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重新解读家礼撰作的历史脉络，有助于从理论上为传统家礼、家教正名，正确认识其现实意义。上古和中古时期的家礼撰作是贵族社会的产物，是“礼不下庶人”的结果，对于门阀制度和士族文化起到维护作用。宋代之所以出现家礼撰作的高潮，不能仅仅用唐宋社会变革、文化的阶层异动来加以解释，而与宋代士人的文化抱负有关，是他们救治世风、淑世惩弊的结果。传统家礼、家训中蕴含有诸多超越时空的优秀价值理念，与现代化事业并不矛盾。应当继承历代士人“教训正俗”的传统做法，传承和重建富于中国传统优秀价值观的家礼、家训和家教，为构建文明和谐的现代社会增添助力。
[关键词] 家礼；家训；家教；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B2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4）06—0127—07
The Formulation of Traditional Family Ritual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YANG Hua
（College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Reunscrambling the formulating history of traditional family rituals and family educations will be helpful to rehabilitate their cultural function， and also helpful to excavate their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In classical and medieval period， family rituals were formulated by noble society， and took an important part in maintaining their position. The reason of upsurge of family ritual writing in Song dynasty， can not only be explained by the change between Tany and Song dynasty， but also attribute to the literati’s cultural ideality that save world， educate people and moralize social customs. Traditional family rituals contain so much good core values， which transcend space and time， and don’t conflict with modernity. Nowadays， we should inherit some traditional family rituals， including both those good values and the educating function within them； make use of them as a helpful element to construct harmonious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traditional family ritual； traditional family motto； traditional family education； core values
两千七百多年前，中国人就认识到，礼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多重功能
《左传·隐公十一年》。。历代统治者都重视礼制建设，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国礼，二是家礼。就国家礼仪制度而言，历代都围绕吉、凶、军、宾、嘉进行制礼作乐（如《唐开元礼》《宋政和五礼新仪》《明集礼》《清通礼》），并配合法律建设，形成“东亚文化圈”四大核心要素之一的律令制度
西岛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日本学者形容中国史论著选译》（二）第88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就家内礼仪而言，历代士人都将其作为修身、齐家的手段，统治者则将其视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工作，提倡家礼撰作，敦励良风美俗。关于国家礼制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本文主要对古代的家礼撰作及其现实意义略加述论。
一 家礼撰作与贵族文化
为了实现家族内部的和谐稳定，古代中国人建立了一套家内秩序和规矩。对此，有不同的称呼；或者说，它是从不同的层次来加以维系的：首先是家训、家诫，这是一些道德准则和思想信条，如颜之推《颜氏家训》、陆游《放翁家训》；其次是家礼、家仪，即藉以维持这些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如司马光《书仪》、朱熹《朱子家礼》；然后才是家风、家教，即通过前面内外两个维度而形成的家庭氛围和文化风尚。
不过，家训、家仪、家规、家范、家诫、家约、家教这些概念，常常互相涵摄，各种文本在实施时也是互相偕配的。很难说某个硕儒名士留下的家训中没有涉及行为规范的细节，也很难说某个家礼中没有伦理道德的说教。所以，讨论时常常对这些材料笼统引用，不能完全割裂而论
参徐梓：《中华文化通志·家范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本文的讨论，以家礼为主线，实际上也兼及家训和家教。
“礼不下庶人”，家礼首先是贵族社会的产物。《周礼·春官》中有“都宗人”和“家宗人”两个职官，其职责都是掌祭祀之礼。据郑玄注，前者的职掌范围在于全国，而后者的范围仅限于大夫的采邑和宗庙。具体而言，大夫的“家宗人”职责在于祷祠和祭祀，“掌家礼与其衣服、宫室、车旗之禁令”，即按照该大夫家的家礼来进行祭祀活动。其行用范围仅限于该贵族的家内。
《周礼》的成书时间有不同说法，大抵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当去真不远。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贵族和大家族遭到创击，大夫之家不再豢有专职的宗人，很难再保持各自独特的家礼了。秦汉时期虽然存在不少军功贵族，但史籍中基本看不到重臣自行家礼的记载。文献中经常看到的“因定汉家礼仪”（如叔孙通创制“汉家礼仪”）
如《后汉书》卷59《张衡传》载：“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马余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则指的是皇室礼仪和国家礼典，并非家礼。与中古重视礼学发达、“仪注”众多不同，《汉书·艺文志》未设“仪典”、“仪注”等类目。这种现象，与秦汉帝国对豪门大族的打击力度有关。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贵族社会的再现，礼仪成为门阀士族借以自矜的文化标志，于是家礼的制作也成为普遍之事。陈寅恪曾指出：“所谓士族者， 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惟一的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9页。谷川道雄也有相似论述：
六朝士族通过日常礼仪，努力维持家族之间的秩序，也努力维护家门的安定。遵守礼仪，有助于提高家风所拥有的高贵性，从而博得世间的赞誉。六朝
士族在人们的要求下，须作一名“礼仪人物”，即便是日常的言语、动作也必须合乎礼仪。言语、行动的端雅便是作为士大夫的资格。
谷川道雄：《六朝士族与家礼——以日常礼仪为中心》，载高明士编《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一）：家族、家礼与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6页。
所谓“礼仪人物”，就是指他们平时“动循礼度”、“动依礼典”、“恒以礼法自处”、“造次必以礼”，这与孔子要求颜回“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并无不同
《论语·颜渊》。。怎样才能做到视听言动“恒以礼法自处”呢？必须自幼开始就以细致的礼仪规范加以约束。《颜氏家训·风操》中云：
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皆有节文，亦为至矣
但既残缺，非复全书，其有所不载，及世事变改者，学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
故世号士大夫风操。而家门颇有不同，所见互称长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
学者们都注意到颜氏的“自为节度”之语，其意在于，当时世家大族各依礼经，撰作仪制，在本家族内代代传承，形成了各家各门独特的礼仪规范，这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士大夫风操”，有学者称之为“个性化的门风”
张国刚：《从礼容到礼教：中国中古士族家法的社会变迁》，《河北学刊》2011年第5期，第36-40页。。总之，家礼成为彰显门风的文化符号。
所以，在魏晋六朝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家礼撰作。北魏时崔浩的女儿和侄女分别嫁给卢遐和王慧龙，二者差不多同时怀孕，崔浩便将两个婴儿“指腹为亲”，到两个孩子成年结婚时，崔浩亲自撰拟典仪，加以操办，还对宾客说：“此家礼事，宜尽其美。”
《魏书》卷38《王慧龙传》。清河崔氏、范阳卢氏、晋阳王氏皆为高门大姓，这场“家礼”对于门阀贵族之间的意义不言而喻。《新五代史》卷55《崔棁传》说：
崔氏自后魏、隋、唐与卢、郑皆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礼。至其后世子孙，专以门望自高，为世所嫉。
豪门望族“各著家礼”、“丧祭冠婚，家犹异礼”，进而沿续数代用以“自高”，这在当时非常普遍。
魏晋隋唐时期贵族家礼的大量出现，也与一批研究礼学的经学世家分不开。自两汉以来，经学世家已不稀见
赵翼：《廿二史札记》“累世经学”条，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第100页。。经学世家通过专研一经或几经，形成“门业”或“世业”，来获取政治地位。进入门阀贵族时代，这种家族经学又成为名门望族维系其显赫地位的重要方式之一。居于会稽的“江表儒宗”贺家，其远祖可溯至西汉的庆氏礼学，他们世代以礼学名世。该家族中的贺邵、贺循、贺玚、贺革、贺季、贺琛甚至到唐代的贺知章等人，都参与了当朝的国家礼典制作，而他们平时居家时“节操尚厉，童乱不群，言行举动，必以礼让”
《太平御览》卷243引何法盛《晋中兴书》卷7《会稽贺录》。。经学家法、家礼撰作、门第维护这三者达到统一。钱穆对之概括更确：
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氏著《中国学术思想论丛》（三），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年。。
这种风气一直延续至唐代。《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称：“诸臣亦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目前所知最早以“家礼”二字命名的家礼仪注文本，便是《新唐书·艺文志》所列的杨炯《家礼》十卷。《新唐书》记载，柳公绰之孙柳玭曾述家训以戒子孙，其中有云：“余家本以学识礼法称于士林，比见诸家于吉凶礼制有疑者，多取正焉。”
《新唐书》卷163《柳玭传》。柳氏家族既以家学、礼法著名于士大夫之间，他们制作的吉凶诸仪堪称周详完备，所以当其他家族有疑惑时，常常拿柳氏家礼来进行参考。又如，唐朝末年，卢弘宣“患士庶人家祭无定仪，乃合十二家法，损益其当，次以为书”
《新唐书》卷197《卢弘宣传》。。《新唐书·艺文志二》记载唐代家礼仪注文本共9 项，基本上没有流传下来。研究表明，唐代家礼的修撰，仍然局限于世家旧族，并没有在民间社会得到广泛传播
王美华：《世家旧族与唐代家礼修撰》，《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罗小红：《唐代家礼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 年。。
综上，上古和中古时期的家礼撰作是贵族社会的产物，是“礼不下庶人”的结果，对于门阀制度和士族文化起到维护作用。
二 家礼撰作与世风救治
然而，在两宋时期出现了家礼撰作的高峰。据《宋史·艺文志三》所载，当时国家图书馆存有“仪注类”图书一百七十一部，三千四百三十八卷。其中，宋代当朝的家礼、家训类文本甚多。例如，韩琦《参用古今家祭式》，许洞《训俗书》一卷，司马光《书仪》八卷、《涑水祭仪》一卷、《居家杂仪》一卷、《家范》四卷，范祖禹《祭仪》一卷，吕大防、吕大临《家祭仪》一卷，张载《横渠张氏祭仪》一卷，吕大均《兰田吕氏祭说》，程颐《伊川程氏祭仪》一卷，朱熹《四家礼范》五卷、《家礼》一卷，李宗思《礼范》一卷，周端朝《冠婚丧祭礼》二卷，孟说《家祭仪》一卷，等等。可以说，当时的名儒硕彦大都撰作有类似文本，其数量远远超过此前各代。
为什么宋代会出现家礼撰作的高峰？明清学者的观察是，这是士庶礼的复兴，是对于贵族礼的反动：“汉晋以来，士礼废而不讲，至于唐宋乃有士庶通礼，虽采士冠仪文，然失之太繁。”
《明集礼》卷二十四《士庶冠礼·总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杨志刚：《司马氏书仪和朱子家礼研究》，《浙江学刊》1993年第1期。今人谈论宋代的家礼制作时，常用“唐宋变革
论”来加以解释，认为宋初庶人阶层的崛起，使得宋代统治阶层看到了民间家礼的重要性。士庶区隔在宋代不再明显，此前用于规范门阀贵族的礼仪制度，下移到基层社会，成为管理平民百姓的有力工具
王立军：《宋代的民间家礼建设》，《河南社会科学》第10卷第2期，2002年3月。。
以上说法不无道理，但恐亦不够全面。因为，在宋代的家礼撰作之前，隋唐甚至更早时期，就有民间“书仪”的流行：《朋友书仪》类可上远溯至魏晋（最早是西晋索靖的《月仪帖》），吉凶书仪可上溯至武则天时代，表状笺启类书仪则起于晚唐
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而敦煌文书中保存的大众礼仪读本《太公家教》，其产生年代是7世纪下半叶，而后于8世纪广泛传播于全国各地
刘安志：《太公家教成书年代新探——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太公家教》的文字非常通俗，若稍加对照，便可发现其内容与《礼记》中的种种规定相差无几，说明秦汉、魏晋至隋唐五代关于日常生活的礼仪规范一脉相承，并未中断。也就是说，在六朝隋唐贵族家礼撰作的高峰，民间下层社会对于日常生活礼仪照样遵从，这可能是贵与贱、雅与俗并行不悖的两条线索。
所以，不能仅仅用唐宋社会变革、文化的阶层异动来解释宋代家礼撰作的勃兴。我们认为，它与宋代士人们救治社会风俗的文化抱负有关，是司马光、朱熹等宋儒挽救世风、淑世惩弊的结果。
唐末五代出现了社会大动荡，朝代屡嬗，政权频更，人心险恶，世风浇薄，在重建政治“大一统”和文化“大一统”的宋人眼中，是礼崩乐坏的衰乱之世：“五代之衰乱甚矣，其礼文仪注往往多草创，不能备一代之典。”
《宋史》卷98《礼志一》。宋朝建国初年，即着手礼制重建，赵匡胤登基次年，便命太常博士聂崇义集奏《三礼图》，九年后又命儒士依据《唐开元礼》而撰《开宝通礼》二百卷、《通礼义纂》一百卷。整个宋代，都在不断进行礼乐制度的修复和创制，其礼制之繁复为历代罕有，《宋史》之《礼志》共28卷，数量之大几乎占全部二十四史《礼志》的一半以上。在宋徽宗时期制定的《政和五礼新仪》中，开始出现《唐开元礼》中没有的“庶人冠仪”、“庶人婚仪”、“庶人丧仪”，展示了朝廷用儒家礼制导化下层社会的努力。
在欧阳修、司马光等儒家精英看来，五代更是礼崩乐坏的衰世。欧阳修本身做过礼部侍郎，他对已有的薛居正著《五代史》甚不满意，决意重修《五代史》，就是要用“春秋笔法”对这“干弋兴，学校废，而礼义衰，风俗隳坏”的乱世加以扬善除恶。他在这部私修史书中专门立《一行传》《唐废帝家人传》《义儿传》等，以表彰乱世中的忠臣义士；同时，对于一生事四姓、历十君还恬称“长乐老”的冯道大加挞伐：“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
《新五代史》卷54《冯道传》。与欧阳修同时代的司马光，对五代的看法完全相同：“凌夷至于五代，天下荡然，莫知礼仪为何物矣！”
司马光：《谨习疏》，《全宋文》卷1181，巴蜀书社，1992年，第613页。 他也曾批评冯道转事多君，“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而毫无愧怍，气节丧尽
《资治通鉴》卷291《显德元年》谓：“（冯）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
为此，宋儒们主张，救治衰乱之世的人心堕落，必须从重建家礼入手。欧阳修认为：
家人之道，不可不正也。夫礼者，所以别嫌而明微也。甚矣，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自古未之有也。
《新五代史》卷16《唐废帝家人传》。
所谓“家人之道”的说法，来源于《周易·家人·彖辞》：“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就是指依托于家庭和血缘关系之中的传统伦理道德，这与前文所论的家训、家礼、家教可相表里。司马光也做过礼官（“同知礼院”、“判礼部”），对传统礼制深有研究，并且直接参与过国家的立嗣、议谥、祭典等礼仪实践，他撰作《书仪》等家礼用以纠正世风，与其在朝堂上参与国礼活动是上下一致的。他采集历代“家行隆美可为人法者”，编成《家范》十卷，要表达的正是“家道正则天下定”的礼教救世理想。司马光平时居家处世时“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他死后，其子司马康为之治丧时“皆用《礼经》家法，不为世俗事”
《宋史》卷336《司马光传》。，足见其家礼之严、家教之正。
宋儒重建家礼的目的，还在于纠正当时流行的种种“恶俗陋习”。由于古礼废止、佛道盛行，宋代民间出现大量违背儒家传统礼制的行为。一是社会身份等级观念松弛，在服饰、车舆、宅第等方面僭礼逾制；二是冠、婚、丧、祭诸礼不按儒家旧礼实行，如婚配弃媒妁之言，丧礼竟举乐，僧道介入丧祭，弃土葬而用火葬，等等。司马光指出，当时丧礼坏废，居丧期间食肉酗酒、娶亲纳妇，人皆不怪 司马光：《序赙礼》（元丰六年十一月一日），载氏著《传家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当时知识精英对此类风俗都有所挞伐。例如，哲宗元祐年间朱光庭上疏谓
秦蕙田：《五礼通考》引《历代名臣奏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夫礼，废而不讲久矣。今天下之人自角已衣成人之服，则是何尝有冠礼也；鄙俗杂乱，不识亲迎人伦之重，则是何尝有婚礼也；火焚水溺，阴阳拘忌，岁月无限，死者不葬，葬者无法五服之制，不明轻重，则是何尝有丧礼也；春秋不知当祭之时，祭日不知早晚之节，器皿不知今古之或异、牲牢生熟之不同，则是何尝有祭礼也。冠婚丧祭，礼之大者，莫知所当行之法，朝廷之上未尝讲修，但沿袭故事而已，曾未尽圣人之蕴。公卿士大夫之间亦未尝讲修，但各守家法
而已。何以为天下之法？车舆服食、器用完好，法禁不立，僭侈尤甚，富室拟于王公，皂隶等于卿士。风俗如此，一出于无礼而然也。
像杜光庭所描绘的种种废礼畸俗，民间比比皆是，这从各类笔记、风俗志中都可得到反映，有学者称之为宋代的“礼俗矛盾”
范荧：《试论宋代社会中的礼俗矛盾》，《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
中国文化历来认为，当礼与俗产生矛盾冲突时，应当由礼来“教训正俗”、导化世风，而不是相反：“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
《礼记·曲礼上》。宋儒继承了先秦以来儒家入世救世的文化秉性，承担起教训正俗的历史使命。例如，以“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为学问主旨的理学家张载，在地方为吏时“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他每月都在县庭具酒食以行养老之礼，其目的之一在于切问民间疾苦，然而更重要的却是要“训戒子弟”，他知道“知礼成性”必然会“变化气质”，所以要通过重建古礼来改变社会风气。他在自己的家礼中，“婚丧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礼”
《宋史》卷427《道学传一·张载》。，并撰有《横渠张氏祭仪》一卷，把齐家与治国、平天下同步进行。南宋袁采所撰的《世范》，原来的书名就叫《训俗》，该书分作“睦亲”、“处己”、“治家”三部分。据其《后序》，袁氏作此书特意采用极其通俗的语言，就是要让“田夫野老、幽闺妇女皆晓然于心”，以达到“息争省刑，俗还醇厚”的目的。《四库提要》评价它“砥励末俗者极为挚笃”，可谓切中肯綮。南宋的赵景纬治台州时，“以化民成俗为先务”，用陈述古的《谕俗文》以告谕乡民，亲自为之讲解，让当地人背诵奉行；为了敦励孝行，他还亲自“作《训孝文》以励其俗”
《宋史》卷425《赵景纬传》。。朱熹在自序中，将其撰作《朱子家礼》的旨归，也明确地概括为“崇化导民”
关于《朱子家礼》的作者，存在不同说法，大体分为真、伪二派。清代王懋宏和《四库提要》开始怀疑它非朱熹所作，而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它是朱熹所作，本文采此说。相关讨论，参看吾妻重二《朱熹家礼实证研究》，吴震、郭海良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另参罗秉祥：《儒礼之宗教意涵——以朱子家礼为中心》，《兰州大学学报》第26卷第2期，2008年3月。。
从宋儒的这些家礼文本中，常可看到纠正当时世风的针对性条目。例如，在宋代民间婚姻流行“论财之俗”，娶女先问资妆之厚薄，嫁女时先问聘财之多少，甚至互立契约索要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司马光《书仪·婚仪》中斥为“贪鄙之俗”，认为这是“夷虏之道”、“驵侩鬻奴卖婢之法”。他还明确规定婚礼不得用乐：“今俗婚礼用乐，殊为非礼。”宋祁撰有《庭戒》，临终前又自为志铭及《治戒》以授其子：“三日敛，三月葬，慎无为流俗阴阳拘忌也。”还要求其子女简丧、薄葬、勿请谥、勿受赠典、勿起高冢，显然是对当时崇厚葬、信阴阳的丧葬习俗的对抗
《宋史》卷284《宋祁传》。。针对当时在丧祭礼中大量采用佛道之俗的现状，《朱子家礼》专列“不作佛事”条，并引司马光语，认为“于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丧， 饭僧、设道场， 或作水陆大会， 写经造像， 修建塔庙”，都是“佛屠诳诱”。对于因“择地之方位，决日之凶吉”影响先人安葬者，他也认为是“非孝子之所为”。对于用冠帽衣履装饰死者、揭去死去的妇人覆面而为之画像等丧葬之俗，他认为“非礼”、“鄙俚不可从”。对于子孙将客死远方的亲人“火焚其柩，收烬归葬者”，他认为是与中国传统的爱亲肌肤、重视孝道大相冲突的“悖谬”之举，是“羌胡之俗，浸染中华，行之既久，习以为常”的结果。由于市民文化的兴起，宋代年轻人喜“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南宋朝廷曾经“申禁异服异乐”
《宋史》卷34《孝宗本纪二》。，士人皆以之为厌
吴自牧《梦粱录》：“自淳祐年来，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非复旧时淳朴矣。”，《朱子家礼》所设计的深衣制度，未尝不是对这种畸俗的纠正。
总之，宋儒撰作家礼、家训都有直接的现实追求，旨在救治世风，按照中华传统的儒家礼仪制度来重建社会秩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撰作家礼的礼学家大多是理学家，如张载、二程、朱熹、蓝田吕氏等人，他们的撰作家礼、“熟讲而勉行”（《朱子家礼叙》语），与其内圣修身是同步进行的，走的是一条“礼即理”的路线。
众所周知，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家礼文本是司马光《书仪》和《朱子家礼》。《书仪》共十卷，其中只有第一卷是关于表奏、公文、私书、家书等往来文书的书写格式介绍，其他九卷都在安排各种家内礼仪规范。其内容分别为冠仪、婚仪（后附“居家杂仪”）、丧仪（祭附于丧），卷十后附“影堂杂仪”（即祠堂）。从其纲目看来，它实际上就是一部重要的家礼，正如《四库提要》所说，“书仪者，古私家仪注之通名”。后来朱熹作《家礼》时，一半以上的文字都援引自《书仪》。《朱子家礼》在卷首设“通礼”（祠堂、深衣制度、司马氏居家杂仪），其后是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两位大儒创制了近千年来东亚普遍流行的家内冠、婚、丧、祭礼仪的基本格局，祠堂制度也得以广泛推行。
由于《朱子家礼》简便易行，它对于后代的影响极大，对此史籍多有记载。明朝初年，“颁《文公家礼》于天下”
《明史》卷47《礼志一》。。明朝廷官颁的《明集礼》，对庶民冠婚丧祭的规定多参酌《朱子家礼》，其“祠堂制度”条也完全照搬了《朱子家礼》。除了官方推行之外，很多士大夫也按照《朱子家礼》的规定行事，如元代的郑大和“不奉浮屠、老子教，冠昏丧葬，必稽朱熹
《家礼》而行执”
《元史》郑197《孝友传一·郑文嗣附郑大和》。。明末颜元“居丧，守朱氏《家礼》惟谨”
《清史稿》卷480《儒林传一·颜元》。。清康熙年间的田从典“居父丧，事必遵家礼”
《清史稿》卷289《田从典传》。，张梦维“居丧哀毁，准家礼，屏俗习”
《清史稿》卷497《张梦维传》。。另外，士人们在地方为官教化百姓时，都以《朱子家礼》为本。明代的吕柟谪贬解州时，在当地“行《吕氏乡约》及《文公家礼》，求子夏后，建司马温公祠”
《明史》卷282《吕柟传》。。丁积在新会任知县时，“申洪武礼制，参以《朱子家礼》，择耆老诲导百姓”
《明史》卷281《循吏传·丁积》。。虽然清代的礼学考据家曾认为《朱子家礼》只是通俗的“私家仪注”，谈不上经典
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第35-49页。，但是通过这几百年朝野、官民的敦励奉行，《朱子家礼》已成为影响中国人日常生活最为深广的礼仪文本。明清时期，当西方教士进入中国时，眼目所及都是彬彬有礼的臣民。这个“礼仪之邦”印象的形成，在某种意义可谓是《朱子家礼》流行的结果。
三 家礼建设的现实意义
进入近代，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同财共居的大家庭不复出现，家礼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换言之，家礼与现代社会是否兼容，是否仍有现实意义？
在回答之前，先看家礼在东亚其他国家的现状。众所周知，《朱子家礼》对朝鲜半岛影响极大。15世纪，朝鲜朝廷制定《国朝五礼仪》时参照了《朱子家礼》。李滉（退溪学）、李珥（栗谷学）等士人一直致力于将《家礼》贯彻到全社会。到17世纪后半叶，《家礼》在两班贵族中普及化，18世纪推及中人和平民，19世纪扩散至整个社会
高英津：《朝鲜时代的国法和家礼》，载高明士编《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二）：家内秩序与国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0-317页。韩基宗：《从法制的观点浅谈韩国传统社会的家礼》，载高明士编《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一）：家族、家礼与教育》，第242-249页。。几百年下来，《朱子家礼》及其所蕴含的礼仪文明已深深扎根到朝鲜半岛，很多人认为，它在彼地的影响超过了中国本土
卢仁淑：《朱子家礼与韩国之礼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彭林：《中国古代礼学在朝鲜的播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今天，韩国还保存有大量的儒家礼仪，例如，韩国的许多重要祭祀场合，参与人员都会穿着深衣礼服，以示隆重，这与古代人物画像所见朱子改创的深衣制度并无大异。韩国社会普遍重视家庭伦理和家内秩序，近来韩剧之所以在中国大陆流行，正是因为其中所展现的古代礼教和现世家内礼仪极富魅力，能够唤醒当代中国观众的文化基因。
在日本，《朱子家礼》的文本自元明王朝和朝鲜王朝两条途径传入日本，其时间大概在室町时代即15世纪中期 《朱子家礼》对日本的影响，可参池田温《文公家礼管见》，载高明士编《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一）：家族、家礼与教育》，第36-112页。。而深衣之制在日本首次出现，则是17世纪之事
[日]吾妻重二：《朱熹家礼实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0-236页。。德川时代以朱子学为支配性的教学内容，知识阶层按照《家礼》进行丧祭活动的记载也不少
王维先等：《朱子〈家礼〉对日本近世丧葬礼俗的影响》，《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6期。。此前学者普遍认为，近世日本对于中国的儒家礼仪的接受，仅限于文献解释和思想论述层面，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日本知识阶层对于《朱子家礼》为代表的儒家礼仪多有实践
参田世民《近世日本儒礼实践的研究：以儒家知识人对朱子家礼的思想实践为中心》，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此外，深受中国哲学和儒家道德影响的家规家训，却与日本的现代企业发生了很好的融合。日本历史上也存在过大量的家训，如皇家家训、武士家训、农人家训。进入近代以来，不少著名的日本财团都创制了自己的商家家训，如三井集团的《宗竺遗训》（1722年）及其新版《三井家宪》（1900年）、住友集团的《住友总手代勤方心得》、《鸿池家家训》），三菱集团的《岩崎家家宪》（1885年）。被誉为日本近代实业泰斗的涩泽荣一，亲自撰写有《涩泽家家宪》，分为处世接物纲领、修身齐家要旨、子弟教育方法三部分，很有系统，可谓日本家训的典范。20世纪后，日本出现了大量的社是、社训，已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日本从家训到家宪，再到社是、社训，其“使用范围离‘家’越来越远， 而作用却越来越广泛，这一过程体现了日本人对家训传统的继承与扬弃， 也反映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李卓：《日本家训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李卓：《日本家训的基本特征》，《山西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另外，日本企业的管理过程常常透露出东亚传统的儒家智慧，据说松下商学院要求学员，每天面向故乡，“遥拜父母”，心中默念《孝经》。日本企业在商贸流程、员工待人接物、社训社规诵读等环节，都进行仪式化的训练，以加强员工的认同感和荣誉感，形成独具东亚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这些与家礼、家训的精髓是完全相通的。
日本和韩国的例子说明，家礼、家训与现代化不仅不相冲突，而且还成为20世纪中后期东亚经济腾飞的助力。
在中国，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对待家礼的态度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五四”以来，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卑和自污情结，国人对家族、家庭和家礼大都采取激进的批判态度，认为家礼、家教是“吃人的礼教”，而家族、家庭则是“吃人的礼教”的温床。于是，礼经、礼学乃至礼制研究，都被烙上腐朽、反动的印记。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增长，中国人开始进入“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时代。今天，在建设经济强国、政治强国的同时，致力于建设一个文化强国，已成为国家战略和全民共识。经过近百年的文化中断，国人这才意识到，由于传统家庭教育的缺失，数代人失去了传统
文化的滋养。今天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既无理、又无礼的现象，如不讲诚信、不讲公德、无所敬畏、贪污腐化、拜金炫富、浮华浪费，等等，多多少少与家礼、家教的缺失有关。为此，必须重新解读家礼撰作的历史脉络，从理论上和内心深处为传统家礼、家教正名，正确认识其现实意义，发挥其正能量。
第一，儒家所讲的修、齐、治、平，是由近及远、由内及外、由小到大的渐进过程，不论就个人的成长经历而言，还是就安邦定国的顺序而言，家庭教育都是重要一环，不可或缺，这一点千古不移。以社会学视角来看，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家庭教育直接塑造个人的道德操守和处事能力，要培养君子人格必须从家内秩序着手，诚如汉代荀悦所说，“天下之本在家”
《申鉴·政体》。。今天，虽然学校教育承担了更多树人功能，但仍然无法替代家庭环境的人格塑造作用，良好的家教十分必要。这与家庭规模之大小无关，独生子女家庭更应当重视家教。
第二，本文上述研究表明，家礼撰作既是贵族文化的一部分（上古、中古时期），也是平民文化的一部分（宋代以后）。为了维持家道绵长和家族兴盛，历代都十分重视撰作家礼，谨遵祖训，在这一点上并无贵贱等级之别。今天亦然，无论家庭出身之好坏、受教育程度之高低，接受传统的家礼、家训教育均有利而无害；换言之，那些已接受过高层次教育的人，并不能说明他们具有良好的家教，同样需要补课。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传统家礼、家训中蕴含有诸多优秀价值理念，例如，仁爱、宽厚、勤劳、节俭、守法、奉公、敬业、尊老、慈幼、敬学等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超越时代、超越地域的有益资源，与现代化事业不相冲突，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此基础上凝练和概括出来的。
近年来，各地涌现出不少国学讲堂、传统书院、经典诵读班，以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政商培训、社区教育、少儿蒙学越来越活跃，有学者称之为“民间儒学”的开展
郭齐勇：《民间儒学的新开展》，《深圳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同时，各地还出现了不少用旧式家礼举办的冠、婚、丧礼，有些自称迳溯《朱子家礼》，有些则是结合古礼的改创
朱杰人：《朱子家礼之婚礼的现代实验》，《博览群书》2010年第12期。[美]田浩：《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创新儒家文化？——以朱子家礼·婚礼（现代版）为例》，衢州国际儒学论坛会议论文，2010年。“A Joyful Un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Zhu Xi Family Wedding Ceremony，” Oriens Extremus， No. 49， （2010）， pp. 115-142；中文版发表于2011年春季，《喜结连理：朱子家礼·昏礼的现代化》，《中国人类学评论》， No. 19 （2011），第140-156页。中文修订版发表于陈来、朱杰人主编：《人文与价值》，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5-241页。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田梅（Margaret Mih Tillman）：《礼之殊途：朱子家礼现代化与恢复古礼的践行——以当代儒家婚礼为视角的分析》，未刊文本。。2014年春，中央电视台开展了“家礼家风”的系列采访，在观众中引起极大反响。所有这些，正反映了当下中国对于传统文化的呼唤和渴求，反映了对于传统家礼、家训、家教的呼唤和渴求。我们应当学习历代士人的道义担当，继承历代士人“教训正俗”的传统做法，传承和重建富于中国传统优秀价值观的家礼、家训和家教，用以校正当今社会中的诸多不良世风，为构建文明和谐的现代社会增添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