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纪元，它不仅确立了白话的文学正宗的历史地位，而且还引导世人向科学、民主的方向发展，对于打破旧传统、旧道德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胡适正是这次运动的舵手之一，他的“八不主义”和“整理国故”的文学主张和思想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本文解读胡适的又一重要文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旨在揭示出深藏于文论中的“立”的思想及其探讨其中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胡适；白话；《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实验主义
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肇始，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破旧传统的白话文运动。胡适以先驱的身份引领着中国现代文学朝科学、民主的方向发展。他分别于1917年1月、1918年4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从改革旧文学的“八事”入手去实现文学的变革，且更明确地标示出要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文学革命的宗旨。1如果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是“破”旧传统、旧文学的内容的话，那么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就是“立”新文学的科学、民主的思想。有研究者认为，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风云人物，胡适充当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旧文化的破坏者，他在文学革命中提出的“八不主义”里，就包含着要求运用新的语言形式（白话）的主张。事实上，胡适的“破”一开始即伴随着“立”，文学革命还在方兴未艾之际，胡适即把“建设”提到了突出的地位，1918年7月，他便开始倡导“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并力图通过创作实践的尝试为新文学提供范例。2胡适以个人独特的视角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为我们诠释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真正内涵，并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探讨了白话文运动中的思想之“立”、 方法之“立”，从而让中国语言从僵化的发展到了全新的、充满活力的“活的文学”。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了一个主张：“话怎么说，就怎么说”，通过改革，“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文学。”3他个人解释为是“八事”中（二）（三）（四）（五）（六）诸条的变相，也就是：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不用典、不用套语滥调、不重对偶、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这是从内容上来说，胡适自己也说，“是单从消极的，破坏的一方面着想的”。而在“立”的方面来看，胡适认为，“我们要创造新文学，也须先预备下创造新文学的‘工具’。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我们有志造国语文学的人，应该赶紧筹备这个万不可少的工具。”怎么预备呢？1，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2，用白话作各种文学。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做出“真文学”和“活文学”。文言已统治了中国二千年，而旧派文学给国人带来的只是“假文学”和“死文学”。要想获得带有生气的，真正能反映时代变化的，就只有用白话来书写。所以胡适在“八不主义”里用肯定的口气说就是：“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4胡适从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来找死文字和活文学之间的差别，从诗歌到词曲，从小说到传记，得出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的原因在于，“这都由于文学的性质。”。
前面讲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如果说是从内容上来讲的话，那么接下里胡适对工具、方法、创造之说就属于形式，或者说是从一种创作的思想来讲如何做白话文。为了使民众普遍接受他的观点，胡适把形式比作工具，从简明易解的工具意义上来论证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他说，“‘文字形式’往往是可以妨碍束缚文学的本质的。‘旧皮囊装不得新酒’，是西方的老话。我们也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古话。文字形式是文学的工具，工具不适用，如何能达意表情？”在胡适看来，白话工具的掌握，是创造新文学的第一步，其次是搜集材料的方法和结构的方法，再次才是创造。“工具用得纯熟自然了，方法也懂了，方才可以创造中国的新文学。”5这表明，形式作为工具，它是创造新文学的必要手段。他从劝说别人做白话文字，再从自己十五岁的侄儿做白话说起，认为白话人人可以做，而且可以做得很好。
胡适的这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如果《文学改良刍议》是“破”的话，那么这篇就是“立”，立形式，立思想。评论界对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关注的很多，但对这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却相对的少，原因可能是大家都认为前者是胡适的开山之作，也是代表之作。我们通过仔细的阅读和分析不难看出，后者不管是在语言表述上，还是在内容、思想、艺术性上，都有胜于前者。有评论者就认为，对整个文学革命来说，胡适的贡献重在形式方面。他承认由于自己不是专门的文学创作者，所以难以亲手用白话文学作品来建立新文学大厦。在这些方面他只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顶多只能出于实验主义方法论的要求，创作几首实验性的小诗，浅尝辄止。他的《尝试集》，便由此而来。6因此胡适在许多场合表示，他的贡献只在于倡导“文学体裁的革命”，对新文学的建设只有形式上的作用。7
参考文献：
[1]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第20页。白春超，《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建设》，周口师专学报，1995年6月，第12卷第2期。
[2]白春超，《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建设》，周口师专学报，1995年6月，第12卷第2期。
[3][4]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集2》，欧阳哲生 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第45页。
[5]《胡适文萃》，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
[6]唐德刚 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52页。
[7]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集2》，欧阳哲生 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第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