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同时是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国家。为维护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国家，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历代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建立了复杂庞大的邮驿传播制度进行信息控制，而对于与少数民族的交流则属于跨文化传播。本文指出，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运用政治传播和文化传播原理去分析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变迁，这样可对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能力得到有力的解释。这样，也许可以使我们发现那些被大量细节掩盖着的少数民族新闻重大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跨文化传播，政治传播
1913年（癸丑年），是中国报业史上的灾年。袁世凯为了达到专制独裁的目的，派人刺杀宋教仁，解散国民党，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和其他反袁报纸进行摧残，大批报馆被查封，大批报人被杀害。到1913年底，全国报纸由年初的五百多家减少到一百三十多家，史称“癸丑报灾”。
但是，同时有几份少数民族报刊却在此时创刊了。他们是《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回文白话报》。
为什么会在报业万马齐喑的时候，“怪异”地出现这三份报纸？
一， 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怪异”现象说起
说到这三份报纸不能不提到蒙藏事务处（后改蒙藏事务局）。其实，中华民国成立后，标榜五族共和，在中央设蒙藏事务处，1912年7月24日成立蒙藏事务局，该局直隶于国务总理。 担任第一任总裁的是《婴报》的创办人贡桑诺尔布。
《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回文白话报》均在1912年9月开始筹备，1913年元旦由蒙藏事务局领导创办的，由其办报处具体负责。办报者的主要人选由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选聘。第一位总编纂徐惺初。他在白话报周年纪念词中说：“本报梓行，迄今一期，经始之际，仆承总裁之命，谬膺总编辑一职。”办报处陈容整齐，设有总编纂、总经理、汉文主任、蒙文主任、藏文主任、回文主任、汉文编辑、蒙文藏文回文编辑和录译员，以及庶务员、缮写、校对等编制达29人，还在西藏、内蒙古、新疆、甘肃等省各地驻有选聘的访事专员21名。
可见其中有很强的政府行为在里面。
我们来看这三份报纸的板报宗旨：
例如《藏文白话报》，从栏目的设置和内容来看，《藏文白话报》更像民国时期蒙藏事务局的“政务公报”。藏汉两种文字印刷，扩大了报纸的影响范围。不仅汉藏民族可以阅读，对于关注西藏事务的，只要粗懂汉文的其他民族也可以阅读，该报总纂徐敬熙称：“发刊以来，边陲各界大受欢迎。刊发请益之文电络绎不绝于道，益坚边氓内乡之心。”并且强调边境安定与民族团结，“其文字收功，远轶于武力”。
又比如：《回文白话报》，它是民初回族刊物。1913年1月由蒙藏事务局创办，月刊。每期封面印有交叉摆放的两面五色民国国旗。该刊由王浩然主笔，张子文任编辑主任。鉴于当时封建初倾，共和方兴，“边务吃紧，外人干涉著著进行”，“英俄等国窥伺”，“均有白话报暗为传布”，故《回文白话报》以“开通边地风气，联络感情”，“讲解共和之真理，消弭昔日之嫌疑，使其倾心内向，以杜外人觊觎之渐”为宗旨。该刊“发刊词”明确表示：“以中华民国优待蒙、回、藏，与以前君主专制时代不同；蒙藏事务局优待蒙、回、藏，与以前理藩部时代不同，取其施行政令，公布周知，免致传闻失实”，并期冀“蒙、回、藏同胞以中华民国为前提，合力并进”。
由此可知，这是一份面对全体回族，特别是边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宣传国家统一，抵制英俄等国分裂活动的杂志。其内容包括图片（照片）、法令、论说、要闻、文牍、杂文、问答、小说、文件等诸多方面。
新闻信息的传播在这里已经有很大的政治传播的成分在内了。
该刊创刊号刊有关于“联合五族组织新邦，务在体贴民情，敷宣德化，使我五族共享共和之福”的“临时大总统令”，以及《论五族共和之幸福》、《蒙藏事务局沿革记》、《中国改称中华民国是何意》、《合群思想》、《猛回头》、《记飞行艇》等文章。此外，还在“文牍类”中发表了王振益（友三）、王宽（浩然）、张德纯（子文）、安祯（静轩）四位教长领衔，安镜泉、丁庆三等二十四位回族群众共同签名的“全体回族”上“大总统”之呈文，其中称“共和政体宣布，亿众欢腾”，“五大族为一家”，是“千古未有之美举”！ 那这些报纸的效果又如何呢？
《回文白话报》很受边疆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人民喜爱。1913年8月20日《新中国报》曾报道说：《回文白话报》“不惟可以增长该三族人民知识，并且晓然共和统一系为四万万同胞谋幸福。”并列举了藏族“柯春科寺大剌嘛香辈奉读之下，视为神奇世宝，日与大众讲说，且供奉殿中，渐次影响传播民间；而林葱各土司群诣办公长官行署，多方要求，电达中央添赏数份”。《回文白话报》在转载这一则报道时表示：“本报出版以来，虽承蒙、藏、回三族人民之爱读，然不敢以之以自信”，一面再次申明：“区区之意不过欲我五族人民共和一轨道，进化于大同耳” 。
那么这样的报刊的结果怎样？又会因为怎样的原因而停刊？
至1914年5月，因蒙藏事务局财政负担过重而与《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同时休刊。
以政治任务而开始，又以非急迫的政治议题而屈从于财政压力，被自行停刊。可见其难以自身发行量维持生计。其实不难发现，这些早期的少数民族报纸更多是在做政治传播。
我们在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长河中，还可以看到，政治传播在新的政治语境中具有了新的意义，这一点有别与封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传播。
比如，“文化大革命”动乱的10年是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特殊发展的年代。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跟全国的新闻事业一样，成为重灾区。绝大多数民族文字报刊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保留下来的主要是自治区首府的党委机关报或者历史比较悠久的几张报纸。这些报纸，除了以少数民族文字印刷发行之外，已无特色可言。再有，绝大多数民族文字报社实行军事管制，民族新闻工作者以莫须有罪名遭到迫害，各种专业技术人员锐减，“文革”之后出现了人才的“断层”。
少数民族新闻史学者白润生指出：“虽然如此，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民族团结政策还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即是在党的新闻工作传统遭到严重破坏的十年浩劫中，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报业也有新的发展，尤其是在广大民族新闻工作者逐渐认清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后的70年代，又有一些民族文字报纸创刊、复刊。如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察布日报》的蒙文版就创刊于1971年。又如少数民族文字的《参考消息》在动乱的十年中又增加了哈文版(1975年8月1日创刊)和蒙文版(1973年4月1日创刊)，1975年开始向全国发行。维、哈、蒙三种文字的《参考消息》都由新疆日报社翻译出版。“三种民族文字的《参考消息》都从帮助广大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群众开阔眼界，认识世界，正确分析和判断国内外形势，满足少数民族日益增长的新闻欲的角度出版发行的。…民族地区的电视事业也在这个阶段诞生发展。内蒙古电视台和新疆电视台都筹建于1960年，1970年两座电视台开始播放黑白节目，揭开了自治区电视台历史的第一页。云南电视台1969年10月正式播出。这个阶段，还有一批地州盟的电视台创立，1971年包头台创办，1973年呼伦贝尔台创办，1977年延边台创办，等等。民族地区电视事业的诞生为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又增强了一个年轻的伙伴，电视事业从无到有的飞跃不能不让人高兴。”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为维护中国领土统一，加强对中国边疆的控制，由政府组织出面办报等其他创办传播媒介的行为毫不奇怪。新中国的少数民族传播行为，与封建社会传播行为必须区分，且必须抓住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清在不同政治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政治传播行为。这不仅仅是个新闻史学范式转换的问题，也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逻辑前提。
这些都必须放在政治传播的理论框架内来解释,否则我们如何理解一些少数民族报纸的消亡。比如，少数民族报纸的《正宗爱国报》1913年后，该报加强了揭露时弊、抨击袁世凯政权的腐朽和日趋不得人心状况的力度。7月26日，该报刊出关于警察、士兵与议员生活及相应工资对比的“时评”，被袁政府找到借口，于7月28日责令停刊，8月1日将“总理”丁宝臣逮捕，罪以“惑乱军心，收受乱党资助”等名目，于8月19日晨，将其杀害，该报亦就此终刊。
这从反面看出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意志，两种少数民族报纸的不同境遇，反映了他们共同的功能，也说明了少数民族报纸并不具有“特别的生命力”。
二，政治传播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
那么这一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怪异”的现象说明了什么？同样的少数民族报刊在同样的时代背景遭遇到生死迥异境地。我想这一现象清晰地显示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历代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央政府为维护多民族大一统局面，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安定团结，在行政上，为加强了对少数民族政治思想文化控制，实行了跨文化传播，而整个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亦在此宏观背景下展开，延伸，壮大或者出现暂时性的倒退。
同样地，对于非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行为，亦是具有强烈的政治传播色彩。
比如，一些学者认为的最早的中国古代报纸──唐朝的官报。
“进奏院”的情报机构是从唐朝中期正式建立的。这是一种地方驻守在中央的了解情况的联络机构，颇为类似现在在首都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一机构定期把中央或首都发生的一些政界、军界大事，包括官员的任免、军事快报、皇帝行踪等，向本地区的首脑人员汇报，这些首脑人物在当时具体来说主要是节度使。
进奏院最早起源于每年各地朝集使在京城居住的临时房舍。从唐太宗贞观年代起，才开始正式由有关部门给他们建造专门邸舍。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由于藩镇逐渐强大，都需要在京师安排自己的耳目，及时了解中央的动向，因此正式改名为“进奏院”。这名称表面上好像是地方及时向中央“进奏”本地情况，但实际上主要任务是收集中央和其他各地的情报。到唐朝后期，这种进奏院在长安多至50多个。
进奏院的官员级别较高。最高时，他们的职位相当于中央的御史大夫，即副宰相的级别。他们自有一套通信系统，但主要还是利用官驿的设备。
进奏院的出现，促进了一份新闻报纸的问世，这就是《开元杂报》。新闻史家们认为这是我国第一份报纸。《开元杂报》是一份雕版印刷的文书，是由进奏院人员编辑的。内容包括从各处进奏院收集来的军事、政治情报。不定期出版，每期单张，字数不多，大体上每行15字，每页13行，一律楷书大字，有界栏而无中缝。从其印刷的份数和读者面来说，这份报纸还比较原始。可惜的是因为当时印得很少，读者又仅限于进奏院的少数上层官员和各地节度使，所以遗留于世极稀。盛唐时的《杂报》保留到中唐时期的已寥寥可数了。中唐人孙樵曾见过数十百条，其内容有：“某日皇帝亲耕藉田”，“某日百僚行大射礼”，“某日诸蕃君长请扈从（跟从皇帝）封禅”，“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在朝廷上争论）”等等。
大体上相当于现在日报的每日要闻。可惜的是，自孙樵后，人们就很难见到了。如今我们只是从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篇文章中才知道那时有这样一份报纸。
但是，从进奏院的机构和《开元杂报》的问世，我们可以了解到隋唐时期通信事业的发展，了解到《杂报》和各地邮驿的密切关系，了解到那时消息的畅通，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邮驿事业的发达。
其实，不光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而整个古代新闻传播史都在政治话语与政治议题中打转，很难摆脱这些政治传播的纠缠。不难看出这些最初的报刊的出现是为满足当时的政治交流传播的需要，一种协调政治上下关系的需要。
这也显示了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功能：监控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 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亦得到了在政治上文化上强大的功用。
而所谓“政治传播”，更是直接体现了 “监控环境，协调社会关系”的传播功能。政治传播学者邵培仁先生说：“所谓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政治传播是政治的喉舌，是一定阶级或利益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实施的一种活动或手段。”
国外学者费根（R·Fagan）在他的《政治与传播》一书中说：“凡是与政治制度的功能有实际的或潜在的影响的一切传播活动，都是政治传播活动。”
而陈谦在《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一文中对“政治传播制度” 有如下定义，即政治统治者为满足信息控制的需要而制定和施行的使信息传递、扩散、存储等活动程式化的模式。
可见，中国古代邮驿制度的本质更是一种政治传播的信息控制方式。
而政治传播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主要内容，一部少数民族传播史就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