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秀，一个中年妇女，因其身患重疾的丈夫染上恶习，加之幼儿春宝体弱多病，丈夫将她出典给一个老到中年膝下无子秀才。她为秀才生下儿子秋宝，三年期满逼迫返家。其典身所换回的一百元大洋不但没有改变家境，反落下丈夫、儿子春宝的冷眼。这是柔石以上世纪二十年代浙东的农村为背景，在《为奴隶的母亲》里为读者描写了一个中国封建制度下女性的悲剧形象。文学界普遍认为此作深刻地揭示了农村妇女“深受经济剥削和超经济的精神虐待”的双重奴性命运，笔者认为小说中阿秀的悲剧是封建制度中婚姻文化、男权文化、母子文化和女性间文化在农村妇女身上的缩影。
一、旧中国的典妻习俗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农村，经济濒临崩溃，人民贫病交加，卖儿典妻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典妻”，许杰曾这样说：“甲方以自己的妻子典给乙方，限定三年或几年的期限，在这期限内所生的子女属于乙方”，在小说中，阿秀以为期三年的合约被典于秀才，期间阿秀与丈夫既没有共同生活，她完全被秀才占有，但她也不是秀才的合法妻子或妾室。这与旧中国“一夫一妻”、“童养婚”、“指腹婚”等婚姻形式相比，其只能是一种习俗文化，而非婚姻关系。
二、夫为妇纲的妇女奴性文化
阿秀是夫为妇纲的代表，其夫是一个皮贩兼农活、打渔为生，且染瘾于吸烟、酗酒、赌博的凶狠暴躁恶棍。对此，阿秀唯有顺从，甚至其夫把出典一事告于她，竟然只问了一句：“你为什么早不对我说？”。秀才算是她的第二个“丈夫”，表面上对她还算怜惜，尤其怀孕以后对她百般呵护，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在祈求“生个儿子吧，别断了香火”。秀才对她的每一点好处都让秀才妻子怀恨在心，在秀才妻子的讽言冷语面前，阿秀只能呜呜咽咽地低声哭泣。阿秀思念春宝，但在秀才面前却不敢半语，中能忍受。一只青玉手镯，似乎确定了秀才与阿秀的终身，但其实质，青玉手镯只是为了将来传给亲生儿子秋宝，阿秀只能是一个暂存者。
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中，阿秀又能做些什么？丈夫不容许她反抗、秀才不容许她反抗、秀才的老婆也不容许她反抗，反抗自己的丈夫就意味着遭受毒打或全家人面临生存的困扰，反抗秀才意味着出典的失败，反抗秀才的老婆似乎她没有这个权利，反抗自己的儿子意味必将失去儿子。她仅仅是一个工具，一个被丈夫和秀才利用的奴隶而已，一个封建文化背景下被人随意蹂躏的工具。
三、不同角色的男权文化
阿秀的丈夫原是一位勤劳的农夫和渔夫，然而他却有永远也不能摆脱不了的困境。债台高筑、穷困潦倒使他困惑，以致吸烟酗酒变得异常凶狠、暴虐。他无视人伦，廉耻地、无情地将妻子典卖给一个老秀才，以此来维持生活。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人面对困境的无奈之举，也许人在极端的社会环境中会忽略尊严、人格、道德的存在。但事实上，在阿秀成为典妻之后，他并没有戒掉毒瘾、赌瘾，并没有因自己的妻子成为别人的“工具”而忏悔改过，而是通过卑鄙的手段伸手向阿秀要钱，名为给春宝看病，实为满足自己的恶习。这就是身处在旧社会一个地位低下的农村男人的形象，尽管贫病不堪，尽管被奴于权利和地位，然而还会极力的去压榨一个不堪重负的妻子。
秀才是一个拥有金钱、地位的地主，按理说是这个男权社会中的佼佼者，可他依然是妻子眼中的“老东西”、怕老婆、无实学的伪君子形象。他上逢迎妻子，下则结欢阿秀，对阿秀既怜又爱，却无能为力。作为儒生，他一方面要维护封建纲常和妻子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为了传香火又不得不讨好阿秀，但在妻子的监视与挖苦下，秀才不能不放阿秀回家。他满口之乎者也却只会重复“建霞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用了三个月时间都没能给儿子起个名字，他满口仁义道德却又买妻生子摧残人性，他无视伦理，理所当然地将此作为两相情愿的交易而心安理得。所以，他是身处在旧社会一个有地位的上层群体中另一男人的形象。
四、残忍的女性间文化
做为秀才的妻子，从女性角度来讲她应该能体会到阿秀的痛楚和举步维艰，但她依然是旧制度下文化下的畸形儿，麻木地将女人所不应承受的苦难全部加到阿秀身上，她对阿秀是嫉妒多于友善，微笑中藏着刻薄与鄙视，处处刁难，自己无法生育却对为其生子的阿秀附加折磨，在她的眼里阿秀只是一个工具，而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女人。阿婆是一个“媒婆”，深知阿秀的悲苦，却巧言诱劝，将其推入火坑。秀才家的女仆们，都是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女性，却时时处处察言观色，对待阿秀是朝夕不一。
五、小结
鲁迅在《几乎无事的悲剧》中说：“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的确，这种平常悲剧写出了广大的人生际遇，反映了封建愚昧文化的落后性、迂腐性。从阿秀这个典型人物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封建妇女受封建文化的毒害侵蚀并扭曲的灵魂，也深刻的反映了在封建宗族礼教愚昧文化的浸湿下所有人性的变态和奴性人格。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M].1987.
[2] 张小萍，从《为奴隶的母亲》看旧中国妇女的悲剧命运.南方冶金学院学报[J].2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