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们对于新闻的关注日益增加，新闻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其影响力与日俱增，而批评性语篇分析也随之应运而生。为了揭示语言、权利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多重关系，人们只能从大众语篇中一探究竟。
人们研究转述言语通常只在文学语篇范围内，其中的形式特征和修辞功能又为重中之重。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话语分析的兴起使人们认识到转述言语是媒体语篇，在新闻报道中可发挥可进可退的重要作用。在新闻语篇中，转述话语受转述人的意识形态、转述意图、立场观念等因素的支配而改变，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新闻报道在很大程度上是记录人们所说的话以及他们是怎样说这些话的。“新闻的这条基本原则可以表述为‘某件事如此是因为某个人说它如此’”。新闻语篇中大量的使用转述言语，主要目的在于为报道增添真实感，显示报道的客观性，使读者确信报道者并未掺杂个人的观点。然而，几乎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因为可能受到来自新闻媒体的政治立场、报道者的政治倾向以及不同的读者群等诸多的因素的影响。在费尔克劳夫看来，转述言语是对某个重要的社会事件的意识形态加工的过程，表面上呈现出来的是一些语法和语义上的技术特征，而实际上，这些特征恰恰再现了某些社会决定因素及其作用。因此，在分析隐藏于转述言语中的意识形态时，不能只停留在研究语言和文体特点这一层面，而应将批评话语分析与语篇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本文的写作意图之一为坚持批评语言学的宗旨，将对语篇的研究从单纯的语言结构及形式的研究上升到从语义、社会和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揭示语言、权利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另一目的为显示新闻语篇是如何利用转述引语的选择、使用来表达不同的意识形态意义的，并使报纸阅读者意识到权力组织是如何利用媒体语言来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的，以此来提高他们对报纸中意识形态的反控制力。
本文对中西方英文报刊中评述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报道进行对比研究。从转述动词考察新闻报道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及其对语言运用的影响，解读报道者通过何种方式影响读者并传播意识形态。
一、理论框架
近年来，批评话语分析初见端倪，以批评性作为自身的区别性特征，试图解开语言操纵、实施对社会政治控制的谜团。正如van Dijk所说的：“CDA是语篇分析的一种研究方法，他主要研究社会政治背景下社会权力滥用、控制和不平等是如何通过文本或谈话而得以实施，再生产和抵制的。正是由于对不同政见的研究是CDA明确其立场，那就是试图理解、解释和最终抵制社会不平等现象。”
新闻语篇作为批评性语篇最重要的分析对象之一。Thompson指出，分析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必须充分注意“大众传播媒体”的性质和其在生产和传播意识形态中的核心作用。新闻语篇作为“现实的社会符号性建构”不可避免地把价值框架凌驾于所表述的内容之上，客观世界在被加工和渲染之后才呈现在我们面前。Volosinov指出，转述言语只有参照他们的语境才能确定其意义。影响读者对新闻报道中转述言语的理解和评价的主要因素包括：谁是被引述者，他的话语对象是谁，报道者对所转述的话语的描述，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转述动词。本文拟从批评语言学的角度，对这写报道进行个案分析，通过分析报道中转述动词的运用，考察中西方对这一事件所多表达和宣扬的态度和立场。
本文采用费尔克劳夫提出的批评性语篇分析框架，从新闻语篇中转述动词这一方面对比了中西方英文在五种报刊（《中国日报》、《环球时报》、《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和《商业周刊》）上在报导中国GDP超过日本这一事件时所使用的转述言语。我们发现虽然中西方的英文报刊在转述动词的运用上大致相同，但从西方媒体运用的消极转述动词频率大大超过中国媒体，这一现象所得到的总体印象是中国报道更多的是关注事件本身和呈现客观事实，所以在这一事件中，中国的报道比西方媒体的报道更加客观。
二、语料统计与分析
本文选取的目标语料源于中西方五份英文权威报刊，包括中国的《中国日报》、《环球时报》，英国的《金融时报》，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商业周刊》围绕有关中国2010年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一系列新闻报道。本文选取了28篇从2010年8月至2011年5月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报道，其中有15篇来自中国媒体的报道（约9829词），英美媒体的报道共13篇（约11030词）。为从转述动词运用方面对其进行系统的分析解构，本文确定了转述言语的数量，运用量化统计的方法说明问题。
自2010年8月份以来，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对待这一事件面对中国经济总量虽已超日本，中国始终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因为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是日本的十分之一，所以中国仍需大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而西方各国对此事的态度截然不同，英国媒体普遍的报道中显示出对中国保持冷静客观态度的不理解，并猜测中国之所以对此事保持谦虚的态度是因为中国推卸承担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有的责任，如在污染治理，能源与环保等等方面。美国媒体一方面表现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他们认为中国国内仍然有许多问题存在，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并不是实至名归的；另一方面他们担忧中国会超越美国，类似“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声音不可避免出现在报道中。 在新闻语篇中，报道人们对某一事件的评论常常要比报道事件本身更重要，对同一经济事件的评论也会随不同政治背景而改变，那么这些不同的语言结构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权力关系也就不同。
Volosinov强调，转述引语只有参照他们的语境才能确定其意义。转述动词作为转述引语最直接的语境，具有预示和支配其意义的功能。在英语中，“say”、“tell”和“write”是最常用的转述动词，在感情色彩上属于中性。在报道中，中国媒体使用了46次中性转述动词，英美媒体使用94词，比例分别为42.59%和55.95%，它的使用符合报道客观性的要求。但是如今越来越多的表示情感、态度的转述动词出现在报道中，Geis（1987：130-132）根据转述动词可能引起的感情色彩不同将其分为积极动词（positive verbs）和消极动词（negative verbs）。积极动词帮助塑造消息来源谨慎、镇定、坚强、严谨或者成功者的形象；消极动词则给人一种鲁莽、软弱、不严谨、易冲动或者失败者的印象。
中外媒体在报道实践中使用转述动词的不同点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在转述动词中，诸如“say”、“tell”和“according to”是中性转述动词，它们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使用频率最高，而在英美媒体的报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say”、“according to”和“note”，他们都体现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要求，也展示了该评论客观公正的态度。第二，从转述动词分布的角度对比来看，中国媒体的报道中转述动词使用次数超过3次的有6个，平均使用17.6次；在英美媒体的报道中有9个转述动词使用次数超过3次，它们的平均使用次数为14.9次。这说明中国媒体的报道中转述动词使用更为集中，而英美媒体的报道变化较多。
根据统计，中外媒体在报道中的相同点也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国媒体的报道平均每个转述动词使用3.2次，每次引导的引语字数平均为28.2个，英美媒体的报道中转述动词使用4.5次，而引语的字数平均为29.1个。另外，中外媒体的新闻报道中，中性转述动词占据了转述动词的大多数，在比例分别为64.15%和67.86%。
然而，报道者在报道中其实就已经有意筛选了一些可以传达自己态度和观点的评论放在文中，以支持自己的论断。正如Volosinov所说，“有些看起来虽然是转述话语，但实际上它是经过预先调整了的。转述话语的主题也是经过预先选择和处理的。”例如，“announce”、“assert”、“confirm”、“acknowledge”等这些词可以表达出肯定的、权威的语气。另外，如“prospect”、“believe”和“forecast”这些词出现在评论美国经济的时候，就赋予美国经济积极的、优越的、实力雄厚的印象给读者。反之，在对中国经济的评论中，报道者在转述时较多地使用了带有消极的感情色彩的词，“worry”和“warn”等词多次出现，给中国经济投以一种消极的色彩，使读者对中国经济报以消极的态度。
三、结语
转述言语作为新闻语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表面上客观公正，报道者却常常会以各种方式介入，有意无意地用自己的观点影响读者对引语的理解，以至于达到对意识形态的操控。本文采用费尔克劳夫提出的批评性语篇分析框架，从转述动词这一方面考察新闻报道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及报道者通过何种方式影响读者并传播意识形态。报道者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将利益最大化不动声色得转向自己所代表的方阵，而淡化甚至忽略对自己利益集团不利的信息，而这些手段却是受众不易觉察的。
中西方有着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对于新闻机构的操作方式也不尽相同，而所有这些都是导致差异出现的根本原因。经济新闻报道中报道者的立场都是由他的政治立场决定的，我们发现虽然中西方的英文报刊在转述动词的运用上大致相同，但从西方媒体运用的消极转述动词频率大大超过中国媒体，这一现象所得到的总体印象是中国报道更多的是关注事件本身和呈现客观事实，所以在这一事件中，中国的报道比西方媒体的报道更加客观。
新闻语篇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意义，常常受到不同政治文化背景和新闻机构的不同操作方式的影响，因而我们在阅读报纸时应采用批评性的阅读方式。由此看来，语言学习者们想要把一门语言掌握得像自己的母语一样熟练，除了字词句段的生硬学习之外，了解其社会背景和当地文化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当然，本文的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们所选择的语料并不十分充足，而且没有考虑到同一家报纸写作方式的模式化问题，这些都可能影响到结论的普遍适用性。至于以上各局限性因素，笔者会在后续的研究中作进一步的阐释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