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作家是稀有的，20世纪萧红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一直是一个传奇作家，一是因为她传奇的人生经历;另一是因为她传奇的文学创作。萧红自二十岁起逃离她的家乡“呼兰河”，而后“从异乡又奔异乡”，直至生命的终结，她都没有回归过家乡。萧红童年的经历，青年反对家庭包办婚姻的经历，以及她人生的三次“友爱”等等都戏剧性地在生命中上演，三十一岁时病逝，萧红短暂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也就在这短暂的生命中，萧红十年的创作给世人留下了包括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在内的百万余字的文学作品。区别于其他人，萧红的创作可能是粗糙的，但却是最原始的;萧红的文字没有那么多文学的“技艺”，但它们却能远远地超出“技艺”的局囿;萧红以最本真的方式展现了人们生存的实境，同时也以最纤细、最凄美的方式表达了世人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久久的寂寥。寂寞是萧红的体验，也是萧红对于生命的诠释和了悟，萧红的作品中充满了寂寞的文学气质。我们甚至可以说，萧红的创作就是为了消解寂寞，她的作品是在寂寞的黑土地上生长出的瑟瑟花朵。
关于文学研究，“只有把作品和作家放到一个大的系统中去观照，才能得出正确的、全新的结论”。[1]对于萧红而言，这一“大的系统”就是寂寞。寂寞贯穿了萧红的一生。1911年萧红出生在东北的呼兰县，这是一个寂寞的小城：“这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在小街上住着，又冷清，又寂寞”。她的出生不仅没有给家庭带来喜悦，反而给这个期待男丁的封建家庭以打击，甚至于连她的母亲也不曾接纳她。母亲对“我”的称呼是“小妖精”、“小死鬼”，而且“就像叫着我的名字那般平常”，“母亲向我飞来的小石子差不多每颗都像小钻子似的刺痛着我的全身。”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在“呼兰河”这个小城里，与自己年龄相差悬殊的祖父是唯一爱她的人，祖父也是萧红童年生活唯一的真正伴侣：“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玩的时候，除了在后花园里，有祖父陪着。其余的玩法，就只有我自己了。”20岁时萧红逃离她的呼兰河，生活的种种困境让她对于寂寞的感受也就更多更深了。她的心中总是“感到幽长和无底”，“屋子虽然小，在我觉得和一个荒凉的广场样，屋子的墙壁离我比天还远”。萧红一直努力地、执着地追求“温暖和爱”，她与萧军“象春天的燕子似的，一嘴泥，一嘴草”“终于也筑成了一个家”，可是在“憧憬”着的同时萧红仍然无力阻挡寂寞的来袭——“我饿了，冷了……多么无趣，多么寂寞的家呀！我好像落下井的鸭子一般寂寞而且隔绝。”萧红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上海去日本，从日本回来，现在到重庆，都是我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研究萧红，她的“童年生活是最重要的关键。”[2]（葛浩文）很多研究者意识到，萧红的寂寞起因于她童年生活的孤苦遭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童年是人一生中重要的发展阶段，童年体验更是一个人心理发展的不可逾越的起点，它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形式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了基调，规范了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童年的寂寞痛苦体验对作家的影响更是深刻、内在，它造就了作家的心理结构和意向结构，并在以后通过一定的契机以某种方式的触动赋予作家创作灵感，甚至文学创作归宿”[3]萧红是一个体验型并带有严重自传色彩的作家，她最后的小说《呼兰河传》充满了她“幼年的记忆”。因此，《呼兰河传》充满了新鲜的生气，读者可以跟随着她的文字再度体验萧红的童年。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
“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了一个大草帽，我戴了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但没被上盖上，反而把菜种踢飞了。”
“祖父铲地，我也铲地……”
“一抬头看见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
“黄瓜也许没有吃完，又看见了一个大晴蜒从旁飞过，于是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去了……跟了蜻蜓跑了几步就又去做别的去了。”
“采一个矮瓜花心，捉一个大绿豆青蚂蚱，把蚂蚱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
“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
……
从这些带着“温暖”的文字来看，萧红的童年是有趣的，甚至是热闹的。童年的萧红就像一个精灵一样穿梭于后花园，无拘无束、忙忙碌碌。然而，也就在这些文字中间我们不难看出萧红童年的奇特之处。正因为这些文字是如此新鲜，以致于我们不得不新奇地去关注作者笔下所描摹的事物：蝴蝶、晴蜒、蚂蚱、黄瓜、飞鸟……这些生活在人的周围的生物在萧红的作品中充满了蓬勃的生命活力，这些平常被作家们当作背景或环境的事物成为了作品中除了“祖父”和“我”这两个主角之外所突出的第三个重要主角，这些曾经被忽视的事物在萧红的童年体验里得以纤细的关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萧红是敏感的，我们在感受了童年萧红的快乐与热闹之后，触动心灵的也还有绵长的落寞和空虚。童年的萧红除却“祖父”与“我”有所关联之外，其他能有的也就只是这些小生物们了。一个孩子在童年的
时候除了年迈的祖父和后花园里的小生物之外，再没有其他同龄的合适的玩伴，这个孩子无疑会是孤独的。此外，也只有在孤独中，“我”才可能看得到这些置于四周的蝴蝶、蜻蜓、蚂蚱等小生物们的忙碌与热闹。蝴蝶、蜻蜓、蚂蚱……都是如此忙碌与热闹着，热闹是它们的，“我”兴许也能一起热闹着吧！？所以作品写到“我”不住地“跑”“跳”“喊”，“我”去上树、爬墙、除草、捉蜻蜓、追蝴蝶、缠着祖父或有二伯讲一些听了千百遍的老故事，或者随便蜷缩在什么地方做一次小小的梦，“我家是荒凉的”，可是在后花园中的“我”却总是生生不息地创造着忙碌、创造着热闹、创造着温暖与爱……谭桂林《论萧红创作中的童年母题》语：“但萧红的寂寞却十分特殊……如果说鲁迅的喜隐鼠，艾芜的看江流和李广田的‘坐在一旁发呆’，道出的是童年寂寞的凄清与阴冷，那么，萧红的创作则是以一种现代作家从来没有过的笔致尽力地铺写着寂寞的热闹和躁动。”[4]于此，“热闹”可谓是一种另类的寂寞，“热闹与躁动”从相反的方向彰显了童年萧红内心寂寞之多、之深
关于萧红“热闹的寂寞”，谭桂林先生继而论述道：“童年的萧红那么忙忙碌碌，除草还没学会就去吃黄瓜，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跟着蜻蜓跑了几步又去做别的去了。这种漫无目的的忙碌，难道不是一个寂寞而敏慧的心灵在被家庭忽略之后，紧张地逃避着‘自由’苦役的折磨吗？”[5]结合萧红的身世，我们在萧红的精神胜地——后花园里除却萧红自己之外看到的只有“祖父”的身影，父亲、母亲、祖母的身影是完全寻不着的，萧红从一出生起就被家人忽略与无视。可是，童年的萧红“柔弱的身躯里原来奔突着如此不安份的血液”，她是绝不容忍这种无视的。所以她成天的忙忙碌碌，惟有通过这“忙忙碌碌”萧红才能找到一个消解寂寞的口子，甚至于她有意从家里“偷“东西出去、经常导演着小恶作剧来招惹父母的打骂等事件更是说明了她对于“忽略与无视”的公然对抗。对于从童年起就有清醒女性意识的萧红，是绝不允许自己也如蚁子一样被弃生活着的。她通过热闹的方式来消解寂寞，并通过这热闹的方式来求证“自我”。
萧红的行为是果断的，在她自我求证的路上。童年时，“祖母一骂祖父，我就拉着祖父的手往外边走，一边说：‘我们后园里去吧？’，“一到了后园里，立刻就另是一个世界了”。萧红从童年起就学会了自己选择、选择自己。到青年时，她当然不允许自己就像商品一样被买卖，所以当父亲轻率许诺婚事时，萧红就毅然地选择了逃离：“我必须不要家，到广大的人群中去”。逃离了父亲的家，萧红开始构建属于自己的“憧憬着爱和温暖”的家。与萧军的结合，萧红感到了短暂的安稳，但很快的她“在萧军的大男子主义与过份的保护倾向中感到了附庸的屈辱”，这是她无法忍受的。在任何情况下，这个“我”都是萧红不容许被汩没的，哪怕牺牲她的爱情。在忍受向隅而泣的孤寂之后，萧红主动地说出她的决定：“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随后，萧红按照她“自己的方式”选择了相对温和的端木，“为了自我，她叛逆般地以自己为中心在身旁树立一个懦怯的弱者”[6]，尽管对与端木的结局内心不无隐忧，但她坚持自己的尝试，哪怕是“飞蛾扑火”。萧红的生命力是倔强的，长久的寂寞给了她深层思考的空间与深度，她硬是从绝望之上生出希望来，不惜以自身为例，大胆地为天下所有女性完成自我求证：“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我不明白，我空间是一个人还是两个，是这样想的我呢，还是那样想的是。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萧红总归是寂寞的，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
萧红的寂寞体验是多重的：“命定”的生活遭遇带给她的是第一重的寂寞体验;她为消解寂寞所选择的背弃以及背弃本身带给她的是第二重的寂寞体验;她高度的女性意识，为女性发声，大胆求证自我作为的孤军奋战与无所理解是第三重的，也是最深层的寂寞体验。戴锦华、孟悦《浮出的地表》语，“她以自我一己的牺牲宣告了我们民族在历史前进中的重大牺牲——反封建力量的，人的牺牲;她以自己短促的痛苦的生命烛照着我们社会和文化的结构性缺损。”萧红势将孤立与寂寥，因为她是向历史挑战。可是，萧红的寂寞是伟大的，因为“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
注 释
[2][美]葛浩文.萧红评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11.
[3]肖琼，马琳.寂寞体验与萧红小说的精神特征[J].哈尔滨学院学，2004（5）：56
[4]谭桂林.论萧红创作中的童年母题[J].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94（4）：62
[5]谭桂林.论萧红创作中的童年母题[J].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94（4）：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