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8世纪后，西方现代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给予人们以空前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权利，社会的进步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人们也更深切地感受到社会的冲突、生活的不幸、精神的分裂，法国大革命给欧洲思想界带来的喜悦与失落是当时身处现代社会的人们最真实的心灵写照；理想尚未实现，苦难接踵而至，现代性危机从未这样严重，解决危机的要求也从未如此迫切。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中承担起化解社会冲突、弥合精神分裂，实现各种矛盾现象间的和谐统一，从而修复现代性缺陷的思想重任。因此，和解与怎样和解便成为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的重大问题。德国古典美学总是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出场，美学既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构成，又是其最精彩的阐释形态。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和解真正成为现代性的基本主题，而和解的主题又在德国古典美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黑格尔说：“和解这个词就是这样一种实际存在着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它的对方中……这种精神就是一种相互承认，也就是绝对的精神。”(黑格尔，1983年，第176页)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的审美判断力理论是为了在承认主体知性能力与理性能力的前提之下，和解主体性内部的知性能力与理性能力的对抗；费希特和谢林的同一性美学是通过和解主体与客体的矛盾、精神与物质的冲突，来求索主客体的统一、精神与物质的协调；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则要在保持各种现实存在的合理性的同时，扬弃现实存在的片面性，从而和解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危机。因此可以说，和解是德国古典哲学最深刻的美学诉求。
一、审美判断力：康德的和解方案
为摆脱宗教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设定，启蒙思想开启了建设人的主体性的思想工作，用主体取代上帝。康德将人与世界的关系起点确立为人所具有的既非物质又非主观意识的知性能力和理性能力。知性能力使人成为认识主体，自然成为人的认识对象，人与世界构成了认识关系。理性能力使人成为自由主体，人的社会活动被视为行为客体，人与世界构成了实践关系。然而，在康德的思想体系中，认识不自由，自由则不可认识，人的认识活动与人的实践活动没有普遍性联系，现象与本体不能统一、必然与自由相互对立、认识与实践无法通约，最终导致整体性、大写的人的分裂，主体性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对抗。为化解主体性的内部对抗，康德撰写了《判断力批判》一书，提出一种和解方案，方案的根本在于为人的主体性设计一种既不是知性又不是理性，却能够将这两种能力统一起来，使人类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经验世界与本体世界发生联系的主体能力。康德把这种具有中介功能的主体能力称为判断力。判断力分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知性能力构成了人类以逻辑为中介、以分析综合为特征的认识活动，理性能力则为主体建立了理念原则，提供的是以自由为底蕴的道德律令与伦理法则。但是，知性能力和理性能力都不能在特殊中显现普遍，在现象中包孕本体，而介于知性能力和理性能力之间的判断力却可以做到这一点。审美判断力不能像知性能力那样提供知识，也不能像理性能力那样生产观念。审美判断力在对世界下判断时，对象的内容与主体不发生实际联系，而对象的形式则向主体呈现意义。康德称审美判断力的这种主体性特征为审美判断力的合目的性。当目的由主体来设定并仅仅为着主体时，合目的便是主体需要的满足。主体需要的满足引发了主体的愉悦情感，审美判断力在判定对象美或不美时，“不是把(它的)表象凭借悟性连系于客体以求得知识，而是凭借想象力(或者想象力和悟性相结合)连系于主体和它的快感和不快感”。(康德，第39页)审美情感含纳着判断对象的存在又显现着主体的价值，从而完成了“从自然概念领域向自由概念领域的过渡”。(同上，第35页)由此可见，主体的审美情感功能既“从各种的或同一种的难以计数的对象中把对象的形象和形态再生产出来”(同上，第72页)，又将对象的形式“不作为思想，而作为心意的一个合目的状态的内里的情感”(同上，第140页)传达着自己；审美情感使审美判断力与理性能力通联了。可见，情感功能是审美判断力能够和解主体性内在矛盾的根本所在。如果说审美判断力具有强大的主体和解力的根本在于人类的情感功能的话，那么，想象力就是实现主体和解的关键。在批判哲学中想象力是感性与知性之间重要的中介性主体功能。当主体与世界构成关系时，想象力将感性直观经验提供给知性的逻辑形式，经验具有了科学理解、普遍认识的可能性；同时想象力又使知性的逻辑框架图式化，感性直观经验显现出可被认知并可被运用的规律性特征。可以说，想象力实现了审美判断力与知性能力的统一。情感功能使审美能力与理性能力相协调，想象力又使审美判断力与知性能力相和谐。这样，在审美判断力中主体的知情意统一了，特殊主体与具体形式的契合而产生的主体的情感功能和想象能力实现了现象与本体、认识与实践的通联，化解了知性能力与理性能力的对抗，大写的人成为完整的主体。
当主体使用其审美判断力对世界进行判断时，主体内部各主体性能力协调共存，主体成为充满美感的审美主体，而世界则以自由形式为对象方式与主体和谐对应，世界成为审美对象，人与世界也就构成了审美关系。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有四个基本规定性：
1.就判断的质而言，审美关系的存在是一个主体的情感过程，这个过程中的情感性质既不同于具体欲望满足所产生的纯感性快乐，也不同于道德行为引起的纯理性愉悦。纯感性快乐和纯理性愉悦的本质与特征为产生快感的对象所决定，并在同化对象、使对象失去独立存在意义中实现快乐。换个角度看，这两类快感都具有功利性质，都属于有限的、不自由的情感。而在审美关系中，判断只涉及判断对象的形式，这形式又契合着判断的目的，所引起的情感愉悦始终观照着形式自身，对象形式在判断过程中处于自足的位置上，拥有独立的价值。由于只涉及对象形式而远离内容，审美情感自然不会受到对象的限定，所以审美情感是自由的，无功利的。
2.就判断的量而言，审美关系以判断的方式出现时，判断主体不是借助普遍的范畴、概念对客体进行判断，而是通过个体的审美情感对客体下判断，所以审美判断是单称判断。这是审美而不是认知，无法为人们提供知识，人与世界的审美
关系不能为人类创造技术理性的重要原因，也是审美活动可以确保人的个性自由，维护自然人性不受知识主宰或科技压迫的秘密所在。同时，审美判断又不是一般的单称判断。在一般的单称判断中，主体面对判断对象时，主体先对判断的对象产生了主体反应后才对对象的性质、特征、形态、方式产生判断，譬如春季跳入河中，产生凉的感受，才会作出河水温度低的判断。显然，在一般单称判断过程中，主体反应在前，判断在后，判断结果仅对判断个体有效，常年冬泳的人就不会像普通人那样对河水作出温度太低的判断。而审美判断则是先有了美的判断后才产生主体美感，判断在先，美感在后。换句话说，作为单称判断的审美判断具有判断的先验性，表达着判断力在想象力作用下产生的形式符合由想象力与知性能力之间的和谐所建构的普遍性。
3.就判断的关系而言，无论是全称判断还是一般的单称判断，判断结果对主体的满足总具有直接而明确的目的性。然而，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既与实用、欲望、伦理、实践无关，又无明晰的概念逻辑，从而也就与任何特定目的无关，审美判断仅仅是由于想象力与知性能力趋于一定的和谐自由，才使美具有了某种合目的性质。这种合目的性“可能没有目的，但是关于它的可能性的解释，又只在我们把它说明是出自一个意志的时候，才能使我们理解。再则，我们对于我们所观察的东西不是常常必须通过理性(依照它的可能性)来领悟的。所以我们对于一个形式上的合目的性，尽管我们对它不设想一个目的(作为目的关系的素质)作为它的根柢，仍至少能够观察到并在一些对象上见到”。(康德，第58页)
4.就判断的模态而言，美体现着合目的性，具有普遍的有效性，所以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不仅是感性现实的，也是本体必然的，体现着心理与物理、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体、自由与必然、认识与实践、科学与伦理的统一。
18世纪以来启蒙思想家一直在为主体性的构建而努力奋斗，主体性的建立也是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主体性是现代性文化的基石。主体性中知性与理性的分裂、对抗也正是启蒙最严重、最深刻的危机之一，人性与机器的冲突、道德实践与科技知识的矛盾、自由与自然的纠结等等现代性文化病症都根源于此。而康德通过对审美判断力的解析、阐释，展示了审美判断力对知性能力与理性能力对抗的调和，解决了主体性的内部冲突，实现了主体的内部和谐，大写的人成为完整的人。就现代性的思想谱系来看，康德是启蒙文化中第一位试图用审美来拯救主体性危机的人，也是将审美关系确认为人与世界的基本关系，并试图通过这种关系和解人的自身矛盾、重建更为完善、和谐的人的主体性的第一位现代性思想家。
二、同一性：费希特与谢林的和解方案
康德所实现的主体和谐依靠审美判断力的中介作用，知性与理性之间并未直接统一，一旦主体不处于审美判断中，知性与理性依旧对抗，主体仍在分裂。同样，在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中，现象与本体、必然与自由、认识与实践统一了，但离开了审美关系，人与世界的认识关系和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之间依然分离着。在现实中，人更经常地生活在日常世界中而不是审美活动里，因而康德对主体性内部的和解方案缺乏现实普遍性和有效性，解决这一问题正是费希特和谢林的美学的现代性诉求。
与康德在主体性内部通过调整来和解主体性内部的对抗不同，费希特将此问题的解决从主体性内部引向了主客体关系的调整，认为和解主体性内部对抗的基础是厘清主客体的关系。在费希特看来，主体就存在于客体之中。主客体关系一旦清晰，如何和解主体性内部的对抗，从而实现现象与本体、必然与自由、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众所周知，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后，用主体性的自我来确认客观性的存在已成为西方现代性哲学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基本方法论。康德的“先验综合建筑术”之所以具有哥白尼式的革命意义，就在于它用主体性的知性与理性证明了世界的存在，形成了人与世界的主体性共存体，成为当时哲学界公认的用“我思故我在”的观念方法解释人与世界关系的典范。然而，康德批判哲学中有一“物自体”概念，指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人之外的一切自然存在。物自体作为普遍、必然的总体性自然存在与人的主体性无关，也不能为人类所感知，却又是人类感知并理解包括人类自然天性和大自然在内的世界万事万物存在的先验前提。在费希特看来，这是主客体关系的一种悖论，认为“物自体”概念导致了康德对主体性的理解过于主观化，使康德既不能发现主体的客观性，无法真正和解主体性内部的分裂，更不能弄清楚人与世界真实的主客体关系。按照费希特理解：“自我的本质既不是主观东西，也不是客观东西，而是一种同一性”。(费希特，1997年，第44页)作为主体的自我，同一是自我主体性的根本规定，其具体表现为自我设定自我，自我设定非我，自我在自身中设定一个可分割的非我与一个可分割的自我相对立。(1)自我设定自我就是自我创造存在，世界中的一切存在皆由人所规定，否则存在就不会被人认识、理解、把握，人无法认知、理解的物自体是抽象的、假想的，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2)自我规定非我就是人的认识活动。自我设定非我意味着人不仅是普遍的存在，而且也是具体的存在，只有非我才能证实自我的对象性活动，而非我规定自我就是人的实践活动。(3)自我在自身中设定一个可分割的非我与一个可分割的自我相对立就是解决普遍存在的自我与具体存在的自我的矛盾。真正同一的自我是在活动中实现的，完满的自我是现实中普遍化的个体和思想中个体的普遍化。由此看来，费希特的同一自我理论已洞察到行动与自我存在的内在关系，为现代性哲学的存在观设计了实践的真实元素，为在人的现实活动中从实践方面和解人与自然、伦理与科技、心理与物理的矛盾指出了正确的路径。当费希特将主体性自我诉诸人的具有客观性的现实活动时，这种现实活动中就产生出活动主体与活动对象的特定关系，这种特定关系不是别的，正是同一的关系，“行动者和受动者是同一个东西”。(同上，2004年，第1页)主体是创造客体的活动，而活动本身则造就了客体的存在及其存在方式。
费希特认为，主体与客体同一的实践性活动为人类带来了一种特殊的不
同于动物的生存方式，费希特将它称为技艺。技艺是西方思想文化中最古老的一个概念。在古希腊，技艺涵盖着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通过社会群体间交往、传播、学习、创作而展开的创造性活动，技艺体现着人类的智慧与体能，显现着对自然的认识，又渗透着自我目的的贯彻，技艺是人超越自然的主体能力和活动方式。正是在这个最古老的意义上，费希特以一种高于康德、黑格尔的启蒙意识阐明了自己对艺术的基本态度，认为艺术是人类为更为完美地超越自然、更理想地生活而为自己创造出的一种技艺：“人类支配自然力量的外部目的是双重的：或者，要使自然力量单纯服从于我们的感性的、轻松的和惬意的生活的目的，而这就提供了机械技艺；或者，要使自然力量服从于人的更高的精神需要，给这种力量打上庄严的理念烙印，而这就创造了文学艺术。”(同上，1998年，第147页)艺术是思、是情而更是融贯了人类所有主体要素和能力的对象化活动，它既合规律又合目的，既有心灵又有技术，既特殊而又普遍，是既符合人类主观意义又适应客观社会规则的动态生存方式。真正的艺术必是一种文化技艺，而正是包括艺术在内的人类技艺活动这种同一自我的实践，才能使人类主体内部的矛盾和解，使主客体分离的世界最终得到统一。
谢林的时代是欧洲启蒙思想普及的时代。谢林认为，卢梭、康德、费希特等大批思想家所看到的启蒙造成的种种现代性危机，归根结底皆由当代人类生活中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发生强烈冲突所致。因而，想要重建人类正常生活就必须和解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冲突，让人类的物质生活充满着精神的关怀，让人类的精神生活得到物质生活的照顾。在这方面，费希特通过人类活动中的主客体的同一来实现和解，对此谢林是首肯的。但是谢林不同意费希特的具体和解方法，认为真正的和解不只是观念中的主客体的和解；在更为感性的现实中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和解、精神与物质的同一，才是和解之本。谢林认为，费希特所说的主体与客体、自我与非我、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其实都来源于世界自身的绝对同一，自然与精神本来就是绝对同一的两方面，自然是可见的精神，精神是不可见的自然。在具体的生活中，有限与无限同样真实，主观与客观同样真实，根本上说，真实就是它们的彼此同一。精神与物质的同一、自我与自然的同一赋予了知识以新的使命，知识是有创造能力的存在，存在是知识的产物。在谢林的心目中，存在既是客观自然，又是主体内在运动，存在不仅为实体，也应是心智。心智按照主体内在必然性的要求自由能动地运动，因此存在既是自然的创造力量，同时又是知识和认识。
强调精神与物质的同一、自我与自然的统一，必然使谢林对自然充满着尊敬和诗意的态度。谢林就一再强调，要实现对自然的真正拥有，就必须返回到自然本身，从自然本身的角度来认识自然，而不能用人的意志强加自然，对自然要采取理性直观的态度。在理性直观中，自然与诗一样，既是创造者，又是创造物，自然成为无意识的诗，只不过自然是从无意识到有意识，而艺术则从有意识到无意识。由此可见，谢林对自然进行了一种诗意的建构。在这种诗意建构中，自然从僵死的物质中复活，变成了富有生命力的精神存在，对自然的敌视、征服转为对自然的爱慕和欣赏，从而批判、扭转了启蒙主义自然观，形成了崭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谢林看来，把握有限与无限、必然与自由、物质与精神、自然与自我绝对同一，实现精神与物质和解的唯一方式是理性自我直观活动，艺术则是当下最完美的理性自我直观活动。在艺术活动中，自我既有意识又无意识，意识与无意识相互交融、难分彼此、完全同一。意识的有限性与无意识的无限性使得艺术活动一方面体现了主体理性的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又表达了主体直观的主观自由性，艺术现实地在生活世界中实现了精神与物质的绝对同一。正如谢林所言：“艺术本身是绝对者之流溢。艺术的历史，最鲜明地向我们展示了艺术与宇宙的目的，从而与它们为其所预定之绝对同一的直接关系。”(谢林，第26页)在谢林看来，艺术是人类确证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客体与主体、必然与自由、自然与自我、有限与无限绝对同一的最终方式，这表明艺术可能最直接地传达着人类历史过程。为此，谢林运用同一哲学原理对神话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相信，神话曾是人类真实的生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在神话中绝对同一并得到完满表现。在当代，要和解人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冲突就应认真理解神话，通过理解神话、重建神话使人们对过去的生活有所觉悟，对将来的生活有所渴望，对现在的生活有所超越。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在自己的历史过程中克服种种矛盾，实现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绝对同一，从而摆脱奴役与压迫获得自由解放。可以说，康德的和解诉求基于人类主观世界的整合，费希特的和解诉求基于人类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协调，而谢林的和解诉求则建立在人类历史的现实进程上，为黑格尔以辩证法求和解、马克思用感性现实的社会实践为人类求解放提供了理论启迪。
三、辩证法：黑格尔的和解方案
贯穿黑格尔美学的现代性诉求也是和解。不过，黑格尔的和解方案要比他之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更为宽广、深刻。他认为和解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过程，“因为真正实体性的因素的实现并不能靠一些片面的特殊目的之间的斗争，而是要靠和解，在这种和解中，不同的具体目的和人物在没有破坏和对立的情况中和谐地发挥作用。”(黑格尔，1996年，第287页)
黑格尔认为绝对理念创生世界，其过程就是理性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确证，因而绝对理念具有时间性，它创生世界是一种经历逻辑阶段、自然阶段、精神阶段的历史性运动。绝对理念创造了大千世界所有相似与相异的万事万物，并将其完美地、协调地统一于自身的历史性运动中，其中的一切差异、矛盾、对立、冲突皆必在历史性运动中和解、超越。同时，绝对理念也在这一运动中实现了自我认识、自我确立，而这一切也证明了世界是运动的、世界是统一的真理。如果说历史性运动是理性的自我认识与自我确立的过程的话，那么辩证法便是理性自我认识与自我确立的根本方式。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精髓在于一种规定性在否定中成为另一种规定性，而另一种规定性并非完全否定前一种规定性，而是在否定前一种规定性的同时保存了
前一种规定性的合理性，并将保存的前一种规定性的合理性确认为自身的本质规定性。这样，否定变为肯定，对立成为统一，冲突化为和解。黑格尔又将此称为扬弃。每一次扬弃都使得新的规定性更具体、更丰富、更高级，逻辑的发展、自然的进化、人类的进步皆是如此。在辩证法中没有绝对的矛盾，矛盾的出现与展开就包含着矛盾的自我和解，对立的结果必然是统一。就美学而言，康德、费希特、谢林等人都创立了解决现代性危机的理念和方案，不过唯有黑格尔以前所未有的总体性和彻底性，将其美学思想的根本诉求明确设立为和解现代性矛盾和危机，从而使西方对审美、艺术领域问题的解决，成为化解现代性矛盾与危机的一种普遍而自觉的思想行动。
黑格尔辩证法的和解方案在美学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人与自然的和解。启蒙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现代主体意识在逐离上帝的同时也把自然边缘化、工具化了。人对自然的主宰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对立是现代性最严重的危机之一。德国古典美学家从康德到黑格尔都意识到现代性这一危机的严重性，不同的是康德、歌德、席勒、费希特、谢林等人相信现代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因而他们也就相信人与自然的矛盾最终能够彻底解决。黑格尔则认为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不可避免。人与自然的矛盾只能在两者不断涌现的相互否定中通过确认各自的合理性来实现各自既独立又互助的和解。很明显，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与同时代人相比，黑格尔的理解少了些乌托邦情结，多了些现实的理性精神，少了些精神焦虑，多了些坦然面对人与自然矛盾的勇气。他关于自然美和古希腊古典艺术的论述，最集中地表现了面向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现代性诉求。
(1)在黑格尔看来，自然先于社会，自然也早于艺术。在各种美的形态中“第一种美就是自然美”。(黑格尔，1996年a，第149页)尽管“艺术美高于自然”(同上，第4页)，但黑格尔相信“自然美只是为其它对象而美，这就是说，为我们，为审美的意识而美”(同上，第160页)。只有在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中自然才美，人才能欣赏到自然美，自然美也才是对人的积极肯定与确证。如果自然与人处于对立、冲突中，或是人践踏自然，或是自然惩罚人类，自然也就不存在美，人也无法通过自然认识自己、肯定自己。正因此，人在其生活中必须实现自然与人的和解。
(2)人与自然的和解诉求还集中体现在黑格尔对古希腊艺术的理解中。古希腊在现代西方文化语境中有两种基本语义，一是指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古代希腊，是一个历史的描述性概念；二是指启蒙的，它蕴含着民主、自由、个性、和谐的启蒙理想，是一个启蒙的价值性概念，这也是黑格尔理解的古希腊的基本含义。黑格尔曾深情地说：“到了希腊人那里，我们马上便感觉到仿佛置身于自己的家里一样，因为我们已经到了精神韵园地。”(同上，2001年，第222页)黑格尔也是一位充满青春理想、满怀思想激情的思想家，他将古希腊视为人类自然而然的青少年时代，人类最自然的美好时段，他曾说：“希腊的生活真是一种青春的行为。”(同上)古希腊的青春状态根源于自然与精神天然地和谐统一，自然流露在精神中而精神也正是自然的真实表达。在黑格尔看来，精神与自然、个人与社会、感性与理性如此地统一意味着古希腊社会各方面是和解的、和谐的，所以古希腊社会就是美的社会，“这个王国所以是真的和谐，是最优美的世界”，(同上，第109页)因而古希腊也就产生了人类历史中最美的艺术，黑格尔将之称为古典艺术。古典艺术是完美的艺术，在古典艺术中个性与普遍性、内容与形式天衣无缝地实现了和谐，“内容本身就决定着它的自由的形象，而那形象本身也就自在自为地符合那内容，因而艺术家显得只是完成按照概念本身既已成就的东西。”(同上，1996年b，第172页)正是艺术内部的这种高度和解，导致了古典艺术中真与善这一人类最高价值的统一：“人的主体内在方面也与真正的精神的客观方面，也就是与善与真的本质性的内容处于牢固的统一体。”(黑格尔，1996年b，第248页)
2.人与社会的和解。个体生活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各种社会客观力量问的分裂、冲突是现代西方思想界所面对的最普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启蒙以来，包括黑格尔在内的有责任的思想家都致力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黑格尔的特点在于：一是将社会矛盾视为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认为人类的进步依靠这些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的矛盾来推动；二是将如何面对、如何解决这些矛盾视为人类理解当下世界的全局性、总体性思想任务。可以说，黑格尔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与解决始终是自觉的，这种自觉性反映在他思想理论的方方面面中。就其美学而言，他的悲剧理论集中体现了这种自觉的社会观，那就是回归现实生活，在承认矛盾的前提下解决矛盾，从而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解。黑尔格之前，几乎所有的人都以道德为价值准绳，以偶然的道德过失为范式来解释悲剧。黑格尔不同，一方面，他取消了悲剧的道德阐释，认为悲剧的本质是社会历史的，而非个人道德的；另一方面，他相信悲剧的冲突是客观必然的，冲突的结果是社会的矛盾、对立的和解，是人向现实社会的回归：“悲剧的冲突导致这种分裂的解决，也是如此。这就是说，通过这种冲突，永恒的正义利用悲剧的人物及其目的来显示出他们的个别特殊性(片面性)破坏了伦理的实体和统一的平静状态；随着这种个别特殊性的毁灭，永恒正义就把伦理的实体和统一恢复过来了。”(同上，1996年c，第287页)多年来我国学界太多强调黑格尔悲剧理论中的必然冲突说，而忽视了黑格尔悲剧理论的根本意图在于和解。黑格尔的悲剧理论不仅是美学的，也是哲学、社会学的，是黑格尔解决人与社会矛盾对立日益加剧这一现代性危机的美学努力。
3.人自身的和谐统一。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社会的冲突也体现在人的主观世界中：灵与肉的矛盾、情与理的对抗、生存的无意义感、价值的压抑性焦虑，都是典型的自我分裂的现代性症状。实现自我的和解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追求的目标。不过，黑格尔之前的启蒙思想多是通过审美、艺术超越生活的途径来实现人与自我矛盾的化解，但在黑格尔看来，在现
实中要想坚守精神、理解自我，就必须使精神回归生活，生活才是精神的家园，如同安泰与大地的母子关系一样，精神一旦回归生活，精神就能在现实中实现自我的和谐统一。荷兰画家的创作证明了这一点。在西方美术史中，荷兰风俗画既没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伟大，也缺少法国古典主义绘画的高贵，却被公认独树一帜，不可取代。黑格尔认为，究其原因就在于荷兰画家通常表现日常生活中的平凡题材，而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平凡题材恰恰是荷兰人民辛勤劳作所获得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黑格尔说：“荷兰人对现实生活，包括其中最平常最卑微的东西，所感到的喜悦是由于自然直接提供其他民族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却要凭艰苦的奋斗和辛勤的劳动才能获得，而且由于处在僻窄的地区，他们对最微细的东西也要注意和珍视，最微细的东西对他们也成了重大的东西。另一方面，荷兰人是一个渔夫、船夫、市民和农民的民族，所以他们从小就懂得他们亲手用辛勤劳动所创造的最大的乃至最小的必需品和日用品的价值。”(同上，1996年b，第368－369页)荷兰人民的劳动成果成为对他们生活的正面肯定，辛勤的劳动使荷兰人民平凡的生活拥有了积极意义。“正是这种在无论大事小事上，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所表现的市民精神和进取心，这种谨慎的清洁的繁荣生活，这种凭仗自己的活动而获得一切的快慰和傲慢，组成了荷兰画的一般内容。”(同上，1996年a，第216页)在黑格尔看来，荷兰画中的自我和解根植于它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意义：“荷兰人民的绝大部分，即除掉少数勇敢的耕田人和更少数的英勇的海上英雄之外，都是些城市居户，做生意的殷实市民，这些人安居乐业，没有什么很高尚的理想，但是等到紧急关头，须保卫他们的正当得来的权利以及他们的地区，城市和公会的特殊利益时，他们却挺立起来起义，毅然信任上帝和他们自己的勇气和智力，不怕那统治着半个世界的西班牙主子的可怕的意旨，敢冒一切危险，英勇地流血奋斗，凭这种正义的勇敢坚忍，终于胜利地挣得了宗教的和政治的独立。”(黑格尔，1981年，第325页)正是荷兰人民这种平凡而又有意义的生活，才使得“这派绘画在它的坦率与真实里以及在它所表现的坚定的信心里，都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一种心境的和谐”。(同上，第203页)黑格尔曾赞叹荷兰画家道：“从荷兰画家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研究和认识到人和人的本质。”(同上，第327页)劳动生活是自我统一的良方，实践活动是自我实现的途径，这成为黑格尔解决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最深刻的思想方法，而这一思想方法在马克思那里最终发展成伟大的实践哲学，并通过马克思影响到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诸多当代思想家。黑格尔对荷兰画的评论，也使黑格尔与席勒、马克思一起成为艺术回归生活世界这个20世纪最响亮的美学主旋律的始奏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