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1.1利他主义的起源与研究背景
“利他主义”最早起源于拉丁语“alter”，意为“他人的”。19世纪，“利他主义”作为一种道德原则由法国社会学创始人A·孔德引入伦理学体系，又由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 （H. Spencer）等人沿用。利他主义作为一种进步的行为价值观，一定程度抑制了极端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2]
最早提出的当属中国儒家的孔子（约公元前500年）。孔子思想中有两大核心——“礼”和“仁”，其中“仁”指“仁爱”，表现为“利他主义”，由远及近，由亲至疏，从孝悌之爱推及到爱众爱民。墨家的核心范畴“兼”也是无私利他：“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无有私也。”
中世纪基督教提出“爱人如己”的道德训条，宣扬不仅要爱亲友而且要爱敌人。这种仁爱的宗教的利他主义受到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T.霍布斯、B.孟德维尔等人的批判。他们从利己主义的观点出发，指出宗教的利他主义不过是盼望个人得救的伪装的利己主义。
直至今天“利他主义”进入现代，仍对我们产生深远的影响。
1.2利他主义的内涵
生物学意义上的利他主义是指个体牺牲自身适合度（指个体的存活能力和繁殖能力）而提高其他个体适合度的行为。社会生物学家则提出人类社会不仅存在为他人牺牲自己利益的纯粹利他主义，还广泛的存在互惠利他主义。
社会学家则更注重利他主义的社会性，强调人类一切行为包括利他行为并非遗传，而是后天学习和教育的结果。
经济学家从经济利益和行为动机等方面分析了利他主义，强调利他偏好作为一种行为动机可归结为道德情感，即利他者在实施利他行为后的道德感能给他带来心理上的愉悦和满足，并且在经济活动中这种利他偏好有利于追求效用最大化。
组织行为学中，在众多测量组织公民行为的量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Organ在1988年开发的包括利他主义、文明礼貌、运动员精神、责任意识和公民美德5个维度。
2.利他主义作为前因变量
2.1利他主义对团队凝聚力的影响
在国内学者赵宜萱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在中国的企业中员工利他主义与团队凝聚力的正相关关系。研究将人的秉性归纳为利己和利他两种，结果显示，积极的、正能量的人之间会自然产生凝聚力，员工间的利他主义创造较强的团队凝聚力，能建立共同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提升业绩。
同样在NING.LI和BRADLEYL.KIRKMAN的研究中，他们更倾向于一种利他团队行为模式，强调协调和整合个人利他行为，认为团队的利他行为更有利于组织的效能实现与提升。[3]
2.2利他主义对社会交换关系的影响
在外文文献中，GARYA，BALLINGER和KEVINW，ROCKMANN对利他主义以及社会交换关系做了相关论证，其中，对于锚定时间而言，利他主义可以使其抛开自身利益而使得整个事件的效益最大化，这可以提升社会交换关系中的目标效益最大化，这是一种积极地单向状态。
3.利他主义作为结果变量
3.1主动性人格对利他主义行为的影响
在国内学者刘伟国的研究中引入由Bateman和Crant在1993年首次提出的主动性人格量表，提出假定主动性人格的人会自愿采取利他行为，在团队中，他们更容易掌握决策权，体会到强烈的主人意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高度共存。在这种情况下，就愈发驱动高主动性人格的员工进行利他行為，在提高团队整体绩效的同时赢得个人的社会支持。
员工的主动性人格对利他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果，对员工个人和组织整体带来的影响显得尤其重要。[4]
3.2文化传承与基因遗传对利他主义的影响
刘鹤玲与陈净提出，当今多数的社会学家坚持“文化决定论”，强调人性、人类一切行为以及伦理道德观念都是经过后天学习培养和教化熏陶的产物，而非基因决定。但同时也有反对声高呼，这促使一些学者把分析文化传播品质与分析遗传学传播品质结合起来提出了全新的理论。
国外学者威尔逊注意到自有文明以来，人类社会的“文化进化”速度和作用远远超过“基因进化”的速度和作用，利他主义很大程度由文化决定，又并非是全部文化的产物。基因进化与文化进化之间的协同关系决定着人类利他行为的进化与传承，即基因—文化协同进化（gene-culture co-evolution）理论。
为了更好地论证这一观点，苏珊·布莱克摩尔（Susan Blackmore）的谜米理论认为，人是生物进化和社会发展的综合产物，一旦基因赋予了人类模仿能力，人类的行为方式就会通过谜米广为传播，促进着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方式又抗拒着自然选择的压力，从而使利他主义代代传承。
4.结论
利他主义作为人口社会学的一部分，并非只属于组织公民行为领域，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保持高度一致，则更有效的提升最终目标效益、实现最大化。个体的利他行为可以提升团队凝聚力，通过遵循较为一致的企业组织文化和价值观，提升企业效益，实现社会利益。
其次，我们将利他主义分别作为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可以得知其影响半径以及利他主义的来源。利他主义同时源于生物学基因遗传和文化传承，这就告诉我们在可塑环境的条件下，应注重文化的培养和传承，注重价值观的根植，发扬利他主义的奉献精神，更好的投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培养主动性人格，敢于攻坚克难。
注释：
[1]赵宜萱，利他主义：提升团队凝聚力[J]，北大商業管理，2015，01：114-119
[2]王海明，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辨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1：19-27
[3]赵宜萱，员工利他主义对团队凝聚力的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14，11：1631-1638
[4]刘伟国，施俊琦，主动性人格对员工工作投入与利他行为的影响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54-64
参考文献：
[1]NING LI（AUTHOR），KIRKMAN，BRADLEY L.2（AUTHOR）PORTER，CHRISTOPHER O.L.H.3（AUTHOR），‘TOWARD A MODEL OF WORK TEAM ALTRUISM'，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 39 Issue 4， p541-565.[Oct 2014].
[2]BALLINGER， GARY A.1，ROCKMANN， KEVIN W.2，‘CHUTES VERSUS LADDERS： ANCHORING EVENTS AND A PUNCTUATED-EQUILIBRIUM PERSPECTIVE ON SOCIAL EXCHANGE RELATIONSHIP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35 Issue 3， p373-391.[Jul 2010].
[3]Locke，Edwin A.1，Becker，Thomas E.2，REBUTTAL TO A SUBJECTIVIST CRITIQUE OF AN OBJECTIVIST APPROACH TO INTEGRITY IN ORGANIZATION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3 Issue 1， p170-175. 6p [Jan 1998].
[4]赵宜萱.利他主义：提升团队凝聚力[J].北大商业管理，2015，01：114-119
[5]王海明.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辨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1：19-27
[6]赵宜萱，白晓明，赵曙明.员工利他主义对团队凝聚力的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14，11：1631-1638
[7]刘伟国，施俊琦.主动性人格对员工工作投入与利他行为的影响研究[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54-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