容，而是主流媒体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总体关注、总体反映和总体报道，构建了一定历史年代媒介记忆的主要景象。媒介的记忆存在于它与历史的关系中，只有在历史如何作用于它，它如何作用于历史的关联中才能体现影响力和价值感。
年度“少数民族十大新闻”信息构成的宏观特点，其一，弘扬与社会时代主题的一致性，时代的发展趋向决定新闻内容的主题，“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时代主题，决定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总体走向，决定作为媒介记忆一种形式的整体结构和图景。其二，反映与媒介生态的相关性，“少数民族十大新闻”在直接和现实的意义上的媒介记忆图景，与我国媒介内容的数量和质量高度相关，当前存在怎样的媒介生态和宣传报道，就会有什么样的媒介记忆样式。其三，建构与国家认同的高度关联。国家认同的五个层面，从高到低为政治认同、文化认同、经济认同、社会认同和国家地理认同，“少数民族十大新闻”宏观信息构成，涉及政策纲领和文体事件的报道数量最多，作为媒介的一种记忆形式，突出国家认同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即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以建构社会公众对于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形象的心理认同。 四、媒介记忆与形塑“共识”
媒介对于重大事件的记录与传播，不仅能够影响公众的集体感知和记忆，而且在此基础上潜移默化形成并构建公众长期整体的社会记忆，有助于公众形成对社会的“共识”。媒介记忆的深层领域具有长期性，年度“少数民族十大新闻”的评选，是对每一年度不可枚举的少数民族新闻报道，众多媒介浅层记忆信息的积淀化、档案化和历史化，这使得媒介信息已不再是一种即时消费的传媒产品，已经转化成具有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研究意义的文献资料，意味着信息产品从媒介消费到媒介存储“质”的跃迁，是媒介新记忆与旧记忆的交结与互动，由媒介组织加以勾勒为一幅幅高度凝练的社会“共识”图景。
从意义的精神层面来讲，“媒介周而复始的短期记忆生产和处理过程，逐渐沉淀进入媒介深层记忆之中，于是零散的浅层记忆信息被有组织地排列起来，形成了某种经验的或理论的复杂概念，或者说构建了一种图式和框架”[4]，一定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往往支配着新闻图示和框架的总体取向。反过来讲，新闻图式和框架建构的背景前提正是社会“共识性”，正如霍尔所言，“只有当一个事件能够被安放在一系列已知的社会和文化共同感之中，或者关于社会‘意义地图’中的时候，它才具有意义”[5]。
媒介的深层长期记忆，无论是物质层面的档案化还是精神意义的建构化，都会对今后媒介浅层记忆激活、生产和创建构成影响。浅层记忆与深层记忆的互动过程，主要形成当代社会主流的现实观，超越了受众差异的社会阶层、民族和文化属性，广泛积聚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正能量。
五、媒介记忆与文化象征
媒介记忆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形式，如同社会领域其它象征形式一样，大都是在文化分析的范畴内展开，英国社会学家约翰?B将文化区分为两类概念，即描述性概念和象征性概念。“文化的描述性概念是指一个特定社会或历史时期所特有的各种各样的价值观、信仰、习俗、常规、习惯和做法，以及物质制品、物品和工具[6]。文化的象征性内涵可归纳为：文化是体现于象征形式，包括行动、语言中的意义形式，人们依靠它相互交流并共同具有一些经验、概念与信仰。汤普森对文化的象征性分析进一步延展到“结构性”范畴，“第一，象征形式是一个主体为了同另一个主体之间的表述。第二，象征形式的生产和构建，以及被接受的过程中典型包含着各种规则、规章或常规惯例。第三，象征形式典型包含着相互具有决定性关系的要素。第四，象征形式是一些构建，突出了某些关联方面，典型地代表和指称某些内容。第五，象征形式总是存在于具体的社会背景进程之中，存在于产生、传输和接收象征形式的体制化范畴”[6]。
年度“少数民族十大新闻”的文化象征形式，体现为典型的整合模式，以独特的方式整合了一种媒介技术――国家民委网站，一个机构部门――国家民委相关部门，以及广域的传播时空――超越传受双方共处的地域限制。互联网技术传输的优势赋予媒介文化象征的信息广域储存效能，国家权威部门是媒介记忆和意义象征得以实施的选择机构。文化的象征形式在互联网的传播时空内，促动媒介记忆的象征形式产生了时间与空间上的效能拓展。尽管如此，效能拓展的性质与程度还需要取决于媒介技术特性，以及媒介所属的机构部门和受众的社会属性等其它共鸣以及制约因素，这是年度“少数民族十大新闻”评选活动，仍有待深入提升其社会影响力不可忽略的因素。
综上所述，年度“少数民族十大新闻”活动是我国媒介记忆重构文化象征生产、传播与接受的社会互动领域。我们不仅要关注这类媒介记忆的文化象征形式和手段，还要剖析文化象征的生产和接收条件，否则将会陷入内在主义和简单主义的谬误，从而继续探索媒介记忆中意义建构的有效机制，促进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深入发展，推动社会历史和文化记忆传承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