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绝对有胡适的一席之地，不仅因为他的《尝试集》，更是因为他对中国新诗乃至新文学的极大贡献。
胡适早期就流露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厌恶：“余最恨律诗”，对中国古典文学弊病的认识，是胡适提出新文学主张的基础。他敏锐地认识到这些弊病：“吾国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而呻。……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胡适认为文学堕落的原因在于“文胜质”，显然在这里胡适要纠正的是当时过于泛滥的形式主义，对于这些弊病，胡适先后提出了多种解救之法，对于以质救文胜之弊，他认为“宜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这三点可以看作是新文学“八事”主张的前身，在这三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八事”主张，这八点主张先后经过了两次的改动，直至第三次修改后，才以《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了《新青年》上。这“八事”无疑是瞄准了古汉语，同时也是对白话的一个有力的提倡，因为有了白话文，中国从此有了白话诗，真正从旧诗中脱离出来。
通过“八事”，胡适提倡文学要兼具情感与思想，文学的“质”，其实也就是情感和思想。要用白话作诗，就不能不抛开古诗的束缚，胡适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即文学进化，那么今日的文学自不必模仿以往。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的诗歌经历了其鼎盛时期，至明清时，其地位早已让位于小说等其他文学形式，并发展到了八股僵化的地步，新诗的发展急需一个突破口，白话是最及时最适合的手段，白话入诗为诗歌创作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拯救了中国垂暮的诗歌。
白话文运动虽然受到了旧有文人的猛烈抨击，但在历史向前发展的不可阻挡的洪流中，它战胜了传统腐朽的束缚，站稳了脚跟。白话诗虽然开辟了中国诗歌的新纪元，但是白话诗决不等于新诗，它只是中国诗歌向新诗发展的过渡产物。被誉为中国第一本新诗诗集，胡适对自己的《尝试集》也不讳其诗歌的保守性：“第一编的诗，……是在不过诗一些洗刷国的旧诗……第二编的诗，……初做的几首，……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尝试集》由于是最早试验的新诗集，由于试验的先行，因此这本诗集里的诗仍然未能跳出旧诗的范围，他的诗经历了一个尝试白话旧体诗的过程，他的白话诗长期未能摆脱旧体诗的影响。《尝试集》充满矛盾，显示出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摸索与试验的艰难过程，现在看来它的历史意义要大过于它的艺术意义，但它毕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新诗的另一个改革就是文体的改革，由于中国旧体诗的文体太过于稳固，因此新诗的文体改革要求更彻底，在强大的传统面前，胡适别无选择地选择否定一切旧有形式，“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由于当时破除“旧有”的迫切，思想长期压抑下的迸发，旧体诗的形式已无法满足新的思想的表达，同时旧体诗已沦为腐朽，所以新诗的文体改革迫在眉睫。新诗要求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推翻词曲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改怎样做，就怎样做。胡适认为，新诗众的不拘格律，不拘平仄，并非说明新诗就没有音节，相反，新诗是讲究音节的，只不过新诗讲究的是“自然的音节”。这“自然的音节”显然是同诗体的自由想联系的，音讲究自然，“白话诗的声调不在平仄的调剂得宜，全靠这种自然的轻重高下”，节则须依着意义的自然区分与文法的自然区分来分析，而韵在新诗中，在自然的轻重高下，在语气的自然区分，有无韵都不成问题。胡适的见解打破了人们对旧诗格律的迷信，给新诗的创作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以至于朱自清曾说：“胡适的《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新诗的文体改革似乎进展顺利，然而就是这种顺利恰恰表明了新诗文体改革的浅显性，由于过于浅显，以致许多深刻的问题没有意识到，也由于这种浅显，导致了新诗文体发展的不严谨，过于绝对化的主张使新诗的发展呈现“非诗化”倾向，新诗不得不经历了宽松向严谨的发展过程。
胡适受西方思想影响甚深，但同时骨子里又具有传统的中国文化的精髓，二者的碰撞冲击也表现在他的态度上，一方面，他主张要解放诗歌，破除各种陈规，另一方面，他又自称“历史癖太深”，不配做“革命的事业”。胡适对新文学的主张，多半是改良主义的态度，即便是对古文的取缔，态度也不是坚定的；同时他对西洋文化过度推崇，后来更提出了“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的口号，这种近乎媚态的比较背离了新文化的目标，也把他自己推向了新文化运动大门外。
参考资料：
[1]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621
[2]胡适.胡适文存.卷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83
[3]新文学大系.诗集.朱自清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