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苏轼作为宋代文坛领袖人物，宦海沉浮的经历对其影响尤为深刻。他如何以自我生命的理想与清净，对待政治领域中所受挫折与纷扰?是怎么使“学”与“仕”获得平衡?又是以怎样的心态完整的树立文坛领袖这一人生奋斗旅程?本文试从苏轼宗教情结和其诗词产生的关系角度理解苏轼，以期对苏轼现象有更深一步的诠释。
关键词：儒释道；苏轼词；心态；伦理道德
一、接受儒释道三学思想
王国维《文学小言》中，明确说道：“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可见，从一个角度肯定了苏轼是与杜甫等并列的“旷世而不遇”的文学大家。苏轼一生是丰富多彩的，是奇特瑰丽的，他以开放兼容的心态，吸纳、融汇儒、释、道三家思想方法，且构建起了拥有自己特色的博大丰润的艺术思想体系。
苏轼自七、八岁开始，父亲苏洵游学四方，母亲教授其蒙学，学习声律、读孟子、韩文。及冠之年，喜好读贾谊、陆贽文章、书籍。此时的苏轼，已熟读儒家经典，打下坚实的文学基础，并开始提笔进行模仿。二十二岁应进士科，答卷《刑赏忠厚之至论》(《文集》卷二)文中提到“依经立义”、“仁义爱民”的治国思想，充分展示了其所树立报效祖国、爱民济世的宏愿，以及儒家忠恕仁爱的伦理思想，被当时的考官欧阳修、梅尧臣大为赞赏。
待苏轼乌台之狱，被贬黄州之事，既是苏轼人生政治生活、阅历的转折点，也是他信仰、文学意境走向成熟、完善得一个标志性事件。由于自己的正直、刚正，直谏不被采用，反遭人构陷，贬之黄州。在此写下世传第三大行书《黄州寒食诗》，起伏跌宕，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遭贬谪的心境，诗与字浑然一体。
二、苏轼诗词产生背景
历来论诗者多以为唐诗主情，宋诗主理。就诗人背景分析，唐宋科举制度的施行，使“学而优则仕”的设定得以有效的实践，相对地，政治上的惩处就是以“贬官”，使得士大夫失去实践所学的空间。而宋代在传统的君臣游戏规则之外，外患压力始终未彻底消除，内患(主战或主和，新法或旧法)，也在相互抵消中不断损耗着人才的心力。宋代士阶层入士的人数固然大幅度超越前代，但是被贬谪、流放者更是不绝于途。就个人的生存处境而言，显得更为严峻，也更具挑战性。
诗人的审美能力与闲适之心，关乎天分与个性，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有深刻感受的，然而后天的勤奋、刻苦的读书、修道却可以提升一个人的修养，使自我主体更能契合物象背后的自然造化，达到“道”的境界。此外，宋人对诗的期待更高，以不能满足于单纯的抒情写忧，因此，对于延续抒情传统的感物悲情之作，往往采取理性的态度来化解，使得汉唐诗歌发展所建构的抒情主流，又回归到言志的源头，这个发展的历程与创作造诣，对于探索诗的本质与真谛，都有其重要的意义。
三、以诗情缓解宦情
就士阶层而言，入仕进入朝廷封官拜相，是获得实践济世理想与解决生计问题，最有效的途径。然而，一旦动了宦情，难免心有所动，有所追慕，患得患失，诚惶诚恐，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之间的斗争，这也会在心理、情绪上产生波动，躁动不安。若先得志而后遭贬谪，非自主性的羁旅经验、异地的荒凉、封闭，与世隔绝的地理空间，心中不断的懊恼、悲惨、悔恨与憎恶，等待大赦、归期遥不可及等等复杂、交织成的心态，都是对处于宦海沉浮的士子门的锤炼。
对于唐代诗人而言，例如白居易借消减宦情以获得自由身的“独善”思考模式，并未在唐代的到进一步的壮大，而我们看宋代诗人、词人的发展辛碌历程时，却可看到，不仅得到呼应，而且蔚然成风，并为宋代官员开辟了新典范。
新典范的意义在于，能转化谪居之穷困为闲居之乐趣，这是一种心态的调整与自适，居谪所而能放心自得，使仕宦漂泊的抒愤变为游览山水美景的乐趣。由唐入宋，出现了贬谪诗人宦游，以诗词为事业来暂时取代政治功业、以诗情缓解宦情的现象。在游赏山水的过程中，诗人尽兴于自然春光，同时，作者的心胸进一步开阔，使得诗人笔下的各种物象尽展其物理本色。让诗情画意展现于心中，暂将宦海之中的烦恼、义愤抛却脑后，不再受其排布、约束，尽情享受精神生活中的雅适。
四、独处的安逸
汉代以来的诗词中充满了独处、独游、独思、独赏、独伤、独悲、独忧、独愁等等独自倾诉的心态诗词。唐代王维《终南别业》：“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李白《独坐敬亭山》：“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等，可看出这些诗人已开始寻觅个人的独处空间，享受自娱之乐。白居易更是刻意的摒弃他人的介入，《独行》：“晚花新笋堪为伴，独入林行不要人”，为了拥有与晚花新笋相对的空间，有意避开他人的打扰，独自享受一径幽趣。
苏轼能在独处的修养功夫上，深有体会，在情之所钟之外，另辟蹊径，开启理之所至的生命境界。苏轼《东坡》诗中写道：“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碓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我们可以从诗中感受到春水带来漫山遍野的生机，篱落洼渠也受到雨露的眷顾，田间地头一派蓬勃景象，自然界的流转、变化中，诗人轻快、明丽的心情。走在月色中孤寂的身影，一声缓缓的脚步、一声铿铿的竹杖，已成为暮春夜色中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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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颜中其，《苏轼论文艺》，北京出版社，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