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是什么？
卡勒将这个问题变为“根据什么来定义理论”的问题，即以一个“逻各斯”式的发问开始，实际上指向对这一问题的解构。从“理论”这个词本身出发，他认为包括“相对”和“普遍”这两个意义层面，从而推出“一个理论必须不仅仅是一种推测：它不能一望即知；在诸多因素中，它涉及一种系统的错综关系；而且要证实或推翻它都不是件容易事。”[1]把理论作为一种体裁时，这种体裁的特点就是对超出自己领域的固有思考进行挑战和质疑。这里实际上道出了西方学者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现实状态。
根据理论的实际效果来看，理论是一种对于“常识”的批评，如“意义、写作、文学、经验的常识”[2]，致力于把人们习以为常的理论瓦解掉，改变人们认识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卡勒列举了福柯论性和德里达论写作两个例子。性行为本身是自然的，但“性”这个概念却不是一种单纯的被压制的东西。福柯认为，性不是自然的，它的形成在于不同的人如何言说，即不同社会实践和机构的话语实践建构了“性”这个整体性的概念。话语是权力的代表，它具有的压制性特点使它表面要控制的这种“性”成为真实的存在。人们分析性，为性压制而呐喊的前提是必须认可它的存在，也就是“要认识人类真谛的常识把‘性’作为人类本质的秘密创造出来”[3]。福柯这种思考问题的思路也就是理论的思路，福柯不是对“性”下定义，而是逐步分析话语实践是如何建构“性”的，而这种分析并不是决定性的而是假设性的，是一种“系谱式”的质询。
德里达论写作中，对卢梭的“写作是言语的补充”进行了解构，认为言语本身也是一种补充物，儿童用肢体不能表达的可以通过言语来表达。并且，他引用卢梭对华伦夫人的情感来说明，写作作为一种言语不在场的替代物，符号的在场已不能满足表达的需要，补充物反而会给人更原始和真实的感觉，正是补充物建构了原物的概念，这也就是德里达所说的“没有文本之外的东西”。
两个例子具体表达的内容不同，但均预设了如下理论观念：对已经接受的理所当然的思想提出质疑。这些观念至少暗示，卡勒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意在颠覆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学研究的一些基本前提和假设，对用以研究文学的范畴进行重新思考。这也是现代理论的趋势，即打破常规，解构本质。当然，以传统理论视角来看，这种对“元理论”寻根究底式的逻辑推演确实可能陷入相对主义的怪圈，终使理论话语带有不可操控性。
二、文学是什么？
对此，卡勒的观点是：它并不重要。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变为“是什么使得文学区别于人类其他活动，与其他文本相比，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根本性特点是什么呢？”[4]理论家们一直在努力诠释文学的定义，但似乎找不出一个普适性的内涵。卡勒认为，从社会历史的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将会更复杂，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群体对文学的界定有着不同的标准，不同时代文学的范畴差异很大。卡勒列举了文学的五种定义方式，这五种对文学的定义方式与理论的不断发展不无关系。因此，无论哪种定义视角都不能包含另外一个成为文学定义的神器。我们必须把文学放在社会历史语境中来考察，这样，文学就始终处于卡勒所说的杂草状态。
卡勒认为，文学是矛盾的。首先，它被赋予了矛盾的功能。理论家们常常从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范畴考虑文学的社会和政治功能。文学作品的普遍性与民族群体相结合会产生强大的民族性作用。当然，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文学又具有塑造完美人格的作用。卡勒指出，这种把文学作为审美对象，认为文学可以使我们成为“更完美的人”的观点遭受了现代理论的批评。伊格尔顿就表示，这种以审美的方式把劳苦大众从困苦的现实环境中转移开来是文学被意识形态利用的结果。针对文学的种种功能，不乏审美的捍卫者提出批判，布鲁姆是一个典型。布鲁姆一再坚持文学的审美自主性，认为“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5]他极力反对把审美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时下流行的多元文化研究者正是审美意识形态的倡导者，被他视作“憎恨学派”。同时他也反对捍卫文学传统的柏拉图道德主义者，文学与道德无关，它既不能培养好公民也不能使我们成为完美的人，文学只是作者或批评者用来找寻自我、体验孤独的。显然，布鲁姆的审美精英观念是本质主义的。相反，卡勒揭示了文学功能的矛盾性：文学为意识形态所利用，同时也是造成意识形态崩溃的有力武器。
文学的矛盾性还表现在它的机制本身。创作文学要依照现有规范，又要藐视程式，挑战传统。经典作家的文学创作更强烈地体现出这种矛盾性。我们说，经典文学作品的背后有着“某种不断承传的价值规范”。
三、文学与文化研究
当人们还在文学定义的战场上横冲直撞时，却有人宣告：文学已经死亡了。究其原因大致有几点：消费社会时代，图像、视频大行其道，非文学文本也兴盛起来，吸引了人们的关注，挤压了文学的生存空间；通俗文化作品席卷电子媒介，以及对以往经典文本的多元批评等诸多因素使经典遭遇危机。文学经典是文学的典范，经典遭遇危机，文学亦危也。文化研究的盛行使文学研究遭遇冷场，文学自然备受冷淡。在论述文学危机问题时，卡勒提到了一个理论家们都比较重视的观点：文学的“自反性”，它是一种作者力图提高或更新文学的实践，因此它总是隐含了对文学自身的反思[8]。因此，我们总能在小说中找到其他小说的影子，一部小说会因其他多部小说而重生。同样，在非文学文本中，我们也总能触摸到文学的灵魂：文学性。卡勒指出，之所以还讨论“文学是什么”这个话题，正是因为“理论突出了各类文本的文学性”[9]。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文学性”的普遍存在使得文学自身
具有了无限性。至于说文化研究对文学的冲击，我们不妨放到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考察，这也是卡勒比较关注的问题。
文化研究是什么？“文化研究就是以我们简称为‘理论’的范式作为理论指导所进行的实践活动”[10]。“文化研究研究各种文化实践和话语，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文学”[11]。它一方面把文化的产物作为“文本”来解读，另一方面将文学作品作为某种文化实践来研究。在卡勒看来，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什么是文学经典；分析文化对象的方法。[12]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和引导人们去关注电影、时尚、肥皂剧等通俗文化形式。不论这种研究是对通俗文化持批判或持赞赏的态度，都会分散对文学的关注度。另一方面，文化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又给传统经典增加了活力，人们可以从历史的、心理分析的、解构主义的等等多元的角度解读和阐释作品，使经典作品的内涵随时代而不断丰富，一些在历史上被忽略的作品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衡量文学好坏的标准问题。有学者指出，经典概念已经经过了“从实体性概念向功能型概念的转换，它是特定文化空间中的建构物，背后存在参与复杂博弈的各种势力”[13]。因此，传统的价值标准并非错误，布鲁姆对审美自主性的捍卫也无可厚非，但我们是否要慎重考虑一下经典概念背后的这诸种力量呢？卡勒指出了人们在对待这一问题时的反应：哪些作品应该成为研究对象，从来就不由“杰出的文学价值”来决定；杰出的文学价值的标准在实际应用的时候一直受到非文学标准的干扰；杰出的文学价值这个观点本身就一直是个值得争议的问题。[14]
卡勒认为，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并不一定是对立的。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文化研究代表着激进和反抗，文学研究则代表着保守。实际上，两者并没有本质上的矛盾，其差异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一个通俗，一个精英。而对通俗文化或精英文化的选择倾向与民族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卡勒以美国和英国的民族文化为例，美国的传统就是逃离文化，一直奉行平庸主义，因此，在美国研究通俗文化并无激进和反抗的意味，而有着高雅文化传统的英国则刚好相反。由此说明，两种研究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对立。在卡勒看来，两者主要的区别就是研究各类文化对象的方法问题，即不同的解读和分析模式的利弊问题。有一种担心就是：当文化研究不再是文学研究的叛逆者，它完全可以抛弃传统的文学分析的方法时，可能会变成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实质上，两种分析方法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现象都适用，并且，是否一定是鉴赏性的解读要优于表征分析是值得我们再考虑的。况且，我们对某部文学作品进行文化方面的思考并不表示它只是某个阶段的记录文件。在文化研究被学界普遍认可的今天，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二者完全可以和平共处，而文学的活力也不会因为文化研究的繁荣而枯萎。
四、当下意义
卡勒在对待文学理论问题上的开放姿态和智性思考应该说值得我国文学理论界学习和借鉴。反观我国的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历程，从新中国成立到八十年代初，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蔡仪的《文学概论》、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十四院校的《文学理论基础》均以苏联文艺理论教材为范本。八十年代后一直到现在流行的理论教材主要是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它仍然延续文学四要素的体例。理论体系自身已固化为密不透风的话语之“墙”。这种固化主要涉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关系问题。我们在上文谈到过卡勒对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两者关系的态度，即两者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并且，在本质上，“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15]。童庆炳的教材则主张两者的二元对立，在结构上虽有所突破但还是基本承袭苏联模式，对外部研究比较排斥，这无疑使得理论框架封闭保守。
卡勒曾指出理论具有自反性，这种自反性会促使它突破禁锢，重塑理论体系，中国一些文艺理论家就意在打破这种僵化体系。他们以卡勒、伊格尔顿等西方理论家为借鉴，同时结合本土经验推出一些新的文学理论教材。其中，南帆、刘小新、练暑生合著的《文学理论》、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在学界较有代表性。其中，正如卡勒在“福柯论性”中强调话语分析的重要性一样，南帆的理论教材也特别注重对文本的话语分析。它意图揭示文本意识形态的内涵，将文学放在整个社会话语光谱中来考察，并通过文学话语同其他话语共时的比较来凸显文学的特性。同时，该教材对文学的语言和形式系统也非常关注，此一关注又与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者，以及布鲁姆式的守旧派所痴迷的“形式”范畴有着较大的理论分野，它既要考察“形式”所隐含的意识形态内涵，又要敏锐地探查“形式”对于意识形态的祛蔽与破毁功能。这与卡勒所强调的文学功能的矛盾性不谋而合。在这一点上，陶本教材则过度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忽视了形式。应该说，南本教材在文学理论体系的突破和重构上作出了很大贡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理论到此为止，理论的自反性使它不可能具有永恒不变的金身，正如杰姆逊所说，理论的出现就是为了克服哲学在许多种真理上的物化。但就像其他事物一样，理论本身也有可能被物化[16]。当我们承认了理论的重要性时，就要力图将自身置于一个不断学习和改进的状态中去。在此意义上，卡勒的理论观更像一种指向未来的方法论。
注释：
[1][2][3][4][7][8][9][10][12][14][15][美]乔纳森·卡勒，李平译：《文学理论入门》，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5][美]哈罗德·布鲁姆，徐文博译：《影响的焦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9页。
[6]南帆，刘小新，练暑生：《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页。
[11]陈军：《“理论之死”属一相情愿——乔纳森·卡勒教授访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5月18日，第A04版。
[13]南帆：《文学经典、审美与文化权力博弈》，学术月刊，2012年，第1期。
[16]张旭东，杰姆逊：《专访杰姆逊：“理论已死”？理论何为？》，光明网-中华读书报http：//123.gmw.cn/2012-12/11/content_5974634.htm.
（郭福平 福建福州福建教育学院中文系 350001）
