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6-00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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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道路选择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我们党为了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历经艰难曲折，付出各种代价，最终开辟出一条既不同于僵化封闭的老路，也不同于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既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积极成果，又保持社会主义道路自身的本质和特色。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拉开序幕到迈出实质性步伐；从迈出实质性步伐到成功开辟；从成功开辟到进一步拓展，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来自僵化封闭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的严峻挑战。它是在与老路和邪路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与老路和邪路的斗争中逐步形成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开辟的过程中不断受到老路和邪路的阻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正处于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面对三条道路的严峻考验，一是继续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走“以阶级斗争为纲”封闭僵化的老路？二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走资产阶级自由化改旗易帜的邪路？三是闯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在这个关键时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敢地否定了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决定闯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新路。邓小平从党的路线上破题，进行拨乱反正。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重新恢复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六中全会提供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全面拨乱反正的完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刚进入起步这一关键时刻，就遭到来自封闭僵化老路和改旗易帜邪路的阻扰。改革的巨轮突破人民公社，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着改革由农村向城市的全面推进，以及一系列新政策的出台，就受来自封闭僵化老路和改旗易帜邪路的非议和责难，提出姓“资”还是姓“社” 的质疑，对改革开放纷争迭起。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率先支持和鼓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连续下发5个1号文件，破除各种障碍，稳步推进农村改革的创举，大刀阔斧建设经济特区，掀开我国改革开放时代浪潮。1982年党的十二大，在深刻总结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经验与挫折的基础上，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表明了我们党开始突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拉开了序幕。对此，邓小平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1]（P11）
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启和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特别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内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两种思潮：一种是对改革开放中实行的一系列新政策发出“姓社姓资”的质疑；另一种是借助改革开放中采取新政策在实践上取得了明显成效，就否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的必要性。针对这两种挑战，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排除封闭僵化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的阻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开辟上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十三大以后，我国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前进中再次遇到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挑战和考验。一是来自邪路的挑战。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暂时的困难及党内少数人的腐败问题，制造了一场政治风波，这场风波的实质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旗易帜的邪路。二是来自老路的干扰。1989年下半年以后，受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国内再次出现思想纷争，争论的焦点是改革开放到底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实质是否定改革开放。思想上的混乱导致了生产上的徘徊和经济上的下滑。在这严峻历史关头，对这两种思潮的挑战，邓小平站在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两种思潮都是错误的，都会妨碍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1]（P375）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明确指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百年不动摇；“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化解姓“资”姓“社”的困惑，消除市场与计划的鸿沟，突破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同时，针对“一手硬、一手软”的错误，在加快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着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政治文明建设。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拓展的过程中也不断遭到老路和邪路的阻扰
邓小平去世以后，中国面临着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又一重大历史关头。是退回到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老路上去；还是从“私有化”中找出路？在关键时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决顶住来自老路的和邪路的压力，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坚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在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同时，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强调要全面认识公有制，深化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认识。做出了既参与经济全球化，又坚持独立自主、努力维护经济安全的战略决策，从而在新的思想解放中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 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遭受巨大的挫折。人们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心存忧虑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推行“文化殖民主义”，鼓吹西方私有化道路，使我们一些党员干部也产生不同程度的“信仰危机”。此外，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社会上还存在一些迷信、愚昧、颓废、具有庸俗色彩的落后腐朽文化，这不仅败坏社会风气，而且还危害社会主义事业。在这紧急关头，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站在“保证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民族独立不致丧失”这一战略高度，坚定有力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2]（P161）同时要求“各级党委都要加强阵地意识，切实对思想文化阵地领导”[3]（P97），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文化建设，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回应了各种错误观点的挑战，打消了种种疑虑，稳定了局面，凝聚了力量，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面对发展的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以及实践中出现的困难、矛盾和问题，是用改革开放前的老办法，重新拉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还是搬用西方那一套来解决问题，在这关键时期，又一次出现了选择走什么路的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深入分析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认真总结我国发展实践中的经验和存在问题，借鉴国外发展经验，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发展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并在这个基础上，第一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特征和科学内涵做了深刻论述，在理论上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怎么样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关系到中国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中为什么不能走老路和邪路
（一）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能使中国富裕起来
所谓封闭僵化的老路就是指改革开放前的传统社会主义路子。封闭僵化的老路形成根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二是照搬照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就是在经济上确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所有制方面，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即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分配制度上，实行按劳分配。依据对社会主义这样的认识，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逻辑结论必然是：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就要努力扩大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的范围，努力提高公有化的程度和计划经济的水平，努力创造条件减少社会主义社会中体现资本主义旧社会残余和痕迹（个体经济、私人经济等），也就是搞“一大二公三纯”。“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从表面上看似乎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但在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的实践中却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每一次不顾社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搞“穷过渡”，用行政命令扩大公有制的范围，提高公有化的程度，不仅没有带来生产力的发展，反而由于社会生产力赖以发展的生产关系形式频繁变更，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使社会生产力正常发展环境遭到破坏，社会经济也难以发展。而当“一大二公三纯”这种不符合群众利益和愿望的主张和做法，在实践中发生问题、遭到抵制时，又很容易被归结为是受到资产阶级的反抗，因此通过阶级斗争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这就是所谓封闭僵化的老路――中国传统社会主义路子。封闭僵化老路形成的主要根源，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式地理解为只是关于革命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把主要精力放在搞“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而忽视发展生产力。把社会主义教条地理解为 “一大二公三纯”，片面追求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发展上出现大跃进的赶超活动，使生产关系变更，远远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封闭僵化的老路在实际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不论是“大跃进”，还是“文化大革命”，已经向我们证明，它们都不能使中国富强。“大跃进”没有使中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跃进”，没有如期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变革的作用和追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不仅没有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反而造成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严重困难。“文化大革命”时期，片面强调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革命，把认为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特征的东西努力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从表面看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在此时似乎表现得最充分，但结果不但没有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反而使我国的经济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4]（P10～11）
传统社会主义老路已向我们证明，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能实现中国富强。也给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一是要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结合时代的要求，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慎防固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个别论断。二是要立足中国实际国情，慎防照搬国外的教条，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是要科学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生产关系的变革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水平。慎防依靠群众运动和机械搬用革命战争年代某些行之有效的经验，以军事手段和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
（二）改旗易帜的邪路只能葬送社会主义
所谓改旗易帜的邪路就是放弃社会主义的旗帜，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走资本主义自由化道路。二是主张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实质是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之所以反对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违背了中国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19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一批先进中国人开始探索“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为了寻找救国图强道路而上下求索。然而，百年沧桑的历史表明，无论是封建统治者的自强道路，还是农民阶级的自发斗争；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君主立宪的道路；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的道路，都没有使中国人民找到一条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正确道路。正当中国人民在黑暗中迷茫、徘徊、摸索时，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曙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科学分析了中国特色的国情和社会性质，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战略部署，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救中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今的改革开放是为了让社会主义制度更完善，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用邓小平的话说：“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1]（P326）二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会亡党亡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同时也要发展社会主义，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改革。然而，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苏联和东欧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也在搞改革开放，也在实行市场经济，但它们的改革是要改掉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根本否定，丢掉了科学社会主义旗帜。搞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结果它们的改革不但没有使国家发展和兴旺，反而导致了亡国亡党，从根上葬送了社会主义。鉴于苏联东欧国家出现的剧变，我们必须居安思危，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三是鉴于西强我弱的局势，我们要警惕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从国际上来说，当前国际上总的力量对比是西强我弱。从1989年开始的东欧和苏联剧变到现在，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只剩下5个，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断发展，但在国际上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强，在这种背景下，国际上的一些敌对势力总希望我们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从国内来说，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社会主义本身的物质基础还没有充分建立起来，在经济技术方面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社会主义优越性还不可能充分体现出来，因此存在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鉴于此，我们要慎防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总之，教条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封闭僵化的老路会葬送社会主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改旗易帜的邪路同样也会葬送社会主义。正如江泽民指出： “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3]（P282～283）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3]（P282）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关系
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为什么还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提出的，而不是毛泽东提出呢？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们党的历史任务发生转变，从用社会主义救中国转变为用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可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初期，由于缺乏经验，曾经一度“以苏为师”全面向苏联学习，照搬苏联“老大哥”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观念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回答，就是“一切按苏联模式办”。 但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弊端。于是毛泽东在1955年底提出要进行“第二次结合”和“以苏为鉴”，开始探索“走自己的路”的重大问题。并且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1956年4月，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提出了一系列切合中国实际的科学观点。
[JP+1]从以上历史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毛泽东是第一个人。他不仅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切合中国实际的闪光思想。但问题的实质是，他提出的这些正确思想、方针和政策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很快被 “左”浪潮淹没了。从1957年夏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到1960年底“大跃进”运动结束，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从1961年1月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呈现出正确与错误交织的复杂情况；尤其从1966年5月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走入歧途阶段。总的来说，毛泽东是第一个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也是第一个看到了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问题的人，他在主观上是想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但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在实际探索的过程中从根本上没能跳出斯大林模式的条条框框，最终也没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不是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尊重历史。[JP]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邓小平已给我们做出了回答，他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4]（P300）从这句话中就可知道，他们之间应具有三重关系：一是继承；二是纠错；三是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