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庆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公共外交研究室主任。
2010年底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想到，2011年在国际政治和国际传播的双重视野中，将是一个波诡云谲的年份。然而事实就是如此。从2011年1月份开始，全世界开始经历了21世纪之后最为动荡和变化的一年。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可以回顾。在2011年底的时候，我们重新审视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对于我国的国际传播事业来说，能够得出许多重要的总结和启示。
危机成为国际传播主题
2011年的整体国际传播环境，基本上可以用“危机”两个字来概括。全世界在这一年里经历了四种重要的危机类型。源自西亚北非的社会动荡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危机，2011年3月份发生在东日本的大地震和海啸，是一种典型的自然危机，在2011年中开始全面升级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危机。而发生在希腊、英国的各种罢工和社会抗议，以及之后成为席卷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危机。
在21世纪的头十余年中，同样可以称之为“危机年份”的只有2001年那一年。而那一年主要的国际传播危机只有一个，那就是以“9·11”事件推动的全球恐怖主义危机。基本上主要国际媒体在当年的9月份之后，都把报道重点转向了反恐战争。但是2011年的情况不同。多种危机在不同时间的多层次爆发，产生了国际舆论格局的危机导向和不确定语境，当然也导致了话语权的激烈争夺和微妙变化。
21世纪初的这种国际危机传播导向，带有非常明显的全球化特征。它源自一个或者几个权力中心或热点地区，危机传播的舆论扩散面大，影响效果深远，客观上的议题设置能力强。在2011年的这一段时间中，每一个国家都在危机中被全球舆论重新“定义”，比如利比亚危机时，媒体广泛讨论中国与卡扎菲当局关系；日本地震时，美国媒体十分关注美国西海岸可能受到影响的讨论。核事故中的扩散报道，基本上都是和本国的环境和本国的核政策直接相连。
这一年中，舆论的不确定性会带来国际报道焦点的“多样化”，以及国际报道主要观点的“散射化”。在2011年中，舆论焦点在一年的时间中多次发生大范围大规模的变化，从西亚北非到日本、再到西亚北非、再到华尔街、再到欧债危机，基本上属于报道焦点之间没有直接逻辑联系的危机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多样性的议题主导2011年的国际舆论。
其次，国际舆论的主流价值体系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在这一年中，国际舆论中关于21世纪国际价值体系的讨论在日渐增加。由于美国经济状况未能好转、欧债危机在持续发酵，关于未来世界不确定性的讨论在形成和发展中。英国《金融时报》甚至在年中的一篇社论中，以“愤怒之年”来指代2011年上半年全球格局中发生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舆论中的“焦虑感”和“不确定”论调在快速上升。国际舆论在2011年不但大范围唱空欧洲，还唱空金砖国家，也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和经济状况充满忧虑。2011年的整体国际舆论负面报道相对比较多，评论和分析文章的重点纷纷转向改革国际政治经济结构。
当然，国际舆论中的媒体治理结构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通常意义上说，这些年来新媒体对国际舆论的冲击很大，事实上2011年也是如此。但是这一年中，新媒体的整合程度在日渐增强，碎片化的新媒体报道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新媒体手段获取信息、传统媒体整合信息的“新报道”模式在逐渐形成。2011年，美国《赫芬顿邮报》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新兴媒体，正是借助了这种方式。这说明，单一的媒介形态成为明星的时代在逐渐过去。
中国既面对挑战也面对机遇
2011年，世界正在走进危机导向下的国际传播秩序调整期。这种话语权的调整，特点之一是从传统的话语权强势地区独享话语权，到世界各国分享话语权；是话语权的“一超”，向话语权的“一超多新”转变。特点之二，是“殖民式的政治议题”，在向“发展式的公共议题”转变。特点之三，是对外传播手段的创新，除了已有的媒体手段之外，在线式的对外传播、公共外交中公民手段的使用、借助自然灾害和国际危机强化自身责任形象等多种方法，都给2011年的国际传播带来了许多新的案例和思考。但是“危机导向”仍然是这一年中的基本特点。而2011年的危机起伏，也意味着传统上国际传播的sterotype(刻板印象)理论在不同国家案例上发生一些小范围的变动。刻板印象的形成，其根本上的动因之一是软实力的固定化。如果在短时间之内世界的软实力发生比较大的结构变化，当然也会对刻板印象理论造成影响。在危机中，大量报道短期内快速出现，冲击既有的公众认知，也冲击各国自身的舆论储备，危机过后国家形象中的有些部分有所强化，有些部分发生微调。
这个时候，世界各国从20世纪的地缘政治博弈，再到21世纪头十年的政治经济优势竞争，转向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话语权和竞争力并重的综合较量。由于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国际舆论结构、媒体影响力和国家受关注程度等因素也在并行，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从未像现在这么复杂。1980年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中提到的《一个世界，多种声音》在此刻更具备现实意义。
当然，全球化年代无论有多少种好处，一个必然的坏处是“危必同担”。我国在经历这四种危机的同时，还面对国际语境中的议题多样化、焦虑感和媒体治理结构的深刻变化。一方面，多种危机传播的类型威胁我国国家形象和国际信任度。一方面我们看到2011年的危机传播威胁来自周边。2011年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在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随着美国所谓“重返”亚洲战略的出台，在南海和东海，周边国家的动作比较明显，周边国家的对华舆论出现不少不和谐的声音。随着越南和菲律宾在南海的小动作、印度高调扩张军备，在这些国家不仅媒体报道趋向负面，越南和菲律宾还多次发生反华游行。
同时，危机传播的主线来自国内。在今天的国际传播语境中，一个国家内部的舆论环境，会直接成为其国家形象的组成部分。2011年以来，我国国内多个层面多种形态的突发事件，在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上都成为了舆论焦点，这也使得国际舆论通过关注这些国内危机，不断更新和变化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正
如美国学者南希·斯诺所言，软实力的重要一方面是该国是否通过其国内和国际行为赢得公信力。如果忽视这种情况，就容易出现“对外传播和国内新闻两张皮”的状态。
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形象的结构性变化也在引发世界的关注。这种结构性变化可以理解为，中国在随着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调整自己的国家形象塑造战略，更加主动积极，同时也更有紧迫性。我们在2011年可以看到，中国有意识加强了对外传播和公共外交的主动步伐，这一点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2011年对于中国来说十分重要，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等重大政治活动的举行，是国家形象构建的重要契机。继杨洁篪外长在《求是》杂志撰文谈公共外交工作之后，2011年2月份美国国会研究部专门撰写了一份调研报告，讨论中国的公共外交发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在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时强调，过去十年中国一直在使用软实力手段。应该说，在2011年，世界各国都围绕对外传播和公共外交工作进行了大量活动，中国并非独此一家。
自21世纪开始，国际传播秩序的调整一直都在进行中。媒介秩序的变革，说到底还是政治经济秩序和世界观的变革。但是媒介秩序的变革从来没有开始的那一天，也从来没有结束的那一天。但总有强化与平淡的年份，2011年无疑是这样一个强化的年份，关注这一年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